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胡適（右）與陳獨秀（左）在上海合影。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頗具影響力的雜誌《新青年》。
胡適評價甚高的《新潮》雜誌。
姓名：胡適
時年：28歲
身份：北京大學教授
地點：上海、北京
在中國整個現代史上，1919年無疑稱得上奇蹟迭出之年。從五月四日到最近幾周的教師罷課，這一年發生了一系列值得紀念的事件，它們已為大家所熟知，所以我在這裡也就無需再提了。但這一年的真正奇蹟，應該是這個國家的思想觀念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轉變的傳播速度異常迅猛，連那些對其最後的勝利懷有最瘋狂期待的人都感到震驚了。 ——胡適《中國知識分子在1919年》
五四學生運動爆發時，胡適並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給杜威做翻譯。不過，此後不久，胡適很快離開上海回到北京，深度參與了五四運動後續的一系列活動。不特如此，五四學生運動中的學生領導者，傅斯年也好，羅家倫也罷，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都與胡適有密切往來。因此，未曾在北京親歷五四運動的胡適，也深度介入了這場運動，是毫無疑問的。
狹義的與廣義的“五四”
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這場運動胡適並未親身參與。至於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則是“首舉義旗之急先鋒”。
五四新文化運動，指的是從1917年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輿論陣地，以北京大學為思想場域掀起的思想文化運動。正是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為信號，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應運而生，爾後，這場語言革命進一步演變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領導者應該是陳獨秀、胡適與蔡元培。這一點，陳獨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說道：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再具體一點說，蔡元培是北大校長，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陳獨秀是《新青年》主編，正是有了這一輿論陣地，新文化運動才會興起，而胡適則憑藉一系列的言論主張，尤其是首倡白話文運動而“暴得大名”，其成名之速，可謂奇蹟。當是時也，屬兔的胡適年僅26歲，陳獨秀比他大一輪，是38歲，蔡元培又比陳獨秀大一輪，是50歲。三人生肖都屬兔。故而，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可謂是一隻“老兔子”帶領一隻“中兔子”和一隻“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本文以1919年這一年胡適的相關活動為線索，通過分析新舊派及新派之間的分歧、胡適與《新潮》、五四學生運動中的胡適、胡適論五四的是非功過等問題，來論述胡適與廣義及狹義的五四運動的關係。
新舊派之間的衝突
五四新文化運動自1917年開始後，遭到了舊派文人的反對。這本是思想主張上的衝突，但在有些舊派文人看來，文學革命乃是動搖國本之舉。因此，個別舊派文人利用謠傳，寄希望於政治勢力來驅逐新派文人。這一思想衝突在1919年達到頂峰。1919年2月，林紓發表影射小說《荊生》與《妖夢》。此外還有一個半真半假的謠言說：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公然去妓院嫖娼。這則謠言，其實是在給北大校長蔡元培施壓。當時蔡元培正提倡“進德會”，進德會的會員相約不嫖不賭。如今，被蔡元培舉薦成為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公然嫖娼，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應該如何處理陳獨秀呢？
於是也就有了1919年3月26日之夜的會議，蔡元培召集相關教授，討論處理陳獨秀的問題。最終，在馬敘倫、沈尹默、湯爾和的影響下，陳獨秀被迫離開北大。
此後不久，五四學生運動爆發，這場學生運動最終使白話文運動成為主流，新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不過，在這場勝利前後，陳獨秀因為舊派的攻擊離開了北大，並將他主編的《新青年》帶到了上海。
胡適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在他看來，陳獨秀離開北大，使留在北京的新派知識分子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想陣地《新青年》，並導致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新派之間的分歧
1919年初，不僅新舊兩派之間的思想衝突尖銳化，在新派內部，也有了分歧。這裡的新派，指的就是《新青年》同仁內部之間的分歧。具體而言，指的就是胡適與陳獨秀、錢玄同在一些議題上的分歧。
胡適與陳獨秀的分歧主要體現在“談不談政治”這一問題上。1917年胡適回國時，恰逢國內張勳復辟，深受刺激的胡適立誓“二十年不談政治”，希望從思想文化方面為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胡適與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曾達成共識。到了1918年年底，一向關注政治的陳獨秀忍不住要談政治了。兩人妥協的結果就是1918年12月《每週評論》的創辦。一方面，胡適等人可以在《新青年》雜誌上繼續新文化運動；另一方面，陳獨秀也可以在《每週評論》談政治。《每週評論》創辦初期，陳獨秀多次向胡適約稿。胡適發表在這份刊物上的文字，大多都是翻譯外國文學家的作品。陳獨秀對此行徑不以為然。
胡適與錢玄同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對待論敵的態度方面。胡適認為應該讓論敵暢所欲言；不贊同的地方寫文章反駁，進一步商討。錢玄同則是不理睬，痛罵之。胡適對待論敵的姿態，讓錢玄同很不滿意。
錢玄同與陳獨秀是留日派，胡適與陶孟和是英美派。《新青年》內部留日派與英美派的分歧，可能很大程度上源於所受教育的不同，這也是導致《新青年》同仁分裂的重要誘因。
胡適與《新潮》
《新青年》內部同仁的分歧，胡適作為當事人之一，再清楚不過。因此，當1918年年底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俞平伯等人計劃創辦一份刊物並請他做顧問時，胡適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並建議將刊物的名稱定為《新潮》。《新潮》的英文名是The Renaissance，指的是文藝復興。胡適在論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都指出這是一場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
《新潮》雜誌於1919年1月正式出版發行，成為當時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可以說，《新潮》雜誌最能體現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具體設計。因此，晚年胡適在回顧這一時期的活動時說：
這封《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俱佳。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的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胡適明確將這場文化運動定義為新潮，並於1919年12月發表了鴻文《新思潮的意義》。他給這場文化運動設置了路線圖：“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重鑄文明。”
以傅斯年、顧頡剛、俞平伯等人為代表的《新潮》雜誌的北大學生們，可謂胡適這一主張的忠實實踐者。這一時期，《新潮》雜誌提出了婦女解放問題、貞節問題、女子求學問題、青年讀書問題等等，都是對胡適呼籲“研究問題”的響應。此後俞平伯研究《紅樓夢》，乃是對胡適《紅樓夢考證》的深化；顧頡剛的“古史辨”，乃是直接受胡適疑古思潮的啟發；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學術實踐，也都是對胡適呼籲“整理國故”的響應。
更耐人尋味的是，《新潮》雜誌社的核心成員，在五四學生運動中都是領導者。其中最知名的兩位，莫過於傅斯年與羅家倫。按照預先設計的示威遊行的路線圖，他們是要向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提交意見書，並希望美國總統威爾遜來為中國主持公道的。這裡涉及當時知識界天真的理想主義情懷。伴隨著巴黎和會的召開，壞消息紛至沓來，這種大期望一下子變成大失望。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導致五四運動爆發的心理誘因。經歷過五四運動後，胡適就多次說過“不存大希望，就沒有大失望”的言論。
“火燒趙家樓”並不在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既定計劃之內。後來的羅家倫意識到僅僅靠標語口號是不能救國的。救國之道，教育與外交，才是其中關鍵。此後的歲月中，教育家與外交官，成為羅家倫一生的關鍵詞。
傅斯年與羅家倫的命運，其實也是胡適人生的一種寫照。20世紀的中國，讀書與救國，自五四運動開啟，成為相反相成的一種矛盾。在胡適看來，救國之關鍵，乃在人才之培養。而人才之培養，關鍵在教育，故而他在《易卜生主義》中大聲疾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重要的莫過於把你自己鑄造成器。”
某種程度上，五四運動乃是20世紀初期對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某種隱喻。以胡適為例，他希望居住在象牙塔中，通過文藝復興與思想啟蒙的學院派之路，來為百年中國奠定通往未來之路，但是現實中國的處境，要求他必須離開象牙之塔，來到十字街頭。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關鍵時刻，為了國家的生存榮辱，胡適放棄教育家之身份，去從事外交官的工作。
胡適為五四運動做了什麼？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時，胡適在上海陪同杜威來華演講，“完全不知五四的發生”。
5月7日，胡適在上海蔘加國民大會遊行，聲援學生運動。第二天，北上北京，到北大後，因北大校長蔡元培已離校，胡適全力協助當時的工科學長溫宗禹處理校務。
6月初，政府進一步逮捕學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為關押學生的監獄。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為關押學生的第一監獄。第二天，胡適借得一張執照，得以進入北大法科，探望被關押在這裡的學生。這時，胡適做了三件事。第一，通過交涉，給關押的學生送去了三十多個鋪蓋，不過關押的學生多達176人，肯定不夠用。第二，學生被關押後，長時間沒吃飯，胡適探監知曉情況後，立即委託北大的教職員工買了一些麵包送進去，以免學生捱餓。第三，忙完這一切後，立刻給報社主筆張東蓀寫了一封長信，將詳細情形報告給了上海的新聞媒體。收到胡適這封長信後，張東蓀以《北京學生受辱記-大學教授胡適之先生來函》的標題將此信全文發表在6月8日的《時事新報》上。
6月11日，陳獨秀寫了《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並委託胡適將這封傳單翻譯成了英文。當天下午，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入獄。當晚後半夜知曉這一消息的胡適，立刻開始營救陳獨秀。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跟陳獨秀、胡適都是安徽老鄉，胡適希望借鄉誼來打動吳，並由自己出名作保，將陳獨秀保釋出獄。為此，他還邀約安徽舊派文人馬其昶與姚永概出名營救陳獨秀。此二人是陳胡掀起的白話文運動的反對者，但是，當陳獨秀被捕之時，兩人卻簽名保釋陳獨秀。這種舊派文人風範，也算是久違了。
7月，在營救陳獨秀之餘，胡適還為傅斯年、羅家倫辯冤白謗。由於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領導者在五四學生運動中不夠激進，兩人逐漸被激進的青年學生所拋棄。就在此時，出現了一種謠言，說傅斯年、羅家倫已經被安福俱樂部所收買。為此，胡適專門致信《申報》記者，澄清了事實，為傅斯年與羅家倫做了人格證人。
處理北大校務、保護入獄的青年學生、營救陳獨秀、為傅斯年羅家倫兩人辯護，這四件事，可謂胡適在五四學生運動中的主要活動。
胡適看“五四”
對當時的新派知識分子而言，不論是狹義的五四，還是廣義的五四，這場運動可謂取得了雙重勝利。
狹義的五四運動，追求的是“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最終的結果是，一方面，被認為是國賊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職；另一方面，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也沒在巴黎和會簽字。
廣義的五四運動，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的推廣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文學、新思想與新觀念的變革。在這方面，狹義的五四運動的發生，最終將這場廣義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縱深與高潮。
1919年底，身在歷史現場的胡適在當時就意識到了五四運動在未來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寫的《中國知識分子在1919年》，是比較早向西方世界宣傳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獻。
在胡適看來，狹義的五四運動導致的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同樣在這篇英文文章中，他寫道：
1918年，幾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為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而搖旗吶喊；1919年6月剛過，全國各地眾多期刊如雨後春筍紛紛湧出。這些刊物的主編，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它們仿效我們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週評論》，多為週刊，並且幾乎都是用白話文寫成。據估計，這樣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種，而據上海的《星期評論》報道，僅在江蘇、浙江兩省，新期刊就超過兩百種；在湖南長沙，曾經有十種思想激進、敢於說話的週刊，它們同樣處在張敬堯將軍的軍事統治下。
新文化運動不可阻擋的前進勢頭，迫使許多老牌日報發生了徹底改變。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報，尤其是《晨報》和《民國日報》，已經加入了這場新運動，不但它們的社論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聞通訊也是用白話文寫的。然而，最重要的變化還在於多數日報“增補”的版面。一年前，日報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員以及歌女的八卦新聞；但去年，佔據這些版面的實際上都是對教育和哲學演講的報道，以及翻譯的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現代作家的短篇小說。即使是那些保守黨派的報紙，也會在他們的專欄裡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為他們發現這樣做有利可圖。
由此可見，具體到1919年，胡適對狹義的五四運動還是高度評價的。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胡適對狹義的五四運動，也有了很多的反思。在他看來，狹義的五四運動，主要有以下幾個缺陷：
第一，五四學生運動之後，學生得到了勝利之後，動不動就罷課，往昔那種潛心求學的寧靜精神一去不復返了。第二，學生運動的成功，讓政界認識到學生的力量。國民黨、研究系等政黨紛紛介入學校，於是政潮與學潮，相互作用。第三，對狹義的五四運動，胡適的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這場運動推動了白話文的推廣，但另一方面，卻也使他設置的新文化運動路線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
對胡適而言，他最關注的無疑還是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一直對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持高度讚揚的態度。他個人將這場運動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當西方媒體將他讚譽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時，胡適自己不僅欣然接受，而且以此為最大的榮譽。晚年的胡適，在聽到蔣介石批評五四的口吻後，要當場反駁蔣介石，要立即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辯護。在他看來，他一生最大的功績，無疑就是這場由他以北大為陣地而掀起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死後，覆蓋其身軀的，也正是北大的校旗。
1962年，胡適之在臺灣逝世。臨死之際，在演講中，他念念不忘的乃是科學在中國生根的問題。死神降臨之前的胡適，魂歸五四。五四五四，魂兮歸來。
□林建剛（重慶文理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