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河南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周口關帝廟》
會館發端於明前期，興盛於明嘉靖、萬曆時期，在清代乾隆至咸豐、同治年間發展到頂峰，是市鎮中由同鄉或同業以鄉土鄉情等為根基和紐帶，由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發組織的封建性團體，是基於地緣觀念、業緣觀念結成的社會力量聯合體。作為一種新的建築類型，明清時期的會館按服務主體的不同可分為士紳會館、科舉會館、移民會館和商業會館，商業會館是其中數量最多、分佈最廣的一種類型。商業會館的出現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同步的。因為只有在商品經濟達到一定水平，從事商貿活動的商人達到一定數量，商人手中所積累的財富達到一定數額時，會館建立所需要的商人和金錢兩個必要條件才能夠實現，可以說商業會館建立的時間、數量以及建築規模是反映一個地區商業水平的重要標準。晉陝商賈是那個時代的經商理財好手，故而其在全國各地留下眾多的山陝會館，這些會館多依商路而建，主要分佈在商業大都市或水陸交通便利的商埠碼頭，選址均位於當時的繁華商業區的核心地帶，建築形制上則古今之法交織並行，往往是既有晉、陝建築特色，又深受行商地地域文化的滲透，呈現出多樣化、獨特性的特點，是記載和反映我國城鎮發展、商業發展、社群發展、建築發展重要而獨特的歷史人文景觀。
│朱仙鎮關帝廟
山陝會館是晉陝商人的自然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直接體現著商幫的品位與實力，故而晉陝商人在會館建築營造方面總是不惜重金、不遺餘力。按說誰花錢就要用誰的名號來命名，揚名立萬，遺芳百世，符合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規則，可是縱覽山陝會館的文化遺存卻會發現一個奇怪現象：歷史上的很多山陝會館，往往名實不符，行山陝會館之實，卻以“關帝廟”等諸如此類的名號來命名，以至於“名為關帝廟，實為商業會館”成為了山陝會館常見的命名方式之一，不具會館之名，卻承會館之實，“以廟為館，館廟結合”，比較著名的例子有周口關帝廟、朱仙鎮關帝廟、烏魯木齊關帝祠等。此外，也有山陝會館被命名為山陝廟、三義觀、財神廟、關爺廟等，比如，葉縣山陝廟、銀川三義觀、鄖陽山陝廟等，都是晉陝商人出資興建的商業會館。即便是被命名為“會館”，全國也有至少80座山陝會館被別稱為“關帝廟”。
│烏魯木齊關帝祠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究其原因，大約是因為：
一是在會館興建之初，晉陝商人為了節約開支、縮短建設週期，而出資將原有的關帝廟加以修復、改擴建，使其具有商業會館的功能，同時在形式、精神取向等方面仍保留有關帝廟的傳統。
│郟縣山陝廟
二是受關公崇拜的影響。自北宋宣和年間關羽被朝廷正式納入官方祭祀，關羽在明清時代的聲望日漸高漲，明萬曆年間被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清代被奉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民間視其為財神爺，被幾十個商業行當尊為祖師和保護神。同時，關羽出生于山西，改姓於陝西，晉陝商人選擇關帝廟改建或者擴建為山陝會館合情合理。也有一些行業會館祭拜其他神靈，但僅是作為行業神靈。而祭拜關公，在山陝會館中存在普遍性。
│周口關帝廟
三是有利於對晉陝商人進行道德約束和軟性管理。關羽以忠、義著稱，被後世統治者樹立為忠、信、義、勇的化身，成為覆蓋全社會、廣為各界崇拜的道德標杆和精神符號，儒、釋、道對其都比較推崇，這些既可以被商人用來標榜“義中取利”“以信立本”“義先利後”等商業理念，同時也是對同鄉商人進行道德約束、精神引導、軟性管理的生動資源，有助於強化晉陝商人形成誠信經商、同行同業互助等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進而使其在異鄉能夠落地生根、得道多助。同時，關帝文化也可滿足晉陝商人祈福求財、佑神免災的心靈需求。
│聊城山陝會館
四是“借廟為館”可以突破建築等級制度的限制。封建社會對建築等級有嚴格規定，建築用材、佈局、裝飾等均不得逾越等級。“百官府第，明初禁官民房屋，不遜雕刻古帝后聖賢人物，及日月龍鳳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製，官員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及繪藻井，惟樓居重簷不禁。”（《明史·輿服志》）清代規定民間建築須採用小式建築的做法，普通百姓建造房屋開間不得超過三間，進深不得超過五架，不允許用彩繪裝飾、琉璃瓦、歇山頂，更不允許用斗拱。“清式則例至為嚴酷，每部有一定的權衡大小，雖極小，極不重要的部分，也得按照則例，不能隨意。”（樑思成《清式營造則例·序》）山陝會館屬民用建築，但以廟、觀等命名，因祭祀關公而得以採用關帝廟的建築規格，突破建築等級限制，升級為大式建築，可以廣泛採用歇山頂、斗拱、彩畫、琉璃構件等大式建築元素。
│社旗山陝會館
五是有利於晉陝商人招攬生意。明清時代，關公崇拜盛行於全社會，晉陝商人在充作會館的關帝廟內外廣設店鋪，藉助崇祀神祇、酬神會戲、善行義舉等活動，使其成為本地區的商業中心，提升晉陝商人的經濟效益。
由山陝會館的“起名文化”而觀之，山陝商人務實、愛打小九九的商業基因清晰可見，值得今人玩味和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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