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鳳溪：鄉愁“哲學門”（下）
——瞻訪“東方黑格爾”賀麟故居
文/古春曉 攝影/李貴平
五鳳溪：鄉愁“哲學門”（上）
馮驥才反覆強調村落的“精神文化價值”，而賀麟故居這座典型的鄉村“半農半儒”世家大院，正是中國農耕社會“耕讀傳家”文化傳統的真實縮影。
賀麟故居
故訓：耕讀傳家
當年賀麟曾祖父（清道光年間貢生）在此創辦了“鳳儀書院”，後改為“安鳳義塾”。 而“鳳儀”之名又顯然承繼了賀知章做官時為家鄉捐建的義橋“鳳儀橋”，由此可見儒家傳統中“祖宗崇拜”觀念對世家文脈的因襲影響。
故居現珍藏有一件“傳家之寶”：由賀麟太祖父賀景升於嘉慶十九年慶壽時書寫懸掛的“鋤經”二字燙金木匾，至今已200餘年（另一塊“種德”對匾佚失）。“鋤經”典出《漢書·倪寬傳》，即“帶經（書）而鋤”，取“耕讀”之意。“耕”就是“事稼穡，豐五穀”；“讀”就是“知詩書，達禮義”。
作為賀氏家規核心內容的“耕讀傳家”祖訓，世世代代一直教化著後人：“蓋人生大計，唯有耕讀兩般。”賀氏家譜每隔30年續修一次，家規家訓置於譜首，張懸於祠堂。正所謂“耕讀傳家久，詩禮繼世長。”
賀氏宗祠章程還規定了宗族獎學金制度和族人助學義務，鼓勵子弟發奮讀書成才。興學、重教、育人，一直是賀氏家族的優良傳統。繼曾祖父創辦鳳儀書院之後，賀麟父親賀鬆雲又於1929年在鎮頭王爺廟創辦了“五鳳鄉小學”，改善了當地鄉民子女的讀書條件。
1902年出生的賀麟發矇於自傢俬塾，從小受到“書香門第”家風影響和儒學薰陶。祖父賀從學為咸豐朝監生，作過金堂縣議員，曾教導孫子“宦場乃虛體面，為人當有實學”。父親賀鬆云為晚清秀才，畢業於成都師範學堂，當過金堂中學校長和縣教育科長，在家常教賀麟讀《朱子語類》和王陽明的《傳習錄》等儒家經典。
五鳳溪老街
賀麟在五鳳鎮度過了少年時代，後來離鄉求學更是一路名校學貫中西：15歲考入成都石室中學；18歲考入北京清華學堂（親炙梁啟超、樑漱暝、吳宓）；1926年赴美留學，先在奧柏林大學獲哲學學士，又入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1931年回國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並在清華大學兼課；抗戰期間主要執教於昆明西南聯大。
賀麟年少時曾立下志向：30歲為縣裡做事，40歲為省裡做事，50歲為國家做事。結果賀麟不到40歲就被“中央”直接請到了陪都：抗戰期間兩度奉調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哲學。據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學者黃克武先生文章：當局最高領導人於1941年兩次在重慶黃山官邸單獨召見賀麟交談哲學問題。在當時西南聯大知名哲學教授中，被“欽點”論道的只有馮友蘭與賀麟兩人。
此番“政學關係”後來曾長期困撓二人，成了歷次政治運動“講不清楚的歷史問題”。而在1957年4月，馮友蘭、賀麟等著名哲學家又被毛澤東主席請進中南海“菊香書屋”作客並共進午餐。此時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賀麟，根據毛主席談話內容撰寫了《必須集中反對教條主義》一文發表在《人民日報》。
賀麟這位家族“新貴”，是繼“國老”先祖賀知章之後，從賀氏“鄉賢”之家走出的又一位“國賢”之士。賀知章作為身處皇權中心的“四朝元老”（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卻能全身榮退而功德圓滿，其高超的“政治智慧”自然給賀麟的“處世哲學”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
1937年已升任北大正教授的賀麟回鄉探親，親自為新修編的《賀氏族譜》作序，並特別提議將父親創辦的“五鳳鄉小學”更名為“四明小學”，以紀念先祖賀知章並永續賀氏文脈。此舉意味著賀麟這位儒家學者懷有深厚的“祖宗崇拜”情結，而賀麟自己後來也成為賀氏後代及家鄉學子崇拜的“精神偶像”。
1985年賀麟先生最後一次回鄉，將僅有的三萬元存款捐給了當地三所學校，並向親屬表達了“落葉歸根”的願望。1992年賀老以90歲高壽去世，一半骨灰（另一半葬八寶山）被安葬在五鳳小學舊址後山——而這裡正是遷蜀賀氏祖墓所在。正所謂“樹高千尺不忘根，水流萬里總思源”。
五鳳溪老街
故事：兄弟報國
正如余光中《鄉愁》悵嘆：這頭是“一方矮矮的墳墓”，那頭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在賀麟一輩四兄弟中，惟有四弟賀蘊章這位終老臺灣的抗戰老兵不能“忠孝兩全”。
說到從賀家大院走出去的另一位英傑賀蘊章，老家“楊柳溝”與最早“鄉愁詩”恰好又是一種巧合。
《詩經·采薇》正是一首兵士“返鄉詩”，全詩抒寫了戍邊的艱苦與回家的心情，其中“楊柳”四句大意：往日離家出征時，楊柳輕飄；如今返回故鄉時，雨雪紛飛。清人王夫之評說此四句“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
然而遺憾的是當年投筆從戎的賀蘊章未能回到“楊柳溝”，而賀知章那首“少小離家老大回”卻伴隨臺灣百萬老兵返回大陸故鄉，常常作為新聞報道的“開篇詩”而感動兩岸同胞。
正如余光中所言：“詩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個體引領回去，與原有的整體重新結合。”德國詩人諾瓦利斯也說過：“只有通過詩，才可能產生最高的同情與合力。”
賀氏家規要求：“我宗親務必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身體力行。”賀麟任北大教授時，就將小自己15歲的四弟帶到北京讀中學，抗戰南渡又一起到了昆明。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企圖從緬甸進攻雲南，正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的賀蘊章在大哥的支持下毅然參加中國遠征軍，擔任隨軍翻譯赴緬抗日。
正好賀知章有一首《送人之軍》五言詩：“ 常經絕脈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詩的大意是：到了軍隊後要好好幹，使唐朝安寧，人民無憂。
而身處異鄉60多年的遊子賀蘊章，心中不知默誦過多少遍《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難回！
《成都日報》於2011年11月派記者前往臺灣採訪前空軍退役少將賀蘊章先生，這位95歲高齡的抗戰老兵一提起遠征軍便來了精氣神，當年戰爭之慘烈正如電視連續劇《我的團長我的團》：賀蘊章所在的28師83團2000多人赴緬作戰，最後只有200人活著走出野人谷回到雲南。
2013年11月賀蘊章先生在臺灣去世，前往參加葬禮的侄孫賀傑將四爺的遺物帶回祖居，專設一間陳列室以表緬懷之情。
賀麟故居
賀氏家規第一條就是“愛祖國”，而賀氏兄弟正好“一文一武”報效國家。1931年9月賀麟剛回國便爆發“九一八”事變，於是這位年輕哲學家立即在《大公報》上發表《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歌德、黑格爾、費希特），以激發國人的愛國思想。
在1938年全面抗戰嚴峻形勢下，賀麟又在《雲南日報》發表了《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等宣示學術救國大任的文章，充分表達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抗戰必勝的信念。正是因為賀麟的使命擔當與哲學建樹，才引起當局高層對這位年輕學者的關注和重視。
賀麟一生主要致力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和翻譯，特別是在斯賓諾莎和黑格爾古典哲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著述及譯作盛豐。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年）、《當代中國哲學》（1945年）、《文化與人生》（1947年）等。翻譯作品有《黑格爾學述》（1936年），黑格爾《小邏輯》（1950年）、黑格爾《哲學演史講錄》（1956年）等多部。學術界公認《小邏輯》是繼嚴復《天演論》之後影響最大的中譯本，從而奠定了賀麟“東方黑格爾”的學術地位。
由此可見賀麟原創性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1950年以前，這也是上世紀中國學界的重要“分水嶺”。賀麟著作在解放後再版時受政治影響多有修改，而學者認為當初民國版才能真實體現賀麟學術思想的個性與鋒芒。
實際上在1949年風雲變幻之際，賀麟差一點被國民黨“搶運”到了臺灣。原來在蔣介石欽定的北平“學人搶救”名單中，時任北大訓導長的賀麟成為重點對象之一。然而通過地下黨做工作和本人慎重考慮，賀麟三次放棄登上南飛的“專機”……
而在1949年“鐘山風雨”之中，時年32歲的四弟賀蘊章作為現役空軍匆匆飛越臺海，從此“楊柳溝”成了“回不去的故鄉”。
此訪賀麟故居，筆者首先在楊柳溪畔觀覽了“鋤經種德——賀氏家風”宣傳欄。此訪之後又傳來消息：在各級紀委特別是金堂縣紀委的重視下，在四川省社科院的業務指導下，金堂縣五鳳溪家風文化學院於4月27日在賀麟故居正是掛牌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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