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小學學歷卻愛讀魯迅、太平天國曆史、《空想社會主義》的黃秋生，中年基本沒戲可拍，接到導演陳小娟的劇本時，單單是以菲律賓女傭做女主角這點，就足以勾起他的興趣。「片酬開高了人家付不起，收少了自己又過意不去」，黃秋生最後索性決定零片酬出演，到時只按票房進行分紅。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小學學歷卻愛讀魯迅、太平天國曆史、《空想社會主義》的黃秋生，中年基本沒戲可拍，接到導演陳小娟的劇本時，單單是以菲律賓女傭做女主角這點，就足以勾起他的興趣。「片酬開高了人家付不起，收少了自己又過意不去」，黃秋生最後索性決定零片酬出演，到時只按票房進行分紅。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曾給《淪落人》的黃秋生頒出了「最佳角色演繹獎」的榮譽，相比「最佳男主角」，黃秋生也挺喜歡這個改動，「果然是文人，角色演繹獎改得非常好，你說最佳男主角，但到底什麼最佳?很多條件的，靚仔、受歡迎、票房好，我都不知道選中我哪一樣，但我覺得『角色演繹』說得好清楚，我受晒！」
加上這次《淪落人》，黃秋生從影以來已獲得三次金像獎影帝。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小學學歷卻愛讀魯迅、太平天國曆史、《空想社會主義》的黃秋生，中年基本沒戲可拍，接到導演陳小娟的劇本時，單單是以菲律賓女傭做女主角這點，就足以勾起他的興趣。「片酬開高了人家付不起，收少了自己又過意不去」，黃秋生最後索性決定零片酬出演，到時只按票房進行分紅。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曾給《淪落人》的黃秋生頒出了「最佳角色演繹獎」的榮譽，相比「最佳男主角」，黃秋生也挺喜歡這個改動，「果然是文人，角色演繹獎改得非常好，你說最佳男主角，但到底什麼最佳?很多條件的，靚仔、受歡迎、票房好，我都不知道選中我哪一樣，但我覺得『角色演繹』說得好清楚，我受晒！」
加上這次《淪落人》，黃秋生從影以來已獲得三次金像獎影帝。
巧的是，每一次的影帝加冕，都像是他角色以外，本人之內的「演繹」。反而是那些黃秋生自己覺得不帶過多私人情緒的專業演出，並沒有為他帶來獎項。
1994年，黃秋生憑《人肉叉燒包》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第一個因三級片而拿獎的影帝，「無人睇得起我，無人同我慶祝，周街遊魂，去到間酒吧，人人玩緊骰盅，獎座放在桌面都無人理，只有邱禮濤來安慰我。」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小學學歷卻愛讀魯迅、太平天國曆史、《空想社會主義》的黃秋生，中年基本沒戲可拍，接到導演陳小娟的劇本時，單單是以菲律賓女傭做女主角這點，就足以勾起他的興趣。「片酬開高了人家付不起，收少了自己又過意不去」，黃秋生最後索性決定零片酬出演，到時只按票房進行分紅。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曾給《淪落人》的黃秋生頒出了「最佳角色演繹獎」的榮譽，相比「最佳男主角」，黃秋生也挺喜歡這個改動，「果然是文人，角色演繹獎改得非常好，你說最佳男主角，但到底什麼最佳?很多條件的，靚仔、受歡迎、票房好，我都不知道選中我哪一樣，但我覺得『角色演繹』說得好清楚，我受晒！」
加上這次《淪落人》，黃秋生從影以來已獲得三次金像獎影帝。
巧的是，每一次的影帝加冕，都像是他角色以外，本人之內的「演繹」。反而是那些黃秋生自己覺得不帶過多私人情緒的專業演出，並沒有為他帶來獎項。
1994年，黃秋生憑《人肉叉燒包》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第一個因三級片而拿獎的影帝，「無人睇得起我，無人同我慶祝，周街遊魂，去到間酒吧，人人玩緊骰盅，獎座放在桌面都無人理，只有邱禮濤來安慰我。」
《人肉叉燒包》（1993）
那時，黃秋生的「變態演技」還不被主流看好，更多人是以獵奇的姿態欣賞這位金像獎影帝。1999年，拍了太多爛片的黃秋生情緒低落，舊病復發又致身體發福，當他接下《野獸刑警》的野獸警官角色時，他真的是在用本人情緒進行癲狂式的暴躁，這次糊里糊塗的發洩又給他帶來了第二座影帝獎盃。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小學學歷卻愛讀魯迅、太平天國曆史、《空想社會主義》的黃秋生，中年基本沒戲可拍，接到導演陳小娟的劇本時，單單是以菲律賓女傭做女主角這點，就足以勾起他的興趣。「片酬開高了人家付不起，收少了自己又過意不去」，黃秋生最後索性決定零片酬出演，到時只按票房進行分紅。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曾給《淪落人》的黃秋生頒出了「最佳角色演繹獎」的榮譽，相比「最佳男主角」，黃秋生也挺喜歡這個改動，「果然是文人，角色演繹獎改得非常好，你說最佳男主角，但到底什麼最佳?很多條件的，靚仔、受歡迎、票房好，我都不知道選中我哪一樣，但我覺得『角色演繹』說得好清楚，我受晒！」
加上這次《淪落人》，黃秋生從影以來已獲得三次金像獎影帝。
巧的是，每一次的影帝加冕，都像是他角色以外，本人之內的「演繹」。反而是那些黃秋生自己覺得不帶過多私人情緒的專業演出，並沒有為他帶來獎項。
1994年，黃秋生憑《人肉叉燒包》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第一個因三級片而拿獎的影帝，「無人睇得起我，無人同我慶祝，周街遊魂，去到間酒吧，人人玩緊骰盅，獎座放在桌面都無人理，只有邱禮濤來安慰我。」
《人肉叉燒包》（1993）
那時，黃秋生的「變態演技」還不被主流看好，更多人是以獵奇的姿態欣賞這位金像獎影帝。1999年，拍了太多爛片的黃秋生情緒低落，舊病復發又致身體發福，當他接下《野獸刑警》的野獸警官角色時，他真的是在用本人情緒進行癲狂式的暴躁，這次糊里糊塗的發洩又給他帶來了第二座影帝獎盃。
《野獸刑警》（1998）
《淪落人》裡，幾乎「癱瘓」於影視圈的黃秋生以一種「角色明癱，我暗癱」的本色私人情緒再現了一種收放自如的淡然，癱瘓病人手指的蜷縮、腳趾的開合，胸口以下的控制都是低潮黃秋生的「收」，勞工階層捏著嗓子虛張聲勢，實則掩蓋自卑的聲調是潦倒黃秋生的「放」。
文 | 甘琳
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盛產「夢想」的地方，雖然《少林足球》裡星爺用「做人如果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戲謔感染過很多人，但脫離喜劇的語境，香港觀眾依舊得面對喘不過氣的殘酷現實。
近年來，「不再造奢華的夢」是香港本土電影的共識，但取而代之的以《踏雪尋梅》等為代表的暗黑的隱喻或絕境求生的掙扎，又讓本來就身處風口浪尖的香港電影揹負了過多「我城隱喻」，進入了一種尷尬境地。
《踏雪尋梅》（2014）
越來越多中青年導演將鏡頭拉近至底層社會，《一念無明》的狂躁症患者、《幸運是我》的老年痴呆婦人、《黃金花》的自閉症兒童等等都是曾經的香港電影較少直面的邊緣人物。
《一念無明》（2016）
但被「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商業風格統領了幾十年的香港電影，其實至今也未完全消化「現實主義」的命題，至少從本土觀眾群看來，他們潛移默化還是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寫實」。
於是乎，一部成本不到400萬港幣的小成本電影《淪落人》用一種柔化了的浪漫寫實征服了香港本土觀眾，它愈發單純地沒有去沾染港片當下的一些問題包袱，用一種童話氣質的中庸單單講述了兩個人的故事。
《淪落人》（2018）
最後，影片以1984萬的票房緊跟在《廉政風雲》（3136萬）和《新喜劇之王》（2196萬）之後，躋身於2019年上半年港產片票房三甲之列。
《淪落人》的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簡單，一個因意外事故而半身癱瘓的香港普通中年男人與他的年輕菲傭，在相遇相識中漸漸超越主僕關係，建立起了有關「夢想」和「價值」的更加珍貴的情誼。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獲得2019年金像獎「新晉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加持後突圍成為票房黑馬，《淪落人》的勝出恰恰在於用一種「地道」的港味拍出了「不地道」的香港。
《淪落人》取景於導演陳小娟的幼時住處香港公屋愛民邨，影片的監製陳果在一開始其實反對在公屋取景，因為不管是自己早年的《香港製造》還是近幾年的本土電影如《點五步》都頻繁用到了公屋影像，這些被用濫了的壓抑、悲情的公屋取景並不會給《淪落人》帶來更多視覺概念上的創新。
《香港製造》（1997）
然而，在導演陳小娟的堅持下，愛民邨方形天井的陽光、木棉花飛絮的公屋斜坡幾乎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營造了一種甚至有些少女心的溫情。
《淪落人》（2018）
這些溫情還體現在影片社會議題的「聽說」而非「看見」情景，菲傭作為一個獨特的香港社會議題，在影片的週末菲傭集會片段，影片並沒有用全景或遠景囊括出一個數百菲傭坐在紙盒上露天休息的「香港奇觀」，只有那幾位菲傭朋友的特寫。
而她們口頭傳達的一些菲傭議題，沒有畫面，只有講述，削弱了影像的批判能力。
點到為止的「地道香港」就像男女主角愈發順暢的溝通，昌榮和Evelyn只要跨過了語言障礙，就沒有太多困擾，而菲傭、殘障人士、人口老齡化、住房等香港現代的深刻社會問題，彷彿只要有了愛，就似乎能迎刃而解、避而不談。
當然，這種「愛」，導演也是點到為止。
昌榮和Evelyn在結尾留白的情慾想象，除了道出「成全比擁有更好」的箴言，也可看作是導演強行壓抑的結果，在經濟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兩人真的發展成情侶，難免有悲情消費弱勢群體的嫌疑。
單純的「淪落」處境只會將兩人困囿於同一個狹窄的家庭空間，而不足以推動二人締結成電影所見的「共同體」，兩人恰恰是因為直接地將對方和自己自動填充到家居內缺席的家庭成員位置──昌榮讓Evelyn住進原屬兒子的睡房，才延伸了這一段曖昧的親情／愛情關係。
沒有監製陳果拍《三夫》的決絕，昌榮教Evelyn粵語的橋段算是這個港式童話故事裡真正唯一不點到為止的「地道」， 「thank you very much」 變成「多捻謝」，「I love you」變成「黐捻線」，港式英文和地道粗口的輕喜劇活用比影片最後十多分鐘「予夢者」昌榮反覆助力Evelyn實現攝影夢而製造的勵志戲劇橋段更為真實。點到為止的愛和點到為止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用真正地道的香港多重語言情景實現了語言層面的闡述。
如果說故事層面的取巧是有意為之的對「真實」的避讓，那《淪落人》表演上的「真實」都取決於黃秋生的「演繹」。
飾演昌榮的黃秋生曾說過，導演當初找到他是因為當時自己眼睛裡的憂鬱和角色很像。的確，因被誤判的政治立場而喪失大陸市場的黃秋生恰恰也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潦倒階段，「人在最潦倒的時候才會想到去幫人，你好忙時，根本沒時間聆聽別人。」
小學學歷卻愛讀魯迅、太平天國曆史、《空想社會主義》的黃秋生，中年基本沒戲可拍，接到導演陳小娟的劇本時，單單是以菲律賓女傭做女主角這點，就足以勾起他的興趣。「片酬開高了人家付不起，收少了自己又過意不去」，黃秋生最後索性決定零片酬出演，到時只按票房進行分紅。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曾給《淪落人》的黃秋生頒出了「最佳角色演繹獎」的榮譽，相比「最佳男主角」，黃秋生也挺喜歡這個改動，「果然是文人，角色演繹獎改得非常好，你說最佳男主角，但到底什麼最佳?很多條件的，靚仔、受歡迎、票房好，我都不知道選中我哪一樣，但我覺得『角色演繹』說得好清楚，我受晒！」
加上這次《淪落人》，黃秋生從影以來已獲得三次金像獎影帝。
巧的是，每一次的影帝加冕，都像是他角色以外，本人之內的「演繹」。反而是那些黃秋生自己覺得不帶過多私人情緒的專業演出，並沒有為他帶來獎項。
1994年，黃秋生憑《人肉叉燒包》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第一個因三級片而拿獎的影帝，「無人睇得起我，無人同我慶祝，周街遊魂，去到間酒吧，人人玩緊骰盅，獎座放在桌面都無人理，只有邱禮濤來安慰我。」
《人肉叉燒包》（1993）
那時，黃秋生的「變態演技」還不被主流看好，更多人是以獵奇的姿態欣賞這位金像獎影帝。1999年，拍了太多爛片的黃秋生情緒低落，舊病復發又致身體發福，當他接下《野獸刑警》的野獸警官角色時，他真的是在用本人情緒進行癲狂式的暴躁，這次糊里糊塗的發洩又給他帶來了第二座影帝獎盃。
《野獸刑警》（1998）
《淪落人》裡，幾乎「癱瘓」於影視圈的黃秋生以一種「角色明癱，我暗癱」的本色私人情緒再現了一種收放自如的淡然，癱瘓病人手指的蜷縮、腳趾的開合，胸口以下的控制都是低潮黃秋生的「收」，勞工階層捏著嗓子虛張聲勢，實則掩蓋自卑的聲調是潦倒黃秋生的「放」。
這第三次的金像影帝，成全了一個「落魄」的黃秋生，而這一次的「演繹」比之前的所有都更加「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