凌永輝，劉志彪
南京大學商學院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總量規模還是在內部行業結構上，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仍相當滯後。這種現象發生的背後邏輯在於：出口導向戰略下的國際代工模式在供給層面上對國內本地化的服務業企業產生了正向的技術溢出效應，但同時也在需求層面上造成了負向的市場擠出效應，而且隨著全球化分工的深入，這種市場擠出效應正在逐漸超越技術溢出效應。據此，本文提出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服務業發展亟須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重要命題，主張依靠國內市場主體的有效需求為主導，虹吸國內外優質生產要素為我所用，在差異化的壟斷競爭中，促進當前及未來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服務業;出口導向;內需主導
JEL分類碼：O14
過去40年來，中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了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當中，服務業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最末產業一躍成為第一大產業，逐漸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典型事實似乎也符合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由中後期向後工業化階段轉換過程中，國民經濟必然出現服務化發展趨勢的客觀規律。但是，這一客觀規律在中國情境下的具體表徵是什麼？符合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嗎？在當前的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這些問題亟需得到科學回答。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事實，概括總結其歷史軌跡、內在邏輯，描述改革和開放在中國服務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服務業發展必須加快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命題，並對這一戰略的基本內涵、作用機制、實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分析。
一、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服務業發展的總體規模
1.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總量十分可觀
改革開放以來，受惠於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一些所謂的“寄生性”服務業部門也得以“平反”，開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統計數據顯示，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905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億元[1]，年均增長率達到18.1%，遠高於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這是繼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佔比之後，首次跨越50%大關，2017年這一比重繼續升至51.6%，中國的“服務經濟”時代由此開啟[2]。這一期間，服務業增加值佔比每年增加1.9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其比重呈現不斷加速上升趨勢[3]。
2.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未能充分發揮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要渠道（Xia, 2008）。自1978年以來，隨著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先上升後趨穩，服務業就業比重也表現出相對較快的上升趨勢，然而，中國服務業在吸納勞動方面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潛力。權威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高達33757萬人，相較於1978年的4890萬人，整整增長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比重也只有43.5%，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統計，2016年屬於發達國家的美國和日本，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分別高達81.3%和69.6%；屬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亞，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也分別達到了63.3%和63.6%。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就業的增長率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
（二）服務業發展的行業結構
1.專業化發展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實行優先發展物質生產部門（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國家戰略，因而服務業部門發展極其落後，門類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內嵌於物質生產部門當中，比如很多國有企業往往都設有食堂、幼兒園等等。但在1978年以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大量為生產活動進行服務的各種輔助性部門逐漸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部門，這樣一來，服務業從無到有，規模逐漸擴大，在專業化和規模化效應的作用下，勞動生產率獲得了快速提升。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的0.1851億元/萬人穩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億元/萬人，年均增長率達到11.4%。而且，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明顯加速上升的趨勢。
2.行業異質性導致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服務業作為一個龐大的部門，它所包含的行業是十分蕪雜的，表現在生產技術上也呈現很大差異（Huang, 2000）。這就決定了服務業具有很強的行業異質性。表1描述了1991年以來中國服務業內部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情況。從表1可以看出，房地產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間的均值分別高達102.5億元/萬人和129.0億元/萬人，在2006-2010年間的均值也達到了85.4億元/萬人和81.0億元/萬人，均遠遠超過其他服務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其中，教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兩個時期的均值分別只有5.8億元/萬人和11.3億元/萬人。進一步觀察表1可以發現，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工作，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十分低下，這或許與Baumol（1967）所說的服務業“成本病”有關，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的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亟待進一步加強。
[1]本文采用國內產業劃分標準來進行界定服務業，即基於GDP核算體系中的第三產業。
[2]根據Fuchs（1968）的研究，服務經濟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服務業產出超過總產出的一半以上。
[3]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庫。如無特別說明，後文均同。
"凌永輝，劉志彪
南京大學商學院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總量規模還是在內部行業結構上，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仍相當滯後。這種現象發生的背後邏輯在於：出口導向戰略下的國際代工模式在供給層面上對國內本地化的服務業企業產生了正向的技術溢出效應，但同時也在需求層面上造成了負向的市場擠出效應，而且隨著全球化分工的深入，這種市場擠出效應正在逐漸超越技術溢出效應。據此，本文提出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服務業發展亟須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重要命題，主張依靠國內市場主體的有效需求為主導，虹吸國內外優質生產要素為我所用，在差異化的壟斷競爭中，促進當前及未來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服務業;出口導向;內需主導
JEL分類碼：O14
過去40年來，中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了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當中，服務業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最末產業一躍成為第一大產業，逐漸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典型事實似乎也符合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由中後期向後工業化階段轉換過程中，國民經濟必然出現服務化發展趨勢的客觀規律。但是，這一客觀規律在中國情境下的具體表徵是什麼？符合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嗎？在當前的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這些問題亟需得到科學回答。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事實，概括總結其歷史軌跡、內在邏輯，描述改革和開放在中國服務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服務業發展必須加快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命題，並對這一戰略的基本內涵、作用機制、實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分析。
一、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服務業發展的總體規模
1.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總量十分可觀
改革開放以來，受惠於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一些所謂的“寄生性”服務業部門也得以“平反”，開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統計數據顯示，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905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億元[1]，年均增長率達到18.1%，遠高於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這是繼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佔比之後，首次跨越50%大關，2017年這一比重繼續升至51.6%，中國的“服務經濟”時代由此開啟[2]。這一期間，服務業增加值佔比每年增加1.9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其比重呈現不斷加速上升趨勢[3]。
2.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未能充分發揮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要渠道（Xia, 2008）。自1978年以來，隨著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先上升後趨穩，服務業就業比重也表現出相對較快的上升趨勢，然而，中國服務業在吸納勞動方面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潛力。權威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高達33757萬人，相較於1978年的4890萬人，整整增長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比重也只有43.5%，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統計，2016年屬於發達國家的美國和日本，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分別高達81.3%和69.6%；屬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亞，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也分別達到了63.3%和63.6%。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就業的增長率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
（二）服務業發展的行業結構
1.專業化發展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實行優先發展物質生產部門（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國家戰略，因而服務業部門發展極其落後，門類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內嵌於物質生產部門當中，比如很多國有企業往往都設有食堂、幼兒園等等。但在1978年以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大量為生產活動進行服務的各種輔助性部門逐漸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部門，這樣一來，服務業從無到有，規模逐漸擴大，在專業化和規模化效應的作用下，勞動生產率獲得了快速提升。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的0.1851億元/萬人穩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億元/萬人，年均增長率達到11.4%。而且，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明顯加速上升的趨勢。
2.行業異質性導致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服務業作為一個龐大的部門，它所包含的行業是十分蕪雜的，表現在生產技術上也呈現很大差異（Huang, 2000）。這就決定了服務業具有很強的行業異質性。表1描述了1991年以來中國服務業內部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情況。從表1可以看出，房地產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間的均值分別高達102.5億元/萬人和129.0億元/萬人，在2006-2010年間的均值也達到了85.4億元/萬人和81.0億元/萬人，均遠遠超過其他服務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其中，教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兩個時期的均值分別只有5.8億元/萬人和11.3億元/萬人。進一步觀察表1可以發現，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工作，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十分低下，這或許與Baumol（1967）所說的服務業“成本病”有關，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的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亟待進一步加強。
[1]本文采用國內產業劃分標準來進行界定服務業，即基於GDP核算體系中的第三產業。
[2]根據Fuchs（1968）的研究，服務經濟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服務業產出超過總產出的一半以上。
[3]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庫。如無特別說明，後文均同。
（三）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改革
1.從嚴格管制到逐漸放鬆
隨著1978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序幕的拉開，服務業的發展問題開始逐漸迴歸到中國的主流經濟研究中來。許多學者認為，服務業的相關問題研究應當和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等部門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Li, 1984; Liu and Yang, 1992）。在服務經濟理論取得了一定進展之後，1992年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標誌著中國服務業改革正式展開。但中國服務業改革走的也是一條“漸進式”變革之路，也即，按照先易後難的基本原則，推動服務業向市場化轉軌。在《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實施之後，國務院又在2007年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而且近年來還陸續出臺了家庭、養老、健康、文化創意等生活性服務業發展指導意見，2014年又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等等。通過對這些正式文件進行概括總結，可以看到：首先是開始建立和完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統計中的相關指標，為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其次是在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對外貿易、教育、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逐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再次有步驟地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最後是通過試點負面清單制度，真正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來加快推進服務業發展。
2.市場化改革任重道遠
儘管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使得服務業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的第一大產業。但是，從過去40年來的發展實踐來看，改革的成效還尚未充分顯示出來。究其原因，體制機制束縛仍然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以銀行業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業不僅存在著非常高的進入行政障礙，具有行政壟斷性質，而且還存在嚴重市場壟斷問題（Liu and Ling, 2018）。自2003年啟動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以來，國有商業銀行總資產佔銀行業資產總額中的比重，從55.5%下降到2016年的40.3%，但是幾大國有銀行的市場地位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改變[1]。而且，即使是在2015年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後，各地主要商業銀行在主管部門的指導下成立了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並通過該機制就存貸款利率浮動上、下限達成一致意見。顯然，此舉涉嫌價格合謀，違反《反壟斷法》。從某種程度上說，依靠成立具有壟斷嫌疑的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實際上又使利率市場化又回到原先的雙軌制中去了，而這也將導致商業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做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不能說服務業的體制機制束縛得到有效破除。中國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四）服務業發展的對外開放
1.服務貿易和FDI蓬勃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服務貿易獲得了蓬勃發展。圖1描繪了1982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金額及其佔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情況。從圖1可以發現，中國的服務貿易進程大致可以劃分三個階段：1982年至1991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剛剛起步，其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的44億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08億美元；1992年至2000年為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穩步持續增長，其佔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從1992年的1%增加到2000年的2.3%；2001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隨著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的服務貿易進入了一個增長的快車道，其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719億美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的7130億美元，15年間增長了近10倍。而且，近些年來中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在利用外資的結構上也出現了明顯的分野，製造業呈現小幅下降趨勢，服務業則表現出迅猛上升的特徵，中國的服務業正在成為吸引外資的新熱點，有利於優化宏觀經濟結構（Xia, 2008）。
[1]數據來源：利用歷年《中國金融年鑑》和《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中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到。
"凌永輝，劉志彪
南京大學商學院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總量規模還是在內部行業結構上，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仍相當滯後。這種現象發生的背後邏輯在於：出口導向戰略下的國際代工模式在供給層面上對國內本地化的服務業企業產生了正向的技術溢出效應，但同時也在需求層面上造成了負向的市場擠出效應，而且隨著全球化分工的深入，這種市場擠出效應正在逐漸超越技術溢出效應。據此，本文提出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服務業發展亟須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重要命題，主張依靠國內市場主體的有效需求為主導，虹吸國內外優質生產要素為我所用，在差異化的壟斷競爭中，促進當前及未來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服務業;出口導向;內需主導
JEL分類碼：O14
過去40年來，中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了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當中，服務業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最末產業一躍成為第一大產業，逐漸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典型事實似乎也符合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由中後期向後工業化階段轉換過程中，國民經濟必然出現服務化發展趨勢的客觀規律。但是，這一客觀規律在中國情境下的具體表徵是什麼？符合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嗎？在當前的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這些問題亟需得到科學回答。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事實，概括總結其歷史軌跡、內在邏輯，描述改革和開放在中國服務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服務業發展必須加快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命題，並對這一戰略的基本內涵、作用機制、實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分析。
一、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服務業發展的總體規模
1.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總量十分可觀
改革開放以來，受惠於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一些所謂的“寄生性”服務業部門也得以“平反”，開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統計數據顯示，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905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億元[1]，年均增長率達到18.1%，遠高於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這是繼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佔比之後，首次跨越50%大關，2017年這一比重繼續升至51.6%，中國的“服務經濟”時代由此開啟[2]。這一期間，服務業增加值佔比每年增加1.9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其比重呈現不斷加速上升趨勢[3]。
2.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未能充分發揮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要渠道（Xia, 2008）。自1978年以來，隨著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先上升後趨穩，服務業就業比重也表現出相對較快的上升趨勢，然而，中國服務業在吸納勞動方面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潛力。權威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高達33757萬人，相較於1978年的4890萬人，整整增長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比重也只有43.5%，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統計，2016年屬於發達國家的美國和日本，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分別高達81.3%和69.6%；屬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亞，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也分別達到了63.3%和63.6%。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就業的增長率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
（二）服務業發展的行業結構
1.專業化發展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實行優先發展物質生產部門（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國家戰略，因而服務業部門發展極其落後，門類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內嵌於物質生產部門當中，比如很多國有企業往往都設有食堂、幼兒園等等。但在1978年以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大量為生產活動進行服務的各種輔助性部門逐漸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部門，這樣一來，服務業從無到有，規模逐漸擴大，在專業化和規模化效應的作用下，勞動生產率獲得了快速提升。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的0.1851億元/萬人穩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億元/萬人，年均增長率達到11.4%。而且，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明顯加速上升的趨勢。
2.行業異質性導致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服務業作為一個龐大的部門，它所包含的行業是十分蕪雜的，表現在生產技術上也呈現很大差異（Huang, 2000）。這就決定了服務業具有很強的行業異質性。表1描述了1991年以來中國服務業內部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情況。從表1可以看出，房地產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間的均值分別高達102.5億元/萬人和129.0億元/萬人，在2006-2010年間的均值也達到了85.4億元/萬人和81.0億元/萬人，均遠遠超過其他服務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其中，教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兩個時期的均值分別只有5.8億元/萬人和11.3億元/萬人。進一步觀察表1可以發現，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工作，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十分低下，這或許與Baumol（1967）所說的服務業“成本病”有關，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的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亟待進一步加強。
[1]本文采用國內產業劃分標準來進行界定服務業，即基於GDP核算體系中的第三產業。
[2]根據Fuchs（1968）的研究，服務經濟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服務業產出超過總產出的一半以上。
[3]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庫。如無特別說明，後文均同。
（三）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改革
1.從嚴格管制到逐漸放鬆
隨著1978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序幕的拉開，服務業的發展問題開始逐漸迴歸到中國的主流經濟研究中來。許多學者認為，服務業的相關問題研究應當和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等部門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Li, 1984; Liu and Yang, 1992）。在服務經濟理論取得了一定進展之後，1992年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標誌著中國服務業改革正式展開。但中國服務業改革走的也是一條“漸進式”變革之路，也即，按照先易後難的基本原則，推動服務業向市場化轉軌。在《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實施之後，國務院又在2007年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而且近年來還陸續出臺了家庭、養老、健康、文化創意等生活性服務業發展指導意見，2014年又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等等。通過對這些正式文件進行概括總結，可以看到：首先是開始建立和完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統計中的相關指標，為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其次是在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對外貿易、教育、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逐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再次有步驟地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最後是通過試點負面清單制度，真正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來加快推進服務業發展。
2.市場化改革任重道遠
儘管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使得服務業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的第一大產業。但是，從過去40年來的發展實踐來看，改革的成效還尚未充分顯示出來。究其原因，體制機制束縛仍然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以銀行業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業不僅存在著非常高的進入行政障礙，具有行政壟斷性質，而且還存在嚴重市場壟斷問題（Liu and Ling, 2018）。自2003年啟動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以來，國有商業銀行總資產佔銀行業資產總額中的比重，從55.5%下降到2016年的40.3%，但是幾大國有銀行的市場地位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改變[1]。而且，即使是在2015年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後，各地主要商業銀行在主管部門的指導下成立了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並通過該機制就存貸款利率浮動上、下限達成一致意見。顯然，此舉涉嫌價格合謀，違反《反壟斷法》。從某種程度上說，依靠成立具有壟斷嫌疑的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實際上又使利率市場化又回到原先的雙軌制中去了，而這也將導致商業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做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不能說服務業的體制機制束縛得到有效破除。中國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四）服務業發展的對外開放
1.服務貿易和FDI蓬勃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服務貿易獲得了蓬勃發展。圖1描繪了1982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金額及其佔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情況。從圖1可以發現，中國的服務貿易進程大致可以劃分三個階段：1982年至1991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剛剛起步，其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的44億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08億美元；1992年至2000年為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穩步持續增長，其佔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從1992年的1%增加到2000年的2.3%；2001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隨著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的服務貿易進入了一個增長的快車道，其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719億美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的7130億美元，15年間增長了近10倍。而且，近些年來中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在利用外資的結構上也出現了明顯的分野，製造業呈現小幅下降趨勢，服務業則表現出迅猛上升的特徵，中國的服務業正在成為吸引外資的新熱點，有利於優化宏觀經濟結構（Xia, 2008）。
[1]數據來源：利用歷年《中國金融年鑑》和《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中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到。
凌永輝，劉志彪
南京大學商學院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總量規模還是在內部行業結構上，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仍相當滯後。這種現象發生的背後邏輯在於：出口導向戰略下的國際代工模式在供給層面上對國內本地化的服務業企業產生了正向的技術溢出效應，但同時也在需求層面上造成了負向的市場擠出效應，而且隨著全球化分工的深入，這種市場擠出效應正在逐漸超越技術溢出效應。據此，本文提出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服務業發展亟須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重要命題，主張依靠國內市場主體的有效需求為主導，虹吸國內外優質生產要素為我所用，在差異化的壟斷競爭中，促進當前及未來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服務業;出口導向;內需主導
JEL分類碼：O14
過去40年來，中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了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當中，服務業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最末產業一躍成為第一大產業，逐漸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典型事實似乎也符合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由中後期向後工業化階段轉換過程中，國民經濟必然出現服務化發展趨勢的客觀規律。但是，這一客觀規律在中國情境下的具體表徵是什麼？符合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嗎？在當前的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這些問題亟需得到科學回答。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事實，概括總結其歷史軌跡、內在邏輯，描述改革和開放在中國服務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服務業發展必須加快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命題，並對這一戰略的基本內涵、作用機制、實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分析。
一、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服務業發展的總體規模
1.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總量十分可觀
改革開放以來，受惠於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一些所謂的“寄生性”服務業部門也得以“平反”，開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統計數據顯示，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905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427032億元[1]，年均增長率達到18.1%，遠高於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這是繼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佔比之後，首次跨越50%大關，2017年這一比重繼續升至51.6%，中國的“服務經濟”時代由此開啟[2]。這一期間，服務業增加值佔比每年增加1.9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其比重呈現不斷加速上升趨勢[3]。
2.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未能充分發揮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要渠道（Xia, 2008）。自1978年以來，隨著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先上升後趨穩，服務業就業比重也表現出相對較快的上升趨勢，然而，中國服務業在吸納勞動方面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潛力。權威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高達33757萬人，相較於1978年的4890萬人，整整增長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比重也只有43.5%，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統計，2016年屬於發達國家的美國和日本，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分別高達81.3%和69.6%；屬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亞，其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也分別達到了63.3%和63.6%。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就業的增長率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
（二）服務業發展的行業結構
1.專業化發展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實行優先發展物質生產部門（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國家戰略，因而服務業部門發展極其落後，門類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內嵌於物質生產部門當中，比如很多國有企業往往都設有食堂、幼兒園等等。但在1978年以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大量為生產活動進行服務的各種輔助性部門逐漸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部門，這樣一來，服務業從無到有，規模逐漸擴大，在專業化和規模化效應的作用下，勞動生產率獲得了快速提升。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的0.1851億元/萬人穩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億元/萬人，年均增長率達到11.4%。而且，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明顯加速上升的趨勢。
2.行業異質性導致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服務業作為一個龐大的部門，它所包含的行業是十分蕪雜的，表現在生產技術上也呈現很大差異（Huang, 2000）。這就決定了服務業具有很強的行業異質性。表1描述了1991年以來中國服務業內部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情況。從表1可以看出，房地產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最高，二者在2011-2015年間的均值分別高達102.5億元/萬人和129.0億元/萬人，在2006-2010年間的均值也達到了85.4億元/萬人和81.0億元/萬人，均遠遠超過其他服務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其中，教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兩個時期的均值分別只有5.8億元/萬人和11.3億元/萬人。進一步觀察表1可以發現，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工作，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十分低下，這或許與Baumol（1967）所說的服務業“成本病”有關，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的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亟待進一步加強。
[1]本文采用國內產業劃分標準來進行界定服務業，即基於GDP核算體系中的第三產業。
[2]根據Fuchs（1968）的研究，服務經濟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服務業產出超過總產出的一半以上。
[3]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庫。如無特別說明，後文均同。
（三）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改革
1.從嚴格管制到逐漸放鬆
隨著1978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序幕的拉開，服務業的發展問題開始逐漸迴歸到中國的主流經濟研究中來。許多學者認為，服務業的相關問題研究應當和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等部門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Li, 1984; Liu and Yang, 1992）。在服務經濟理論取得了一定進展之後，1992年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標誌著中國服務業改革正式展開。但中國服務業改革走的也是一條“漸進式”變革之路，也即，按照先易後難的基本原則，推動服務業向市場化轉軌。在《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實施之後，國務院又在2007年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而且近年來還陸續出臺了家庭、養老、健康、文化創意等生活性服務業發展指導意見，2014年又頒佈了《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等等。通過對這些正式文件進行概括總結，可以看到：首先是開始建立和完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統計中的相關指標，為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其次是在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對外貿易、教育、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逐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再次有步驟地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最後是通過試點負面清單制度，真正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來加快推進服務業發展。
2.市場化改革任重道遠
儘管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使得服務業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的第一大產業。但是，從過去40年來的發展實踐來看，改革的成效還尚未充分顯示出來。究其原因，體制機制束縛仍然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以銀行業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業不僅存在著非常高的進入行政障礙，具有行政壟斷性質，而且還存在嚴重市場壟斷問題（Liu and Ling, 2018）。自2003年啟動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以來，國有商業銀行總資產佔銀行業資產總額中的比重，從55.5%下降到2016年的40.3%，但是幾大國有銀行的市場地位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改變[1]。而且，即使是在2015年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後，各地主要商業銀行在主管部門的指導下成立了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並通過該機制就存貸款利率浮動上、下限達成一致意見。顯然，此舉涉嫌價格合謀，違反《反壟斷法》。從某種程度上說，依靠成立具有壟斷嫌疑的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實際上又使利率市場化又回到原先的雙軌制中去了，而這也將導致商業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做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不能說服務業的體制機制束縛得到有效破除。中國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四）服務業發展的對外開放
1.服務貿易和FDI蓬勃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服務貿易獲得了蓬勃發展。圖1描繪了1982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金額及其佔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情況。從圖1可以發現，中國的服務貿易進程大致可以劃分三個階段：1982年至1991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剛剛起步，其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的44億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08億美元；1992年至2000年為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穩步持續增長，其佔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從1992年的1%增加到2000年的2.3%；2001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隨著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的服務貿易進入了一個增長的快車道，其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719億美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的7130億美元，15年間增長了近10倍。而且，近些年來中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在利用外資的結構上也出現了明顯的分野，製造業呈現小幅下降趨勢，服務業則表現出迅猛上升的特徵，中國的服務業正在成為吸引外資的新熱點，有利於優化宏觀經濟結構（Xia, 2008）。
[1]數據來源：利用歷年《中國金融年鑑》和《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中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到。
二、改革開放以來服務業發展的內在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在總體規模、行業結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多個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仍然是相當滯後的。造成這種情況的關鍵因素在於長期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從供給視角來看，以國際代工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為國內本地化的服務業企業帶來了可供模仿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產生了正向的溢出效應；從需求視角來看，這種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所引入的外商企業基本上是縱向一體化的跨國公司，其所需的配套服務也大多由外商提供，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對本地化的服務業企業造成了負向的擠出效應。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服務業就是在這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下艱難成長起來的。
（一）出口導向中的技術溢出效應
技術溢出是指技術在跨國公司技術源與東道國技術接受企業之間的非自願擴散，其實質是一種經濟外部效應。通過這種技術擴散，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或生產力能夠取得跨越式進步。隨著全球化分工的深入演變，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上的比較優勢迅速融入到了全球價值鏈當中，形成了以國際代工模式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應該說，由於中國本土企業與國際先進企業之間客觀存在的巨大技術鴻溝，這種先選擇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進行國際代工的企業戰略，不失為一種避開發達國家阻斷中國企業融入國際產業分工的次優路徑。在這一過程當中，外商企業將會通過直接和間接途徑對本土服務業企業產生技術溢出。從直接途徑來看，一方面，外商企業的高技術效率會對地企業產生示範效應，其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將被本土企業直接進行復制或模仿，包括企業的研發能力、品牌運作能力、產業鏈的管理能力等。譬如美國沃爾瑪公司在墨西哥子公司發展冷鏈（Cold Chain）技術，引發墨西哥本土零售商也先後發展這個技術，即示範效應產生技術溢出（Iacovone et al., 2009）。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生產過程中需要對本地化的勞動者進行專業化培訓，而這些勞動者可能會在學習到專業技能、市場營銷網絡或管理能力後，“跳槽”到本土服務業企業擔任重要職位，此即所謂的人才流動效應。可見，不論是示範效應還是人才流動效應，都將使得本土服務業企業從外商企業引進過程中獲益良多。但除此之外，外商企業也還會通過一些間接途徑對本土服務業企業產生技術溢出。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幾乎所有企業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組織結構，服務和生產環節是一體的，這種企業組織方式帶來了非常嚴重的效率損失。而改革開放後實施了較為全面的出口導向政策，外商企業在高度專業化分工機制的作用下，通過服務外包方式向東道國進行服務產業轉移，從而刺激本土服務業企業大量地從製造企業中專業化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產業部門。外商企業對本土服務業企業的這種技術溢出往往是比較隱性的，對本土服務業企業的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都會產生不小的影響。
（二）出口導向中的市場擠出效應
然而，在出口導向的國際代工模式下，中國的本土產業也陷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陷阱中了，加上近年來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本土設立研發中心，利用其技術、資金等優勢形成了對國內本土生產性服務市場的供給壟斷，在很大程度上擠出了本土服務業企業（Ling et al., 2018）。正如所指出的，國際代工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封閉的網絡生產體系，製造業的繁榮並沒有形成本土生產性服務業的市場需求，反而對生產性服務業造成了嚴重的市場擠壓（Jiang and Liu, 2010）。而且，這種由於出口導向戰略所導致的本土服務市場擠出效應，還具有產業層面上的雙重疊加性質。具體而言，一方面是從製造業角度來看，外商大量投資製造業，將其處於衰退期的或者處於價值鏈低端的製造環節轉移至東道國，必然會在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等領域與服務業形成全方位競爭[1]。特別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力資源，往往偏好進入所謂的“外企”工作，這將導致服務業發展（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缺乏足夠的人才支撐，服務外包也被鎖定在一些低附加值環節。另一方面，從服務業角度來看，由於不同國家間政府管制、文化壁壘的存在，外商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進入東道國可能面臨著信息障礙，因此，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就傾向於跟隨母國的下游製造業企業進入東道國（Raff and Von der Ruhr, 2001）。這樣一來，外商服務業企業將在地域上形成聯動效應進而滿足外商製造業企業的服務需求（Jiang, 2014）。國家權威數據統計顯示，2016年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高達838.9億美元，佔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的66.6%，而這一數字在中國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初只有20.3%（2002年），14年來年均增長率達到8.9個百分點[2]。這表明，日益擴大的服務業外商投資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出口導向戰略下的國際代工對本地服務業企業產生的市場擠出效應。
三、新時代背景下服務業發展的戰略轉變
上述經驗分析表明，出口導向型戰略是中國過去服務業發展的內在邏輯，在分工不斷深化的作用下，它所引致的市場擠出效應正在逐漸超越技術溢出效應。因此，這一戰略斷然不可持續，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戰略必須從出口導向型戰略加快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促進服務業由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發展轉變。可以說，實行基於內需經濟的服務業發展戰略，無疑是中國從工業化中後期階段向後工業階段實現過渡的主要路徑。這當中主要有三個問題需要分析：一是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基本內涵是什麼；二是內需主導型戰略對服務業發展有著怎樣的作用機制；三是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實施前提有哪些。本文接下來將對這些關鍵問題進行剖析。
（一）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基本內涵
內需的概念，從狹義上理解是指“對國內商品和勞務的需求”，它涉及的是國內產出品與進口品的競爭替代問題；從廣義上理解則是指“來自國內的對商品和勞務的需求”，涉及的是有效需求來源於國內還是國外的問題（Liu, 2013）。內需的這種狹義和廣義之分，其實是來自於微觀視角和宏觀視角的差異。就本文而言，內需更強調宏觀視角下的廣義理解。為此，我們認為，內需主導型戰略的本質內涵就是依靠國內市場主體的有效需求為主導，虹吸國內外優質生產要素為我所用，以促進產業創新和發展。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國內人口規模、城市化進程等都無一不顯示出巨量的市場潛能。當國內市場主體的這種潛能被激活並形成有效需求時，中國經濟完全能夠以內需為主導實現質量型增長。一方面，大國經濟的內需市場具有“規模效應”，能夠虹吸全球創新要素在國內形成集聚，既服務於傳統制造業升級，也促進現代服務業加速發育。另一方面，大國經濟的內需市場還具有“競爭效應”，能夠促進產品或服務的多樣化和差異化，既有利於契合當前的個性化定製潮流，也有利於避開發達國家的同質競爭，從而攀升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實際上，美國經濟在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的崛起，走的就是一條以內需為主導的發展道路，其特點表現為宏觀層面的國內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微觀層面的企業存在強烈的內向傾向（Jia, 2011）。
但必須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內需主導型戰略並非等同於所謂的“閉關鎖國”，內需主導與經濟全球化之間並不矛盾。從學理上說，內需主導型戰略既能以開放的方式進行，如進口國外要素在國內加工並在國外銷售；也能以封閉的方式進行，如在國內完成產業鏈的整個價值增殖過程，不與國際經濟發生任何聯繫（Liu, 2012）。事實上，美國經濟崛起所走的內需主導型發展道路，選擇的就是高關稅保護下的封閉方式[3]。但是，當前時代的全球化市場分工不斷向縱深發展，產品、服務、要素等國際間流動極其頻繁，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逆的。從這一點來看，實行保護主義並不現實。因此，中國轉向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不僅不會與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行動相沖突，反而更應該積極主動地實施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Dai and Zhang, 2018）。
（二）內需主導型戰略的作用機制
如所周知，在出口導向型的國際代工模式中，外商牢牢控制著以現代服務為代表的中間需求，本土服務業發育的土壤被抽離了。不同於出口導向型戰略對中國服務業產生巨大的市場擠出效應，在內需主導型戰略下，服務業的發展不會受到這種市場擠出的影響。此中緣由在於：①從服務業發展的供給推動來看，內需主導型戰略是以國內市場主體的需求為導向，在內需驅動的國內經濟大循環中促進差異化的壟斷競爭，實現價值鏈“鏈主”的培育。對於異質性較強的服務業而言，這種內需驅動作用更為顯著。這是由於在整條價值鏈條中，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環節均代表了“微笑曲線”高附加值的兩端，兩者都屬於服務業範疇，而且這些環節尤其強調差異化競爭。因此，內需導向將刺激國內本土的服務業企業向這些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集聚。而且，在大國經濟中，這些本土服務業企業可以憑藉規模效應，有效地降低向價值鏈高端環節集聚的成本。②從服務業發展的需求拉動來看，出口導向戰略下的國際代工模式雖然促進了製造的全球化，但無法為服務業全球化提供動力，從而導致中國服務業發展具有典型的本地化特徵。與此相反，如果轉向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則有利於利用我國龐大製造業的“市場需求”優勢，在發展先進製造、智能製造的基礎上，通過產業間的互動協調效應，拉動中國服務業的質量型發展。
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主導型，是要在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價值鏈之外，另行構建中國本土企業主導的價值鏈，其形式既可以是國內（區域）價值鏈，也可以是全球價值鏈。但不論何種形式，本土服務業企業有了可以發展的市場基礎。實際上，由於母市場效益（Home-Market Effects），極大的國內市場需求會大國成為差異化產品的淨出口國（Krugman,1980; Helpman and Krugman, 1985）。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貿易形式的出口也將會大幅增加，本土服務業也就獲得了一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加速器”。
（三）內需主導型戰略的實施前提
內需主導型戰略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作為大國經濟的內需潛能被有效激活，其中的關鍵是真正建立起國內統一市場。尤其是對於價格普遍較高的服務業而言，形成以收入均等化為特徵的大規模國內市場至關重要。這當中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投資需求的“有形之手”問題。長期以來，投資需求是驅動中國經濟和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但由於受到過去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這種投資驅動帶有強烈的行政干預色彩。譬如，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之下往往會利用“有形之手”干預投資偏向製造業，尤其是一些在短期內刺激GDP增長的高能耗、高汙染行業；而對服務業投資比重偏低，即使在服務業中又偏重房地產業；甚至在一些新興產業中，地方政府也常常“一哄而上”，最終導致嚴重的產業同構和產能過剩問題。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主要原因還在於行政分割，具體表現為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的雙重壁壘。在產品市場上，地方保護主義盛行，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務進入本地市場，在菸酒、食鹽等財政支柱行業表現尤為明顯。甚至在一些品牌連鎖經營中，由於總店和門店不在同一個本地市場，於是就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進行雙層繳稅，這樣一來，就加重了企業的運營成本，極其不利於實體經濟振興。在要素市場上，勞動力受到戶籍、公共福利等影響難以在地區間實現自由流動，基礎設施建設在不同地區間經常出現互不配套、不銜接、不通暢等問題，從而造成中國國內市場的嚴重“碎片化”。因此，實施內需主導型戰略必須明晰地界定政府權力邊界，防止“有形之手”過度干預和扭曲市場投資配置效率。二是消費需求的“消失之謎”問題。中國的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不足，固然有統計分類差異的原因[4]，但根本上還是由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結構所導致。一方面，人口城市化的滯後拖累了消費需求增長。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8000-10000美元時，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將達到75%左右。2016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8620美元，但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41.2%，其損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規模預計達31609億元之巨，高達當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9.51%（Zhou, 2017）。另一方面，城鄉土地產權的二元體制，不利於農民消費需求增長。在現行土地制度下，農民個體對土地是沒有所有權的，而只有使用權，這就決定了其無權出售和抵押土地，而且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產權又容易造成土地權屬關係不明晰。因此，這些資產是無法轉化為財富的“死”資產，農民無法分享城市化帶來的發展成果，其消費力也就被大大地限制了。
四、服務業轉向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的政策取向
通過對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服務業發展的歷史軌跡及其內在邏輯的梳理和分析，我們認為，從出口導向型戰略轉向內需主導型戰略對未來實現服務業的質量型發展極其重要。為此，本文提出服務業轉向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的幾點政策取向：
第一，加快推進國內統一市場建設，切實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在宏觀上，政府應該積極完善有利於市場統一的法律法規、產業政策等，通過司法體系改革、交通運輸、互聯網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促進地區間互聯互通；在微觀上，政府應該大力拆除中小服務業企業進入的“旋轉門”、“玻璃門”等，鼓勵企業間組建大規模聯合組織，通過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積極整合農村市場初級產品與城鎮市場高附加值產品的產業鏈。
第二，加快建設新型城鎮化，釋放國內需求潛能。新型城鎮化的“新”體現在提升城市的市民幸福、公共福利等內涵層面，內在地要求了戶籍、土地和財政制度必須進行聯動改革：一是建立和完善全民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剝離與戶籍掛鉤的利益分配功能，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全面落實農村土地確權工作，儘快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探索城鄉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互換機制；三是主動改革財稅體制機制，考慮試點實施全面的財產稅，積極研究針對所有財產及其保有、獲得、轉讓等各個環節應該徵收的合適稅率，從而拓寬稅基、穩定稅收。
第三，注重發揮服務業與製造業之間的產業互動作用，在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的過程中，建設現代化的服務業經濟體系。世界各國的發展事實表明，在工業化中後期向後工業化時期過渡的階段，服務業與製造業之間的產業互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倘若忽視這種產業互動，一味地推崇經濟服務化必然導致“產業空心化”，陷入拉美國家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果能夠在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過程中，充分發揮產業互動作用，也就能夠為服務業的質量型發展奠定堅實的產業支撐。
第四，積極抓住“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歷史機遇，構建內需主導型全球價值鏈，促進服務業實現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一方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設互利合作平臺，在運輸服務、旅遊服務、通信服務、金融服務等開展全方位的國際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差異化的工業化階段形成了典型的產業梯度，有利於構建內需主導型全球價值鏈，促進中國服務業企業“走出去”。
[1]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處於衰退期的製造環節之所以能夠進行國際轉移，而且還能夠在發展中國家虹吸大量的高級生產要素，主要是因為按照經典的產業生命週期理論，由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技術落差，在發達國家處於衰退期的產業，在發展中國有可能正處於成長或成熟期。
[2]這裡的外商直接投資都是實際使用金額，數據來源於2003年和2017年《中國統計年鑑》。
[3]美國自內戰發生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其工業製成品的進口關稅長期保持在40%到50%之間。參見Jia（2011）。
[4]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房改後的居民購房支出激增，但是統計分類方法把居民的購建房支出歸類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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