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軻子
看懂經濟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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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我們這個時代的城市圖騰：
面向千年之後的人類未來卻又立足中華文明發祥最早的華北平原；
憑藉有形之手的強力背書卻又倚靠無形之手的神來之筆；
只爭朝夕卻又功成不必在我；
高調啟動卻又低調行事……
凡此種種，使得這個誕生剛滿兩歲的新區（還不能稱之為新城）已然有了雅努斯的莫衷一是和斯芬克斯的高深莫測，再疊加坊間不時流傳或真或假的各種消息，以及行事中嚴格執行的保密紀律，更使其平添幾分神祕。
然而，這個地方並不只是一座“城”的概念，由於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史使命，它所面臨的問題、採取的手段、開闢的道路、沉澱的經驗都將直接間接影響我們每個人的工作生活。未來已來，就讓我們抽絲剝繭，去好好看看纏繞在歷史、現在與未來多重維度下雄安的真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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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區：時也勢也運也
從兩年前的那個四月一日起，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就被貼上了行政決策的標籤，從結果來看，這當然不假，然而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歷史縱深感，順著伏行千里的草蛇灰線逆推回去，不難發現其另有來自。簡單說，四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陽光之下，其實已經和正在聚集大量腌臢，而就宛如我們熟悉的太極陰陽魚一般，成績和問題彼此交織，其矛盾發展累積的勢能已是如此磅礴，不得不有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雄安以做迴應：
雄安是對工業化的反思。如果說農業定義了我們這個國家四千年的歷史，那麼工業則定義了四十年來我們之所以是我們的風貌，並且這四十年所取得的進步和釋放的生產力比過去四千年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然而工業沒有田園風景，沒有脈脈溫情，除了我們熟悉和承受的環境問題外，其對社會的撕裂、人心的扭曲更為隱蔽、更為深刻。
雄安是對城市化的反思。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歷史亦如是。而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這個不斷與當下對視的歷史深淵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揹負了剪刀差的原罪，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由工業化推動和主導的城市化從路徑上就不可能實現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而後者不僅是一個現代化任務能否全面完成的問題，更是一個現有發展成果能否持續的問題。
雄安是對人口問題的反思。最遲在美洲經濟作物陸續傳入東亞的明朝中期開始，除了改朝換代和抗擊外侮的內外戰爭，我國的人口增長曲線已經上揚了四百餘年之久。然而，高度壓縮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樣導致了高度壓縮的老齡化和少子化，我國正在跑步進入人口減量發展時期。一方面，對於此數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我們應該有所探索、有所籌劃，另一方面，更要人為引導聚集起足夠規模、合理結構的城市承擔產業發展、社會治理繼續向前突破的重任。
雄安更應是對城市發展和國族凝聚的反思。對於作為群居動物的人類來說，代表了自發秩序的城市和組織權力的國家一直是其引以為傲並支持其一路走來的兩大機制，然而兩者又不乏矛盾。從漢字起源看，國本來就是人持戈捍衛的城，然而在市場和權力的多維角力下，人口、資源向少數大型城市、超大城市集中就與廣袤國土、多元族群的維繫產生根本衝突。從世界範圍看，前者的情況屢見不鮮，中等國家的日、韓、法，其首都甚至聚集了一半上下的人口。而我國作為超大型國家，是否可以重複這些國家的故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雄安應對其有所反思和探索。
問題的深度決定了發展的高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雄安不僅僅是表面上星羅棋佈的國家十九個新區之一，從歷史角度看，真正能作為其對標的只有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特區。這恐怕是所謂“二十一世紀看雄安”的真正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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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與雄安：父子乎？兄弟乎？
談到雄安，就不能不提及北京，而雄安最廣為人知的定位不外乎北京的伴城。
然而高傲的北京從不缺乏伴城。
從致力於營造首都“後花園”的崇禮到CBD人民喜聞樂見的“床鋪板”燕郊，更不用說名正言順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的副中心，就連數千裡之遙的江南某地也曾因高鐵開通激動宣稱已納入首都X小時經濟圈，大大刷了一遍存在感。
這樣搞，別人都可以，唯獨雄安不行。
為什麼？就因為雄安和北京的特殊關係。這種特殊，拿一個不太準確的例子來形容，大體類似於公司為了上市、獲取經營資質等目的，需要美化報表、突出主業、剝離資產，因此需要另設公司承接。這個公司與原公司表面上甚至不如一些外圍業務公司親密，但是他倆才是命運纏繞的雙子星。
弔詭的是，從八百年前的遼金時代起始終承擔首都職能的北京，因其任務完成的過分出色，終於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
作為首都的北京，需要回歸初心突出主業。或許是受從法國到蘇聯一脈相承的“大首都”思維影響，也或許是權力對資源的調配天然就有集中傾向，甚至或許是城市管理者出色的治理能力，總之，就是頭戴多頂“中心”桂冠的北京熠熠生輝，以至於它真正的身份——首都都黯然失色。在腫大的肢體與器官的擠壓下，國事和百姓各感不便，於是歷史就又開啟了清算的輪迴。
作為北方第一城市的北京，需要強力帶動南北平衡。由於更靠近國際市場和海外資源，改革開放後的南方迅速拉開與北方的距離，且趨勢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為了更公平的民生、更持續的發展、更合理的佈局，作為北方最大經濟城市的北京理當身負重任。然而，北京之於北方，無論在人口亦或面積都不成比例，且過分發展還會影響如前所述的首都職能發揮，這就有了京雄雙城支撐下京津冀的用武之地。
作為京津冀核心的北京，需要支撐起國家發展的脊樑。僅僅得自地圖的表面印象，也不難意識到京津冀的腹心地位。然而更主要的是，隨著我國從中原文明國家向農耕遊牧二元國家轉型的完成，疆域向“三北”方向大大擴展，京津冀事實上取代了古典時代中原的要衝作用。從經濟意義上說，較之於過去均勻用力，從京津冀取得突破進而帶動環渤海，並撬動東北、西北，北方的發展棋局也有望一朝得解。
這樣也就澄清了長期以來眾說紛紜的京雄關係。雄安的“千年大計”當然不是取代北京，而是與其合理定位、各得其所。在北京強化、優化首都職能的同時，雄安將點綴在首都軀體上星星點點的要素再以創新機制予以整合，以新的面貌煥發新的增長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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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實的雄安：優勢與劣勢
當理想之光照耀現實的剎那，奪人眼目的不是遠方的詩與掌聲，而是彼此間赫然露出的巨大差距。不管是時代發展的呼召，亦或服務首都的需要，雄安都被允諾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只是人們不免忐忑這其中究竟有多少能被兌現。
雄安當然有雄安的優勢，這種優勢首先體現在中央強大的政治背書。除了耳熟能詳的“千年大計、國之大事”外，還罕見地反覆提及主要負責同志的“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定位之高唯有粵港澳大灣區差強彷彿，這樣就從根本上保障了後續的資源投入。
除此之外，在筆者看來，先前一直不被看好的所謂雄安是“白紙一張”也恰恰是其重大優勢：
從營城角度講，這將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嶄新”城市。這其實非常不易，在歷史悠久的我國，即使是所謂的新城，也多多少少受到歷史的牽連，而這種牽連更往往作為城市病間歇發作。更主要的，我國現有城市大體依照防衛和通商的歷史邏輯，選址並沒有多加考慮人居要素，這可能成為雄安後來居上的一個關鍵。
從技術角度講，這將使其出生伊始便具有“數據”基因。我國城市各有特色、各具文化，然而說先天就帶有數據、技術要素的恐怕鳳毛麟角。相較於後天“習得”，先天基因首先就從頂層設計上理順了技術的應用機制，避免當下屢見不鮮的疊床架屋，其次還可以從底層打通數據交互，為信息技術作為生產要素的充分發揮奠定堅實基礎。
從制度角度講，這將使其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整合。過去大投資、大基建、大工業、大地產的發展模式，在帶動經濟迅速發展之餘，在後期特別強化了資本-土地單一要素的作用，事實上沒有實現全要素的合理配置。雄安未來的優勢就是通過發展模式的變革，從根本上揚棄先前的道路，形成要素聚合的場。在這裡，或許不是最充沛的資本、最適宜的土地、最先進的技術，但一定是制度撮合下要素最有效率的發揮。
然而，雄安的劣勢也毋庸諱言：
在“天時”上，不同於深圳特區，適逢西方國家產業轉移、海外華人資本登陸、我國人民脫貧致富三大歷史關口疊加，後期更有工業化、信息化的二級、三級火箭。雄安新區的起飛乃至後續發展仍有待於時代機遇的垂青。
在“地利”上，不同於沿海城市，雄安事實上是“陸權”經濟的崛起，需要充分的高鐵+航空港作為支撐，且其對“海權”經濟的反超仍有待時日。再者，坐落在“九河末梢”的白洋澱旁，其承載的先天劣勢也需要現代技術的持續投入。
在“人和”上，一方面，“減量發展”的北京財稅上也在經歷嚴峻挑戰，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心、有力輸血雄安其實不無疑問，另一方面，與新經濟的高要求相比，作為前期建設主體的本土幹部群眾，其視野和能力也確有不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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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歷史：我們的機會在哪？
雖然新區建設甚至不能說已見雛形，雖然規劃的精益求精其實耗費了人們太多的熱情，然而不管去實地參觀還是瀏覽新聞，觸手可及的還是每天不絕如縷的訪客行人，這也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然而機會在哪？
這首先是一個定義的問題，我們的確要想清楚所謂的機會究竟是投機的機會、投資的機會還是投身的機會？對於投機來說，新區已設置和將設置很多的對衝措施，以防其對“千年大計”實施的干擾。對於投資來說，受制於新區的財政機制和財政能力，很難短期獲利離場，這裡確實需要有短線和長期利益的平衡。對於投身來說，機會一直都在，只是選對合適的場景和方式。
具體到產業，考慮到新區前期的建設任務和技術底色，具有較強資金實力的大型金融機構以及能夠在資金使用、城建運營、綠色環保領域拿出成熟解決方案的技術企業可以先行入場。另外根據《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見》所列出的時間表，期待搭乘制度紅利的企業、科研單位、金融機構可以在制度初見規模的2022年前後進入。考慮到前期營城階段消費能力的限制，主打消費的中小企業的入場時間還要更晚。
還有視野的問題。不同於歷史上城市或新區建設中的畫地為牢，雄安更突出了與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城市及周邊地區的聯動，在環境治理、功能分工和產業佈局上也依賴後者的支持，尤其是考慮到後期新區成熟後在生產和生活方面溢出效應的存在，雄安之外的雄安概念或許更有機會。
最後想稍微談談金融的機會。眾所周知，由於技術應用的進步、商業模式的迭代、用戶行為的演進，更主要的，經濟週期、發展動能的轉換以及隨之而來政策環境的變化，使得金融業陷入同質化、內卷化的泥淖而無法自拔，普遍在探索、期待業務上所謂“第二曲線”的出現。雄安新區的意義不僅在於綠色金融、數字普惠等前沿領域的局部創新，更主要的是對未來環境中經營模式的全面探索：
對於2G業務來說，新區應該會成為智慧城市全面展開的經典範本。通過對其建設、運營的深度參與，不僅能通過場景帶來自身業務的開拓，更重要的可能以此探索重塑與公共部門的關係。
對於2B業務來說，新區的意義在於給金融機構提供投資驅動時代消逝之後探索發展的試驗田，一方面在服務主體上在中小微企業延伸，另一方面在產品創新上尋求中間業務的突破，以緩解金融脫媒的挑戰。
對於2C業務來說，新區通過基礎設施上數據的規模化採集和打通，以及5G等尖端技術的應用，在解決零售業務的觸達性難題後，有望更進一步地解決適當性難題，真正實現千人千面的服務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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