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天量M2誘發經濟貨幣化
作為廣義貨幣，M2在經濟總量中佔比過高，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貨幣化程度高，背後反映的是大量貨幣發行然後通過貨幣乘數效應使得經濟增長對貨幣的依賴程度加深，大量金融機構在這一過程中快速成長，資產規模迅速擴張，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日益凸顯，一旦金融的資產規模擴張速度超過實體經濟產生的經濟效益，金融泡沫化便是一種邏輯必然。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所引起的資金價格——利率——上升，在帶給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抬高，導致融資難、融資貴的同時，本身便是金融系統性風險高企的前兆，其結果便是宏觀上必須去槓桿。
從數據上看，2018年中國M2規模183萬億，是當年GDP規模的2.03倍，其背後反映的是每一單位GDP的產生，需要2個單位的M2，即金融系統資金的拉動，顯然這種依靠貨幣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預示著實體經濟系統動力幾近衰竭。我們以美國為例加以對比，作為經濟強國和金融強國，美國2018年M2規模14萬億美元，僅佔GDP規模的71%，這背後既表現出美國融資結構合理促使經濟發展結構較為合理的一面，同時也表現出了其作為金融強國直接融資比例高而優於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導致M2佔比居高不下的事實。
因此，大力提高直接融資佔比，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減少實體經濟被迫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融資依賴，降低間接融資比例，實現融資結構上的平衡，是我們有效降低M2規模和佔比的經濟手段，也是有效化解金融系統過分膨脹導致金融系統性風險高企的必然舉措，多年來中國政府積極呼籲倡導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背後既是對實體經濟融資困境的因應關切，也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效平衡間接融資市場和直接融資市場的必由舉措。
2.2金融業增加值佔比節節攀升的背後
金融伴隨實體發展而發展，實體強催生金融強，金融進一步以資金上的支持促進實體的更進一步發展，這是金融與實體的有序發展互動。從原理上講，實體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充分條件，這種關係一旦逆轉，往往意味著實體經濟的式微，導致金融的過分強大，最終導致金融系統的大量資金由於缺乏安全的投向和去處，引發無序流動，在資本逐利的天然驅使下，結果必然形成資金空轉與套利，形成金融危機。
實體經濟與金融齊頭並進，依靠兩條腿走路，兩腿都強健，是經濟發展的健康表現。我國從世紀之交以來基於投資、出口的迅速增長，經濟增速不斷創出新高，2007年達到14.2%，投資的連年迅猛擴張拉動經濟高速增長，使得經濟過熱勢頭彰顯。隨後歷經2008年次貸危機，中國政府推出振興十大產業的“4萬億”計劃，天量貨幣經過銀行流入高回報的房地產市場，帶動房價飆漲的同時，金融與房地產市場的泛金融疊加效應，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日益表現出經濟貨幣化特徵，前期流入市場的天量資金在後續經濟增速乏力，繼而需要貨幣政策再次發力的助推下，規模更加龐大的貨幣不斷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但由此所積累的滾雪球效應，一方面導致邊際效益遞減的同時，天量資金沉澱在中國的金融系統和類金融特性的房地產市場，形成天量資金池。由此，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在貨幣的集聚下，在GDP中的佔比連年攀高。
從數據可以看出，2005年以來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一路上揚，從2005年的3.99%發展到2015年的8.44%，之後逐漸開始回落。這一佔比顯著高於國際公認的4%左右這一合理比值，並超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主要經濟發達國家。在西方，金融業比重過高往往意味著經濟危機的到來。日本1990年金融業增加值佔比達到高點的6.9%，隨後經濟危機爆發，資產負債表衰退，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國2001年達到高點7.7%，之後互聯網泡沫破滅，2006年達到7.6%，之後次貸危機發生。
2.3宏觀經濟高槓杆率的去化
政府、居民、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債務規模迅速擴大，佔GDP比重不斷提高，各部門槓桿率逐年上升。尤其是居民和非金融企業部門，受購房支出導致透支規模高企和經濟下行壓力及經濟效益下滑疊加融資形成的還本付息壓力，槓桿率水平在四部門中顯得尤為明顯。因此，宏觀經濟槓桿去化需要在非金融企業和居民部門上下功夫，這樣就不難看出政府在調控房地產市場，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背後的邏輯，以及加快殭屍企業出清和降成本的由來。
四部門債務加總佔GDP比重所形成的全社會槓桿率達到GDP的2.5倍，2018年全社會槓桿率為249.4%，較上年增加1.5個百分點。
2.4全社會新增融資債務率結構亟待優化
每年全社會新增融資量，仍然存在於以間接融資方式為主尤其是人民幣貸款的結構上，表現為金融機構對融資企業的債權，股權融資規模小，佔比低，從2002年我國設立社會融資規模這一反映實體企業從金融系統中獲得的資金支持指標以來，股權融資佔比始終嚴重偏低，股權性質只佔總融資量的不到10%，90%以上是債權。可以想象，如果每年新增的融資總是 90%以上是債權，10%是股權，則若干年後我國的債務將不是縮小，而會越來越高。
2.5五法合力，引導良性去槓桿
縱觀過去全球100年各西方主要國家去槓桿的經驗和教訓，去槓桿無非採用三種辦法，但是過度緊縮型的去槓桿和嚴重通脹型去槓桿顯然不符合有著長期和成熟的東西方經濟實踐經驗與教訓可資借鑑和吸取的我國去槓桿實踐，因此良性去槓桿必然是我們要走的道路，以實現在犧牲一定經濟增速的前提下，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既降低了宏觀經濟的高槓杆，又避免了經濟蕭條，保持了經濟平穩發展。
良性的宏觀經濟去槓桿，必須從宏觀上形成去槓桿的目標體系和結構。假如我國國民經濟宏觀槓桿目標是下降50個點，將槓桿率維持在 200%左右比較合理的話。那麼，財政、居民和企業三方面是平均降，還是突出將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這一塊？要害是把企業160%的負債率降三五十個點到100%~120%。這是一個定量定性的宏觀目標，操作上既不能一刀切地想兩三年解決，這容易造成糟糕型的通縮去槓桿，也不能用一種辦法孤注一擲，應該多元化去槓桿。
黃奇帆認為，從宏觀上看，至少可以用五種辦法一起著力。
核銷破產。如果現在130萬億企業債務中有5%是必須破產關閉的企業造成的，那就應該有6萬多億的壞賬核銷。這對企業來說是破產關閉，對銀行來說是壞賬核銷，宏觀上說是債務減免。
收購重組。這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實踐形式。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沒有破產，但會有相應的債務豁免，比如2000年前後的國有企業改革，當時就實施了1.3萬億元的債轉股、債務剝離，當時的債轉股重組中，對活下來的企業約減免了五千多億的債務。那麼，如果現在我國130萬億企業債務有10%需要通過債轉股、收購兼併等資產管理手段重組的，也會有6萬多億元債務減免。
提高股權融資比重。如果全社會融資中股權融資比例大大地提高到50%，那麼一年可以增加8萬億~10萬億的股權，這樣企業債務三五年相當於可以減少30萬億~40萬億，一年10萬億的話，五年就是50萬億，三年裡面就是30萬億，無疑這是一個極為客觀的數字。
調整物價指數。通貨膨脹是客觀存在的，即便每年保持2%~3%的增長，五年也有10個點的債務會被稀釋掉。但如果完全變成緊縮，資金鍊一定會出問題。
平穩調控M2增長率。每年M2增長率應該約等於當年GDP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如果GDP是6.5%，通貨膨脹率2.5%，加在一起是9%，再加一個平減係數。就是在通脹時期平減係數逆週期調控減1個點，通縮時期加1個點。不過，這一方面要平穩，既不能像前幾年15%、16%的增長率，也不能為去槓桿驟然將增長率降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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