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些重要會議、重要場合多次強調：“要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世情和國情的深刻把握。正確理解和把握這個“大變局”，我們應深刻思考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中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從而認清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髮展機遇。
一、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縱觀百餘年來，世界所發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國家間政治經濟聯繫達到百年未有之緊密。各國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氣候變化、文明衝突、全球治理、貿易規則、恐怖主義等全球性議題的複雜性、長期性，使得任何國家都沒有辦法單獨應對。以經濟問題為例，一百年前，商品和貨物貿易是主流，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宗主國與其殖民地之間。如今，服務貿易和產品內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主流，南南貿易、南北貿易齊頭並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互為投資對象，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實現所有商品的生產製造並佔據全球價值鏈的所有環節。自由貿易使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貿易的80%由全球價值鏈貢獻。企業間、國家間的緊密聯繫和彼此依賴達到脣亡齒寒的程度。
2.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南北國家實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許多新興經濟體國家在一百年前尚沒有實現民族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宗主國─殖民地體系牢牢把控全球生產、貿易和資源供給，“南方”國家完全處於受剝削、壓迫和控制的從屬地位，僅歐洲就掌控了接近2/3的全球貿易以及超過2/3的全球投資。“二戰”後隨著殖民體系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擺脫了身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奪奴役狀態，實現了政治、經濟獨立和國家自主發展。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國家實現群體性崛起，佔全球經濟比重顯著提升，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的74%由發展中國家貢獻。根據2018年7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數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接近40%。如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10年後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發表的《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戰略選擇》課題報告中預測，到2035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並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3.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與全球治理格局發生了巨大改變。近現代以來的世界發展進程中，西方國家一直掌握著全球治理的主導權，包括聯合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等政治、經濟組織以及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金融體系，都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的。進入21世紀以後，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推動下，這種狀態發生了變化。全球治理格局取決於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變革源於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0月l2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伴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地位上升，涵括髮展中國家在內的G20（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作用日益突出，已經代替此前的西方七國集團（G7）峰會，二十國集團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該集團的GDP佔全球經濟的90%，貿易額佔全球的80%，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全球治理機制之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由西方國家主導向西方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共治轉變。世界政治舞臺出現了非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性國際機制，例如，金磚國家集團、上海合作組織等，對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正在產生重大影響。
4.國際關係內涵發生深刻變化。首先，非國家行為體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能夠影響國際事務的行為體不再限於傳統主權國家。在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除150多個國家領導人出席外，各類經濟和金融利益集團，地區、城市、非政府組織、宗教和精神領袖等紛紛建言獻策，所提方案得到認可和採納，這和一百年前國際會議召開時只有代表國家的參會者截然不同。其次，國際規範的規制作用增大。當今世界有5萬多個國際組織，形成了覆蓋範圍極大的規則、決議和標準，想走進國際社會的國家，必須遵循相關法律和條例。國際規範如無數條標尺，無時無刻不在度量國家行為。相比而言，1918年前後國際組織寥寥無幾，只有美洲國家組織（1889年成立）和國際聯盟（1920年成立）等具有一定影響力。當今世界，國際法的制定除了政治家的參與外，還有像馬拉拉、姚明、貝克漢姆等來自各行各業的參與者。
5.普通民眾思想達到百年未有之解放。一百年前，傳播媒介匱乏、跨文化交流受限、社會發展模式單一、科學和理論普及程度較低等因素，制約了普通民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認知水平。如今，世界各國發展的豐富實踐，為人類提高認識水平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基礎，高等教育普及、數字技術發展、新聞傳媒工具日新月異、知識獲取效率提升、信息獲取成本降低，普通民眾愈加思想解放。多數國家普通民眾政治參與積極性前所未有提高，政治參與和表達方式前所未有多樣化。與此同時，思想碰撞也日趨激烈，各種思潮在國家間廣泛傳播，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風險迅速積聚，大幅增加了政治運轉、社會管理和國家治理的複雜度和難度。
二、中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中國在過去百餘年間同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的近一個世紀裡，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今天，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三個前所未有”科學論斷清晰地刻畫了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
1.中國發展速度之快，影響之深遠百年未有。以2018年經濟總量為例，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16.7%，是美國的66.3%，相當於印度、巴西、南非、俄羅斯總和的1.72倍。近年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年均30%以上。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科技創新和重大工程捷報頻傳。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我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國還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和能源資源產品的主要進口國，同時也是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資目的地。
2.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中正在迎頭趕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度重視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2017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越南峴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多次提及科技革命和科技創新，強調我們正迎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增長動能將被科技深刻改變。在18世紀蒸汽機和機械革命與19世紀電力和運輸革命中，中國沒有參與；在20世紀電子和信息革命中，中國部分參與；在目前正醞釀的以人工智能、物聯網、能源互聯網、生命創制等為核心的科技革命上，中國正在“彎道超車”。百年來，中國首次處在科技創新的風口浪尖。
3.中國已成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積極推動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不僅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入資金，向面臨困難的國家伸出援手，還以自己堅實穩定的增長，與新興市場國家一道支撐起全球經濟復甦的希望。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中，首次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大一般性辯論時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在2017年12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2018年4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時指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這些理念表明，中國的發展強大和民族復興與世界的發展與和平緊密相連，中國願意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也日益增大，中國對國際社會未來發展的深刻思考和議題引領體現了大國擔當，承擔了應有的國際責任。例如，在安全領域，中國在解決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上展現出的責任意識有目共睹，在穩定地區形勢、降低安全風險方面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此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如抗擊埃博拉病毒、全球氣候治理、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中國都展現出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願意為國際社會承擔更大責任的積極形象。
三、認清大變局之“變”，關鍵是為了“我們怎麼辦”
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2019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由此可見，認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點在深刻認識“世界怎麼了”，落腳點應該在“我們怎麼辦”。
1.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一方面，繼續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產品，如“一帶一路”倡議、絲路基金、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樹立大國擔當； 另一方面，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現實問題需要，推動全球治理向著有利於經濟全球化的方向變革。當前，國家間緊密的政治經濟聯繫，使主要大國爆發全局性衝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各國進行政策溝通和合作的必要性大為增強，這為中國戰略機遇期的維持提供了重要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保持戰略機遇期，就是要繼續加深和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廣泛交流，主動參與全球治理，通過有意識的改革和完善國際規則，主動構建戰略機遇期。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不僅積極提供公共產品，而且以身作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從“一帶一路”峰會到金磚峰會，從博鰲論壇到達沃斯論壇，從二十國集團峰會到APEC峰會，包括髮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對中國積極擴大開放的舉措和維護自由貿易的決心讚賞不已，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朋友圈”前所未有的強大。中國所開展的一系列首腦外交和主場外交活動，成為實現自身發展、承當國際責任、分享治理理念的重要國際舞臺。
2.推動實施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及國家的前途命運，對中國而言，關係到能否實現“兩個百年目標”。這些，都要有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取決於生產力和技術創新。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明確指出：“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當今世界，各個國家都在出臺各種各樣的科技發展戰略，競相爭奪科技制高點，如德國的工業4.0以及“國家工業戰略2030”，日本的“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美國的“未來工業發展計劃”等等，中國能否在新科技革命的激烈競爭中勇立潮頭，取決於科技發展戰略能否順利實施、科技創新制度是否完善、科技人員培養體系是否科學。走創新發展之路，科技戰略、創新制度、人才體系缺一不可。
3.倡導“和而不同”的發展理念，應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發展戰略競爭。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向全世界證明了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沒有哪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可以複製，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開出的所謂普世“藥方”只能是一廂情願。與“華盛頓共識”的僵硬、教條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所倡導的以體制創新、大膽實踐、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等為特點的發展理念，更加開放和多元。這是阻斷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粹主義等的有效辦法。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都根據自身對地區和世界發展態勢的理解，提出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對外戰略，包括日本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係”計劃，印度的“東方行動”計劃，美國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還有美日澳印共同提出的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印太戰略。這些戰略代表著各個國家對自身、對未來以及對其他國家的認知，是各國國家利益和經濟、政治、軍事目標的集中體現。對此，我們應加強針對性調研，探索與相關發展戰略合作的可能性。
4.將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和人口優勢，作為化解國內外各種風險的有效防線，提升防範應對各類風險挑戰的水平。美國當前的霸主地位，部分原因在於其仍是世界上最大進口市場和產品消費國。2018年，在世界GDP增長接近3%的情況下，全球貨物出口佔總產出的比例降到了22.5%。這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主要原因是中國等新興國家日益擴大的市場消化了自身的產出，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口額可能超過美國，世界消費市場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轉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擴大進口和開放，一方面契合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和市場實力，龐大的市場規模和人口優勢是二者有機結合的基礎。當前，我們要把中國市場的規模優勢研究清楚，利用好、規劃好這個優勢。
總之，大變局在帶來大變數的同時，也帶來了大機遇。大變局之中，既有亂局之擾、困局之難，也是佈局之時、破局之機。只有深刻把握時代發展變化的趨勢以及中外各國的發展優勢、劣勢，才能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窺見百年未有之大機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週年座談會上指出的：“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們要具備戰略眼光，樹立全球視野，既要有風險憂患意識，又要有歷史機遇意識，努力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航向。”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王俊生 秦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