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疼痛換取快樂——皇后樂隊
一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講述過詩人圭多·卡瓦爾坎蒂的故事。
卡瓦爾坎蒂喜歡在教堂的墓地裡邊散步邊思考。佛羅倫薩的豪門子弟見他不願與他們一起尋歡作樂，於是，騎馬來到墓地裡挖苦他。卡瓦爾坎蒂看見自己被包圍了，說道：「你們在自己的老家裡，愛怎麼跟我說話就怎麼說吧。」他這麼說著，就一手按在墳墓上，施展出矯捷的身手，一下子跳了過去，擺脫他們的包圍。
卡瓦爾坎蒂這一躍，讓卡爾維諾為之沉醉，他區分過「輕佻的輕」和「莊重的輕」，卡瓦爾坎顯然是後者。他甚至坦言，要是為走向新的千年選擇一個吉祥物的話，他會選擇卡瓦爾坎蒂從沉重的大地一躍而起的形象：莊重蘊含著輕巧，而那些被人們視為生活的東西，諸如喧鬧、尋釁、夾馬刺、馬蹄嗒嗒等等，都屬於死亡的王國。
《波西米亞狂想曲》
看罷《波西米亞狂想曲》，我覺得Freddie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卡瓦爾蒂。我會把那一躍而起的卡瓦爾坎蒂想象成Freddie Mercury。
現實中，Freddie脾氣火爆，喜歡挑起衝突，只有強烈的情緒波動，才能刺激創作。他煙癮強烈，平均一天要抽四十根菸，沉溺酗酒和吸毒，在慕尼黑時，甚至因此導致痙攣和昏迷。他縱情歡愉，放浪形骸，時常去酒吧獵豔。他對感情不忠，走馬燈似地換情人，卻不允許情人背叛自己。但他們總是劈腿，勾搭比他年輕英俊的男人。
要是生命中僅僅只有這些，Freddie也只可能過著一種「輕佻的輕」的生活，和佛羅倫薩的貴族子弟們無異。真正讓他像卡瓦爾坎蒂那樣，以輕盈的姿態，從淺薄中突圍出的，是他的創作。後者讓他擁有了「莊重的輕」。在歌曲裡，他寫愛情的痛苦，寫憂愁，寫心靈深處無法觸及的幽暗。生活裡的聲色犬馬，琳琅滿目，因為有了深沉且體諒的審視，變得溫柔，平遠。
《波西米亞狂想曲》
他以音樂救贖自己，克服悲愴的外部世界，從絕望和壓抑中逃脫出來。較之於U2等其它搖滾歌手們的「重」，他確實夠「輕」。他對搖滾樂介入政治，沒有絲毫熱情。他不關心人類，只關心深植在個體情感裡的哀愁。他熱衷的是喧鬧的聚會，舞臺上的奇裝異服，誇張怪誕的邁步，帶著些許妖媚的裝扮。
Freddie說，成敗永遠由最後一場演出決定。因而他對每一場演出都極盡苛刻。Live Aid上的他，熱烈奔放。他「輕」得像鳥，疾病，沮喪，疑慮，所有的俗世痛苦，似乎都羈絆不了他。倘若不再貪戀人世，他隨時可以飛走，不再回來。
二
《波西米亞狂想曲》
出生在某些年代真是夠幸運的，同時見證米克·賈格爾，大衛·鮑依，埃爾頓·約翰，保羅·麥卡特尼， The Who，Led Zeppelin，鮑勃·迪倫等的黃金時代。Queen也誕生在這樣一個年代。
剛到倫敦定居時，那個還叫Farrokh Bulsara的青年，並不知道自己將成為Queen的靈魂人物。混跡在倫敦肯辛頓的他，羞澀敏感，為擺脫移民身份帶來的自卑感，改名叫Freddie Mercury。他和父親的關係一直很糟糕，父親將「崇高的思想，美好的語言，有意義的作為」視為人該去渴望的東西，他則認為這些對人生毫無用處。
《波西米亞狂想曲》
他一直在酒吧聽Smile樂隊的演出，在某次演出結束後，主動找了他們。因主唱的離開，樂隊只剩下吉他手Brian和鼓手Roger。他毛遂自薦，唱了《Doing All Rright》，並解釋他比常人多長了四顆門牙，口內的空間更大，音域更寬。他們接納了他，聽從他建議，將樂隊名字改成了Queen。樂隊的演出非常順利，埃爾頓·約翰的經紀人約翰·裡德，成為了他們的經紀人。專輯登上美國唱片銷量排行榜，樂隊在美國展開巡演。
Queen獲得空前成功的同時，Freddie卻陷入人生的灰暗。他向相戀七年的女友Mary，坦白自己的雙性戀身份。她對他說：「你的生活將會無比艱辛。」的確，沒人能理解他。他的體內住著兩個Freddie，其中一個在舞臺上光芒四射，受萬人矚目，猶如君臨天下。另一個內心虛弱，需要藉助喧囂轉移注意力。他不斷舉辦聚會，在人們的簇擁下逃避孤獨。可是，筵席終散，在杯盤狼藉中，只留下他蜷縮在沙發上，獨自悲慼。
《波西米亞狂想曲》
《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歌詞，是Freddie身上敏感，猶疑，矛盾，惶惑的最好體現。與生俱來的不安全感，讓他渴求著所愛之人的諒解。在經歷人生低谷，以及與樂隊成員的齟齬後，他重回Queen。影片最後的十四分鐘，再現了Queen昔日的輝煌。這場Live Aid在倫敦和紐約同時舉辦，吸引總計十七萬人到現場觀看，超過十九億的觀眾通過電視轉播觀看。鏡頭從人們的頭頂掠過，聚焦在這個搖滾傳奇揮舞的臂膀上。
他像一根孤獨又漂亮的芒刺，聚光燈是他的落錐之地，讓他不至於飄向虛無。
三
《波西米亞狂想曲》
電影沒有表現Freddie生命的最後幾年，把他得知患病的消息放到了1985年之前。實則在1987年，他才確認感染艾滋病。以LiveAid結束，無疑是為了讓親人和朋友們，不必再承受Freddie飽受病痛折磨的記憶。
我始終覺得，按照Freddie的性格，即便在Live Aid之前，知曉身患艾滋或死亡臨近，他也會如電影中那樣做選擇。這在彼得·弗里斯通寫的傳記中，得到作證。在弗里斯通的記錄下，Freddie從未對疾病表現得自怨自艾，他把剩下的時間全都投入到音樂創作中，完成了三張專輯。1990年，他著手製作最後一張專輯《諷刺》，每天玩命工作，直至深夜。拍攝MV的過程中，他形容枯槁，必須通過誇張的妝容和假髮，才能讓外界覺得他並未病入膏肓。在去世前一天，他對外宣佈患艾滋病的消息。在此之前，他的身體狀況始終是個謎。
《波西米亞狂想曲》
這大概是一個天才最後的倔強。他沒嘗試過自殺，自殺在他看來是對生命喪失掌控力的表現。他厭惡衰老，看不慣米克·賈格爾，埃爾頓·約翰和The Who那幫搖滾樂老人們，那麼大歲數還上臺表演。但極度熱愛舞臺的他，恐怕真到那個歲數，也會控制不住演出的慾望。我們無從見到，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四十五歲。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創造出一個叫托馬斯的小說人物，在遇到特雷莎之前，他一直在追求生命之輕，生活得風流而快活。特蕾莎帶給了他婚姻的重負，他逃離了一段時間，但因為無法再回歸到先前虛無縹緲的生存狀態中，而選擇回到布拉格，回到特蕾莎身邊，找回生命的重量。
《波西米亞狂想曲》
對Freddie而言，Mary是特雷莎這樣的愛人，但他沒有為她改變生存方式。他始終是那個沒有任何重負的托馬斯。不過，輕浮和滑稽僅僅是表象，他用「輕」隱瞞了所有生命之重。和Mary分開後，他曾撥通電話，要求她站在窗口，用燈光的明滅來彼此呼應。她敷衍迴應。他放下電話，黯然神傷，沒法再故作輕鬆。
他隻字不提移民前的經歷。他的人生是從十七歲來到倫敦，在肯辛頓的維多利亞路生活開始的。從那時起，他離開家人，獨立生活，決心做自己。他把愛和性分開，流連一晌貪歡，直到死亡讓他意識到重量：原本可以繼續精彩的人生，被曾經的天真和放縱毀掉。
《波西米亞狂想曲》
戈達爾的《法外之徒》裡，男主阿瑟臨死前，旁白響起：「他看到印第安神話中的奇鳥，他生來沒有腳，永遠不能落在地上，它御風而起，只有臨死的人才能看到那比鷹還長的透明翅膀。慢慢合上時，變得比手還小。」王家衛的《阿飛正傳》中，那段「無腳鳥」的臺詞，就是來源於此。
Freddie就是這樣的一隻「無腳鳥」。他始終在以疼痛取悅人世，內心有多孤獨，舞臺上的感染力就有多強大。可是，疼痛和孤獨，亦不曾將他拉回地上，甚至死亡也沒有。我願意相信，在Live Aid上的他，按住了死亡，像卡瓦爾坎蒂一樣，從世間所有重量上，飛躍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