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政策改革、就業體制改革、住房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儘管隨著社會的發展，政策、制度在不斷完善，但是依然會出現很多的社會問題，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那一代的問題。
二十多年前，人到中年的汪丁丁寫下此文，感慨一代人的問題與不易。他在文中所談子女教育問題，直到今天也依然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國人，值得更多的關注。
作 者：汪丁丁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讀書》雜誌1997年第8期
在我面前擺著“我們這一代人的未來”，四十四歲的時候再來討論“未來”，難免為這個題目罩上一層濃重的陰影。同時，也顯得沒有必要，人生行旅已經走過一半了，難道還不清楚“前途”嗎？
不錯，人過中年還要討論“未來”，這是“過渡時期”的現象，它不屬於美國或德國，它屬於中國，屬於一個正在徘徊中尋找自己處理生老病死教育就業醫療甚至來世問題的社會。
現在四十到五十歲的人，正是“建國”前後出生的人，動盪年月裡（不論這“動盪”的歷史原因是好是壞），受損失最大的總是兒童，因為他們心理成長所需要的首先是經濟和人際關係穩定的家庭和社會環境，家庭的穩定，在那個時代是說得過去的。社會環境的穩定就很成問題了，“戰爭”“土改”“合作化”“大躍進”“自然災害”“文化革命”。
如果我們相信“三歲看小，七歲看老”的說法，那麼這些社會動盪對兒童心靈造成的影響現在才逐漸展現出來。心理狀況是否“正常”，從弗洛依德以來就被認為是相對於社會而言的。
如果這個社會“發瘋”，那麼兒童跟著“發瘋”就是正常狀態。不過，兒童形成了的心理，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才可能改變，甚至終生不變。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溝”。
依此推斷，讓社會再發瘋的機會是不小的，因為“代群效應”，一群“瘋”兒童長大成人，不知道教育出來的孩子是“瘋”，還是正常。也許“瘋”的形式不一樣，不會再是“文化革命七、八年來一次”。
戰爭後的和平，總是帶來生育高峰，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的兄弟姐妹多，不過到了我們這一代人進入生育年齡的時代，正好趕上“一胎化政策”，我們的孩子有兄弟姐妹的少。
而由此引出的社會問題的文獻可謂“浩如煙海”，僅舉述兩類：
（1）子女教育問題。
多子女家庭的兒童教育比較“正常”，因為有所謂“Learning by teaching（由教育別人獲得自己的知識）效應”。一群兒童互相教育（通過交流以及競爭），其“正常化”的作用遠遠超過一群大人教育一個兒童（我甚至不能判斷後者是正常還是瘋狂）。
（2）撫養老人問題。
如果社會保障系統不發達，那麼老人的撫養主要靠子女。即便社會保障系統發達了，老人生病住院，身邊照料的人大多也還是子女。
我們的父母生病住院，一群子女輪流侍奉左右，每人請一天假，四個孩子的父母可以住四天醫院而不用發愁身邊無人照料。不過到了我們老年的時候，一個孩子每天請假，仍然難以照料至少兩個老人。若是孩子有了配偶，或是父母的父母仍在，那就不用指望子女侍奉左右了。
我們這一代人，收入“高增長”的時期是在四十歲以後。從前都是靠“死工資”“平均獎”，儲蓄極少，即便有了一些相對於那個時代算是“儲蓄”的存款（幾十元？幾百元？），也早已經被現代的通貨膨脹蝕盡了。
試想一個簡單的情況，在沒有建立“pay-as-you-go”體系的時候（一種社會保障支付辦法，由年輕一代人支付老年一代人的費用），一個人在四十歲以後才開始儲蓄，到六十歲退休，靠了這二十年的儲蓄來支持很可能到八十歲以前的生活費用。
我能夠想象的這個人（假定他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有兩種：
（1）謹慎計算的。那就必須把六十歲以前的收入分做三份：一份日常生活用；一份將來養老用；一份消耗在從現在到將來的通貨膨脹裡。這樣，他可以維持相當於目前收入三分之一的生活水準。
（2）跟隨時尚的。也就是說，別人（別的代群裡的人）有的東西他要有，別人將來會有的東西，他也希望有。可是，別人要麼年輕二十年，可以指望的“高收入”時期多了二十年；要麼年長二十年，可以終生享受“鐵飯碗”提供的福利（所謂“老人老政策”）。
按照時尚生活，屬於我們這代人的一個普通人會突然感受到“老之將至”的悽慘和壓力。
目前正在籌劃和已經創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我看來解決不了這個“代群效應”引出的根本問題。所以，近若干年以來我和老朋友聊天兒，總要順便問一句：“你給你自己找到一座墳墓了嗎？”那個意思就是這裡說的，為我們自己安排“老年”。
與之相關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責任擔負。社會動盪，造成人力資本投資不足。
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底子原本就薄弱，再加上四十歲以前，這一點點人力資本基本上沒有在個人創收方面派上用場，等到該派用場的時代，技術性知識資本已經摺舊殆盡。這個特點造成下面要說的另外一個後果，同時導致我們循正常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途徑創造個人收益的能力低下。
在這個收入基礎上，我們這一代人“上山下鄉”、“晚婚晚育”，事業和家庭都開始得太晚。正當我們身體條件開始惡化的時候我們開始生養孩子並且開始支付昂貴的教育子女的時間。於是我們多數人都會面臨這樣的兩難：要麼鬆懈了教育子女以及照料老人的責任，全力以赴個人事業要麼義務至上，盡心照顧孩子和老人，事業平平。一個普通人，難以求兩全。
每一代人都有主要屬於自己那一代的問題，例如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面臨與年齡相關的“擁擠”現象。在小學一個年級要分成五六個班；考大學一個名額數十人競爭；找工作競爭，分房子競爭，提職稱競爭；面臨老年又會有醫療條件的競爭，火化場裡的競爭或者墓地的競爭。激烈的競爭，我不喜歡，競爭愈烈，算計愈精。
於是與利益計算有關的一切社會制度就充分發展，所謂“工具理性”，市場經濟會跟著發達起來。不過人的異化也隨之嚴重，異化了的價值觀念也會通過教育和模仿傳染給下一代。
父母的“自利性”充分發揚出來，難免不使兒童走極端，變成“自我中心”主義者。既然是“自我”中心，那麼將來照顧老人的義務是否還會承擔就成了問題。
在我們這一代人未來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我覺得最嚴重的不是就業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或者住房體制改革這類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子女的教育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才是我們的“未來”。如果假定嚴格的“一胎化”政策，那麼我們平均每人只有“半個”子女，所以我們在子女的“擁有數量”方面也面臨著競爭。
我常常看到父母為獨生孩子的一些小問題發生爭執。如果父母是和他們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話，問題就更復雜了。這時候會有我說過的“一群成年人”來爭相教育一個孩子。我們如果承認“婆婆太多”的企業不可能經營得好，那麼我們不得不想想，“家長老師太多”的孩子是否能教育得好？
在“家長老師太多”的問題之前，我覺得還有更重要的問題需要說，作為孩子的家長，我們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孩子的“未來”？這包括兩方面“知道”：
第一，知道孩子所要生活於其中的未來社會的大致走向（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價值的）；
第二，知道孩子未來具備什麼樣的性格和生存能力。把這兩方面的知識結合起來，我們大致可以憑著“經驗”判斷孩子是否能夠適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適應他們的社會。
我認識一些家長，他們想把孩子“塑造”成他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可是我們心中的“理想”的孩子是什麼樣的呢？如果我們不可能知道上面兩方面的情況，那麼我們註定了不應當去“設計”我們的孩子的性格和前途。
就算不去設計孩子的未來，我們也不得不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作為孩子的家長，我們是否知道應當教給孩子什麼東西，和不應當教給孩子什麼東西？老一輩的人幾乎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有“傳統”。
一個傳統社會總是把傳統的道德，信仰，及其它行為規範通過父母“灌輸”給孩子，而不讓父母或孩子問“為什麼”。可是我們很不幸，我們生在被叫做“現代”的社會，我們自己尚且處於“現代性問題”的糾纏中不得解脫，更不用說把我們已經不太相信的“傳統”灌輸給孩子了。
我們沒有“根”，傳統不屬於我們。可是我們難道僅僅教給孩子那些在學校裡講授的知識嗎？或者，如同我見過的不少家長正在做的，教給孩子們“生存競爭”的能力？或者，如同我見過的另一些家長正在做的，培養孩子們“享受人生”的口味，希望他們完全“擺脫”痛苦的斤斤計較的異化？或者，如同我覺得我自己正在做的，讓孩子面對“生存競爭”的現實，同時讓孩子反抗競爭帶來的異化，從而傾向於在精神分裂的危險邊緣上生存？
回到前面的話題，如果兩個家長爭相教育一個孩子，那麼最常遇到的問題是：誰的教育應當被當做權威？在一個孩子與兩個甚至更多的“家長老師”之間，不能不存在著一種我稱為“家庭政治”的關係。
而且可以推斷，一個孩子的政治操縱力往往可以超過（如果老師之間不能充分協調的話）任何一個“老師”的權力。更加難堪的情況在於，當這些“老師”們在為自己道德立場的“權威性”互相爭執時，尤其是當這種爭執演變為破壞了“師道尊嚴”的時候，孩子已經開始模仿並接受這場權威爭執博弈揭示出來的“道德”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的孩子傾向於“早熟”。早熟的標誌是性格內向，輕易不發表意見，懂得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及欲擒故縱、縱橫捭闔這一套手腕，那麼我們是否應當在孩子面前“帶上面具”，維護自己和其他老師的道德尊嚴呢？這又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問題。
“面具”是必要的，但家庭裡的“面具”難免令人沮喪，覺得生活太沉重，那麼應當讓孩子參加到我們成年人的人生遊戲中來嗎？似乎對孩子又太殘酷，讓他們過早失去童年的歡樂。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孩子的教育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也是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們是動盪的產物，也是動盪的原因，或者“我們就是動盪”，孩子屬於未來。我們看不見“未來”。看不見未來的人可以有孩子的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