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中國電影的“整車設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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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原本預期會有30億票房的電影《八佰》因為“技術原因”缺席上海國際電影節和暑期檔之後，“技術原因”成了業界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恐怖”詞彙。

在網上隨手了搜了一下，發現這些年來，由於“技術原因”而遭遇坎坷甚或永久沉沒的電影還真不少——

2012年9月，電影《白鹿原》在上映前兩天宣佈因“技術原因”延遲公映；

2013年4月，電影《被解放的姜戈》放映了半天就宣佈因“技術原因”停映；

2014年12月，電影《一步之遙》在首映禮舉行前24小時，宣佈因“技術原因”未過審查；

2018年3月，電影《中邪》取消點映，臨時撤檔，片方聲明是“技術原因”；

2019年2月，電影《一秒鐘》由於技術困難，將不會參加柏林電影節的獎項角逐；

2019年2月，電影《少年的你》退出柏林電影節,官方稱原因是後期製作無法趕上柏林展映時間；

2019年5月21日，因技術原因，祖峰新片《六慾天》退出戛納電影節；

2019年6月14日，上海電影節開幕片《八佰》，因技術原因取消放映；

……

不一一例舉了，與“技術原因”驚喜相逢的電影應該還有一些，以後恐怕也很難完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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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多的“技術原因”，從任何角度來看，都不是一個好現象——

第一，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影片出現了“質量問題”，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第二，這意味著電影人還不能拍攝出真正優質的電影，電影界與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還經常發生齟齬，甚至衝突，遠沒有達到默契、水乳交融、互相強化的狀態——就像好萊塢的電影與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的關係那樣。

第三，由於優質國產電影缺位，在中國的電影市場已經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最大電影市場情況下，這意味著大量的市場利潤被好萊塢收入囊中，這些利潤為好萊塢這架碩大無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然是美國國家機器）”補足了燃料，讓它可以繼續加速運轉，反過來強化了對中國電影市場的佔領以及對中國觀眾和電影人的文化統治。

這種狀況還要繼續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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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能！但是應該怎麼辦呢？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重建嚴肅的電影評論。

這裡要公平地說一句，一些電影人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用“技術原因”管理電影的確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技術原因”的真實含義是“技術並非原因”。但技術之外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這就導致發生問題的電影主創人員不服氣，甚至自認是“受害者”，社會公眾不理解，反而同情出現了質量問題的電影，其他電影人對今後如何規避“技術原因”也心中無數。

打一個比方——

一部新電影，好比一輛剛剛從流水線上下來的汽車。市場管理部門禁止銷售，理由是剎車有問題。

但實際上剎車是好的，不許銷售的真正原因是整車設計有致命缺陷。而市場管理部門出於各種瞻前顧後的考慮，偏偏不願意明確指出這一點。

我們可以想見這種管理方式會給汽車行業造成多麼大的麻煩。

現在我可以直截了當地談談什麼是嚴肅的電影評論了——就是追問影片的基本政治傾向和價值觀的影評。

仍然以汽車的生產和銷售為例，嚴肅的電影評論，就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整車設計”存在缺陷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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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後，至遲是在對影片《苦戀》的討論之後，嚴肅的電影評論就逐漸淡出，甚至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

任何對影片政治傾向的追問、對價值觀的辨析，都會遭到業界大佬的強烈反彈，被指為“左”，被指為“上綱上線”，進而失去正當性。

在這種氛圍中，影評變成了“娛評”，影人八卦和營銷手段，對促進電影事業發展的作用微乎其微，影評人也變得毫無尊嚴，以至於姜文公開在他的《邪不壓正》中嘲弄、醜化影評人。

但是，正像一輛汽車不可能沒有“整車設計”那樣，一部電影，也不可能沒有政治傾向和價值觀。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兩位偉大導師的表述方式不同，但表達的思想卻是一致的。人既然必定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係和階級地位中，則其觀念就必然是對這種關係和地位的直接、間接的反映。

電影，作為由社會關係和階級地位所產生的觀念形態衍生的一種產物，說它反而可以超越於觀念之上，不反映任何觀念，又怎麼可能呢？

2007年，在《集結號》上映之後，導演馮小剛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記者採訪時說：“傳統的戰爭片是為政治服務的，這個電影，還是從市場切入，希望在市場上能夠贏得大部分觀眾。”

馮導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想回避政治。但實際情況如何呢？《集結號》由於否定了解放戰爭的正義性，而成為新世紀以來“最政治”的一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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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電影評論的缺位，導致中國電影人在進行電影創作時失去了方向感，八十年代以來的影片，因為缺乏“整車設計”而“拼湊”的特點非常明顯。而令大家嘖有煩言的後果之一，是政治傾向和價值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技術原因”的方式不斷表現出來；

嚴肅電影評論的缺位，還使得對電影的評判權、話語權轉到了歐洲和美國的各種電影獎項和電影節，“小金人”、“金獅”、“金熊”乃至“金馬”事實上起到了引領政治傾向和價值觀的作用，這在本質上是文化殖民化的一種表現，同時也使得電影創作與中國國家意識形態之間張力變得更加緊繃；

嚴肅電影評論的缺位，還導致了國內各大電影獎項的衰微，包括盛極一時的百花獎和金雞獎，因為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這些獎項並非西方的各種獎項的對立面，而是其追隨者和附庸，它們當然就缺乏吸引力，更不可能具有引領創作的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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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電影評論的缺位，還產生了另一個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後果：在美國遭遇金融危機，好萊塢遇到前所未有的資金困局情況下，大量的中國資本湧入好萊塢。但資本構成的變化，並沒有導致好萊塢的政治傾向和價值觀有任何變化。

和電影市場的情況一樣，這些資金反而幫助好萊塢強化了對中國的文化殖民統治。

根本的原因，是在這些資本背後，並沒有足以與好萊塢相抗衡的價值觀。如大量投資好萊塢的王健林所言：“中國電影還是學生，好萊塢是老師。學生怎麼在這裡告訴老師要提高產品質量呢？”

2016 年初，中國的名企萬達花了35 億美元買來了傳奇影業，拍攝了電影《長城》。

按照導演張藝謀的說法，他要向世界展示中國形象。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中國形象呢？

長城垛口裡的東方戎裝美女，脈脈含情、無限留戀的望著漸行漸遠的男性白人英雄的背影——這就是充溢著中國資本的好萊塢推銷給全世界的“中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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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嚴肅的電影評論，解決中國電影的“整車設計”問題，在這個前提下推動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看來已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