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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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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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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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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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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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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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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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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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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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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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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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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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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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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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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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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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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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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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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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3
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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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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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資料圖
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3
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1
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2
“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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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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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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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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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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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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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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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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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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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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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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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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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201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最高檢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在“證據標準”的認定上，張軍經常顯得很較真，這可能與他長期主管死刑複核的經歷有關，他更強調“辦鐵案”和“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一廳檢察官印證了這個說法，“檢委會討論案例時，張檢問得特別細，逐字逐句進行，要求必須與承辦檢察官核實。”
面對有檢察機關反映，公檢法機關在理解和把握黑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的現象，最高檢黨組的態度非常堅定，“關鍵要實事求是。是，就按照法律規定依法從嚴；不是，有多大的壓力也要堅持依法，不枉不縱。”
我們先看一組數據：
2018年，偵查機關以涉黑惡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不認定9154件；未以涉黑涉惡移送，依法認定2117件。
我們看另外一組數據：
2019年上半年：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涉黑涉惡案件，檢察機關批捕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5390件，起訴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4879件；公安機關未以涉黑涉惡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批捕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896件，起訴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126件。
為了嚴把掃黑除惡辦案質量，今年3月，最高檢掃黑辦專門下發一個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省級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一嚴格把關制度。
我們再看一組數據：
截至8月6日，各省級檢察院掃黑辦共對885件涉黑和545件重大涉惡案件統一把關，其中，改變下級院定性107件。在省級檢察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的53件案件中，縣市院意見一致認定構成涉黑，省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4件；縣市院對是否涉黑認定不一致，省級院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9件。
三組數據都指向了一個定論，實踐中對於是否涉黑惡犯罪，出現了認定標準不一樣的案例。這種不一樣存在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之間，也存在於檢察機關縣市院與省院之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位公安老領導對記者說，現在公安隊伍專業素質比以往高很多，大都是高等院校的畢業生。辦案出現參差不齊、高低不一的現象，更多是慣性思維所致。如何準確理解刑事政策並以之為指導精準適用法律，是嶄新的課題和挑戰。
河南省檢察院對45件在審查起訴環節改變公安機關涉黑定性案件的調研報告中分析顯示：在最終改變定性的45件案件中，三級檢察院涉黑犯罪檢察組意見一致，均認為不構成涉黑犯罪的僅9件，三級院意見不一致，最終改變定性的有36件。河南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解釋說，主要原因是辦案過程中有的還停留在過去“運動型嚴打”的思維做法上，嚴格依法辦案的意識還不夠強，不能準確把握黑惡犯罪性質的法律評價，人為拔高定性，認為只有定“黑”才算嚴懲，才算掃黑除惡有成績；有的缺乏責任擔當，認為最後由省院統一聽取彙報把關，不深入分析。
對於出現的這種情況，最高檢黨組明確要求，必須統一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檢察機關務必仔細思量：對黑惡勢力如何做到精準識別、精準打擊？是否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有關證據規定？權力行使過程中是否受到了有效監督？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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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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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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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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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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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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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201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最高檢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在“證據標準”的認定上，張軍經常顯得很較真，這可能與他長期主管死刑複核的經歷有關，他更強調“辦鐵案”和“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一廳檢察官印證了這個說法，“檢委會討論案例時，張檢問得特別細，逐字逐句進行，要求必須與承辦檢察官核實。”
面對有檢察機關反映，公檢法機關在理解和把握黑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的現象，最高檢黨組的態度非常堅定，“關鍵要實事求是。是，就按照法律規定依法從嚴；不是，有多大的壓力也要堅持依法，不枉不縱。”
我們先看一組數據：
2018年，偵查機關以涉黑惡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不認定9154件；未以涉黑涉惡移送，依法認定2117件。
我們看另外一組數據：
2019年上半年：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涉黑涉惡案件，檢察機關批捕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5390件，起訴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4879件；公安機關未以涉黑涉惡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批捕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896件，起訴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126件。
為了嚴把掃黑除惡辦案質量，今年3月，最高檢掃黑辦專門下發一個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省級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一嚴格把關制度。
我們再看一組數據：
截至8月6日，各省級檢察院掃黑辦共對885件涉黑和545件重大涉惡案件統一把關，其中，改變下級院定性107件。在省級檢察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的53件案件中，縣市院意見一致認定構成涉黑，省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4件；縣市院對是否涉黑認定不一致，省級院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9件。
三組數據都指向了一個定論，實踐中對於是否涉黑惡犯罪，出現了認定標準不一樣的案例。這種不一樣存在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之間，也存在於檢察機關縣市院與省院之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位公安老領導對記者說，現在公安隊伍專業素質比以往高很多，大都是高等院校的畢業生。辦案出現參差不齊、高低不一的現象，更多是慣性思維所致。如何準確理解刑事政策並以之為指導精準適用法律，是嶄新的課題和挑戰。
河南省檢察院對45件在審查起訴環節改變公安機關涉黑定性案件的調研報告中分析顯示：在最終改變定性的45件案件中，三級檢察院涉黑犯罪檢察組意見一致，均認為不構成涉黑犯罪的僅9件，三級院意見不一致，最終改變定性的有36件。河南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解釋說，主要原因是辦案過程中有的還停留在過去“運動型嚴打”的思維做法上，嚴格依法辦案的意識還不夠強，不能準確把握黑惡犯罪性質的法律評價，人為拔高定性，認為只有定“黑”才算嚴懲，才算掃黑除惡有成績；有的缺乏責任擔當，認為最後由省院統一聽取彙報把關，不深入分析。
對於出現的這種情況，最高檢黨組明確要求，必須統一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檢察機關務必仔細思量：對黑惡勢力如何做到精準識別、精準打擊？是否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有關證據規定？權力行使過程中是否受到了有效監督？
2019年1月2日最高檢掃黑除惡領導小組召開第四次聯席會議（來源：最高檢網站 拍攝：程丁）
回到開頭之問，最高檢為何要在這個節點下發典型案例？因為專項鬥爭已經進入從全面鋪開向縱深推進的關鍵時期，中央政策清晰明瞭，貫徹落實就不能跑偏，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嚴打”時期曾經出現冤假錯案的歷史不能重演。
最高檢希望，通過典型案例的下發，對基層辦案形成指導和引領作用；通過具體案例詳解公檢法機關的辦案過程、闡釋掃黑除惡鬥爭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維，迴應社會關切。
五個案例的下發，可謂“來得正是時候”。在陳興良看來，“檢察機關處於刑事訴訟的中樞，前要對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後要參與人民法院的庭審活動，對於保證辦理的黑惡勢力案件質量承擔著特別重要的職責。
陳興良認為，“當前的掃黑除惡鬥爭，正在有步奏、有目標地推進，取得了成效，從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否定，個別地方、個別案件還存在把關不嚴，打擊擴大化的現象。就人為拔高和隨意降低這兩種現象而言，前者是主要應當避免的。那種強行下達掃黑除惡案件指標，絕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應當堅決杜絕。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掃黑除惡案件的質量。”
陳衛東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擔負批捕起訴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訴的職責，堅持依法辦案、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保質保量穩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意義重大而深遠！
王兆峰說，最高檢發佈不湊數案例體現了檢察機關敢於向錯誤做法說“不”的勇氣和擔當，它再次提醒辦案機關要堅持法治標準:“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最高檢公佈的這五個案例以及所產生的效果表明，堅持法治原則才是落實政治部署、實現政治使命最可靠、最有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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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平安是最大的民生。2019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年，到2021年時，“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偉大目標即將變為現實，“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多麼讓人期待與嚮往！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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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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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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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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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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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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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201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最高檢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在“證據標準”的認定上，張軍經常顯得很較真，這可能與他長期主管死刑複核的經歷有關，他更強調“辦鐵案”和“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一廳檢察官印證了這個說法，“檢委會討論案例時，張檢問得特別細，逐字逐句進行，要求必須與承辦檢察官核實。”
面對有檢察機關反映，公檢法機關在理解和把握黑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的現象，最高檢黨組的態度非常堅定，“關鍵要實事求是。是，就按照法律規定依法從嚴；不是，有多大的壓力也要堅持依法，不枉不縱。”
我們先看一組數據：
2018年，偵查機關以涉黑惡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不認定9154件；未以涉黑涉惡移送，依法認定2117件。
我們看另外一組數據：
2019年上半年：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涉黑涉惡案件，檢察機關批捕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5390件，起訴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4879件；公安機關未以涉黑涉惡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批捕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896件，起訴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126件。
為了嚴把掃黑除惡辦案質量，今年3月，最高檢掃黑辦專門下發一個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省級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一嚴格把關制度。
我們再看一組數據：
截至8月6日，各省級檢察院掃黑辦共對885件涉黑和545件重大涉惡案件統一把關，其中，改變下級院定性107件。在省級檢察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的53件案件中，縣市院意見一致認定構成涉黑，省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4件；縣市院對是否涉黑認定不一致，省級院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9件。
三組數據都指向了一個定論，實踐中對於是否涉黑惡犯罪，出現了認定標準不一樣的案例。這種不一樣存在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之間，也存在於檢察機關縣市院與省院之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位公安老領導對記者說，現在公安隊伍專業素質比以往高很多，大都是高等院校的畢業生。辦案出現參差不齊、高低不一的現象，更多是慣性思維所致。如何準確理解刑事政策並以之為指導精準適用法律，是嶄新的課題和挑戰。
河南省檢察院對45件在審查起訴環節改變公安機關涉黑定性案件的調研報告中分析顯示：在最終改變定性的45件案件中，三級檢察院涉黑犯罪檢察組意見一致，均認為不構成涉黑犯罪的僅9件，三級院意見不一致，最終改變定性的有36件。河南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解釋說，主要原因是辦案過程中有的還停留在過去“運動型嚴打”的思維做法上，嚴格依法辦案的意識還不夠強，不能準確把握黑惡犯罪性質的法律評價，人為拔高定性，認為只有定“黑”才算嚴懲，才算掃黑除惡有成績；有的缺乏責任擔當，認為最後由省院統一聽取彙報把關，不深入分析。
對於出現的這種情況，最高檢黨組明確要求，必須統一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檢察機關務必仔細思量：對黑惡勢力如何做到精準識別、精準打擊？是否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有關證據規定？權力行使過程中是否受到了有效監督？
2019年1月2日最高檢掃黑除惡領導小組召開第四次聯席會議（來源：最高檢網站 拍攝：程丁）
回到開頭之問，最高檢為何要在這個節點下發典型案例？因為專項鬥爭已經進入從全面鋪開向縱深推進的關鍵時期，中央政策清晰明瞭，貫徹落實就不能跑偏，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嚴打”時期曾經出現冤假錯案的歷史不能重演。
最高檢希望，通過典型案例的下發，對基層辦案形成指導和引領作用；通過具體案例詳解公檢法機關的辦案過程、闡釋掃黑除惡鬥爭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維，迴應社會關切。
五個案例的下發，可謂“來得正是時候”。在陳興良看來，“檢察機關處於刑事訴訟的中樞，前要對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後要參與人民法院的庭審活動，對於保證辦理的黑惡勢力案件質量承擔著特別重要的職責。
陳興良認為，“當前的掃黑除惡鬥爭，正在有步奏、有目標地推進，取得了成效，從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否定，個別地方、個別案件還存在把關不嚴，打擊擴大化的現象。就人為拔高和隨意降低這兩種現象而言，前者是主要應當避免的。那種強行下達掃黑除惡案件指標，絕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應當堅決杜絕。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掃黑除惡案件的質量。”
陳衛東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擔負批捕起訴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訴的職責，堅持依法辦案、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保質保量穩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意義重大而深遠！
王兆峰說，最高檢發佈不湊數案例體現了檢察機關敢於向錯誤做法說“不”的勇氣和擔當，它再次提醒辦案機關要堅持法治標準:“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最高檢公佈的這五個案例以及所產生的效果表明，堅持法治原則才是落實政治部署、實現政治使命最可靠、最有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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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平安是最大的民生。2019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年，到2021年時，“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偉大目標即將變為現實，“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多麼讓人期待與嚮往！
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這是一個彰顯治國安邦的戰略謀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事關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這是一個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考量，總書記強調以掃除黑惡勢力為切入點，刀鋒所指是黑惡勢力背後的不良政治生態，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另一個重要戰場。“以拍蠅打傘帶動政治生態不斷好轉、社會生態更加優化，促進黨的執政根基更加穩固，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部署，觸動利益之深、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張文顯評價。
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中央開展掃除黑惡專項鬥爭，就是要形成強大的掃除合力，以大“掃帚”堅決掃除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讓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明顯提升，還社會河清海晏、天朗氣清，還老百姓朗朗乾坤。
船到中流浪更急。疥癬之疾，易成膏肓之患。黑社會的狀態好比癌症的潛伏期，沒有大量滋生髮作起來的時候，是很難發現的。隱蔽的求生、向鄉村的下沉滲透、軟暴力與套路貸等，如毒瘤般，成為社會治理的頑疾，也為進入中盤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帶來更大的難度。
在這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最高檢通過案例的形式要求檢察機關在貫徹中央決策上不打折扣、不做選擇、不搞變通，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在法治軌道上有效進行的意義不言而喻。
基層治理本身就是精工細活，需要多主體參與、多角度治理，任何部門對中央政策的囫圇吞棗、歪曲執行，都是行不通的，檢察機關在社會治理的進程中，必須發揮精準監督和精準引導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統籌推進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總書記一語道破法治對政治的作用，更說明了只有法治才是刑事政策得以正確實現的依託。
法治，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艱辛探索，也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法治，要求我們不僅要把事情做對，更要把對的事情做好！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偉大時刻即將來臨，在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時間座標上回望，刑法學泰斗高銘暄教授感慨道：“40年中國的刑事法治，最大的變化是基本上做到了民主科學立法，公正有效司法，廣大公民守法、維權意識提高，法律人才隊伍不斷髮展壯大，預防和懲治犯罪、教育改造犯罪者的經驗和方法不斷豐富。”今年91歲的高老，是此次入選“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的法學界唯一代表，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多大的力量都無法抵消他作為中國40年刑事法治親歷者見證者的“感同身受”。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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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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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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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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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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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201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最高檢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在“證據標準”的認定上，張軍經常顯得很較真，這可能與他長期主管死刑複核的經歷有關，他更強調“辦鐵案”和“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一廳檢察官印證了這個說法，“檢委會討論案例時，張檢問得特別細，逐字逐句進行，要求必須與承辦檢察官核實。”
面對有檢察機關反映，公檢法機關在理解和把握黑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的現象，最高檢黨組的態度非常堅定，“關鍵要實事求是。是，就按照法律規定依法從嚴；不是，有多大的壓力也要堅持依法，不枉不縱。”
我們先看一組數據：
2018年，偵查機關以涉黑惡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不認定9154件；未以涉黑涉惡移送，依法認定2117件。
我們看另外一組數據：
2019年上半年：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涉黑涉惡案件，檢察機關批捕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5390件，起訴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4879件；公安機關未以涉黑涉惡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批捕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896件，起訴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126件。
為了嚴把掃黑除惡辦案質量，今年3月，最高檢掃黑辦專門下發一個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省級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一嚴格把關制度。
我們再看一組數據：
截至8月6日，各省級檢察院掃黑辦共對885件涉黑和545件重大涉惡案件統一把關，其中，改變下級院定性107件。在省級檢察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的53件案件中，縣市院意見一致認定構成涉黑，省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4件；縣市院對是否涉黑認定不一致，省級院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9件。
三組數據都指向了一個定論，實踐中對於是否涉黑惡犯罪，出現了認定標準不一樣的案例。這種不一樣存在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之間，也存在於檢察機關縣市院與省院之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位公安老領導對記者說，現在公安隊伍專業素質比以往高很多，大都是高等院校的畢業生。辦案出現參差不齊、高低不一的現象，更多是慣性思維所致。如何準確理解刑事政策並以之為指導精準適用法律，是嶄新的課題和挑戰。
河南省檢察院對45件在審查起訴環節改變公安機關涉黑定性案件的調研報告中分析顯示：在最終改變定性的45件案件中，三級檢察院涉黑犯罪檢察組意見一致，均認為不構成涉黑犯罪的僅9件，三級院意見不一致，最終改變定性的有36件。河南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解釋說，主要原因是辦案過程中有的還停留在過去“運動型嚴打”的思維做法上，嚴格依法辦案的意識還不夠強，不能準確把握黑惡犯罪性質的法律評價，人為拔高定性，認為只有定“黑”才算嚴懲，才算掃黑除惡有成績；有的缺乏責任擔當，認為最後由省院統一聽取彙報把關，不深入分析。
對於出現的這種情況，最高檢黨組明確要求，必須統一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檢察機關務必仔細思量：對黑惡勢力如何做到精準識別、精準打擊？是否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有關證據規定？權力行使過程中是否受到了有效監督？
2019年1月2日最高檢掃黑除惡領導小組召開第四次聯席會議（來源：最高檢網站 拍攝：程丁）
回到開頭之問，最高檢為何要在這個節點下發典型案例？因為專項鬥爭已經進入從全面鋪開向縱深推進的關鍵時期，中央政策清晰明瞭，貫徹落實就不能跑偏，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嚴打”時期曾經出現冤假錯案的歷史不能重演。
最高檢希望，通過典型案例的下發，對基層辦案形成指導和引領作用；通過具體案例詳解公檢法機關的辦案過程、闡釋掃黑除惡鬥爭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維，迴應社會關切。
五個案例的下發，可謂“來得正是時候”。在陳興良看來，“檢察機關處於刑事訴訟的中樞，前要對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後要參與人民法院的庭審活動，對於保證辦理的黑惡勢力案件質量承擔著特別重要的職責。
陳興良認為，“當前的掃黑除惡鬥爭，正在有步奏、有目標地推進，取得了成效，從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否定，個別地方、個別案件還存在把關不嚴，打擊擴大化的現象。就人為拔高和隨意降低這兩種現象而言，前者是主要應當避免的。那種強行下達掃黑除惡案件指標，絕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應當堅決杜絕。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掃黑除惡案件的質量。”
陳衛東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擔負批捕起訴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訴的職責，堅持依法辦案、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保質保量穩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意義重大而深遠！
王兆峰說，最高檢發佈不湊數案例體現了檢察機關敢於向錯誤做法說“不”的勇氣和擔當，它再次提醒辦案機關要堅持法治標準:“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最高檢公佈的這五個案例以及所產生的效果表明，堅持法治原則才是落實政治部署、實現政治使命最可靠、最有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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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平安是最大的民生。2019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年，到2021年時，“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偉大目標即將變為現實，“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多麼讓人期待與嚮往！
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這是一個彰顯治國安邦的戰略謀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事關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這是一個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考量，總書記強調以掃除黑惡勢力為切入點，刀鋒所指是黑惡勢力背後的不良政治生態，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另一個重要戰場。“以拍蠅打傘帶動政治生態不斷好轉、社會生態更加優化，促進黨的執政根基更加穩固，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部署，觸動利益之深、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張文顯評價。
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中央開展掃除黑惡專項鬥爭，就是要形成強大的掃除合力，以大“掃帚”堅決掃除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讓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明顯提升，還社會河清海晏、天朗氣清，還老百姓朗朗乾坤。
船到中流浪更急。疥癬之疾，易成膏肓之患。黑社會的狀態好比癌症的潛伏期，沒有大量滋生髮作起來的時候，是很難發現的。隱蔽的求生、向鄉村的下沉滲透、軟暴力與套路貸等，如毒瘤般，成為社會治理的頑疾，也為進入中盤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帶來更大的難度。
在這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最高檢通過案例的形式要求檢察機關在貫徹中央決策上不打折扣、不做選擇、不搞變通，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在法治軌道上有效進行的意義不言而喻。
基層治理本身就是精工細活，需要多主體參與、多角度治理，任何部門對中央政策的囫圇吞棗、歪曲執行，都是行不通的，檢察機關在社會治理的進程中，必須發揮精準監督和精準引導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統籌推進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總書記一語道破法治對政治的作用，更說明了只有法治才是刑事政策得以正確實現的依託。
法治，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艱辛探索，也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法治，要求我們不僅要把事情做對，更要把對的事情做好！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偉大時刻即將來臨，在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時間座標上回望，刑法學泰斗高銘暄教授感慨道：“40年中國的刑事法治，最大的變化是基本上做到了民主科學立法，公正有效司法，廣大公民守法、維權意識提高，法律人才隊伍不斷髮展壯大，預防和懲治犯罪、教育改造犯罪者的經驗和方法不斷豐富。”今年91歲的高老，是此次入選“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的法學界唯一代表，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多大的力量都無法抵消他作為中國40年刑事法治親歷者見證者的“感同身受”。
高銘暄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歷史時刻回望，40年間，我國刑法從1979年的192條，到1997年修訂後的452條，再到隨著實踐的發展先後通過了10個刑法修正案，法律條文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40年間，刑訴法由1979年制定時的164條，經過1996年、2012年的兩次大修以及2018年的一次小改，條文數量先後增加至225、290直至目前的308條；40年間，規範“兩法”適用的各類司法解釋和實施細則、司改規範性文件的條文總量已經超過2000條，徹底告別了“無法可依”“無法無天”的歷史發展階段。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歷史節點回望，40年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一個充滿生機活力、不僅僅有法可依更要實現良法善治、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正在到來。
回望40年的崢嶸歷程，萌生於革命時期、築基於建設時期、勃發於改革時期的中國刑事法治，已然長成一株自立於世界法治之林的大樹，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自信不自豪！但也必須看到，中國的刑事法治建設道路漫長，未有窮期，我們不能忘記來時路，更要篤定腳下路，篤定新時代刑事法治現代化的目標不斷攻堅克難。
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過半，如何不斷完善長效機制，堅持標本兼治，源頭治理，而不是“雨過地皮溼”，一陣風似地飄過？從“治標”到“治本”，司法檢察，法治群體從未停歇思考、從未放緩步伐……
為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7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涉黑惡案件“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湊數”五起典型案例，為檢察機關正確把握黑惡勢力的認定標準提供了具體指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五起典型案例包括依法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訴漏罪漏犯，追加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湊數、依法不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典型案例2件。
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以及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兆峰、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等業內人士接受採訪時認為：
五起案例，對於檢察機關嚴格貫徹黑惡勢力案件“不人為拔高、不隨意降低”的辦案原則，精準判定“涉黑涉惡”犯罪、“非黑非惡”犯罪統一了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尤其在江蘇楊昊等25人涉惡案中，檢察機關不僅依法改變了偵查罪名，還強化程序保障，對該案涉案人員依法全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實事求是、堅持法治原則的擔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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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這是張軍檢察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
據悉，最高檢黨組對五個案例非常重視。根據黨組的指示，最高檢掃黑辦2019年3月底下發了《通知》，向各省級院徵集涉黑惡“保護傘”案件，不捕不訴涉黑惡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時改變公安機關定性認定或未認定涉黑惡犯罪以及公檢認定一致具有典型性、反映當前熱點難點的涉黑惡案件三類典型案例。
最高檢掃黑辦從佈置各省上報案例到最後選定共篩選四輪、三次修改文稿、上檢委會討論，並且根據張軍檢察長批示，將案例分別發給最高人民法院掃黑辦、公安部掃黑辦及最高檢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徵求意見後才慎重定稿。
“要與各省級院溝通，逐案審閱審查報告和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連體例如何統一規範都有明確要求。”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介紹。
那麼，最高檢為何如此重視這組案例？與以往發佈的案例相比，這五個案例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我們有必要從2018年中央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說起。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特殊的記憶與力量，2018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以“極不平凡”被人們銘記。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亦交匯於此。
這一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一份重要文件，對如何“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出重要部署。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23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發出動員令，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戰役，吹響了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衝鋒號。
有媒體曾用三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次專項行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印發通知，力度前所未有；共同參與的部門從過去的10多個增加到了30多個，營造齊抓共管綜合化的懲防體系，廣度前所未有；重視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突出與基層組織建設結合、推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農村基層延伸，深度前所未有。
“帶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徵”，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如是評價。
歲月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悄然推進。此時，距離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的1999年已經將近20年，距離“人權”入憲也有14年之久。此時，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已經逐步深入人心。這個大背景下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更加註重法治理念與法治思維的全程引領。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明確要求，要堅持依法嚴懲打早打小，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法治保障，明確政策界限，嚴格依法辦案。
2018年1月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次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在依法嚴懲的同時，要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
隨著專項鬥爭的不斷深入，進入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涉黑惡案件越來越多，對精準運用法律武器能力的考驗更加直接。10月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郭聲琨書記再次強調“法定辦案程序、辦案期限等規範，是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性要求，必須認真遵循”。
2018年10月16日至17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在武漢召開。陳跡 攝
這次武漢會議上，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的講話給張軍檢察長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趙克志強調的“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有多少打多少，打多少是多少，絕不允許好大喜功、虛報戰果”。這段話被張軍在各個場合以及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專門提及。
也是在這次推進會上，張軍提出：
“要保證在辦案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不能人為收緊法定辦案期限，要求15天、20天就要結案等，同時對案多人少、案情複雜、可能造成拖延的，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指導，確保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很多人提及“掃黑除惡”就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幾次“嚴打”。其實，梳理40年刑事政策的變遷、回望40年中國刑事法治走過的鏗鏘步伐，我們會看到中國法治在砥礪前行的進程中，實現的跨越已經不僅僅是年代的久遠，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時代法治理念的提升。此次“掃黑”與曾經的“嚴打”有相同但更多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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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我國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和一次專項行動，分別為1983年、1996年、2001年；“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最早開始於公安機關，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後在全國鋪開。
往事如煙,那是1979年，一場世紀審判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那時律師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遠不及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流行，人們對律師的認知更多來自於女主角麗達。
那一年，有7部法律相繼頒佈，延續至今不斷修改的“兩法”亦“誕生”於此時。為了保證實施，中央還下發了“64號”文件，有報道說，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同志看到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指導性文件，熱淚盈眶。
那一年，被砸爛的公檢法機關得以復建，司法部下發《關於律師工作的通知》時，全國登記在冊的律師僅僅212人，有誰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中國律師隊伍呈幾何式增長壯大到近43萬人，成為依法治國方陣裡的主力軍。
那個時期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面貌發生改變，社會活力增強，同時刑事案件、惡性案件也大幅增多，典型的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兩個兄弟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現後殺人逃跑，流竄至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社會恐慌，中央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懲治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後來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建議下加上了“依法”二字，歷史上的第一次83“嚴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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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有一批年輕人正在海淀法院實習，沒有人會料到，多少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領軍人物，這其中就包括張軍、姜偉、陳興良三人。
1983年，陳興良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二年級研究生。他說，自己以實習名義參加了海淀法院三個月的“嚴打”，現在回想，確實存在人為拔高的現象。例如，有案件會被回爐，也就是將“嚴打”之前已經判決生效的案件重新審理改判。這種做法既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也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另一位當年曾參加過“嚴打”的實習生後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時曾經提及，“當年因為案件量大，看守所容不下，一些人羈押在京郊監獄。為免於奔波提高效率，書記員隨法官住進這個監獄監舍裡辦案，兩天開了十幾個庭。那時，有律師介入的案件也只能發表一次辯護意見，很少有第二、三輪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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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節點，記者曾採訪當時還健在的肖揚老院長，他講的一個案例，至今讓記者無法忘懷。
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因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而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並最早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的理念。
1983年，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甄貞，那時才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恰恰是集二審和死刑複核為一身的重要部門。“記憶中當時的辦案，公檢法司就像是一家人，講配合講協作，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甄貞回憶：“刑事案件律師出庭辯護率非常低，很多死刑案件都沒有辯護律師的參加，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不過一紙空文。”
甄貞介紹，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並配套修改了刑法，增加了死刑罪種；同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規定對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罰直至死刑；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速審決定》規定，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下放了死刑複核權。
記者問：“聽聞那個年代包括執行死刑都是群眾大會，公捕公訴公判公開執行，罪犯前面掛個大牌子游街？”回答說：“是的，為了在社會上形成強大攻勢,起到震懾作用。”
從甄貞的敘述中，記者瞭解到，83年“嚴打”期間，對疑案的處理，基本上沒有今天的“疑罪從無”,重罪輕罪之疑也往往是從重。那個年代，為了震懾要靠“遊街示眾”，誰又會料到，40年後的今天，很多個案就引起全民圍觀。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正當防衛的趙宇案為例，“見義勇為是否犯罪”話題全民參與閱讀數超過6億次，討論超26萬次，進入“七五”時期的普法已經徹底喚醒公眾的法律意識。
時針轉到1996年
這一年的2月，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首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隨即發生了1949年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家中遇害的事件，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成為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河北石家莊的一起強姦案。1995年的3月，一位不滿21歲的年輕人被石家莊市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判處死刑,當年4月即被執行槍決。誰又會料到，該案沉冤21年後終得雪，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原審被告人無罪，其母在法庭上嚎啕大哭。這個最終被判無罪卻再也“回不來的年輕人”，就是聶樹斌。
聶樹斌
聶樹斌母親（左一）
聶樹斌父母
聶樹斌父親和姐姐
聶樹斌案改判有何重大意義？最高法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聶樹斌案是一起歷時21年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從另案被告人王書金2005年自認“真凶”後，社會公眾對聶樹斌案十分關注。聶樹斌案再審改判，有力踐行了我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一貫方針，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具體落實;最直接的意義是還了聶樹斌及其家人一個公道，實現了個案正義。作為司法人員，一定要牢記錯殺的沉痛教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義不再遲到。
最高法院原副部級專委胡云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那個年代，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即可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從掛”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安徽於英生案等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那一時期。
呼格吉勒圖父母
於英生
時針轉到2001年
當年河北石家莊發生了“靳如超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其在廣西北海被抓獲時身上還攜帶著356塊炸藥和34枚雷管，震驚全國，直接促成新一輪“打黑除惡，治暴緝槍”即第三次“嚴打”的開始。
資料圖
這一年的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發佈《關於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一位老法官對記者講述了一件當年發生的案例。
這一年的夏天，東交民巷27號，南方某省的一對夫婦不會想到他們的生命會引起最高法院的高度關注。這對年輕夫婦在鄉下賣火藥，因為無照，一審被判死刑。而當時在農村因生產需要購買火藥是普遍現象，因此“一刀切”極易造成錯案，“畢竟人命大於天”。經過認真研討，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時下發一個重要《通知》，對“生產需要”做了明確規定：“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從輕處罰。”這一《通知》就是為了防止“嚴打”擴大化、統一辦案標準。
記者問：“這對夫婦命運如何呢？”老法官欣慰地說：“當然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如果處罰過重，不僅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會讓公眾難以接受，損害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從這個案例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法治慢慢步入軌道，很多案件已經更多注入“法治的因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開始得到體現，後來死刑複核權迴歸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案件連年下降，社會治安並沒有反彈。
時針轉到2006年
據悉，這一年中央政法委部署“打黑除惡”專項活動時，“打黑”是否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北京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研究貫徹落實會議上，討論時還有不同意見，引起了較大爭議。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廳長（時任北京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苗生明回憶：“當時有人提出，即便是黑惡勢力犯罪，畢竟還有被裹挾進來的偶犯、初犯、從犯，有自首坦白立功人員，應當區別對待，這是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的基本要求，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在打黑除惡中一體堅持。後來，這一意見最終得到政法委支持，寫入了相關的會議紀要之中。”
應該說，“這是新中國‘嚴打’鬥爭刑事政策演進中的一次重要調整，也標誌著從1983年‘嚴打’以來刑事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和進步。”苗生明評價道。
時針轉到2019年
此時，全面依法治國已經按下快車鍵，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中央明確提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準打擊黑惡勢力。4月9日“兩高兩部”《關於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對於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2019年4月9日全國掃黑辦首次召開新聞發佈會。
這說明，即便是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也要根據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切實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開一個黑社會的庭最多時，要20多天”，我們經常聽到刑辯律師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一年的7月，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檢的一次檢委會上，因為即將發佈的“不放過不湊數案例”，與會人員有分歧有爭議，最後在討論中達成共識。隨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張軍強調“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決不能前面掃黑除惡，後面再糾偏、再解決申訴問題”；涉黑惡勢力案件到了檢察環節，“重中之重”是要切實做到不偏不倚，既無過度也無不及。
2019年7月20日，大檢察官研討班在成都開班，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講話。
回望40年，特別想用一句話概括，苦苦思索不得要領。突然想起採訪徐建時寫過的一句話。1982年，徐建曾因《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畢業後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辭職到深圳做律師。後來他回人大創建律師學院時，記者問他初衷，他說“希望年輕律師不必像自己1983年那樣蒙嚓嚓摸著石頭過河”。
40年間，世事變遷，很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在今天看來卻是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欣慰的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更注重庭審中的質證，而且對請不起律師的被告，法院都會指定法律援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部賈麗群局長對記者介紹，近年來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100多萬人中，有50餘萬人進入到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隊伍中，職業隊伍更加專業化，凸顯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40年刑事政策、法治環境的變遷，不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刑事法治史？讓我們感慨萬千。中國刑事法治經過40年的淬火鍛造，早已經從蒙嚓嚓走出鏗鏘有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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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法從重從快”到“寬嚴相濟”再到“全面依法治國”，通過40年刑事政策的梳理、刑事法治的變遷，可以看到，“嚴打”是在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高發的特定情境下對犯罪進行有力打擊的措施，是一種政治決斷與決策。因此，有學者認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我國懲治黑惡勢力刑事政策又一次重要的發展和升級。
2018年12月27日，全國掃黑辦召開電視電話會議，總結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工作，對2019年工作進行部署。
這個升級，根本原因在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形態的演變，比如向基層政權滲透、用軟暴力實施“套路貸”“校園貸”攫取暴利、更具有隱蔽化等；黑惡勢力開始向城鄉接合部、向農村的“袋口”轉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業務工作有業務工作的標準，即法律標準；政治工作也有標準，就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
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毒瘤，成為侵蝕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破壞黨執政基礎的罪魁禍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何談幸福指數？
“剷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這是一個具有政治遠見的洞識，也指明瞭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如是評價。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督導情況彙報。
當前，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進入深挖根治的關鍵時期，大量案件進入起訴審理環節，“排隊上車”現象突出，還有不少案件停留在檢察環節。從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三輪督導反映的情況看，相對集中辦案，個別案件還存在拔高或者降低處理的現象。
不可迴避的是，坊間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踐中有地方被媒體曝出將失獨家庭列為掃黑除惡摸排對象；還有標語貼到了幼兒園出現“打黑除惡從娃娃抓起”的段子；傳統的“從嚴從快”“就高不就低”“堅持兩個基本，不糾纏細枝末節”運動性思維依然存在；處置黑惡勢力犯罪涉案財產等方面還存在理解、執行不到位的問題；有的案件違背中央精神，出現降低證據標準“拔高”“湊數”的做法。這種現象似曾相識，或許在當年不算什麼，但今天無疑已經成為法治的逆流而引起警覺。
郝春莉律師介紹，還有涉黑惡案件，案件事實尚在偵查中還沒有查證屬實、有的案件尚在審查起訴或審判期間，負責偵查機關就開始立功授獎，這些“未審先定”“輿論審判”的做法，有違“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以審判為中心”等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對於這些現象，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曾經談及，針對掃黑除惡下指標問題，最高檢去年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必須嚴格把握逮捕和起訴標準。“逮捕的時候，必須弄清楚，不是黑社會的，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批捕。不是這個犯罪，就不能按照這個罪名起訴。這是我們檢察機關必須堅持的，這很重要。”孫謙強調。
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上，最高檢強調，“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部署開展起來的。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治國方略下的具體工作部署。因此，這次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要不同以往，一開始就要規範，每一個案件都要規範，要更加重視辦案的質量。”
201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全國檢察機關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促座談會，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最高檢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在“證據標準”的認定上，張軍經常顯得很較真，這可能與他長期主管死刑複核的經歷有關，他更強調“辦鐵案”和“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一廳檢察官印證了這個說法，“檢委會討論案例時，張檢問得特別細，逐字逐句進行，要求必須與承辦檢察官核實。”
面對有檢察機關反映，公檢法機關在理解和把握黑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的現象，最高檢黨組的態度非常堅定，“關鍵要實事求是。是，就按照法律規定依法從嚴；不是，有多大的壓力也要堅持依法，不枉不縱。”
我們先看一組數據：
2018年，偵查機關以涉黑惡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不認定9154件；未以涉黑涉惡移送，依法認定2117件。
我們看另外一組數據：
2019年上半年：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涉黑涉惡案件，檢察機關批捕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5390件，起訴時未認定涉黑涉惡的4879件；公安機關未以涉黑涉惡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批捕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896件，起訴時認定為涉黑涉惡的1126件。
為了嚴把掃黑除惡辦案質量，今年3月，最高檢掃黑辦專門下發一個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省級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一嚴格把關制度。
我們再看一組數據：
截至8月6日，各省級檢察院掃黑辦共對885件涉黑和545件重大涉惡案件統一把關，其中，改變下級院定性107件。在省級檢察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的53件案件中，縣市院意見一致認定構成涉黑，省院把關後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4件；縣市院對是否涉黑認定不一致，省級院認為不涉黑並最終改變定性的29件。
三組數據都指向了一個定論，實踐中對於是否涉黑惡犯罪，出現了認定標準不一樣的案例。這種不一樣存在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之間，也存在於檢察機關縣市院與省院之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位公安老領導對記者說，現在公安隊伍專業素質比以往高很多，大都是高等院校的畢業生。辦案出現參差不齊、高低不一的現象，更多是慣性思維所致。如何準確理解刑事政策並以之為指導精準適用法律，是嶄新的課題和挑戰。
河南省檢察院對45件在審查起訴環節改變公安機關涉黑定性案件的調研報告中分析顯示：在最終改變定性的45件案件中，三級檢察院涉黑犯罪檢察組意見一致，均認為不構成涉黑犯罪的僅9件，三級院意見不一致，最終改變定性的有36件。河南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解釋說，主要原因是辦案過程中有的還停留在過去“運動型嚴打”的思維做法上，嚴格依法辦案的意識還不夠強，不能準確把握黑惡犯罪性質的法律評價，人為拔高定性，認為只有定“黑”才算嚴懲，才算掃黑除惡有成績；有的缺乏責任擔當，認為最後由省院統一聽取彙報把關，不深入分析。
對於出現的這種情況，最高檢黨組明確要求，必須統一司法尺度和辦案標準，檢察機關務必仔細思量：對黑惡勢力如何做到精準識別、精準打擊？是否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有關證據規定？權力行使過程中是否受到了有效監督？
2019年1月2日最高檢掃黑除惡領導小組召開第四次聯席會議（來源：最高檢網站 拍攝：程丁）
回到開頭之問，最高檢為何要在這個節點下發典型案例？因為專項鬥爭已經進入從全面鋪開向縱深推進的關鍵時期，中央政策清晰明瞭，貫徹落實就不能跑偏，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嚴打”時期曾經出現冤假錯案的歷史不能重演。
最高檢希望，通過典型案例的下發，對基層辦案形成指導和引領作用；通過具體案例詳解公檢法機關的辦案過程、闡釋掃黑除惡鬥爭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維，迴應社會關切。
五個案例的下發，可謂“來得正是時候”。在陳興良看來，“檢察機關處於刑事訴訟的中樞，前要對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後要參與人民法院的庭審活動，對於保證辦理的黑惡勢力案件質量承擔著特別重要的職責。
陳興良認為，“當前的掃黑除惡鬥爭，正在有步奏、有目標地推進，取得了成效，從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否定，個別地方、個別案件還存在把關不嚴，打擊擴大化的現象。就人為拔高和隨意降低這兩種現象而言，前者是主要應當避免的。那種強行下達掃黑除惡案件指標，絕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應當堅決杜絕。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掃黑除惡案件的質量。”
陳衛東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擔負批捕起訴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訴的職責，堅持依法辦案、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保質保量穩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意義重大而深遠！
王兆峰說，最高檢發佈不湊數案例體現了檢察機關敢於向錯誤做法說“不”的勇氣和擔當，它再次提醒辦案機關要堅持法治標準:“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最高檢公佈的這五個案例以及所產生的效果表明，堅持法治原則才是落實政治部署、實現政治使命最可靠、最有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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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平安是最大的民生。2019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年，到2021年時，“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偉大目標即將變為現實，“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多麼讓人期待與嚮往！
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這是一個彰顯治國安邦的戰略謀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事關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這是一個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考量，總書記強調以掃除黑惡勢力為切入點，刀鋒所指是黑惡勢力背後的不良政治生態，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另一個重要戰場。“以拍蠅打傘帶動政治生態不斷好轉、社會生態更加優化，促進黨的執政根基更加穩固，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部署，觸動利益之深、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張文顯評價。
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中央開展掃除黑惡專項鬥爭，就是要形成強大的掃除合力，以大“掃帚”堅決掃除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讓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明顯提升，還社會河清海晏、天朗氣清，還老百姓朗朗乾坤。
船到中流浪更急。疥癬之疾，易成膏肓之患。黑社會的狀態好比癌症的潛伏期，沒有大量滋生髮作起來的時候，是很難發現的。隱蔽的求生、向鄉村的下沉滲透、軟暴力與套路貸等，如毒瘤般，成為社會治理的頑疾，也為進入中盤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帶來更大的難度。
在這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最高檢通過案例的形式要求檢察機關在貫徹中央決策上不打折扣、不做選擇、不搞變通，確保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在法治軌道上有效進行的意義不言而喻。
基層治理本身就是精工細活，需要多主體參與、多角度治理，任何部門對中央政策的囫圇吞棗、歪曲執行，都是行不通的，檢察機關在社會治理的進程中，必須發揮精準監督和精準引導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統籌推進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總書記一語道破法治對政治的作用，更說明了只有法治才是刑事政策得以正確實現的依託。
法治，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艱辛探索，也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法治，要求我們不僅要把事情做對，更要把對的事情做好！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偉大時刻即將來臨，在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時間座標上回望，刑法學泰斗高銘暄教授感慨道：“40年中國的刑事法治，最大的變化是基本上做到了民主科學立法，公正有效司法，廣大公民守法、維權意識提高，法律人才隊伍不斷髮展壯大，預防和懲治犯罪、教育改造犯罪者的經驗和方法不斷豐富。”今年91歲的高老，是此次入選“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的法學界唯一代表，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多大的力量都無法抵消他作為中國40年刑事法治親歷者見證者的“感同身受”。
高銘暄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歷史時刻回望，40年間，我國刑法從1979年的192條，到1997年修訂後的452條，再到隨著實踐的發展先後通過了10個刑法修正案，法律條文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40年間，刑訴法由1979年制定時的164條，經過1996年、2012年的兩次大修以及2018年的一次小改，條文數量先後增加至225、290直至目前的308條；40年間，規範“兩法”適用的各類司法解釋和實施細則、司改規範性文件的條文總量已經超過2000條，徹底告別了“無法可依”“無法無天”的歷史發展階段。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歷史節點回望，40年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一個充滿生機活力、不僅僅有法可依更要實現良法善治、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正在到來。
回望40年的崢嶸歷程，萌生於革命時期、築基於建設時期、勃發於改革時期的中國刑事法治，已然長成一株自立於世界法治之林的大樹，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自信不自豪！但也必須看到，中國的刑事法治建設道路漫長，未有窮期，我們不能忘記來時路，更要篤定腳下路，篤定新時代刑事法治現代化的目標不斷攻堅克難。
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已經過半，如何不斷完善長效機制，堅持標本兼治，源頭治理，而不是“雨過地皮溼”，一陣風似地飄過？從“治標”到“治本”，司法檢察，法治群體從未停歇思考、從未放緩步伐……
記者手記：“改”的勇氣
蔣安傑
就在稿子接近尾聲時，看到一則新聞刷屏，8月22日，青海省西寧市城中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林小青作出不起訴決定，備受關注的大成女律師林小青因捲入“套路貸”被檢方以涉嫌詐騙罪提起公訴案吿一段落。
新聞中提到：“上級檢察機關對此高度重視，派員閱卷審查，並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特別要求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既要從嚴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又要依法規範辦案，既不降格處理，也不人為拔高。
很多人在朋友圈裡為這個“上級機關”點贊。記者反反覆覆看了幾遍新聞表述，西寧市城中區人民檢察院認真貫徹落實上級檢察機關的要求，對該案進行全面研判後提出撤回起訴的意見。也就是說，這個案例是檢察機關自己及時糾錯，這份“改”的勇氣，更彌顯珍貴。
地方本來當成政績的一個事兒，再“改”自然阻力很大。“上級機關”閱卷後指令撤訴，也是實事求是依法辦案依法糾錯，也是不湊數的具體體現！
聲明：本文轉自法制日報
（id：fazhiribaoxinwen），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