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格言啟示錄：管住自己的嘴

微言大義：不言人非，不為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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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編者按

最近，一組載有朱子格言的明清時期文化楹聯驚現於世，引起了收藏界的廣泛矚目。朱熹的這篇格言短文讀來可謂振聾發聵，極具文史和哲理價值。楹聯所載朱子格言全篇共有十長句，涉及的歷史人物多達二十人。本文為朱子格言解讀第八講，著重闡述短文第八句：“範純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為危論，吾人不可無此渾厚。”

01

為人處世，其實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因為人生在世，需要面對的人和事實在太多、太複雜。

如何才能有智慧地在人世間行走？

古往今來，前人為我們總結了太多的處世智慧與哲學，它們看上去都很有道理，甚至堪稱完美。但是，我們看見了，也讀懂了，卻不見得都能做到；“做人”二字，遠不是書面教誨的那樣簡單。

畢竟人是情感動物，感性的一面，是我們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先天基因，所以幾乎沒有哪個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做到理性處世；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是的，完美做人確實不易，而且也沒有誰可以做到方方面面都能智慧處世。但是，有一個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每一個人都有必要爭取守住這條底線：那就是管住自己的嘴。

生活中我們也能發現這麼一個現象：凡是滿嘴跑火車的人，說話口不擇言者，言談之間太多是非的人，他們的命運大多不會太好。從某種角度看，說話到處都是漏洞，為人的氣場難免不足。

當然了，這裡所說的“管不住自己的嘴”者，不是指口若懸河、口才極佳的人。口才好與不好，跟管不管得住自己的嘴，沒有一毛錢關係。

所謂管不住嘴，指的是分不清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或者有些話明知不該說，還是抑制不住言說的衝動。

如此不“謹言”者，難免四處樹敵，或不被人信任，或引人反感；久而久之，其個人的社會生產力就會變得低下。

02

俗話說“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生一張嘴，開口言說，不是談“人”，就是論“事”，這就難免觸及他人或社會。這正是我們需要謹慎的地方，也是管住嘴巴的意義所在：如果談論的是他人的不好，很有可能會對後者造成傷害；如果隨意評說社會之事，很可能會誤導局勢，甚至為自己帶來麻煩。

所以朱子格言說：“範純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為危論，吾人不可無此渾厚。”說的是為人處世，不要輕易說他人的不好，不要出於激憤妄言時弊，這是為人厚道與智慧的一個重要標準。

對於“不言人非”，歷史上儒家思想視之為重要的品行指標之一，很多史料都記載有相關的箴言大義：

◆《戰國策·楚策一》曰：“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意思是，不要掩蓋別人的優點，不要隨便議論別人的缺點。

◆ 宋代林逋《省心錄》說：“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強調對於他人不好的一面，主張不聽、不看、不說。

◆《楊公椒山遺囑》說：“聞人之過，絕口不言。“要求凡是聽到說他人不好的話，自己不要去言說，更不要去傳播。

◆ 明代羅狀元《醒世歌》說：“靜坐常思自己過，閒談莫論他人非。“意思是說，靜下來時多反省自己的不足，閒談時不要談論別人的是非。

既然在儒家思想中，談他人是非、論他人短長，屬於非常不厚道的行為，那為什麼在實踐中完全做到“不言人非“的人卻不多呢？這裡有兩個原因：

一是很多人都忽視了謹言慎行的品行重要性，意識不到亂說話可能會嚴重傷害到別人；

二是儒家文化語境下的修身養性，通常強調的是內省，像照鏡子一樣審視自己，眼睛很少看向別處或他人，所以即便是卓越君子也可能忽視他人的被言說之痛。

實際上在生活中，也確實不容易做到絕對的“不言人非“，人與人之間談天說地、聊天嘮嗑，難免總會說到他人，無意間多少會觸及到他人的隱痛，可謂誤傷難免。但是，一個人若有君子之風，他至少不會明知故犯，有意通過“言人非”而中傷他人。

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關於“言人非”，有一種情況很惡劣：即攜裹“做人”的道德名義，實際上卻行不道德之實，比如輕易評價誰。

朱子格言說：“範純仁不言人非。”短短七個字，為世人樹立了一個厚道人的標杆榜樣。範純仁，北宋名臣，人稱“布衣宰相”。很多人可能沒聽過這個名字，但他的父親列位肯定熟悉，那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

歷史上的范仲淹給我們的印象大體是，滿腔的家國天下之情懷，性情耿直，從不向奸臣勢力低頭。他的兒子範純仁其實也差不多，一身正氣，堅守公道不屈服。

不過範純仁有一點比他的父親強，其性格平易近人，心胸寬厚，基本上對誰都很和藹，從不嚴厲呵斥別人，總之一看就是個厚道人。為人沒有稜角，個性不突出，這也是範純仁名氣不如范仲淹大的原因。

通過範純仁的性格，我們也可以想象得到，朱熹說他“不言人非”，並不是特指某一件事或某一個典故，而是總結範純仁一生的為人處世，得出的結論。

通常性格厚道或沒有個性的人，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才氣比較一般。但錯覺總歸是錯覺。實際上，範純仁是個相當有才氣的人，讀書又刻苦，小小年紀的時候就已經名聲在外了。

出於他的才幹，在他十七歲那年，官府主動想聘用他，職位是九品官。但範純仁義正言辭地拒絕了，理由是：“我是個官二代，如果未經會考上任九品官，外界會以為我是因為父親的緣故才被任用的，我才不要被人說閒話。”

範純仁在二十二歲那年，通過會考和殿試，高中進士。這下朝廷可以名正言順地任用他了。結果範純仁又連續兩次拒絕了官府的職務任命：一次是今江蘇武進的縣令職位，另一次是今河南長葛的縣令職位。

範純仁拒絕入仕的理由是：“父母在，不遠遊。”直到1052年，其父親范仲淹去世，範純仁又守孝了三年，這才出仕為官。

範純仁在地方上擔任父母官時間不長，很快就被提拔為朝廷中央官員。宋英宗新立不久，範純仁被委任以御史臺臺諫，也就是給皇帝提意見的角色。這樣的角色註定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很容易惹怒皇帝。期間過程不表，反正範純仁沒過多久就被貶官了，回到地方上做官。

跟他的父親范仲淹一樣，範純仁的忠直秉性，在封建官場中註定是要經歷幾番波折的。但貶官歸貶官，範純仁從不怨天尤人，他的性格基因裡不存在激憤這種東西，他一如既往地對人和藹可親，從不在背後說人壞話，只是遇到原則問題也不退讓就是了。

宋英宗命短，1067年，宋神宗即位，範純仁又恢復了京官的身份。但對範純仁來說，這次復官時機完全不對，他完全融不進朝廷的形勢。因為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張旗鼓地實施變法，而範純仁對此是十分反對的。果不其然，作為反對新法的重臣，範純仁很快又被王安石勢力貶官離京。

第二次被貶官期間，範純仁跟同為被罷官的司馬光結為至交，司馬光對範純仁那是賞識有加。兩個人之所以能成為好友，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的政治立場相近，都反對王安石和他的新法。

1085年，只有十歲的宋哲宗即位，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司馬光被任命為宰相，範純仁也受司馬光的舉薦，成為皇室身邊的紅人。在司馬光的主持下，朝廷恢復了舊法，王安石的政改痕跡被清除得一乾二淨。

這時考驗範純仁人品的時候到了。按道理範純仁的政治立場本身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而且他又受到了王安石勢力的迫害而被貶官，如今司馬光清除王氏新法痕跡，範純仁應該拍手稱快才是：“你丫王安石也有今天。”

但實際情況是，範純仁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說王安石的壞話，反而在司馬光面前說起了他的好話：“王氏新法總體是錯的，但也有不少舉措是好的，希望好的部分予以保留。”

司馬光（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司馬光是何等人物？他可是聖賢級別的人呀。像他這樣的人，都免不了感情用事，對王安石恨之入骨，要對王安石的新法除之而後快。想不到範純仁卻能拋開恩怨，極力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合理部分，並絕口不提王安石個人的不好。

這就讓司馬光很難理解了，他甚至大為光火：“我司馬光是你的伯樂，而王安石是我們共同的政敵，你怎麼一點敵我觀念都沒有呢？”但範純仁就是不肯苟同司馬光，最後不可避免地被冷落，接著第三次被貶官出京，流落到了河南許昌。

對事不對人，這就是範純仁的處世哲學。數年之後，哲宗親政，範純仁被召回京城做了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位同宰相。與此同時，司馬光的政敵章惇也當上了宰相。

章惇的思路跟一般的政客無異：“今朝我得勢了，政敵派別的人馬統統要搞下去。”於是司馬光一派的呂大防等重臣，被流放到嶺南等邊遠之地。

按照很多人的思維，這時候範純仁就該跟司馬光派別的人劃清界限才對。但他非但不劃清界限，還要幫呂大防申冤辯解，結果觸怒了宋哲宗和章惇，範純仁被流放到了湖南永州做地方官，直到老死。

在流放永州的過程中，有人暗示範純仁：“只要你表態跟司馬光劃清界限，就能重回京城。”但範純仁泰然處之：“司馬溫公曾有恩於我，我怎麼能說他的壞話呢？”對於當初司馬光對他的疏遠和痛下狠手流放他，範純仁完全不記在心上，心中只記得對方的好。

範純仁《致伯康君實尺牘》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一方面，就算在生死關頭，也不違心說他人的壞話，範純仁的人格無疑閃耀著璀璨的光芒。另一方面，從宋英宗到宋神宗，再到宋哲宗，範純仁都受到過器重或重用，但都逃不過被貶官或流放的命運，為什麼？難道說好人沒有好報？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必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綜合看待：

其一，範純仁的“不言人非”跟命運多舛，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他的不公遭遇，歸根結底是爾虞我詐的封建體制官場環境所決定的。要知道，在封建官場上凡是一身正氣，不肯跟勢利集團同流合汙的人，都是要經歷磨難的。

歷史上但凡有名氣的忠臣或清官，幾乎沒有當太平官的，貶官或流放是家常便飯；屈原、蘇軾、陸游、司馬光、范仲淹、海瑞……只要您想得出名字，再查閱一番他們的簡歷便可發現，貶官或下放的經歷，基本是生涯標配。

范仲淹畫像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品藏文化公司收藏匾額故事，涉及的歷史文人或官員數不勝數，他們的官場經歷可以驗證同樣的規律。所以，從某種角度看，官場磨難幾乎是封建朝廷官員的歷史榮耀。

其二，像範純仁這種“不言人非”的品格，本身不是實用主義的處世技巧，而是一種高山流水境界層面的人格魅力，絕不能用實用主義的眼光去衡量。“不言人非”，或許不能為一個人的現實待遇加分，甚至還可能出現短期減分效應，但從長遠來看，福報一定會呈現。

範純仁尺牘《故人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範純仁“不言人非”，這就避免了在各種勾心鬥角的政治幫派之間站隊，表面上偶爾吃點小虧，但得以確保自己不捲入大是大非、凶險異常的政治漩渦，不管身處環境如何變化，任何時候都能安身立命。

而且，千百年過去了，歷史終究賦予了範純仁為人厚道的評價，近乎聖賢的燦爛聲名長存青史。這何嘗不是一種福報？

其三，古往今來，通過語言攻擊他人而獲利者確實比比皆是，他們把“言人非”當成是實用主義的工具，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憑藉一張利嘴，見風使舵，以換來眼前的利益。但是，凡是通過這種手段獲取利益的人，無論他多麼風光，終不能長久；禍端或報應一定會到來。

譬如，春秋末年的楚國佞臣費無忌，為討好楚平王，把貌美如花的太子新娘送給了楚平王。為使將來免除太子的報復，又在楚平王跟前說太子的壞話，誣陷太子想要謀反。楚平王遂下令捕殺太子及其老師伍奢，還有伍奢的兩個兒子。太子，伍奢的二兒子伍子胥，成功逃離楚國。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數年後，伍子胥率吳國大軍復仇，滅掉了楚國。至於費無忌，早前又因在楚國大夫囊瓦跟前說大臣伯郄宛的壞話，誘使囊瓦誤殺了伯郄宛，引起舉國憤怒。為平息民怨，囊瓦只好殺了“言人非”製造禍端的費無忌，並滅其宗族。這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又如，漢武帝時期，皇帝使者江充因私人恩怨，在漢武帝跟前誣陷趙太子劉丹在後宮淫亂，致使劉丹被下獄，並被廢除太子位。江充通過“言人非”嚐到了甜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後因與太子劉據合不來，江充又在漢武帝面前誣陷其試圖謀反，太子百口莫辯。

大禍臨頭，劉據又驚又怕，不得已真的做出了起兵的選擇。他首先誅殺了信口雌黃的小人江充，接著率部跟皇家軍隊展開混戰。最終劉據的“叛亂”被徹底鎮壓，但皇家局面極其慘烈：戰事死傷數萬人，劉據懸樑自盡，皇后衛子夫也自殺了。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就是小人江充的“言人之惡”。

後來漢武帝也知曉了，太子劉據本無謀反之心，都是被江充逼的。漢武帝氣憤難平，滅了江充三族。江充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不但自己丟了性命，還禍害了他的家族，可恨、可嘆、可氣。

03

圍繞謹慎言談的主題，朱子格言又說：“郭林宗不為危論。“這次朱熹搬出的典範人物，是東漢時期的著名學者、思想家及教育家郭林宗。郭林宗本名郭泰，林宗是他的字，人稱“有道先生”。郭泰一生以隱士自居，東漢時期興起的隱士文化，郭泰算得上是引領潮流的人物之一。

郭林宗畫像

公元128年，郭泰出生於今山西介休。郭泰家世貧寒，他的父親又死得早，他跟母親相依為命，艱難長大成人。按道理身處這種家庭，郭泰應該早早地出去做事養家才對，但郭泰的志向卻是讀萬卷書，做一個有情操的學人。通過拜師大學問家屈伯彥，郭泰後來成為滿腹經綸的儒士。

郭泰的成名，除了他的博學之外，還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一是跟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崇尚學士文化、隱士文化有關，這是氛圍基礎；二是藉助於當時名震天下的學士領袖李膺的影響力，讓郭泰一夜成名。

李膺畫像

李膺本人是仕途中人，但他的聲名得益於他的學識和政治立場。不錯，李膺是一個熱衷於政治的讀書人，他最響亮的標籤是反對宦官專政，這樣的立場在讀書人尤其是太學生群體當中很有號召力。李膺作為高高在上的名士，多少讀書人想結識他而不得其門，而郭泰則有幸通過別人的介紹，趕赴京師洛陽與李膺相識。

更幸運的是，經過攀談，郭泰得到了李膺的高度評價：“我認識的讀書人多了去了，從沒見過像郭泰這樣滿腹經綸又有見地的學士。“激動之餘，李膺還給郭泰行了師友禮。

這一下可不得了啦，整個京師都炸開鍋了：“能讓學人領袖李膺如此看重者，必定是個奇人啦。”一時之間，郭泰的名字響徹了京城。就這樣，郭泰從籍籍無名，一鳴驚人天下知。

送行

當他乘坐馬車返回太原時，前來送行的學士絡繹不絕，不管認識不認識的，都趕來見他一面。這就是所謂的追星效應，放在哪個時代都是一樣的。

有了名氣之後，來自朝廷的邀約和聘請那是接連不斷，郭泰無一心動，他決定不入仕途，而是選擇做一個隱士，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是做一名純粹的學人和隱士，更符合他的心志；

二是他敏銳地洞見了其時的東漢政權，由於制度性的積弊，已然搖搖欲墜：“我夜觀天象，晝察人事，知道天已廢，非人力所能支持。”如此一來，郭泰“淡泊名利”的隱士貞節形象，更深入人心了。

當時有社會名流如此評價郭泰：“郭宗林這個人，天子得不到他，各方諸侯想跟他交朋友都是很難的。”這樣的評價，驟然把郭泰抬升到了聖賢的高度。

但在筆者看來，郭泰的“淡泊明志”，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追求功名：既然做隱士能做到聖賢的高度，豈不是比一般的朝廷官員更高明，更有流芳百世的可能？

處在東漢末年那樣的時期，作為一個有號召力的學士，如果不對政治時弊發表高見，那是會被讀書人看不起的。所以李膺就以言論大膽而激進聞名，處處鍼砭時政，言論矛頭直對宦官階層和宦官制度。

不得不說，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言論做派。反觀郭泰，他的言論套路要聰明得多，他發明了一種後世稱之為“清談”的政治言論風格：“政治觀點一定要有，政治言論一定要談，但不要提到朝中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只在抽象的層面討論政治就好。”

於是乎，郭泰憑藉“清談式”的政治言論風格，吸引了大批的太學生前來聽他講課，久而久之，他就成了當時數一數二的太學生領袖了，號召力那是槓槓滴，思想深度也有了，一代思想家、教育家就這麼誕生了！

更牛叉的是，郭泰的“清談”言論，明白人一聽就知道他在鍼砭東漢時政，但又沒有提及具體的人和事，他的粉絲聽了都是會心一笑，而東漢宦官專權下的封建官方則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

朱子格言說“郭林宗不為危論“，意思是，郭泰不作危言聳聽或過於激進的言論，擁有高超的言論智慧；言下之意，這也是屬於“管住自己嘴巴”的一種策略。

隨著朝政局勢的惡化，郭泰進一步收斂了自己的言論，關門謝客，一心授徒教學。反觀李膺，掌控言論進退無度，最終引來了殺身之禍。

漢靈帝在宦官的挾持下，不得不下詔捕殺了李膺、杜密等名士百餘人，他們都是屬於言論激進的那一撥人，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郭泰的全身而退、安然無事，受到了輿論的肯定。不是肯定他的沉默不作為，而是肯定他的“清談”言論智慧。

對此，後世多有記載：

◆ 宋·范曄《後漢書·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意思是說，郭泰善於鑑識和品評人物，但不作過激和而深刻的評論，所以宦官專政也不能傷害他。

◆ 司馬光《資治通鑑》：“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意思差不多，說郭泰雖然善於評判社會倫理，但言辭不過激，所以處在昏暗的世道也能避開禍端。

後記

無論是範純仁式的“不言人非”，還是郭林宗式的“不為危論”，都是古人言談智慧的總結；前者避免對他人帶去傷害，後者避免為自己招來禍端。不得不說，無論身處何世，這樣的言談智慧都是大有裨益的。

總之，如何管住自己的嘴，是一門十分接地氣的處世學問。無怪乎朱熹感慨道：“吾人不可無此渾厚。“所謂渾厚者，不僅有為人厚道的一面，還有處世睿智的成分。

朱熹格言楹聯，抄錄並制屏於明清時期，現收藏於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格言全文如下：

• 虞舜能順親之心，曾參能養親之志，吾人不可無此孝思。

• 大禹有昌言之拜，元公有吐握之勤，吾人不可無此恭遜。

• 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溫飽，範文正少時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無此期許。

• 韓琦不責碎玉之胥，劉寬不叱飜羹之婢，吾人不可無此度量。

• 趙清獻公無事不可告天，司馬溫公無語不可對人，吾人不可無此光明。

• 楊伯起卻暮夜之金，羅一峰拒奔樓之女，吾人不可無此正大。

• 韓淮陰甘受胯下之辱，藺相如謹避廉頗之威，吾人不可無此舍忍。

• 範純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為危論，吾人不可無此渾厚。

• 劉忠定謹告誡一語，範忠宣遵忠恕二字，吾人不可無此服習。

• 蘇季子引錐刺股而自奮，司馬光員木為枕以自警，吾人不可無此勤苦。

文字：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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