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進退失據的尷尬靈魂
前言
魯迅一生罵過無數人，在我看來，罵得最狠的莫過於 郭沫若，說他是“才子加珂羅茨基（流氓痞棍）”
一、嬉笑怒罵：天馬行空的前半生
20世紀30年代末，魯迅去世後，普遍文藝界愈發感到缺少能夠跟右翼抗衡的精神標杆。於是郭沫若成為那個歷史時期被左翼陣營有意無意豎立起來的標杆性人物。郭沫若獲得了極高的評價，被稱譽為：“魯迅自稱是革命軍的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魯迅先生已經不在世了，他的遺範尚存，我們會愈發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鬥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鬥到底的。”
當郭沫若獲得"是革命的詩人，同時又是革命的 戰士"的桂冠的時候，同時也開始承載了太多本不應該全由他一個人來承載的期待。獲得別人的期待是一件榮耀之事，但總是獲得別人期待，則是難言的苦差。 郭沫若在骨子裡是個典型的中國文人：一方面渴望過上寧靜致遠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踏足社會漩渦。結果徘徊在精神分裂一般的狀態當中，左搖右擺, 進退失據。這給他和他身邊的許多人都帶來了麻煩乃至傷害。
30年代時就有讀者批評過他："我讀過魯迅先生的《上海文藝一瞥》，想不到郭沫若先生會有這樣凶的答覆。他不止是因此發憤寫了一本大書，而且在這本書上加上整萬字的《發端》，好像是專來和魯迅接死戰。……在《一瞥》裡，魯迅是冷靜的說話，雖然老是用著尖刻的字眼。……郭沫若的《發端》，全篇充滿小資產階級盛怒的叫罵……”
這裡說得很明白：郭沫若書生意氣太重，說話常常是不看場合，口無遮攔的。這篇文章幾乎是一篇寓言, 預告了十多年後郭沫若那篇《斥反動文藝》對沈從文等人的傷害。
在這篇註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曰脫稿"的《斥反動文藝》一文中，指名道姓列出數人："桃紅色" 的沈從文、"藍色"的朱光潛、"黑色"的蕭乾，給他們在後來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傷害。於是郭沫若此行為被研究者反覆提起，作為他的"罪證"。但我們需注意到的是，郭沫若在意氣用事寫出這樣的文章時， 他其實並不知道他下筆的刻薄用語會在接下來給這些被他批判的人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因為他之前就寫過相當多此類文章和書，他譏諷的人也是從魯迅到胡適等不勝枚舉。出言不遜原本就是那個時代的文人的特點，只是他特別突出而已
。
作為對比，胡適亦使用過"反動詞，不過他針對的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他寫道："我們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在思想言論自由的這一點上, 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郭沫若不喜歡沈從文是有原因的。沈從文從未把郭沫若的文章當一回事，凡是在評論中言及，總多有或明或暗的譏笑。對於郭沫若這樣個性高蹈、吃軟不吃硬的文人而言，這是難以容忍的文字挑釁。在沈從文眼裡，郭沫若就是個淺薄的作者。而對郭沫若而言, 你沈從文才淺薄。一個淺薄的沈從文膽敢藐視自己， 是可忍孰不可忍。
沈從文在《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裡，說"中國或許不缺少產生同時代使社會健康這樣的作者與作品，在新的時代年青人中發現，但一定不是上海作家， 不是寫戀愛故事的張資平，也不是寫《瓶》寫《我的幼年》的郭沫若。”
其實沈從文撰寫這些評論，不過是對當時的小說創作狀況進行一番例行綜述而已，並沒有刻意對郭沫若進行文字攻擊。後來沈從文撰寫《論中國創作小說 (續）》，文章數千字，關於郭沫若的部分，不過幾十個字略微幾句帶到罷了："陳學昭的作品，全是在所謂’悲劇’的描繪下面……寫出這些事物的外表， 用一些誘人的熱情誇張的句子，這便是悲劇。郭沫若是寫這些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為寫到那表面，恰恰與年青的鑑賞程度想稱，藝術標準在一種俯就的情形下低落了。"沈從文還提到創造社在融合新舊文體 (“在新的語體文中容納了舊的辭藻"）方面取得的成就，強調了創造社諸同仁在營造情感表達氛圍方面的主要貢獻。至於郭沫若能反應那麼強烈，記住那麼久那麼深，曰後專題撰文《斥反動文藝》，可多少管窺其性格特性。
儘管如此，作為性情中人的郭沫若（解放前就有報紙稱他是"浪漫怪文人”）。確實是個暴脾氣， 但並非一位刻意的整人者。除了對魯迅的出言不遜之外，昔曰他在《創造十年》裡同樣直言不諱把鄭振鐸、 葉聖陶、沈雁冰、胡適等都奚落了一番。當他猛然意識到時代語境已經轉變，此時他的言辭究竟有多大的殺傷力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他收筆了：他儘可能只寫頌歌，歌頌時代和人，而不再撰寫他"創造十年"以 來最擅長的批判他人的文章了。由此，我們或可揣測， 《斥》一文導致的惡劣後果，應當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另一個旁證，是在後來的"極左"年代，他沒像文壇某些人一樣積極主動去傷害他人，更談不上落井下石，只是如履薄冰地對自己的言辭更為謹慎。50年代他那篇批判胡風的文章，應為不得已的作品，除了他之外，茅盾、胡繩、秦兆陽、王元化等當時文壇人物無一不只能出來表態。60年代他的批判全部指向自己，謙虛得讓人覺得怪異，這其實就是他不想再傷害他人的表現。如果他真是一個居心叵測的人的話， 是不會這樣自我限制的。後來的學者脫離時代語境， 以《斥》一文對他進行妖魔化是不妥的。"浪漫怪文 人"的這一評價其實頗為精闢。他只是一個性情中人, 一個常常被自己情緒控制的人。
情緒化和天馬行空，在他的文章中展現無遺。原先他跟魯迅論戰時答覆得"那麼凶”，在魯迅死後他對魯迅的紀念又那麼煽情，依戀得讓人感覺有點不靠譜。在《我建議》一文中，他提議建魯迅博物館，製造魯迅雕像置於中國各地，接著他還建議要把杭州西湖改為"魯迅湖"，再以魯迅名字來命名中國城市。
他似乎已經忘記自己在1928年《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欲孽》一文中是如何稱呼魯迅的了："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