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教父》這部電影也許更偉大
時光網特稿This is the end, Beautiful friend，This is the end, My only friend, the end……
重映預告片
隨著吉姆·莫里森的歌聲，直升飛機的噪音同時入耳，逼仄的房間，殘酷的戰爭場面，不同時空的畫面交替曝光在銀幕上，比迷幻搖滾更迷幻的情境充斥著視覺與聽覺，《現代啟示錄》就這樣翻開了“第一頁”。
1979年5月19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帶著《現代啟示錄》來到了戛納國際電影節，這部拍攝時遇到種種困難，搭上科波拉前途和身家的影片當時還是未完成的版本。然而在三個小時的放映結束後，全場的掌聲給了科波拉信心。
最終，《現代啟示錄》與《鐵皮鼓》同時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科波拉成為歷史上首位獲得過兩次金棕櫚肯定的導演。然而從臺前到幕後，這部影片的冒險才剛剛開始……
《現代啟示錄》波蘭海報，很藝術
被《紐約時報》的評論家弗蘭克·裡奇稱為“好萊塢40年來最大的災難”的《現代啟示錄》，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越發顯現出它的生命力，40年後的今天重新再看這部電影，依然充滿創造性的技巧和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上世紀70年代正是各路電影運動開花結果之時，哪怕被資本家把控的好萊塢，也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而革新，由此湧現出了一批年輕導演。
這些被稱為新好萊塢的年輕人們，有四位被後世最為推崇，大家也最為熟悉，他們就是好萊塢四小子：依靠《星球大戰》改寫了美國流行文化的喬治·盧卡斯，“社會觀察學家”的馬丁·斯科塞斯，“老頑童”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以及本文的主角，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4年，36歲的科波拉已經完成了《竊聽大陰謀》《教父》《教父2》三部傑作，這些影片令他獲獎無數，奧斯卡最佳影片與戛納金棕櫚獎都已握在手中，這個來自底特律意大利裔家庭的孩子，那時是世界影壇最成功的電影導演之一。
科波拉和白蘭度在《教父》中的合作
從身無分文到獲得認可，此時的科波拉正意氣風發，大好心情下，科波拉在納帕谷買下了一樁避暑別墅，同時還有巨大的葡萄酒莊園，足足1400英畝，足以讓科波拉的整個家族在這裡盡享天倫之樂，然而科波拉畢竟是科波拉，過上這樣的上流生活並不是他的終極追求。
搞定了房產，科波拉決定投入到下部作品的拍攝中去，一部更大規模製作的戰爭電影，卻又有著鮮明作者風格。這部電影就是《現代啟示錄》，影片根據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之心》為藍本改編。
早在1969年，曾經參加過越戰的好萊塢編劇約翰·米利厄斯就希望有導演能把《黑暗之心》拍成電影，他最初希望喬治·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來執掌這部影片。但是此前有人嘗試過拍攝這部小說，均遭到了失敗，喬治·盧卡斯自然不敢怠慢，他的計劃倒是很周密：打算將影片拍攝為黑色喜劇的風格（幸虧沒有），在完成《500年後》就投入拍攝，預算200萬美元，16mm膠片拍攝，仗還沒打完，就地實地取景拍攝，讓越戰士兵現場跑龍套，完美。
盧卡斯錯就錯在，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考慮了一個不可行的計劃，他把一切想的都太過簡單了。此時越南戰爭還在進行中，糟糕的環境不能保證攝製組的安全。一再擱置中，他的興趣也轉向《美國風情畫》和《星球大戰》兩個項目中，倒是科波拉看準了這本小說電影化的潛在價值，決定拿下這部影片，開始與米利厄斯商量劇本怎麼寫。
小說原本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的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男主角馬洛和庫爾茨為一家比利時的貿易公司尋找當地的非洲工人，壓榨他們的勞動力，但是很快馬洛發現庫爾茨瘋了，以神的身份自居，在當地統治起一個部落。《現代啟示錄》將故事的背景換到了越南戰爭。
科波拉一開始對這個項目信心十足，的確，36歲對一個導演而言還是青春期，而這個“青春期”的導演已經手握其他人一輩子可能都無法企及的成就。但很快，現實很快就將他從成功的歡愉和自信中拉了回來。他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幾乎沒有人願意為影片投資。
科波拉此前的作品《教父2》獲得成功，藉著這股士氣他還是決定堅持自己的拍攝計劃，一邊尋找合適的取景地，一邊尋找投資。依靠弗雷德·魯斯的打點，科波拉決定在菲律賓取景，此時的菲律賓是美國在亞洲的後花園，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甚至與《現代啟示錄》的另一位製片人加里·弗雷德裡克森共進晚餐，親自支持影片在當地拍攝，並可以動用菲律賓的軍火。
外景談好了，投資呢？科波拉最初從聯藝公司那裡拿到了750萬美元的投資，科波拉通過自己的公司還額外籌集了800萬美元，但還是不夠，科波拉是一個真正熱愛電影的人，他曾經說過如果有人給他30億美元讓他拍電影，那他可以再借3000億拍攝一部偉大的作品。這種瘋狂的態度決定了他藝術生涯的至高點，也決定了他後十年的命運。他決定賭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來為影片融資，這其中還包括剛剛買入的葡萄酒莊園。
錢的問題終於解決，接下來就是選角。在科波拉最初的構想裡，影片其實只有兩個核心角色：威拉德和庫爾茨。一代硬漢史蒂夫·麥奎因是出演威拉德的第一人選，他卻以不想離開美國17周為由拒絕了科波拉。那阿爾·帕西諾呢？他可是靠科波拉的《教父》奠定了在好萊塢的事業，然而他以同樣的理由，外加不想在叢林里長途跋涉，害怕生病為由拒絕。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受到過邀請，但每個人連拒絕的理由都一樣，科波拉出師未捷就受到打擊。
在科波拉自己的回憶裡，他對這些接連的拒絕感到沮喪，尤其是那些曾經和他合作過的演員，當初任勞任怨，走紅之後卻得到了這樣的回報。但是好萊塢就是如此，電影還得繼續拍，科波拉打算邀請曾經試鏡過《教父》的美國演員馬丁·辛。
馬丁·辛
然而馬丁·辛此時沒有檔期，科波拉只好找來了斯科塞斯的御用演員，至今活躍在銀幕上的哈威·凱特爾，但這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對精益求精的科波拉而言就是一種折磨，影片正式拍攝沒幾天，他就無法忍受凱特爾在鏡頭前過分的表現。於是科波拉又臨時飛回了紐約，還是請來了馬丁·辛。
與此同時，科波拉也搞定了飾演庫爾茨的人選，《教父》裡令人印象深刻的馬龍·白蘭度。當時馬龍·白蘭度在好萊塢如日中天，為了請他拍攝影片中最後的那段戲份，科波拉足足付出了350萬美元的天價片酬。無論如何，影片的前期籌備工作準備就緒，終於可以去菲律賓拍攝了，然而對於科波拉而言，一場堵上他的前途的冒險，才剛剛開始。
拍攝重重受阻，戛納終獲肯定
1976年3月，科波拉帶著家人飛到了菲律賓馬尼拉。
在出發之前科波拉信心滿滿，以為可以很快的拍完這部電影，然而到了這裡他才意識到，自己就像當年的美國大兵一樣，即將陷入東南亞的泥潭難以脫身。
影片原計劃拍攝週期只有十幾周，但科波拉到達當地後發現取景地離自己的需要相距甚遠，不僅連劇組基本的住宿都無法保障，甚至連電都沒有接通……
而最糟糕的是，影片劇本的結尾根本還沒敲定，科波拉一直保守著這個祕密……
更糟糕的是天氣環境，暴風雨的肆虐讓整個劇組陷入困難的境地，尤其是5月的一場大雨幾乎毀掉了劇組辛苦搭建起來的佈景。別說是拍戲，整個劇組工作人員的安全現狀都成了問題。不得已，大部分劇組人員又回到了美國，影片拍攝被迫暫停。
科波拉和白蘭度
到了6月，拍攝進展似乎有了一絲曙光，馬龍·白蘭度來到了馬尼拉，科波拉也構思好了影片結尾的發展。但是馬龍·白蘭度可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角色，科波拉的精力又耗費在了與他討論影片結尾，以及他過分肥胖的體型上。無論怎樣，影片的拍攝終於繼續進行了下去，超支？肯定是超支的，到1976年年底科波拉看毛片時依然不滿意，而此時的預算以及超了200萬美元。
經典橋段《女武神》配轟炸
1977年，為了補拍一些鏡頭，科波拉帶著劇組又回到了馬尼拉的叢林中，但馬丁·辛心臟病突發，據說他在地上掙扎的行進了400米才得到救助，險些要了他的命，還有其他疾病也在折磨這位演員的身體。而科波拉此時卻不敢向製片公司彙報這一情況，因為嚴重的超支已經令他在貝弗利山的製片人那裡“臭名昭著”，如果再出岔子，投資人們完全有可能中斷對影片的投資。
最終，馬丁·辛的哥哥被臨時抓來為他的角色配音。5月21日，苦難重重、預算嚴重超支的《現代啟示錄》終於殺青，拍攝的最終週期長達16個月。但漫長的後期製作又讓影片上映遙遙無期，音效的製作週期比原版計劃的長了不止一倍，影片的檔期也一推再推，科波拉對妻子說：“感覺只有20%可能拍好這部電影了。”
事實上回頭來看，音效的運用恰好是《現代啟示錄》裡最為複雜的一個部分之一，因為菲律賓的拍攝環境下，工作人員沒有太好的環境錄製環境音，很多影片裡的音效是用虛擬音效填充的，在70mm膠片版中，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杜比立體聲，五個聲道來鋪滿音牆，但當時的影院設備落後，大多數上映院線裡的35mm版本里根本不支持這種當時最先進的音效。
轉眼間已經是1979年了，《現代啟示錄》的製作已經進入了第五個年頭，終於走入尾聲。1979年4月科波拉在聯藝內部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試映，有900位業內人士、媒體人看到了一個還未完全製作完的版本，但就像當初《2001太空漫遊》首映一樣，大部分觀眾無法欣賞這部超越時代的影片，尤其是開篇中提到的弗蘭克·裡奇的那句評價，讓科波拉非常受傷，在前不久的一次外媒採訪中，他依然表示“好萊塢40年來最大的災難”這句話令他十分崩潰，難道就沒有更糟糕更愚蠢的商業電影嗎？
這時出現的一根救命稻草，叫做戛納。
原來在那次內部試映中，《快報》的一位駐美國記者混進了放映廳，她慧眼識珠，看完影片之後將影片反饋給了戛納的藝術總監雅各布。但是那時候的戛納有一條原則，此前拿過金棕櫚大獎的導演，只能進入非競賽單元，為了這部心心念的《現代啟示錄》，雅各布要付出很多代價，首先便是廢除這項規定。
聯藝的人倒是很遵守規矩，他們希望將《現代啟示錄》在非競賽展映單元上首映，但科波拉可不高興，就在戛納官方已經公佈片單之後，他臨時又反悔表示不去戛納了，除非讓《現代啟示錄》進入主競賽單元。
這可急壞了雅各布，一通打過科波拉的電話之後，他就決定廢除這條規則，按照最高禮遇迎來這部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戰爭電影。到了5月，科波拉帶著他的家人、劇組、當然還有《現代啟示錄》來到了戛納，雅各布又是安排私人飛機，又是向媒體發放關於調查問卷，還臨時在影院裡加上音響，以滿足《現代啟示錄》多聲道的要求，可以說，滿足了科波拉各種有理或無理的要求。
雖然是以幾乎膜拜的態度“求”來了《現代啟示錄》，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影片如此感冒，這其中就包括當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主席，著名女作家弗朗西斯·薩岡。
在上次回顧《鐵皮鼓》時，我曾經寫到過這一幕。薩岡堅持要將金棕櫚大獎頒發給名著改編的作品《鐵皮鼓》，這可急壞了藝術總監雅各布，我頂禮膜拜請來的影片，最後卻連大獎都沒有拿到？在他的授意下，組委會開始有人為《現代啟示錄》搖旗吶喊，爭取票數。
最終，在雙方的不斷扯皮下，《現代啟示錄》與《鐵皮鼓》共同分享了金棕櫚大獎，而在頒獎結果之後，科波拉對雅各布表示，自己只拿到了半座金棕櫚。
但無論如何，金棕櫚大獎的肯定挽救了《現代啟示錄》的命運，也挽救了科波拉的命運。很多人將科波拉的經濟問題都歸結在《現代啟示錄》上，這並不完全正確。事實上影片的票房非常可觀，美國國內的票房達到7800萬美元，全球票房更是超過了1.5億美元。80年代科波拉確實陷入了經濟危機，但並非是這部影片造成的。
如今看來，《現代啟示錄》無論是從技術層面還是內涵深度，都是戰爭電影難以逾越的高峰，它並沒有擺出一副十分高深的面孔，戰爭的荒誕也並不是一個罕見的主題。它的價值在於，帶我們經歷了一次真正的戰爭實景，體驗了現代文明的脆弱和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