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拉罐製造協會總是熱衷於討論鋁的好處，這一點當然也是意料之中。對於鋁可以無限回收的話題，他們也是無限次重複。他們也會讚賞易拉罐的其他優點：便宜、可堆砌、易運輸、安全——這些都可以在“易拉罐學校”的課堂上找到證據。
這一組織宣稱，易拉罐可以阻擋陽光與紫外線，這一點比玻璃和塑料更優秀，同時易拉罐比較容易被冷卻，這也勝過玻璃和塑料，它們還可以很好地隔絕氧氣。該組織指出，每年有超過5000人死於食物中的細菌，還有35萬人因此而生病，相當於每位美國公民為此支出1850美元。而這樣的案例，30年來並沒有1例是因易拉罐導致，這就很值得讚揚。他們還強調，所有美國人的食物中，有1/5都是從罐頭或易拉罐而來。當BPA（雙酚A，是一種化工原料，也是一種有機化合物）所受的關注越來越高時，他們引用自己的研究，以證明易拉罐中的BPA水平是安全的。
在2011年的一篇新聞通訊稿中，北美元屬包裝聯盟NAMPA要求決策者和媒體“注意獨立毒理學家已經證實BPA的劑量對於人類健康沒有影響”。NAMPA的主席約翰·羅斯特（John Rost）認為塗料非常安全，並建議施政者對立法限用的事不要操之過急。羅斯特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化學家，也是一名說客。對於含BPA的塗層，他對監督部門說這沒有“一丁點健康風險”，並得到一些健康機構的支持；更何況，目前也沒有什麼很好的替代品可用。
易拉罐廠商們還爭辯道，生活在現代社會中，在易拉罐以外，還有大量接觸BPA的機會；易拉罐中的BPA被認定是安全的；每一隻易拉罐所用的BPA微乎其微，滲透到飲料中的量就更少了；在身體中檢測到的量簡直少得可憐，而且即便被吸收了，BPA也會通過每天的尿液排洩出來。“如果不把可以獲得的數據放到消費者‘實際暴露於低濃度’這一條件下去考慮，滲透問題就會有引發反應過激的危險。”這是易拉罐顧問貝弗·佩奇（Bev Page）寫下的一句話。
他們還說，BPA與健康影響之間沒有相關性；而且，應用於白鼠的實驗也不能直接套用到人類，並且很多研究沒有重現性。最終，他們表示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的大多數法規都認定現行的BPA暴露水平是安全的，而最近歐洲食品安全局還推薦將每天容忍攝入BPA的閾值提高5倍。
“贊成”與“安全”這樣的字眼，卻與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HHS）的觀點背道而馳。HHS曾提到，父母應儘可能避免將他們的嬰兒暴露在BPA中。“已知的BPA潛在風險對於幼兒來說是最高的”，該機構警告，“因為他們的身體還在發育早期，用於代謝有毒物質的系統還不健全。”國家毒理學項目組（NTP）也使用了類似的語句：“NTP認為，嬰幼兒及兒童暴露在當前人類社會的BPA水平下，大腦、行為及前列腺會受到一定影響。”同時它還將影響分為5個等級：可忽視、很小、少許、顯著和嚴重，而目前已經到“少許”的級別。美國醫學會也是同樣的觀點。甚至最近FDA也宣佈：“根據新型方法和終端得到的結果，將相當於人類推薦閾值的BPA暴露劑量施加在動物體內會產生影響。這些新的研究評估認為，在標準化的測試中，發育或行為干擾並不是典型的。”
201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食品罐頭廠（不是制罐廠）的工人罹患乳腺癌的風險超出普通人的2倍，絕經前期更是攀升到5倍。無獨有偶，2008年在上海，以及2000年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進行的調查，這一數字都是3倍。調查表示：“他們因易拉罐內塗層而暴露在BPA中的可能性貌似是可信的。”
當美國還在辯論不確定性時，其他國家已經做出了決定。加拿大將BPA納入了《加拿大環境保護法》有毒物質名錄；法國經過投票，繼續禁止使用含有BPA的聚碳酸酯杯子；丹麥則經過投票，繼續對給3歲以下兒童使用的食品包裝實施BPA禁令；日本基本已經不再使用含BPA的易拉罐塗層。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針對這一主題，召集了一場為期4天的會議。
半個世紀以前，在《寂靜的春天》中，蕾切爾·卡森寫道：“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所有人都被迫與危險的化學物質接觸，從胚胎形成的那一刻直到死亡的那一天。”卡森說起化學物質會在哺乳動物的性器官中富集；她提及噴撒農藥的飛行員精子數量偏低；她談到化工操作員會因失誤碰到不該碰的產品而猝死。她將一些化學物質稱作是“死神的不死靈藥”。
當蕾切爾·卡森創作《寂靜的春天》時，她注意到，每4個美國人當中就有1人會在生命裡罹患癌症，而現在的比例幾近當時的2倍。在她1964年去世後，我們的地球又經歷了一共1439次核試驗的襲擾，其中有一半是在美國西南部。
我們已經禁用了DDT，但依舊在很多物品裡使用著BPA，恐怕列舉出不含BPA的產品還容易些。《化學世界新聞》（Chemical World News）時至今日還在附和易拉罐製造協會、北美元屬包裝協會以及美國化學委員會，稱《寂靜的春天》是“科幻小說，應當用觀看電視節目《陰陽魔界》（Twilight Zone）的心態去閱讀。”我認為這本書比任何電視節目都要可怕得多，無論是老節目還是新節目。卡森寫道：“如果我們一直和這些化學物質親密接觸，比如吃下或喝下它們，將它們吸收到我們身體的每一寸骨髓中，我們應當明白它們的性質和威力。”她不知道的是，還有很多化學物質具有改變人類激素系統的能力，而我們卻能夠生產出含有閾值10億倍以上的產品，在自動販賣機裡將它們賣給學校裡的孩子們。
就像弗洛倫斯·威廉姆斯在《乳房：自然與不自然的歷史》（Breasts: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中所寫的那樣：“我們追求著更舒適的生活——控制生育、吸菸、喝酒、躺在房間裡慵懶地讀書——但這也讓我們陷入了困境……我們已經讓這臺脆弱的生化機器超負荷運轉了，正處於慾望與承受力的矛盾之間。”
帕特里克·羅斯（Patrick Rose）在1999年一場對波爾的易拉罐爆炸訴訟案中擔任律師，最終敗訴，但他對於BPA的關心甚於爆炸。“我從不喝易拉罐裡的飲料”，他告訴我，“我也不會讓我的孩子接觸它們。我很奇怪這一點為什麼沒有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他說，他認為乳腺癌發病率的大幅攀升就跟BPA有關。“我們正在摧毀女性的健康，而這本來是可以預防的。”
賈米爾·巴格達迪，也就是那位運行著塗料研究學會的易拉罐塗層顧問，對這一問題也是憂心忡忡。他說：“我擔心魔鬼會被我釋放出來。我寧可使用玻璃瓶。如果塗層沒有完全固化怎麼辦？如果一些化學物質被萃取出來了怎麼辦？我研究化學，每天都在研究……我知道我們會犯什麼錯，知道我們怎麼犯錯。”他認為易拉罐是“可疑的”，也不再購買罐頭食品。他告訴我，他很樂意給《紐約時報》寫專欄，跟弗洛倫斯·威廉姆斯一樣。“你懂得越少，生活就會越好；你知道的越多，憂慮的就會越多……這不是什麼等式，而是悟性。我有此悟性，是因為我的學識。”
弗雷德裡克·馮扎爾是位德高望重的生物學家，他也表示不會購買罐頭包裝的食品飲料，而且不允許他家裡出現聚碳酸酯塑料。2010年，在接受耶魯大學在線雜誌《環境360》（Environment 360）記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Elizabeth Kolbert）的採訪時，他回憶起行業潛規則的一次表演。1996年，他研究發現BPA在很低的劑量下就能影響發育，而與此同時，其他人研究的劑量數據是他的2.5萬倍。此時，陶氏化學建議他不要發表這一研究結果。當他堅持發表時，BPA的生產商給他打來電話並進行恐嚇。化學工業也是如此。他說毒理學家會被限制進入某些區域，並分為8種限制等級。對於管理部門，他表達了更大的憤慨，稱他們是“在過期幾十年的流程上抱殘守缺”，不懂現代科學，更不知道怎麼運用。他認為整個體制已經僵化，是謊言，是騙局。
邁克·亞當，那位FDA的化驗師，並沒有對所有易拉罐飲料都反感。“我知道我們是怎麼評價這些物質的，”他說，“我們有這個星球上最敏感的毒理化學家，而他們對自己的決定都非常慎重。我沒有任何猶豫。”對於模擬實驗，他說道：“我們百分之百確信這不會有問題。”至於BPA引發的關注，他稱之為“偏執狂”。他告訴我，檢測實驗室“正竭盡全力地、實實在在地提高著分析能力。”
波爾公司的僱員們並不是偽君子：他們也會吃自家產的罐頭盒裝食品，喝自產易拉罐裡的飲料。有些僱員們相信，這些罐子還會越來越好，所以有關改進極限的討論毫無意義。而其他人則說沒有提高的空間了，易拉罐已經是工業上可以實現的最高水平，生產的失敗率也已是最低。如今的易拉罐廉價、實用而精緻，也許還是最好的捕鼠器。但它還是不完美，因為很多人將BPA視為一項商業問題而非健康問題，他們不願意承認也許“不含BPA的易拉罐”是改進的方向。
位於舊金山的乳腺癌基金會已經激勵他們的成員使用不含BPA的罐頭盒，其中包括德爾蒙特（Del Monte）食品公司、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康尼格拉（ConAgra）食品公司。美國有一半州的立法機關已經提出禁用BPA產品的法案，但大多數法案都無果而終，通常是因為商業委員會的反對。美國每年會生產數百萬加侖的BPA，利潤高達60億美元。很少有已當選的官員會在美國化學會、食品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面前昂起他們的頭顱。
在酒精類飲料的外包裝上，官方警告修正為：“根據美國外科醫生總會的意見，懷孕期間的女性不適宜飲用酒精或易拉罐包裝的飲料，避免造成生育風險。”我問起賈米爾·巴格達迪對此有什麼看法，他說：“現在很多人都會看標籤。有用嗎？還真有用，這至少是前進的一步，就好像全球變暖問題一樣。我們越早開始討論，無論用標籤、書籍、論文還是別的什麼方式，都會對整件事更有利。”不過他也強調，只有外科醫生總會這樣的權威部門才能促成這一改變，他個人不會建議這一修正，因為這樣行業會排擠他。
本文選自《鏽蝕》，（美）喬納森·瓦爾德曼（Jonathan Waldman）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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