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鍾
韓國媒體最近很忙。
1月底，韓媒 MBC 爆料 Big Bang 成員李勝利所開的夜店發生暴力事件，起初，大家沒太在意，結果這個鬥毆事件像瘟疫一樣蔓延，到今天已經扯出了包括下藥迷姦、拉皮條、偷拍女性、吸毒、行賄警方、逃稅、賭博等等問題，涉及到不少藝人和政界人士。
整個過程裡，除了包括 D社、SBS、KBS 等多家媒體記者的努力調查之外，還要感謝兩位豬隊友，在夜店當 DJ 的勝利妹妹為證夜店鬥毆事件的清白，在網上放出了帶字幕的詳解視頻，結果被吃瓜群眾發現了 G水（俗稱迷姦水），D社順藤摸瓜，證實了夜店下藥迷姦女性、接待未成年人、行賄等行為。
而另一邊，男藝人鄭俊英兩年前送修的一部手機裡被發現了大量偷拍視頻，SBS 更是扒出了他所在群組的聊天記錄，挖出了一條迷姦、偷拍鏈條，受害女性都是20出頭的女孩子。
連鎖反應還在繼續，最初參與調查的一位記者在 ins 上預告，說要“1-2周放一個料，從小到大”；曾經因被迫進行性交易而自殺的張紫妍事件也重新回到公眾視線，今天，韓國民眾已經發起情願，請求延長此案的公訴期。
從1998年提出“文化立國”的戰略起，靠著韓流創造的附加值，韓國的經濟很快被盤活了，04年，文化產業就已經成了韓國第二大出口創匯產業，跟韓國毗鄰的我國受到的衝擊波最強，99年已經把“韓流”這個詞寫進了字典裡。
韓流席捲世界，政府大力扶持影視劇拍攝，SM、YG 等音樂製作公司批量招募練習生再批量產出愛豆，許多年輕人湧入這個欣欣向榮的行業，等待著成為明星。
然而等級制度和父權文化始終盤踞在韓國社會，在這個行業裡又被不斷強化，身處其中的女性只能接受這個規則，不斷被塑造，然後沉淪。
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剛躋身四小龍沒多久，韓國經濟就被打回原點。外資撤離、外匯儲備急劇收縮、國庫幾近虧空，政府離破產也就一毫米的距離。剛剛當選總統的金大中感到很頭大，為了挽救經濟頹勢，他一方面努力償還外債、改革金融體系，另一方面提出了此後讓韓流稱霸亞洲的“文化立國”戰略。
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韓國政府大幅提升文化部門預算、放寬創作環境、完善文娛設施、整合資源培養人才，一心就搞文化出口，先是主攻亞洲地區，銷往亞洲的電視劇佔到了其出口額的95.5%。
效果很顯著，02年韓國文化產業的規模就達到了157億美元。
大環境這麼好，搞音樂的人都樂開了花，其中就有在81年跑去美國留學的李秀滿。除了創立 SM 出口偶像團體，李秀滿還有一個貢獻：首創了練習生制度。95年，李秀滿把本來用作音樂製作和企劃的工作室改成了 SM Entertainment ，業務內容加上了一項藝人經紀。
第二年公司就推出了 H.O.T，偶像男團一舉成名。除了韓流鼻祖，H.O.T 也可以稱為初代練習生，在粉絲的描述裡，H.O.T 的練習生時期 SM 公司還是個只有6個人的小作坊，“成員們擠在連鏡子和燈都沒有的家屬樓地下室練舞，藉著路燈照在玻璃上的影子一遍遍修正動作。”
很快，日後跟 SM 一起制霸韓國演藝圈的 YG 和 JYP 也先後創立了，韓國的造星工廠順利起航。當明星的誘惑力太大，2000年初，就算在中國，報名參加 SM 練習生招募的群體也已經很龐大了，人人網上一篇回憶韓庚練習生歲月的文章特別提到，當年韓庚報名可是以3000:1的比例入選的。
入選進入公司後練習生們除了需要安排嚴苛的訓練，還要服從管理。在強調等級制度的韓國社會，大部分公司內部都嚴格依照前後輩、上下級的尊卑關係行事，見到前輩要行禮、不能頂撞老師、聽從公司安排，這些從韓國回來的愛豆們已經身體力行地演示過了。
做到這些只是基本，為了出道，練習生們還要接受公司按照社會偏好的改造和物化。
男性要有腹肌，女性要性感和瘦，即便再有實力的女歌手，也被要求“瘦到一碰就碎的程度”，出道後絕大部分女團都以短裙和性感舞姿示人，坊間還一度有流言說女團成員會被公司要求看黃片，來提高“魅惑能力”。
除此之外，女練習生們還要多一條，忍受性別歧視。
去年，從 SM 公司離開的韓裔英國練習生在自己的推特上發文，表示自己“絕不會支持一個充滿性別歧視、身材歧視、洗腦又摧毀小孩和大人的制度。”
那麼什麼叫摧毀？13年導演崔承浩根據“張紫妍事件”改編了一部電影《玩物》。09年女星張紫妍自殺，留下長達200頁的遺書細數因簽了流氓合約，被公司老闆毆打、逼迫接待客人的過程和涉及人員名單，但案件最後不了了之。
電影質量雖然一般，但在結尾放了兩個數據：韓國女藝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表示曾被節目關聯者或社會有勢力者要求進行性接待。
比起娛樂圈裡一些你情我願的被“潛”，還沒出道的女練習生是被性侵的重災區，受害者還有不少未成年人。
17年首爾地方檢察廳批捕金某，指控其非法監禁、性侵公司旗下十幾歲的女練習生，並以數億韓元違約金為要挾；16年，一家叫 Open World 的娛樂公司老闆在辦公室、車上等多個場合多次性侵女練習生，並以出道為要挾封口，一同參與的還有旗下一男子團體成員。
把年份再往前或往後推，這樣的事層出不窮。權力壓制、下藥、拉皮條、偷拍影片、強迫練習生吸毒……到了開夜店的勝利這裡，他和他的同黨們集所有成就於一身，活學活用，發揚光大。
如果演藝圈的女性有幸避開了這一切，刻苦訓練順利通過考核出道，接下來需要面臨什麼？
有另一項數據補全了《玩物》的結尾，10年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發布《女藝人實際人權狀況調查》，提到在拒絕提供性服務的女藝人裡，有將近一半的人在角色分配或主演廣告方面蒙受了損失。
如果你能扛住壓力接受損失，作為女性，想在演藝圈活動還要避開以下身份：單身母親和女權主義者。
2008年10月，女星崔真實被發現在公寓裡自殺身亡。從07年到09年，短短兩年內韓國演藝圈就有多達11人相繼自殺。在去世的藝人裡，KBS 電視臺的主持人馬雪發現了一個“巧合”，包括崔真實在內，去世的女星基本都來自單親家庭。
對大部分中國觀眾來說，崔真實應該是他們接觸韓流的前站。1997年，由她和安在旭主演的韓劇《星夢奇緣》在韓國創下收視記錄，沒過多久，央視就把這部劇引進了，播出時照樣創了記錄，播完一輪後央視又開始重播。
在韓國，崔真實有“第一代玉女”的稱號，她的演藝經歷也有一定代表性。因為資源有限，造星工業創造的藝人又一批接著一批來，激烈競爭下經紀人的作用就很重要。在崔真實的經歷裡有兩件事，跟她同期的女藝人基本都遭遇過：被經紀人當眾責打；借錢做整容手術。
在她自殺前一天晚上，這位女演員還因為臉腫了沒有拍成廣告而焦慮，覺得自己老了、不好看成了壓垮她的最後一個念頭，在重壓之下，她選擇了自殺。
崔真實去世後，除了家暴離婚、借高利貸、被傳買凶殺人等流言，《TIME》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講到她生前面臨的狀況，從04年民眾得知她離婚後，帶著兩個孩子的崔真實就成了電視劇製作人和節目主持人排斥的對象，“他們不願意讓單身母親擔任主角或突出角色。”
一位專欄作家就說過“韓國社會不喜歡強壯的女性，對他們來說，單身媽媽有人格障礙。”然而十年之後，韓劇居然還能出現對這句話的最佳註解，在去年底大熱的《天空之城》裡，編劇筆下的單身媽媽金珠英就完美詮釋了什麼叫“人格障礙”：自負、好強、心理陰暗。
十年之後，除了“單身媽媽”，女性還要警惕新的戳不得的社會 G 點：女權主義。
因為在韓國，女權主義會被視為挑戰男性權威。除了嚴格遵守等級制度外，父權文化對韓國社會的影響更大，直到05年為止，韓國的戶籍政策都還規定只能以男性擔任戶主。
男尊女卑早已經是定論了，為了維護這樣的氛圍，韓國社會尤其是男性對“女權主義”極度排斥。
17年，畢業於梨花女子大學的趙南柱出版了一本探究現代韓國女性生活的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這本暢銷書獲得了包括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內的多人推薦，登上 Billborad 榜的男團 BTS 隊長南俊也在直播時向大家安利這本書。
然而就是這本總統和男愛豆都鼎力推薦的書，到了女藝人身上就成了黑料。
去年，少女時代前成員秀英和女團 Red Velvet 成員 Irene 分別在採訪和粉絲見面會上表示最近正在讀《82年的金智英》，還跟大家分享了讀後感，沒想到之後就被粉絲罵是“女權主義”，部分激進的男粉在評論裡上傳焚燒她照片的過程。
這事還沒完，小說被立項成電影后，曾出演《熔爐》的鄭有美確認加入擔任女主角，消息出來後，鄭有美的 SNS 立刻被攻陷，評論裡都是指責她的聲音，“你怎麼會去出演女權主義作品”，“這是在宣傳厭男思想啊”。
比起上述這些因為一本小說引發的慘案，女團 APink 的成員孫娜恩的遭遇完全是冤案，因為在 ins 上分享的個人照片裡，被發現使用的手機殼上寫著“Girls can do anything”，孫娜恩被網友攻擊為女權主義者。
這件事以孫娜恩刪掉照片收場，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為了向粉絲“證明清白”，所屬社特意出來聲明：手機殼是品牌方贈送的，並不是她主動買的。
既然不能當單身母親和女權主義都做不得，那麼什麼樣的女性最受歡迎呢？
韓國的流通貨幣或許可以幫我們解答這個問題。韓元紙幣面值最高為50000元，上面的頭像是一位女性——申師任堂。
既然面值最高，地位自然也跟毛爺爺一樣重要，申師任堂被推為韓國“賢妻良母的典範”。得此殊榮除了在書法、繪畫、詩歌上有所成就外，還因為她培養出了朝鮮時代著名的儒學者李慄谷，也就是被印在5000韓元上的李珥。
李珥對韓國社會最大的貢獻在於，經過他和他師傅的宣傳，儒學思想在16世紀的朝鮮王朝蓬勃發展，並且融入生活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直到今天，朝鮮半島依然是除中國外儒家化最為徹底的地區，韓國社會的道德體系和生活方式都深受此影響，除了各種冠婚喪祭等禮儀外，等級制度和尊卑觀念也緊跟著進入了民眾生活當中。
對韓國社會來說，女性最重要的職責其實就兩個，維持家庭（賢妻）、教養孩子（良母）。
香港某傳媒曾經報道過，16年，韓國行政自治部推出了一個叫“大韓民國生育地圖”的網頁，把全國17個市、道按可受孕女性數（20-44歲）做排序，就差沒把網頁改成“生育機器排序圖”。
似乎是為了不被韓國行政自治部搶去風頭，第二年，天天操心國民結婚、生娃的韓國社會保健院就發佈了一份報告，稱“韓國結婚率低說因為年輕人太過於熱衷’提升自我價值’，其中以高學歷、高收入女性為首。”
更惹怒民眾的還在後面，這個暈了頭的機構把女性“無法結婚”的原因歸結於“未婚女性學歷、收入都高於未婚男性”，因此在報告裡建議企業對這些“不必要的自我投資”給出更加不利的僱傭條件，比如聘用曾出國留學、研修的女性時，給的薪資低一點，好讓她們放棄出國，乖乖進入社會，早點結婚生子。
而對於政府和社會，保健院也有要求，要讓整個社會一起引導高學歷、收入的女性做“下向選擇”，使“高配置女性”與“低配置男性”結合成為一種常識。
這種完全把女性當作工具的行為當然惹了眾怒，好在韓國民眾腦子還很清醒，一些女權團體就直接抗議回懟，“政府再催也沒用，比起結婚，我更願意養貓。”
同時，就在保健院強調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增多的時候，韓國女性的社會地位依然被蓋章為“最低”。尤其在職場上，女性遭受的歧視更加嚴重，16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裡，韓國社會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最嚴重，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63%。
在韓國統計廳自己發佈的數據裡，男性的平均月薪也是女性的1.7倍。此外，先不說推崇“整容”、消費性感女團這種物化女性的做法一以貫之，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約會暴力的比率在過去裡也幾年大幅飆升，甚至有自稱“厭女者”在街頭拿刀殺人的極端案例。
而職業等級還排在律師、醫生、老師之下的演藝圈，情況也沒有好到哪去。去年，從好萊塢開始的 Metoo 運動席捲全球，韓國社會卻一直沒有動靜，直到一位在檢察院任職的“精英階層”女性主動上節目講述被性騷擾的經歷開始，整個社會才開始被引爆。
在這位女受害者的自述裡，她說自己花了8年時間才從自我責備裡走出來，並且有勇氣站出來面對這個把道德恥感加在女性身上的社會。
時至今日，Metoo 運動已經被翻篇了，女權主義在韓國依然敏感，性感女團還是韓流的招牌。每一年希望成為明星的未成年練習生們前赴後繼，她們接受整容、接受苛刻的合同條例，但在踏進公司大門之前，偏偏沒有人告訴她們要去看一部叫《YG 戰資》的情景喜劇。
只要看一眼，她們就會知道前輩們行走演藝圈的法寶，
“要小心（李）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