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業內人士認為，由苟仲文策動的這一輪改革，是伍紹祖時代管辦分離改革思路的延續，也是解決中國體育當下很多問題的正途
本文首發於總第815期《中國新聞週刊》
本刊記者/蔡如鵬
在過去的大半年中，中國體育在奧運年後突然又成為了輿論的焦點，接二連三爆出的新聞事件，令人眼花繚亂。
先是去年11月，之前與體育很少交集的北京市委原副書記苟仲文，空降國家體育總局，執掌帥印；接著春節後不久，體育明星姚明在傳言聲中如期當選中國籃協主席，成為沒有公職身份出任這一職務的第一人；此外，備受關注的足球改革也在去年足協成功“脫鉤”後迎來了多項新規：限制外援、增加國內年輕隊員上場的機會……
這一系列的變化在發出強烈的改革信號，吸引公眾關注的同時，也引來不少爭議。而6月23日爆發的國乒棄賽事件，將這些爭議推向了頂峰。
當天，男乒3名主力隊員在成都舉行的2017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中國公開賽上，同時棄賽，並在個人微博上表示想念原總教練劉國樑。
此事經過網絡發酵後，在公眾中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幾乎一邊倒地為3天前剛被取消了總教練職務的劉國樑鳴不平，批評國家體育總局新領導“不懂體育、瞎指揮”，聲援棄賽的國乒隊員。
不過，多位體育人士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當前中國體育正面臨一場聲勢浩大的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範圍之大，影響之遠，都是過去十多年未曾有過的。而不論是大家擁護的姚明出任籃協主席，還是被輿論詬病的劉國樑卸任總教練，都只是這輪體育改革的一個縮影。
被中斷的改革
談到這輪改革，剛剛當選中國冰球協會祕書長的房學峰認為，不能不談被中斷了十多年之久的上一輪改革。他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改革正是上一輪改革的延續。
1988年中國奧運代表團兵敗漢城後，出身行伍的伍紹祖臨危受命，於當年底出任國家體委主任。執掌國家體委後，伍紹祖除了圓滿完成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舉辦任務外，還順應國務院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思路，在1993年5月推出了《國家體委關於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系統地提出了國家體委改革的實現目標和進程措施。
“根據《意見》，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管辦分離’，將各個競技項目的管理權從國家體委下屬的各個行政司收回，按照運動項目設立事業單位性質的體育運動項目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管理中心），由各個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各自所屬的項目，弱化體育競技項目管理部門的行政屬性。”房學峰說。
在伍紹祖上任之初，各運動項目由國家體委的各個訓練競技司分別管理，形成了六大司分治的局面。其中，訓練競賽一司分管軍體項目，包括航空、無線電、現代五項、擊劍、馬術、跳傘等項目；二司分管球類項目，包括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壘球等；三司分管田徑、游泳、跳水項目；四司分管射擊、射箭、舉重、摔跤、柔道等項目；五司分管冬季項目，包括花樣滑冰，冬季兩項、短道速滑等；綜合司是負責所有項目的運動訓練、競賽計劃的審批和總體項目的發展佈局和規範，以及舉辦大型運動會的組織工作。
從1993年至1997年間，國家體委先後裁掉了所有的訓練競技司，設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籃球管理中心等20多個管理中心。
當時，國家體委有不少人擔心，把那些競技屬性特別強、群體屬性較弱的項目完全移交給行政屬性被削弱的運動中心，會影響奪金希望，所以希望舉重、摔跤等項目留在國家體委競體司。
“但伍紹祖決心很大，堅持把全部的運動項目都從機關分離出去，沒留一個。從而在1998年徹底完成了所有運動項目的中心管理制，國家體委也正式改組為國家體育總局。”房學峰說。
推行中心管理制，應該說只完成了“管辦分離”的一半。伍紹祖最終的目標是希望由協會負責各個項目的運轉，國家體育總局在政策角度予以指導即可，並裁掉作為過渡機構的管理中心。但1997年北京申辦奧運打斷了伍紹祖的計劃。
由於北京奧運會的需要，國家體育總局從1997起開始申辦、籌辦工作，全力確保北京奧運的順利舉辦，剛剛起步的改革不得不擱置起來。
2000年，伍紹祖因故調離國家體育總局，由女排功勳教練袁偉民接任。2004年袁偉民卸任後，劉鵬空降接棒，直至去年11月苟仲文上任。
在袁偉民、劉鵬執掌國家體育總局的16年間，中國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在競技層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國家體育總局也一直將金牌至上作為自己的工作重心。
房學峰認為，這既與當時的國家需求有關，也和袁、劉兩位領導個人的經歷、意願分不開。
袁偉民是競技體育的專家，在四年多的任職時間中，他的精力幾乎全部放在備戰兩屆夏季奧運會（2000年和2004年）、申辦北京奧運會（2001年）以及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實現金牌零的突破。
劉鵬雖然不是運動員出身，但他接任後，由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需要，繼承了前任金牌重擔，工作重心也始終在競技層面。
中體產業競賽集團副總裁王奇從事了多年的體育產業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過去十幾年，由於國家體育總局崇尚金牌至上的政績觀，中國體育的發展成績基本上和競技成績畫上了等號。
“這不僅導致群體運動發展的嚴重滯後，全民身體素質和健康水準逐步變差；也使得中國體育產業缺乏全民參與的根基，根本無力創造產業價值，別說乒超、羽超、排球等聯賽形同雞肋，就連中超、CBA聯賽都連年虧損。”王奇說。
2015年底，新華社刊發了一組“聚焦十三五”的系列報道，其中一篇聚焦體育圈，分析了中國體育界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當中國代表團在奧運獎牌榜上排名迅速攀升、在亞運獎牌榜上一騎絕塵的同時，舊有體制的積弊也逐漸暴露。”文章稱，競技體育金牌含金量不足，影響力大的基礎大項和職業項目積弱不振，反映出資源配置脫離市場和培養方式的侷限性；體育產業發展滯後、結構失衡，一些民間社會體育組織與體育主管部門出現辦賽糾紛等問題，反映出體育行政部門習慣於壟斷資源、與市場爭利。
而上述所有問題的核心，均指向管理體制與經濟社會和體育發展現狀的錯位，也就是國家體育總局系統最受詬病的一環：中心管理制。
漩渦中的管理中心
按照伍紹祖當初的設想，管理中心只是一個過渡機構。它既不同於之前國家體委下屬的行政單位訓練競技司，也不同於完全獨立的民間組織體育協會，而是一個臨時性的事業單位。
上世紀90年代，伍紹祖裁掉訓練競技司，成立相應的管理中心，讓後者暫時取代前者，行使管理職能。但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協會能夠實體化，成為有獨立辦公地點、有獨立人員編制、有獨立經費的實體機構，取代管理中心來管理運動項目。
但後來由於改革被擱置，各個管理中心漸漸做實，成為管理運動項目的實權機構。
房學峰認為，管理中心有積極的一面。首先是在設立之初，淡化了先前訓練競技司的行政屬性，完成了“管辦分離”的前半步。同時，20多個管理中心在取代5個訓練競技司後，大大地提高了管理的行政效率。
“北京奧運會之所以能歷史性的奪得51枚金牌，可以說與中心管理制有很大的關係。” 房學峰說，因為更多的管理中心意味著更多的管理人員，同時也意味著能調動更多的資源。
目前，國家體育總局下設23個管理中心，每個中心分管一個或幾個運動項目。比如籃球管理中心負責管理籃球運動，游泳管理中心負責管理游泳、跳水、水球、花樣游泳等幾項運動。
這些管理中心雖然不屬行政機構，但中心領導仍有相應的行政級別，主任和書記均是正廳局級。每個管理中心還下設少則四五個、多則七八個處級單位。事實上，完全是一種行政化的體制。
由於管理中心的強勢存在，協會始終無法真正獨立，只能依附於管理中心，協會主席通常也由中心主任兼任，形成了中心和協會“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局面，直接導致體育項目管理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
“在日常工作中，各個管理中心既行使行政權，又舉辦賽事，還參與市場開發，同時兼具行政、事業、社團、企業四種角色，哪塊牌子好用就用哪塊，左右逢源。”房學峰認為，這種既像官場又像商場的機構，事實上已經背離了當年伍紹祖改革的方向，成為當前限制體育發展的主要障礙。
事實上，中心管理制也極易滋生腐敗。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後，各個管理中心有錢花不出去，幾乎每個中心的賬本上都趴著上億元的流動資產。
苟仲文2016年12月出席全國體育局長會議，上任後首次正式公開發言，就劍指中心管理制。他說，“我們現在不是舉國體制，而是舉中心體制，中心主任選對了，項目就好了；中心主任選錯了，就都瞎了。”
新局長上任後，提的最多的就是“專業人幹專業事”，姚明正是在他的提議下，順利當上了籃協主席。同時，他還提出“（管理）中心的人不能當協會主席”，以後將“不是（管理）中心怎麼改造協會，而是協會怎麼改造（管理）中心”。
這些理念與當年伍紹祖的改革思路如出一轍。
“局外人”苟仲文
苟仲文被認為是這輪體改的主要操盤手。今年3月，他在出席全國“兩會”時表示，“當前中國體育出現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處在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嚴重碰撞的階段，當下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還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場和計劃平衡好。”
苟仲文1957年6月出生於甘肅鎮原，大學就讀於著名的軍工院校——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現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畢業後，苟仲文曾長期在原國家信息產業部工作。
他從科研工作幹起，在歷任工程師、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院院長後，於2002年出任主管軍工和信息化工作的副部長，正式步入仕途。
從政後，苟仲文給人的一貫印象就是“願意幹事而且敢於幹事”，無論在哪個崗位上都雷厲風行、敢想敢做。
在信息產業部期間，苟仲文曾為推動中國與世界500強企業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在他的努力下，微軟和惠普兩大IT巨頭分別在中國設立了國家級軟件實驗室。
事實上，在2000年擔任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賽迪集團）院長期間，苟仲文就顯示出了善於改革的潛質。在他的主導下，賽迪集團對旗下的《中國計算機報》等10多家IT專業報刊媒體，以及IT網站賽迪網，進行資產整合，使其成為國內首家在A股上市的平面媒體。
對苟仲文來說，2008年是他仕途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4月，他調任北京市副市長，開始從事地方工作。
初到北京的苟仲文，最初分管教育、科技、經濟和信息化、質量技術監督、知識產權等工作。後來，很可能是考慮到他具有科研管理經驗，2012年他又被賦予另一項重任——兼任中關村管委會黨組書記。
在執掌中關村管委會的4年間，苟仲文有機會接觸最前沿的科學技術，把握世界科技的發展脈搏。這也為他在出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後，大力推動“科技助力體育”提供了便利。
據一位熟悉他的人透露，苟仲文在與教練員談話時曾多次提到，教練光看經驗是不行的。“游泳（成績提高）是磨出來的麼？自行車是磨出來的麼？”他還常以法國三級跳運動員背後的科研團隊為例，要求大家重視科技在現代體育中的作用。
為了儘快提高國內體育的科技含量，在他的主導下，今年7月總局黨組還專門組織擴大會議，邀請中關村的十一家掌握世界頂尖專業研發技術與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企業，作了一場“科技助力體育”的專題報告。
不過，在北京工作的8年期間，真正讓苟仲文聲名鵲起的，還是後來他在教改過程中取消了企業與學校“共建”一事。
2013年7月，苟仲文出任北京市委教工委主任。上任伊始，他就開始大刀闊斧地實行教改。當年北京市就成為全國第一個公佈中考、高考改革方案的地方。之後，他又將普通家長反應強烈的“共建”列為改革目標。
此前，許多在京的國家部委、事業單位以及央企，都會和一兩所優質中小學簽訂“共建”協議，保障職工子女優先入學，這一做法因有違教育公平廣受詬病。
這項改革由於涉及許多強勢單位的切身利益，阻力可想而知。當時苟仲文在接受採訪時說：“面對擇校頑疾，我們等不起、拖不得，必須果斷解決、當斷則斷。”
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北京市不僅取消了“共建”，還趁熱打鐵頒佈了15條“禁令”，嚴禁區縣、有關單位和學校以任何名義收取與入學掛鉤的費用，解決了“以錢擇校”的問題。
2016年4月，已經59歲的苟仲文晉升為北京市委副書記。短短6個月後，苟仲文又出人意料地被任命為新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憑著這一系列的調動，他也獲得了“壓哨升遷”的機會，成功躋身正部級幹部序列。
有消息說，早在里約奧運會結束後的2016年9月，組織部門就已經對苟仲文進行了考察評估，並在此後逐步完成了相應的考察程序，決定讓苟仲文執掌國家體育總局。10月31日，苟仲文就以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事實上，除了之前曾短暫擔任過北京市青少年校園足球領導小組組長外，苟仲文與體育行業幾乎沒有任何交集。
外界認為，中央重用苟仲文，就是希望藉助其敢想敢幹的風格，同時又與體育界沒有利益瓜葛的優勢，推動中國體育管理體制改革。
這種人事安排的考量，在另一位幾乎與苟仲文同時空降到國家體育總局的趙勇身上，也得到了體現和印證。
原河北省委副書記趙勇在河北任職期間，也是敢想敢做，引起了不少爭議。在擔任唐山市委書記時，趙勇力推曹妃甸開發和唐山城市改造；後來升任副省長後，又提出建設環首都經濟圈的方案。
同時，趙勇也和苟仲文一樣，之前與體育行業沒有交集。輿論認為，苟仲文、趙勇兩人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同時空降到國家體育總局，中央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用“局外人”儘快打破體育管理制度改革多年來的僵局。
苟仲文本人對自己所肩負的改革重任也是直言不諱。2016年12月28日，他在出席全國體育局長會議，首次與各省市體育局局長見面時就表示，在自己任內，將勇於破除不利於體育事業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做好改革的頂層設計。
專業人幹專業事
國乒棄賽事件發生後，不少網友批評苟仲文不懂體育、瞎指揮，有些媒體也認為他是典型的外行人管內行人，甚至有呼聲要求他應引咎辭職。
“他此前對體育的瞭解固然不多，”一位與苟仲文有過接觸的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但藉此就批評他外行人管內行多少有些武斷。”
據這位人士介紹，苟仲文對體育的認識並不膚淺，尤其是在體育管理體制的改革上，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出任局長後非常注重調查，還組織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邀請來自一線的基層體育工作者，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與會者不僅有運動員、教練員、機關工作人員，還有後勤保障人員和體育新聞工作者。
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在準備2016年末全國體育局長會議的發言稿時，苟仲文沒有按照慣例讓政法司起草文件，也沒有讓祕書代筆，而是自己親自執筆。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新局長的發言條理清晰，言之有物。在近一個半小時的發言中，幾乎全程脫稿，顯示出他對體育工作的熟悉。
也正是在這次發言中，他提出“我看籃球就可以請姚明當協會主席”。如今回過頭看，苟仲文當時的話顯然是有備而來。
兩個月後，姚明在中國籃球協會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全票當選新一屆中國籃協主席。姚明以一個完全沒有公職的身份成為籃協主席，被視為苟仲文重啟改革後的一次破冰，打破了多年以來管（管理中心）協（協會）難分的僵局。
破冰後，苟仲文開始加速各個單項體育協會的實體化進程。繼姚明之後，郎平出任中國排協副主席、李琰擔任中國滑冰協會主席、王海濱出任中國擊劍協會主席、沈金康擔任中國自行車運動協會主席……
據《中國新聞週刊》不完全統計，截至7月中旬，已有中國籃協、中國滑冰協會、中國冰球協會等15個單項體育協會的負責人進行了調整，一大批專業出身的運動員、教練員走上前臺，開始執掌協會。
執教過國家散打隊、國家空手道隊、國家跆拳道隊的“金牌教練”管健民，在這輪調整中也被選為中國跆拳道協會、中國空手道協會主席。他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這給廣大運動員、教練員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管健民表示，出任主席後，他將努力讓協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把跆拳道、空手道這兩個項目引領到一個新的高度。在為國爭光的同時，讓更多的人蔘與進來，真正從中收穫到健康和快樂。
此前有媒體報道，姚明、郎平等知名運動員、教練員到協會任職，背後直接的推手就是苟仲文。據說，為了勸說郎平，他單獨和郎平交流了近3個小時。
前述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考察協會主席人選的過程中，苟仲文沒有按照慣例，先讓各方面推薦，再大範圍地徵求意見，而是繞過業務部門，直接找有關運動員、教練員單獨談話。
這位知情人士分析，這種一對一的工作方式，可能與苟仲文曾長期在軍工單位工作有關。另外更重要的是，這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干擾。
事實上，苟仲文本人對此也是深有感觸。之前有媒體曾報道說，他剛到國家體育總局，就對身邊的人說，“體育的水很深，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認清體育系統的複雜性。”
苟仲文一方面為協會引入新生力量，推進協會改革；另一方面，則對原有的管理機制，尤其對管理中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以適應協會實體化的要求。
國家體育總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羅超毅6月在南寧出席城市圍棋聯賽2017-2018賽季揭幕戰時，向外界透露：總局對各個管理中心的改革，已經確定了時間表，“一些非奧運項目已經先走了幾步，很快就要輪到奧運項目”。
據羅超毅介紹，這輪改革的總體要求是五脫鉤。“第一個是機構脫鉤，協會要與管理中心脫鉤，協會要獨立運行；第二是職能脫鉤，有很多事情現在是管理中心替代協會辦，下一步兩者的職能要分離；第三是資產脫鉤；第四是人員脫鉤，亦即分流；第五是黨務工作與外事工作脫鉤，黨務工作由黨的部門來管，外事工作要實行屬地化管理。”
而協會的實體化改革，將根據各自項目的市場化程度分為三類：第一類，市場化非常高的足、籃球運動，協會進一步放權，由聯賽公司負責聯賽運營，協會則負責國家隊和業餘運動推廣；第二類，國家隊成績出眾但聯賽市場化水準相對較低的協會，比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協會既要繼續搞好國家隊成績，又要注意培養聯賽，爭取實現聯賽的快速發展；第三類，尚未擁有商業聯賽且不適合搞商業化的運動協會，比如舉重、柔道、跆拳道等，則在體育總局的扶持下全力提高國家隊成績。
改革中的爭議
扁平化管理，是國家體育總局近期推行的另一項重要的改革措施。按照這項改革方案，總局將減少行政管理層級，取消設立了多年的總教練崗位。這也被認為是引起國乒棄賽的直接導火索。
前國際排聯主席魏紀中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以往的模式是協會選聘總教練，總教練統抓統管，並圍繞男、女隊組建教練團隊。在這個模式下，總教練可謂是大權獨攬，一言九鼎。
總教練的設置，雖然便於球隊管理，但也容易滋生問題。比如，此前國家羽毛球隊就出現諸多隊內管理問題，並引發廣泛的輿論爭議，而國家乒乓球女隊主帥孔令輝此前也被爆出拖欠鉅額賭資的新聞。
依據扁平化管理的要求，取消總教練後，協會直接與男、女隊教練溝通。同時，協會對聯賽進行深化改革，推動職業聯賽發展。如此一來，協會能夠充分協調和平衡國家隊和聯賽之間的資源分配，進而推動項目發展。
據悉，乒乓球、羽毛球這些國家隊成績出色但聯賽商業化程度低的運動項目，目前都存在資源過度向國家隊傾斜，卻忽略聯賽發展的問題。
乒超、羽超聯賽不僅賽季偏短，而且國手對聯賽成績也不夠重視，甚至不少國手在聯賽期間也集中在國家隊訓練、吃住，往往直到比賽前一天才從國家隊趕往比賽地點。俱樂部只有投資和發薪的義務，卻沒有管束明星選手的權力。
之前早有批評認為，如果依舊維持這種重國家隊輕聯賽的思路，乒超、羽超永遠不可能辦好。一旦舉國體制後繼乏力，聯賽又無法培養國手，乒、羽這類夢之隊很有可能出現大滑坡。
事實上，在劉國樑職務調整之前，李永波、黃玉斌、王義夫等人已經卸任了各自的總教練職務。這三人均是執教20多年的名帥，他們擔任總教練的時間也都在10年以上。但他們的卸任，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中體產業競賽集團副總裁王奇分析，劉國樑卸任總教練引起關注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與55歲的李永波、57歲的王義夫和59歲的黃玉斌相比，劉國樑只有41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而且在他的帶領下，這些年國乒的表現可以說是無懈可擊——連續三屆奧運會包攬所有乒乓球金牌。
“所有人都覺得，國乒堅持現有模式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王奇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實際上，這次人事調整對國乒內部來說，很可能也非常突然。因為就在此前不久的3月20日，國乒還在遼寧鞍山舉行了總教練選聘會，劉國樑是唯一的一位競聘者，毫無懸念地獲得了連任。
一位知情人士對《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最初，苟仲文曾有意讓劉國樑出任中國乒協主席一職。為此，還專門找劉國樑進行過溝通。但不知何故，後來在6月20日的中國乒乓球協會會議上，劉國樑僅出任了排名第19位的副主席，並直接導致了此後的國乒棄賽事件。
在王奇看來，國乒棄賽事件反映出這輪改革有些操之過急。他認為，國乒這些年的成績有目共睹，無論是奧運會，還是世錦賽，打遍天下無敵手，人才輩出。這些都證明現行的模式是對的。
“單項體育協會那麼多，完全可以從那些影響力不足的協會著手，這樣也可以從易到難，減輕改革阻力。”王奇說，“更何況，2020年東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將面臨很大的挑戰。乒乓球作為奪金大戶，應該保持穩定，優先確保在東京取得優異成績。”
王奇還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輪改革操之過急。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推進協會實體化的過程中，事實上，在現有的體制環境下，很多職能協會承擔不了，很容易造成脫節。
去年9月，世界盃亞洲十二強賽在瀋陽郊區舉行。當時，足協已經“脫鉤”，比賽不再由足管中心負責。但地方政府的很多部門，根本不買行業協會的賬。晚上9：30比賽結束，10：00地鐵正常停運，造成數萬名球迷不得不步行返回市區。
而另一種相反的意見認為，當前協會實體化的改革棋到中盤，在足協、籃協、排協等協會都已經開始改革的情況下，作為國球，乒乓球在剩餘的這些項目中影響力最大。如果乒乓球也能加入到這一改革行列中來，必然會促使更多的項目選擇投身改革洪流中來。
不過，即便在持後一種觀點的人中，也有人認為改革應該注意方式，不能簡單粗暴。國乒棄賽事件至少說明，對功勳教練沒能做到妥善安置。最終，使原本順應社會潮流的改革，反而備受質疑。
（實習生陳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