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輕人，在洶湧不堪的現實面前，有的無從選擇，粉身碎骨；有的則硬著頭皮，為了生存面對這個尷尬。”
導演耿軍，黑龍江鶴崗人，喜歡自稱來京務工人員（者也 攝）
口述/耿軍 採訪/艾江濤
厚厚的積雪，不時閃過的運煤車，衰敗的街巷，簡陋的內室。導演耿軍的影像中，始終充斥著家鄉鶴崗市南山區郊區生活的記憶。
1976年，耿軍出生在黑龍江省依蘭縣。家裡因為地少，在他四五歲時搬到尚志縣，也就是如今已劃歸哈爾濱市的尚志市。8歲那年，父母為了讓他和弟弟有更好的讀書條件，全家又搬到了黑龍江西北角一個以煤聞名的邊城：鶴崗。用耿軍的話說，這段搬家史，完成了從農業區，到林業區，再到煤礦工業區的躍遷。
1996年來北京打拼前，耿軍一直生活在那個承載他所有青春記憶的片區。2015年，回老家拍攝電影《輕鬆加愉快》時，他發現這裡已逐漸凋敝，沒有了昔日興盛的景象。第二年起，在政府的棚戶區改造計劃中，這裡被陸續拆遷殆盡，一切定格於最後的影像記錄。
“電影中拍攝的那個片區，承載了我們這代人從所謂的國營時代，到公私合營時代，再到個體時代的記憶。”這也是耿軍喜歡以此為影片取景地的原因。
因為煤礦工作太危險，改行開出租車，卻因為陷入毀滅性的愛情而自殺的青年；希望尋找更體面的工作，卻長期待業，最終為朋友出頭而被打殘的青年；遊走於工地與髮廊之間，在受傷與失落中，最終硬著頭皮面對現實的青年。耿軍把自己的鏡頭，對準了在家鄉與自己一起成長的一個個失敗的個體命運。
那種命運，是一種生活的循環。耿軍說，如果自己不來北京，1995年中專畢業後，自己也會陷入那樣一種循環：跟隨父母在家養雞，買飼料，收拾雞糞，賣雞蛋，淘汰雞。對於那些礦上子弟來說，如果不是考學遠走他鄉，則陷入另一種循環：下井、打零工、混跡街頭，最終或者犧牲，或者成為安穩的一員。
2003年，因結核病在家休養的耿軍，拍攝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片《山楂》，講述一個到當地煤礦打工的外來者，受到別人欺負，想在離開前報復，卻因膽怯懦弱最終放棄的故事。那種情感上的共鳴，正源於耿軍在北京，同樣作為外來務工者五六年的生活經歷。
直到今天，耿軍始終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在京務工人員。他願意用家鄉而非故鄉，指稱那個生活多年依然與他有著太多聯繫的地方。作為家鄉的叛徒，無論對於過去的記憶，還是眼下的現實，他都無意美化：“家鄉的生活是一種你討厭的循環。到北京之後，你發現這裡是另外一種循環。你真的以為你來到了更好的地方嗎？未必。”
在北京朝陽區黑鰭工作室，當我看完耿軍的幾部電影，走出放映室時，發現他已在一張沙發上酣然入睡，鼾聲如雷。
以下為耿軍口述。
鶴崗不但是煤城，同時西鄰小興安嶺，擁有豐富的林業資源，圖為大馬河林場滿身霜雪的馬匹（肖殿昌 攝）
礦區的轉變
我八歲到了鶴崗，搬到一個叫南山區獲勝村的地方，也是我在電影中主要描述的地方。我家附近就有三個煤礦，我們那兒叫南山區，最大的礦是南山礦。周圍礦上有四所學校，我就讀的學校屬於南山礦，叫南崗小學。
因為是礦區，路不平，有大上坡大下坡，我們經常會扒運煤車、運糧食的車、運蔬菜的車去學校。有時候車速太快，到學校路口下不來，一直要到下面鐵道口，車速慢下來，才能下來。
礦工子弟分兩塊。像我們那種地方，基本上男人是一家之主，女的一大半不上班，那種家庭靠一個男的，養兩三個孩子，過得也不太好。還有一種雙職工家庭，兩口子上班，養一個孩子，這種家庭裡面有水果，有奶糖。在那個匱乏的年代，我們基本上厚著臉皮，忍著害臊，去人家家裡吃點東西。
上小學那會兒，因為我們住郊區平房，洗澡很難，經常走差不多三公里路，到一個大煤礦的公共浴池洗澡。
礦區的澡堂，浴池差不多有300平方米那麼大，人最密集的時候，可能會有上百人圍在四周，完了中間還有人。煤礦裡上班的很多年輕人把那兒當游泳池，在裡面游來游去。那個時候煤礦經濟好，三班倒。一升井，工人們從煤礦大門出來，很有氣勢。我們去洗，要趕在工人沒下班的時候，澡堂裡面乾淨。有時去正趕上他們下班，整個浴池瞬間就黑掉了。
中學時，我就讀的學校叫南山礦第三中學。因為是礦區學校，每年五月份植樹，我們都能吃到礦區的保健飯，像過節一樣。這些保健飯，平時做給井下的礦工吃，有面包、鹹鴨蛋、香腸。麵包好到什麼程度？雞蛋放得特別多，糖餡兒，最牛的還有肉餡兒。那些礦上的子弟，上學時候會帶保健飯，我們帶的是媽媽蒸的饅頭和炒菜，經常交換著吃。
鶴崗那會兒有很多外來者，我家好多鄰居，就有從四川、河南來煤礦討生活的人。他們跟我們最大的區別是語言不通。還有一個就是他們在東北永遠穿不暖，永遠是凍得臉色發紫。
那會兒大家還是認國企，認國營單位鐵飯碗這件事，因為那是一種安全感，你在這裡上班是正式的職工，工齡到了工資會漲，會分房子，退休了有醫療保障。東北受蘇聯影響挺重，尤其在黑龍江這邊，工人老大哥老大姐，我為祖國獻石油，集體效益越好，我們個體就越好，整個處在一種集體性思維的氛圍。
但慢慢地，我們這種不在煤礦工作的家庭過得越來越有模有樣，大家會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你可以不去煤礦上班，還可以開一個食雜店，做點小生意，所謂選擇越來越多。
有件事對我影響挺大，讓我長大以後死活不願去煤礦上班。那應該還是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弟弟抬了一桶雞蛋去集市上賣，路過附近的向陽煤礦，發現礦上大門關著，外邊圍了很多人，原來裡邊發生了“冒頂”。家屬圍在外邊，等著搶救的希望。我的同學周長東的弟弟，就在那次礦難裡死了，也就十幾歲。還有一個鄰居，姓劉，女兒18歲的時候，爸爸就在礦難中去世了。我記得，冬天她穿一件粉色的羽絨服，戴著黑孝。這些事，影響到我們長大後的選擇。
90年代末，煤礦改制，職工下崗，對我自己來說沒有直觀感受，唯一的感覺是什麼？當年那些國營飯館、商店都改制了，大家消費能力似乎沒那麼高了。那會兒走了很多人。很多本地人也會奔走他鄉。我有個鄰居是前面礦上雙職工家庭的子弟，那會兒也在礦上工作，脫去工作服，他會換上一身特牛的行頭：穿著白襯衣、大衣，打著領帶，覺得自己像劉德華。煤礦不景氣後，這個人忽然消失了。多年後，碰到他在哈爾濱賣瓜。為什麼不在本地賣瓜？覺得臉放不下來。
還有那種徹底混不起來的，加入所謂的傳銷組織，和熟人用電話打感情牌，騙點錢後銷聲匿跡。還有跟女的在一起的，這個女的比他大很多，在歌廳做小姐，他吃軟飯。這些事情在身邊，其實都很常見。
那個時候有首特別流行的歌曲，叫《從頭再來》。當時會覺得這首歌真他媽棒，但是現在會覺得真他媽操蛋。你全身心地相信體制，後來這個制度一變化，你就被甩了出來，有點像從家犬變成喪家犬。
90年代以後，市場經濟在北方逐漸發酵。電視裡面可口可樂、海飛絲的廣告，勾引著我們對物質的飢渴。我家附近也開起了一家髮廊，叫海鷗髮廊。
開發廊的姐倆兒，二十出頭，特別漂亮。我們那幫青春期的孩子，一般都在家裡剃頭，並不是這裡的消費群體。雖然沒有膽量進去消費，但上學路過都會放慢腳步，看看誰在裡邊。只要看停在門口的是摩托車還是汽車，就知道什麼人在裡邊理髮。
有那種長期泡在裡面的人，一天天待著，泡妞。幾年下來，你發現一撥一撥的人敗下陣來，沒有泡成。髮廊的老闆後來在二十六七歲時，選了一個看上去比較老實的當地人嫁了，髮廊易主給一個叫小娟的女孩，就是我拍的電影《青年》中小霞的原型。小娟是個比我們小一歲的女孩。她是附近最懂審美的，有技術優勢，讓我們會有一個（很美的）錯覺，後來想想，她也沒有那麼好看。這個地方依然特別聚人。在我2006年拍攝《青年》的時候，這個承載了我一段青春記憶的髮廊，進入它最後的時刻。不久，徹底消失。
巧合的是，今年過春節我又碰到了小娟。她是我朋友勇哥的乾妹妹，到他家拜年。酒桌上，小娟喝了有一斤多白酒。我們躺倒在沙發上，閉著眼睛聽她聊天。她的婚姻並不幸福，找了一個男的，賭博，吸毒，最終又回到單身。
舞廳更加直接。90年代初，我們上小學五六年級到初一初二那段時間，舞廳最流行。我們這群嘴上剛長絨毛的小崽子，都去過舞廳。那時候，女孩去舞廳免費，男孩兩塊錢通票，什麼概念？早上進去，晚上回去也無所謂。
我們這種家庭出來的孩子，會覺得那個地方男的女的摟在一起跳舞，好像不是好人去的地方。但那裡對我們，又存在著巨大的吸引力，我偷偷去過幾次。因為老踩人腳，節奏感也不好，後來就不去了。那些跳得好的人也會被舞臺耽誤。那是吃軟飯的一個絕佳場所，身邊有家庭生活不幸的中年婦女，到那消遣寂寞，身邊十七八歲的男孩很容易和她們搭上。
我們那兒現在也有這種舞廳，不過已經特別寬泛，裡面還有旱冰。我後來總結，這是流行文化傳到我們那兒後，形成的“窮鬼大樂園”。兩塊錢玩一天，解決一下寂寞問題。對青春期的我們來說，主要解決好奇。
1997年，黑龍江省鶴崗礦務局興安煤礦向每位採煤工提供了一張免費服務卡（周確 攝/新華社供圖）
文學讓我沒有成為混子
在那樣的環境中，我之所以沒變成一個遊手好閒或坑蒙拐騙的混子，可能跟文學有點關係。
上中學時，我們班男生都在看武俠，女生看言情。我和我的中學同學李正民，有一天突然決定寫武俠小說。你寫一張，我寫一張，後來我們互相刁難，拿本字典，閉著眼睛翻，用翻到的第一個字開頭。比如你翻到一個“李”字，可以用它起個人名，但如果翻到尷尬的“尬”字，你沒法以這個字開頭。就這樣寫了差不多一個多月，胡編亂造，最後寫不下去了。
1993年，我上中專的時候，當代文學開始爆發。我們班有個曲憲利，家裡有很多書。大家發現他在悶頭看一本書，傳來傳去，傳到我手裡，就是賈平凹的《廢都》。那本書很奇怪，所有性描寫的段落都用方格代替，我們搞不明白這件事。由於曲憲利的原因，我辦了鶴崗圖書館的圖書證。對我們來說，圖書館是另外一個世界，不但有當代文學，還有《悲慘世界》《93年》《戰爭與和平》這些。
看了《悲慘世界》，你會被裡面那種人性的光芒嚇一跳。看完《百年孤獨》《包法利夫人》，等我20歲第一次看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便會覺得，怎麼這麼低檔的文學在國內會那麼熱銷？雖然從小接受的是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的教育，但我看完它覺得虛假。我現實生活中看到的人，和這些英雄人物是兩碼事。這幫成年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他們帶著盒飯上班，回家後，老婆家務，小孩上學，安居樂業。
對我們最大的刺激，來自外面進來的流行歌曲、搖滾樂、電影。
1991年，在上中學那會兒，我們幾個同學揹著家人坐一宿火車到哈爾濱。我的同學在報紙上發現了一個招演員的信息，我們黑龍江最有名的導演李文歧剛拍了一個特別厲害的電視劇《趙尚志》，在招收演員。下了火車，我們找到青年文化館，導演說：“你們沒看清我寫的是什麼，我招的是兒童演員，小夥子，你們不是兒童。”後來我們又去了哈爾濱話劇院，和那些演員合影。那會兒，文化這塊挺讓人嚮往，但其實那時候也看不清楚，只是覺得，別他媽此生就耗在這兒。
中專出來後，我不想去煤礦上班，找不到自己滿意的工作：可以一天掙15塊錢，一個月掙450元。也不想跟父母去養雞。那個時候幹了一件事，就是摸索著寫劇本。
那時候對電影感興趣，但個人弄不了這件事。怎麼才能弄呢？一是當演員，一是當編劇。我在鶴崗圖書館看到劉恆的劇本《菊豆》，覺得沒什麼難的，就試著寫唄。1996年，我帶著自己寫的劇本《畫圈》到北京，變成了來京務工人員。
馬在車上，青年在輪椅上
在北京，旁聽電影學院老師的課程，和周圍愛好電影的年輕人一起討論電影。2004年、2005年的時候，我已經拍攝了幾個短片。那會兒我還在廣告公司打工，時間相對自由，每年都會回家待一個多月。
回家以後你會發現，身邊的朋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幾個人都死了。有的為了愛情喝了農藥，有的為了友情跟人打仗幹殘了，還有人為多掙點錢從建築工地掉下來受了傷。這些真實的故事，後來都成為電影《青年》中的原型。
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金財的原型叫管國，比我大兩歲，是我中學同學的哥哥。他開始就是在煤礦上班，雖然掙得還不錯，一個月有五六百元，但終究危險。為了改變家庭命運，他買了輛車跑出租，一個月能掙上千塊錢。他談了場戀愛，女方家庭希望女兒讀個衛校，回來再結婚，但讀衛校的兩萬多塊學費需要男方來出。當時他面臨一個最現實的經濟問題，就是剛買了輛出租車，拿不出錢。女方要錢的理由，也有點牽強。在我身邊，就發生過所謂的騙婚。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女兒來到這個城市，媒人牽線後，介紹給了我隔壁家老大。結果半個月後，母親帶著女兒和3萬元彩禮，人間蒸發。
拿不出錢，女方便斷然拒絕他再和女兒來往。問題是管國挺認這個女孩。女孩不是所謂農村種地人家的姑娘，有點城市化，有點洋氣，如果跟他好，他的自尊心會受到巨大補償。
我那個同學的哥哥，先跑到女方家剁了一截手指，包了包，臉色煞白地回來了。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就帶著農藥去了，想用那個東西去鎮住那個家庭。但那種荒誕性，就像電影裡描述的，女方家長以為拿瓶咳嗽糖漿嚇唬人，沒想到這哥們兒玩真的。服藥以後，我身邊的那些朋友把他送往醫院，去往急診室的路上，他說了最後一句話：我不想死。
這件事在2001年左右發生時，我們都不理解。後來慢慢理解，因為在我們那兒，時髦一點的女性資源太貧瘠了，大部分人在市場賣蔬菜、賣雞蛋，或者在工廠上班，那種脫離自己生活範圍的女孩的陌生感，帶來巨大的吸引力。
影片第二個故事，關於所謂友情。故事的原型是我中學隔壁班的同學，就叫國慶。他的父親是上海知青，娶了當地老婆。我們小學初中都在一個學校，他的母親去世早，只有父親帶著他，家裡一直過得也不太好。他步入社會後，也在煤礦上班，但不願意在井下幹活，有段時間便成了待業青年。你知道青年人會有一個特別日常的行為，喝喝大酒，呼朋喚友，所謂“朋友一生一起走，金錢美女啥都有”這種江湖屁話。他這個人，有點夠朋友不過腦子，名聲特別好。大家提起來，會說這哥們兒夠意思。到哪兒去，他都不空手，搬一箱啤酒或者兩瓶白酒、揣兩包煙什麼的，成為他的習慣。他也沒什麼錢，就是死撐也要這麼辦，這種人在東北特別多，他是一個典型。
他打仗也沒有多麼厲害，但是會替朋友出頭。結果遇到埋伏，對方也沒手軟，打壞了。他真實的處境比電影中描述的還要慘，頸椎受傷，幾乎癱掉，後來由於長期臥床得了褥瘡，不知道最後用什麼方式，自己從樓上折騰下去，死了。
國慶這個角色身上還融合了我另外一個發小的故事。他比我稍長一兩歲，他和父親都在煤礦上班，一次意外受傷後，在家養傷。家裡父親沉迷賭博，母親沉迷練功，沒有時間照顧他，經常發生口角。一天吵架後，這哥們兒一較勁，自殺了。幾個月後，他的父親買了一包長白山煙，在家前面的小樹林也上吊自殺了。
電影中，鐵英的原型也是我隔壁班的一個同學。我們家離得特別近，隔一條馬路。他是隔壁班的體育委員，身體挺好，輟學之後一直在工地打零工。為了多掙一點錢，在工地受傷了。大家以為他會傻掉，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又恢復了。鐵英正是當年海鷗髮廊的常客。再過了一兩年，說這人哪兒去了？後來發現在附近的麻將館裡，他跟一幫婦女在打麻將。
影片結尾，鐵英恢復以後，又走向了髮廊，發現髮廊門口停了一輛奧迪車，一個更有實力的人可能在裡面。這些年輕人，在洶湧不堪的現實面前，有的無從選擇，粉身碎骨；有的則硬著頭皮，為了生存面對這個尷尬。他們後來怎樣？我覺得可能有點像《站臺》，崔明亮抱著孩子睡著，淹沒在平凡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