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曾祥銑，遵義市政協一屆副主席。貴州省寫作學會名譽會長。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一、二屆會長。遵義市長征學會會長。著有《漫談讀書筆記寫作》《黔北薪火》《人文遵義》，與人合著《黔北20世紀文學史》《黔北古近代文學概觀》。參與策劃或主編《遵義簡史》等書籍10多種。

作者簡介：曾春蓉，2008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文學碩士。2000年，供職于于原貴州工業大學，兩校合併後，現為貴州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藝術理論，發表相關論文數篇。

黔北古近代文學概觀（連載二）

曾祥銑 曾春蓉

第三章 宋元時期：三五新綠綻枝頭

現黔北地域在宋元400多年間，出現了本土作家作品，且有專集問世。播州楊漢英著有《明哲要覽》90卷，《桃溪內外集》64卷（均已佚）；其入播13世祖楊粲、15世祖楊文均有文章傳世。南平軍趙高峰有《青蓮院詩集》（已佚），王元開、劉望之、無名氏（據考為木攀首領趙泰之後裔）等有詩作流傳下來。實際創作當然不止這些，但只能依照現存實物、歷史記載與考古發現來探討當時的文學狀況。宋元時期留下的這幾首詩歌，不僅為黔北、也為貴州所僅有。本章擬分為歷史背景、播州詩文、南平詩歌三個部分予以介紹。

第一節 歷史背景：羈縻土司思播大

兩宋期間，羈縻州進一步發展，現貴州域內數十個羈縻州中，最大的是思州與播州。元代在西南少數民族區域推行土司制度，思州宣慰司與播州宣慰司也是土司中最大的。譚其驤教授在《播州楊保考》中就說：“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楊，兩廣岑黃’之諺，言土司之最巨者，實則田、岑、黃三姓，亦非楊氏之比也。”思州宣慰司的西北部，播州宣慰司的大部，均在現黔北地域內。部分地域屬南宋南平軍、元代南平等處之範圍。

宋之思州，治所在今務川，轄有現黔北之務川及風岡東南部。元之思州宣慰司，也轄有今之務川、風岡。

播州地域的分合、拓展，變化較複雜。楊端在唐末入播時，播州僅有現遵義縣、紅花崗區、綏陽縣地域；北宋時還包括了現赤水、習水及桐梓南部；南宋時又添進了仁懷；至元代建立播州宣慰司時，所轄範圍已包括現遵義市除務川、風岡外的全部地域，以及重慶市南部、畢節地區東北部、黔南州北部、黔東南州西北部的部分相鄰之地。

這一地域的經濟、文化，在南宋時期得到較快發展。其主要原因，一是楊氏家族的內部紛爭得以平息，一是居於統治地位的楊氏重視了對漢文化的學習與傳播。何以說“漢文化的學習與傳播”？有的認為楊端及其所領入播諸姓，雖為來自山西太原之漢族，入播後其後代即被當地習俗所“夷化”；有的認為入播楊氏並非漢族，而是“出自瀘敘”（今四川南部）之“楊保”族（譚其驤《播州楊保考》）。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楊端的11世孫楊選才開始重視文教，重視人才的吸納與培養，重視漢文化的學習與傳播，則是有關典籍所錄載的史實。

楊選襲職，正值宋高宗南渡，南宋開始。他不僅“務農練兵，以待徵調”，而且“性嗜讀書，擇名師教《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12世楊軫之弟楊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眾，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為之大變。”營造出“播州盛世”的13世楊粲，平患拓地，治政寬簡，“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14世楊價“好學，善屬文。”因之前“設科取士未及播”，他“誦於朝，而歲貢士三人”。文武全才的15 世楊文多次抗擊蒙軍告捷，建立了龍巖囤要塞，向四川安撫制置使餘玠提供了抗蒙之計，他也“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其化。”16世楊邦憲，“倜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保持了楊粲以來的威勢。宋亡，楊邦憲循先輩維護中央統一的傳統，歸附元朝。八次進京晉見元帝的17世楊漢英，集歷代之大成，成為楊氏最有作為的一代：“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泮宮，南北士來歸者眾，皆量才用之。喜讀濂、洛書，為詩文尚體要，著《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以上引文均見《遵義府志·土官》）元代史學家袁桷在《楊公神道碑銘》中也特別談到了楊漢英重視文教的事蹟：“大修泮宮，招蜀之名士，教厲化夷俗。”

南宋至元朝前期，播州楊氏11至17世重武亦崇文，成為該氏治播29世725年間的最好時期，播州地域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除了地域之廣大和實力之強盛，經濟、文化都得到了較大的進步。

人才的湧現，既是進步的標誌，又是進步的動力。除了上述歷代土官，二冉、八進士也是突出的代表。綏陽人冉璡、冉璞兄弟，在四川安撫制置使餘玠招賢抗蒙之際，提出了徙合州城於釣魚山的建議，並於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組織軍民實施此計劃，構築了釣魚山軍事防禦體系。開慶元年（1259年），元憲宗蒙哥親率十萬大軍攻四川，在釣魚城相持半年之久，不僅未攻克，蒙軍主將汪德成中飛石死於城下，蒙哥也為流矢所傷，死於重慶北溫泉。釣魚城之役扭轉了整個戰局。現國家級文保單位釣魚山古城，仍昭示著二冉的戰略眼光與工程設計水平。楊價要求在播州開科取士獲朝廷同意後，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冉從週中進士，為播州破天荒之大事，號稱“破荒冉家”，其後，有淳祐年間（1241-1252年）楊震、李敏子，寶祐元年（1253年）白震，景定年間（1260-1264年）猶道明、趙炎卯，鹹淳十年（1274年）楊邦彥、楊邦傑等7人中進士，前後37年間考中的上述諸人，習稱“八進士”。元代有恩賜進士1人：楊朝祿。

教育、文化的進步，也與相應的經濟基礎相關。宋元時期，播州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都有了相當的發展。史書少有關於生產的直接記載，從征戰、貢品的記述中，可從一個側面瞭解其發展程度。“開禧二年（按：1206年），蜀帥吳羲叛，粲帥師赴援，會羲殊，不果。貢戰馬三百，黃白金鉅萬”，“嘉定十二年（按：1219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宋末，為抗擊蒙軍，楊文先後“命裨將趙暹帥兵赴戰石洞峽”，“使總管田萬率兵五千”解漢嘉之圍，“發兵五千人”助“西帥俞興西征”，“命趙寅會兵渝上”助“餘玠北伐漢中”。（道光《遵義府志·土官》）還有其它征戰，幾乎連年不斷。為如此浩大、頻繁的軍事行動提供足夠的糧餉及其它軍需物資，其糧食及相關產品的生產狀況可想而知。從楊選開始的“務農練兵”到歷代堅持的“寓兵於農，且耕且戰”起了不小作用。《續宏簡錄》載：至元“二十七年（按：1290年）二月，播州安撫使楊漢英進雨氈千。”《宋史·渝州蠻傳》載：“復賓化寨，……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絲棉一萬六千兩。”馬匹、雨氈、絲棉等，為了解畜牧業與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窗口。

宋元時期，在黔北，“佛教仍以強勁的勢頭向縱深發展，佛寺遍佈其地”，“反映了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狀況。”（王路平《貴州佛教史》）桐梓建有崇恩寺、鼎山寺、虎峰寺，遵義有萬壽寺、福源寺、金山寺、桃源山寺、大德護國寺（湘山寺）、觀音院、普濟庵，習水有羅漢寺，正安有善緣寺、普明寺，綏陽有啟山寺、蒲象庵（回龍寺）、長磏（嵌）寺，道真有普熙寺（蟠龍寺），仁懷有觀音寺等等。這一時期，興建的，不只佛寺，還有道觀、儒廟，如玄妙觀、集貞觀、文昌廟等。楊文還於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建了孔子廟。有的寺觀出現了佛道儒巫合流的情況，如楊價於南宋寶慶三年（1227年）所建的“大報天正一宮”即如此。寺廟的增多與宗教活動的興盛，既是中原文化滲入的結果，也進一步促進著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與融和。由中原傳入的，不僅是宗教文化本身，還有它所包容著的思想、禮教、習俗，還有與之相伴的建築技術與建築風格、雕塑藝術與雕刻技能等等。這些寺廟大多不復存在，留存下來的，也已經多次重建。但從發掘出的宋代石室墓葬的精緻構造及豐富的雕刻，從留存下來的各類碑石，可獲得不少有關這一方面的信息。

《遵義府志·土官》有北宋期間播州向朝廷“輸兵器”、“貢銅鼓”的記載，不停的征戰更少不了大量的“兵器”之需，遵義、桐梓、仁懷等地的宋墓考古發掘中也發現了“銅鼓”，這反映出冶煉、鑄造技術的普遍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冶煉、鑄造技術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否則，“兵器”、“銅鼓”何以能成為貢品？考古工作者對楊粲墓中出土的銅鼓的研究可進一步說明這一點：“男室銅鼓重12、35公斤，花紋清晰，鼓側的內、外表上顯出了‘元’、‘祐’、‘通’、‘寶’等字的銅錢殘角，很顯然是用北宋‘元祐通寶’的銅錢作為鑄造原料之一。”“在鑄造過程中，把一部分銅錢不加熔化截成錢角，然後夾在銅鼓的內膜，使鑄鼓的銅液流入而鑄成銅鼓，這樣的方法，考古工作者認為可使鼓壁厚度均勻，發音洪亮，而且可以節省銅料，是古代銅鼓鑄造工藝上的一項創造。”（周春元、王燕玉、張祥光、胡克敏編著《貴州古代史》）“銅鼓”是“西南夷”歷史悠久的器物，此例說明，播州的經濟、文化交流，不僅僅限於中原，也包括周邊地區；交流不僅是引進，還包括輸出與引進後的融合、創新。

宋代思州、元代思州軍民安撫司所轄之務川（一度為思州州治所在）及今鳳岡部分地域，這一時期的發展也不亞於播州。內附宋朝而統領思州疆土的田佑恭，多次奉命討平周邊叛亂，三次受召入京。其七世孫田景賢“自幼勤奮好學，演文習武，善與人交”（2001年《務川縣誌·人物傳》），歸附元朝成為思州軍民安撫使。他們也都實行且耕且戰，農業有一定的發展；而礦冶方面則有甚為貴重的貢品：“元，歲課硃砂、水銀於四川思州”（道光《遵義府志·坑冶》）。務川、鳳岡當時亦為巴蜀地區進入西南腹地的重要通道之一，宗教亦較興盛：務川建有銅山寺、多羅寺、古屯寺，鳳岡建有崇佛寺、他山寺等佛寺，務川還建有昭化廟、玉皇閣等道觀。現存的宋墓，其石室建構及墓室內外之浮雕，與黔北其它地方發現的宋墓一樣，顯現出當時建築、雕刻所達到的技藝水平，且帶有明顯的中原文化色彩。如務川的金銀洞墓，鳳岡綏陽中心村的3座任正隆假墓均如此。

從上面極不完全的粗疏的介紹，已可看出，現黔北地域在宋元時期的思播時代，雖仍落後於中原地區，但較周圍各羈縻州或土司，不僅地域較廣、實力較強，經濟、文化也有較快的進步，特別是在南宋及元代前期。

第二節 播州詩文：吉光片裘倍珍奇

楊氏治播29世725年（876-1600年），11世楊選至17世楊漢英主播的近200年間，是最為輝煌的時期。連續6代皆崇文重才，應有不少文學作品；史載楊漢英著《桃溪內外集》64卷，說明確有大量文學作品，但可惜絕大部分均已佚亡。宋元時期播州留存至今的，目前確知的僅4件：楊粲一則簡短的《家訓》，楊文《致餘玠書》的片斷，楊漢英的七言古風《詠九疑圖》，李敏子撰寫的《田氏壙志銘》。的確是吉光片裘。

楊粲，字文卿，為入播楊氏第13世，生活於南宋孝宗淳熙至理宗紹定年間（1174-1233年），寧宗嘉泰（1201-1204）初年襲“播州安撫使”職。對外，反對金人入侵，反對吳羲叛國，維護國家統一；對內，治政寬簡，使分裂了七世的上、下州復歸統一，並維持了周邊地區的安寧。他在“寓兵於農，且耕且戰”（《楊文神道碑》）以加強經濟與軍事的同時，也重視藝文與建設，“肇修郡之儒學及琳宮、梵剎、橋道”（《增修普濟橋記》），開創了“播州盛世”。晚年，他總結自己30多年治政的經驗，立《家訓》十條：

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 謹刑罰。

宋濂《潛溪集·楊氏家傳》錄有此家訓，贊其“有功名教，福貽子孫”。《明統志》說：“宋忠烈公楊粲以《十訓》刻石示子孫，曰：如能順從，則世享福壽。”高度概括十個方面要求的“三字經”，言簡意賅，易懂易記，對數代子孫確有警醒、約束作用。道光《遵義府志》在《土官》篇的“播州安撫、宣撫、宣慰司楊氏”條與《金石篇》的“家訓碑”條都予以錄載，可見其影響之大。鄭珍《過海龍囤》中有“蒙業若教思粲價，世州何遽後岑黃”這樣的詩句，嘆息第29 世楊應龍之所以步岑、黃二姓土司之後塵而葬送了播州楊氏七百多年的基業，原因就在於沒有守此《家訓》。

楊文，字全斌，為播州楊氏15世，襲播州宣撫使，後進播州沿邊安撫使。生年不詳，病逝於南宋度宗鹹淳元年（1265年）。自幼熟讀經史，深得祖父楊粲、父親楊價喜愛，成年後，祖父勉勵有加。他繼承歷代成功的內、外舉措，內蓄實力，外曾先後7次派兵援蜀以抗擊蒙軍。他極有戰略眼光，曾致書四川制置使餘玠，陳述抗蒙保蜀的上、中、下策以及對蒙軍戰略意圖的估計。宋濂《楊氏家傳》和1979年發現的《楊文神道碑》殘碑上，均錄有此信之片斷。信、碑文字略有不同，現將碑文所述引錄於後：

連年虜寇如蹈無人之境，由不能禦敵門戶也。莫若近司利、閬之間，節次經理三關，為久駐計，此為上策；今縱未能大舉，莫若於諸路險要之處，眾□築城，以為根抵，此為中策；至於保一江以自守，敵去敵來，縱其所之，此為下策。若夫意外之擾，近年西蕃部落，為賊所誘，勢必遶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併吞蠻部，闞我邕、廣，窺我沅、靖，則後門斡腹為患。

餘玠十分佩服楊文的見解，認真權衡了保蜀三策。利州（今廣元）與閬州（今閬中）之間的陽平關、七盤關、劍門關等三關，確為由陝南進入川北的戰略要地，但宋軍已無力北上防守，只得採取中策：延請冉璡 、冉璞兄弟幫助修建了合州釣魚城防禦體系。後來，蒙軍折將殞帥，始終未能攻克釣魚城。關於蒙軍南下雪山以攻佔雲南，繼而東進，分兵南下邕、廣（今南寧、廣州），北上沅、靖（今芷江、靖縣），從後門直搗南宋朝廷偏安的江南地區的戰略意圖，楊文曾上報朝廷，但權臣們不以為然。以後蒙軍的進軍路線，果如楊文所料。此段文字，思路清晰，層次分明，韻美氣暢，語言簡樸；憂患之思，懇切之情，溢於言表。

楊漢英（1276-1318），字熙載，元世祖賜名賽因不花，為播州楊氏第17世，襲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及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升播州軍民宣撫使，是11世楊選以來各代文治武功的集大成者。時播州所轄地域遠遠超過現黔北範圍：北至現重慶市的綦江、南川、彭水，西至現四川的敘永、古藺，東至原屬思州的務川、沿河，南至現貴陽的開陽，東南達現黔南、黔東南的福泉、都勻、黃平、凱里等地。楊漢英先後8次入京晉見3位皇帝，並與京都文人學士交遊，談詩論文，切磋理學；著有《明哲要覽》90卷，《桃溪內外集》64卷（或說62卷、60卷），可惜均已亡佚。與他同時或稍後的學者，對其評價甚高，且有詩文予以介紹和讚譽。如著名詩人、理學家姚燧（官翰林學士承旨）有《播州楊侯朝覲本末》、《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一文一詩；姚燧下屬、翰林史院校閱官袁桷有《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楊安撫訓子詩書後》、《挽播州宣撫楊資德》、《楊公神道碑銘》等多篇見於其《清容集》；史學家、詩人張起巖有《題楊宣慰〈雲南頌〉後》一詩，贊其“揮戈如筆筆如刀，帥閫文場有此豪。”

楊漢英留存下來的唯一作品是刻在湖南衡山石崖上的《詠九疑圖》一詩：

湖湘巨嶽衡為奇，衡山之南指九疑。千峰插立雲漢表，萬壑交鎖松蘿垂。真人厭世不事俗，騎龍跨鳳相攀追。結茅鍛口入杳渺 ，靈蹟往往傳豐碑。窮奇極巧擅南服，有虞祠冢宏門楣。何為遠狩坐弗返？天以聖真彰遐夷。簫韶娥皇及女英，三旬鼎拔猶鎗旗。衣冠劍履亦安在？雲麓靄靄猿猿悲！自餘瑣瑣不足科，茲欲掛一嘆萬遺。披圖目眩膽可動，況若親履臨隇。愛山不捨自我癖，畫山遠致天工移。殘年仙籍倘有分，管豹或可容微窺。

民國《貴州通志》之《金石志》與《人物誌》均載有此詩，兩志皆轉錄自《湖南通志》所引宗稷辰《金石審》。此詩摩崖後有一題款，說明此詩刻於“至大四年歲次辛亥十二月旦日”，寫作時間則不詳。至大為元武宗年號，至大四年為公元1311年，時楊漢英35歲。

這首七言古風，先詠萬壑交鎖、千峰入雲的奇險之境，正是厭棄世俗的真人顯現靈蹟之處；繼述虞舜為“彰遐夷”而死於南巡途中、葬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尋舜不得而淚灑江、湘的哀婉且悲壯的故事；最後抒發撼人心魄的圖景所激起的壯志：哪怕是掛一漏萬，哪怕是管中窺豹，也要遨遊於險峻的峰壑去追尋真人的靈蹟！“真人厭世不事俗，騎龍跨鳳相攀追。”“何以遠狩坐弗返？天以聖真彰遐夷 。”對舜的事業，舜的人格，產生強烈的共鳴；摒棄世俗，為聖為真，立意十分高遠。意境雄奇、曠達，讓人心胸為之開闊。

李敏子，宋理宗淳祐年間（1241-1252）進士，為播州南宋八進士之一。所撰《田氏壙志銘》1972年於遵義縣高坪（現屬匯川區）出土，發現於楊文墓之東室。楊文墓為三室合葬墓，中為楊文，東為其妻田氏，右為一小孩。該志銘寫作並刻石於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91年）。《田氏壙志銘》採用傳統寫法，前志後銘，300多字的志簡敘了死者名份、壽年、卒葬年月、葬地及子孫之大略，銘為20句四言韻文，頌讚了死者顯赫的家世及賢德的品格。文體規範和行文習慣與中原無異，其史學價值遠高於文學價值。

另外，《楊文神道碑》殘文及《大報天正一宮記》兩文各有可取之處，但作者是落籍播州或在播州生活過者，抑或應邀撰稿的外地人士，難以查考，此處略加介紹，以供參考。

《楊文神道碑》於1972年發掘清理楊文墓時發現，出土的幾截碑石僅該碑的下段；1979年10月又於墓前發現此碑之上段，而後段仍有殘缺。已發現部分，刻有2500多字，余文不可得知。碑文簡敘播州楊氏家族由唐末至南宋的歷史之後，詳介了楊文的生平事蹟，特別是數次領兵援蜀抗擊蒙軍的情況，描述更為具體。作者把這些具體的描述，置於南宋抗蒙的大的背景下，視野甚為開闊。本文不僅內容豐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且行文流暢，語言樸實，對墓主的褒讚蘊涵於事實的描述之中，毫無虛飾浮泛之弊。從行文看，作者似為巴蜀之人，且握有較高軍權。寫作與刻石時間應為南宋鹹淳元年（1265年），即楊文卒年。

《大報天正一宮記》為道光《遵義府志·金石》所錄，文後按語說：“碑在城內觀中，其文自《補蜀藝文志》及《四川總志》、《陳志》皆載之，而《 貴州通志》不載。”大報天正一宮建於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碑文寫於惠宗至正六年（1346年）。該文敘述了播州楊氏14世楊價建此宮的緣由，描寫了宮中的佈局、景觀，開頭及結尾部分對此宮佛道儒巫合流的格局展開了辯解性的議論。除了史料價值，描述之形象、簡樸亦可資借鑑。撰稿人張亞似亦為巴蜀之人。

第三節 南平詩歌：近接巴渝綠先綻

宋元時期，現黔北大部地域在播、思二州，桐梓北部部分地域宋隸南平軍，元隸南平等處。“軍”屬宋代中級行政區，“等處”屬元代縣以下最低一級行政區，不入正式職官。

南平軍於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置於銅佛壩（現綦江境內），領南川（現綦江）、隆化（現南川）二縣和榮懿等寨（寨屬縣以下最低一級行政區）。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以榮懿等寨別置溱州及溱溪、夜郎兩縣。宣和二年（1120年），廢溱州及溱溪、夜郎兩縣，以溱溪寨（現桐梓鬆坎）為名，隸南平軍。宣和三年（1121年），以播州城（《宋史·諸蠻傳》：大觀二年，“播州夷族楊光榮以地內屬，詔建播州”，宣和三年廢播州，降為播州城，該城位於現桐梓縣境內）隸南平軍。播州城於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改為播川縣，寶祐六年（1258年）又改為鼎山縣，均隸南平軍。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從播州楊氏第16世楊邦憲之請，將鼎山縣劃歸播州安撫司管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播州安撫司為宣撫司，次年，以播州宣撫使楊漢英（入播楊氏第17世）為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 宣慰使，南平等處置於播州管轄之下。

南平地域，為現在渝南、黔北結合部，較播州為小；屬黔北部分，幅員更狹。年代久遠，相關資料或不甚詳盡，或互有牴牾，當時的人、物、事，屬於現渝南還是黔北，有的難以確切判定，只能求其大概。從文學狀況看，有一點是十分清晰的：現存作品，大多出現在北宋及南宋前期，而播州區域卻主要出現在南宋中期以後；不僅時間較早，數量也相對較多，總體上呈現出較播州發達的狀況。何以如此？《黔詩紀略》在明末桐梓詩人李正華簡介後的按語中，精闢地點明瞭關鍵之處：“近接巴渝，文化易及。”並列舉了當時已知的該域宋代的詩人詩作：“自宋已有趙高峰”，“近夜郎壩趙氏塋出一詩碑”，“又有王元開”。

趙高峰，道光《遵義府志·列傳一》為其列有30字的小傳：“今桐梓人。官至長沙太守。元祐八年（按：1093年）告歸，敕賜所居名青蓮院。著有詩集，今亡。”其後裔趙世綱於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撰《趙氏譜序》對上述簡介有所補充：“……吾姓肇自山西，派衍太原。自唐入播，傳及宋代，高峰祖升喬，登神宗時（按：1068至1085年間）甲第，官至長沙。祖母焦氏，同受封誥。壽至八十，猶產一珠，復官彼都，諺雲‘父子長沙’……”告歸當年，即在扶歡壩建崇恩寺（又名青蓮院）（見民國《桐梓縣誌·輿地志·寺觀》）。所著詩集，《續遵義府志》標為《趙高峰詩集》，民國《貴州通志·藝文志》標為《青蓮院詩集》，因已亡佚，無從查證。不僅詩集已佚，趙高峰也無任何只言片語留存下來。雖如此，從上述記載可看出，趙高峰在當時及其以後，其人其作的確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也可證明“近及巴渝，文化易及”之論不虛。

王元開之詩，據現存資料，首見於道光《遵義府志》，標題為《入播，分承宣慰，卜宅櫃巖》，為該志載入的唯一一首宋代詩作（元代全無）。全詩如後：

籍隸長安襲舊員，二陵風雨出秦川。徂徵西蜀辭家國，掃蕩南平入遠天。險涉蠶蟲山粉黛，夷臨竹節水潺湲。漫雲卜吉鍾靈秀，欲報君恩望後賢。

編纂者在詩後加了按語：“此詩採自□□□□相傳，屬讀不甚可解，姑存之。”

民國《桐梓縣誌》亦採入此詩，但有3處不同：標題僅為《卜宅櫃巖》，無“入播，分承宣慰”字樣；第3句之“辭家國”為“官斯地”；第6句之“夷臨”為“攙扶”。詩後亦有采編者的按語：“據稱：元開為宋乾德時人，《何志》謂無宣慰之官，亦無南平之名。此詩採自《王氏族譜》，恐於時代未確。”

“宣慰”之說，恐家族中相傳有誤；南平之名確不可能出現於北宋初年的乾德年間，此詩至少應為北宋後期熙德八年（1075年，該年始建南平軍）以後所作。“出秦川”、“辭家國”（或“官斯地”）、“入遠天”等語，頗流露出拓邊將士遠離故園的惆悵、哀婉之情；“山粉黛”、“水潺湲 ”等也顯現出當時較為落後的“蠻夷之區”也並非人不可居的山窮水惡之地。

《黔詩紀略》按語所說的“近夜郎壩趙氏塋出一詩碑”，即《續遵義府志·冢墓》所載“宋趙氏土酋墓”中“刻詩數首”之“石壁”。石壁上刻詩4首，無標題，因墓在桐梓縣夜郎壩鳳凰閣下，《續遵義府志》稱之為《鳳凰閣墓詩》：

牛崗峻嶺夜郎天，虎踞龍盤漱玉泉。

天族於茲安宅兆，金枝玉葉是家傳。

納土自歸是其先，創業原來不等閒。

隨龍賜姓傳印綬，奕代子孫對江山。

相逢遭際惡姻緣，豈料佔得趙家田。

牛崗之地同歡樂，異日拂袖歸西天。

神清德秀本天姿，富貴成家著令儀。

況是福人居福地，江山拱揖越期頤。

“此四詩後，題門下劉森尚書”，未署作者為誰。

《續遵義府志·金石》將此詩刻石列為明代金石之首，與其“宋趙氏土酋墓”中所標之“宋”代不符。前述《黔詩紀略》之按語說：“其詩，稱趙氏為天族，又云‘從龍賜姓’，則亦宋時人。又云‘納土是其先’，《宋史》載有木攀首領趙泰與珍州田景千、播州楊光榮同以地內附，則塋當為泰裔。劉森尚不知何人。”《遵義地區文物志》在《古墓葬及歷史人物墓·夜郎壩宋墓群》中說：“夜郎街周圍”“宋代石室墓葬數十座”，“風格與遵義地區其它宋墓相同”。被群眾誤認為“太白墳”的此墓即為這群墓之一。宋墓中的詩刻，自然不可能是宋以後的作品。

詩中流露出的樂歸統一的思想，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邊遠地區的安寧與進步。這幾首絕句，曉暢易懂，既呈現當時文學狀況，也是很好的歷史佐證。

劉望之，是前述《黔詩紀略》按語尚未提及但卻值得介紹的一位詩人，現仍有一詩一詞留存下來。道光《遵義府志》、民國《桐梓縣誌》及《續遵義府志》均分別載有與他相關的部分資料。他，字觀堂，合江人，南宋初紹興年間（1131-1162）進士，任南平軍教授。著有《觀堂集》、《堅瓠集》。其《瀛山》詩中“山盤四十八面險，雲暗三百六旬秋”之名句，爭誦一時。

《感慨時事》一詩，民國《桐梓縣誌》與《續遵義府志》均有錄載，後者無標題。詩曰：

一紙盟書換戰塵，天涯呼舞淚沾巾。

崇陵受辱空遺恨，郢國愴懷尚有人。

收拾金繒煩廟算，安排宗鼎誦宗臣。

小臣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不帝秦。

《續遵義府志》3句之“受辱”為“訪沈”，4句之“愴”為“憐”，6句之“誦”為“頌”，8句之“不帝秦”為“赦奉春”。兩志均轉引《蜀中著作記》關於此詩寫作背景的引述：“《堅瓠集》載：紹興己未，金人歸侵地，曲赦新復州縣，兀朮見赦文不悅，仍搆兵。後二年，和議成，秦檜使其黨改赦文，有‘上穹悔禍，副生靈願報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云云。”引文中的“紹興己未”為1139年，“後二年”為1141年，所成之“和議”即南宋向金稱臣，每年向金貢銀25萬兩、貢絹25萬匹，使南宋與金對峙局面確定下來的屈辱的“紹興和議”。和議之前，岳飛已使兀朮的進攻受挫，收復了不少失地，而秦檜卻按兀朮信中“必殺飛，始可和”的要求，以“謀反”的罪名將岳飛及其部下岳雲、張憲逮捕，並於和議簽訂（1141年11月）之後，以“莫須有”之罪名，將年僅39歲的名將岳飛祕密殺害。這些，就是南平軍教授劉望之這邊鄙“小臣何敢知”之“機事”。

面對淪陷的大片國土，面對偏安的昏聵朝廷，滿腔悲憤而又無可奈何，強烈的愛國熱情與憫民之思充溢於字裡行間。

《水調歌頭·夜郎溪春泛》一詞，亦為時人所重，並刻於夜郎溪石壁上。道光《綦江縣誌》按語說：“夜郎溪石上刻雲：宋顏師賢庚寅四月十五日，偕陳光壽伯仲，載酒泛舟，來尋觀堂先生舊題。追想前遊已十五年。先生去而我等再至，因大書先生《水調詞》於壁上，以為異域之說。”（此按及詞均轉引自桐梓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桐梓歷代詩集成》）據“紹興進士”身份及《感慨時事》寫作時間推斷，此“庚寅”應為1170年，而劉望之之“前遊”則約為1155年。全詞如後：

勸子一杯酒，清淚不須流。人間奔名走利，騎鶴夢楊州。向見楚王臺畔，雲雨無情有恨，眠卻數沙鷗。聚散隨來去，天地亦虛舟。 謫仙人，換了馬，拋了裘。共君何事流觴，曲水附悠悠。鳥也彈絲吹竹，花亦飛香舞豔，泥飲更何求。三萬六千日，日日此酣遊。

春泛夜郎溪，雖鳥鳴花豔，卻只是舉杯澆愁，全無賞春雅興。一腔義憤，滿腹悲愁，猶如不盡溪水。泥飲有所求，清淚怎不流！劉望之實為一壯志難酬的愛國詩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