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藝人說唱格薩爾故事是藏族人的一大喜好，尤其是在廣大牧區，牧民群眾更是情有獨鍾，幾乎成了一種最為愜意的生活狀態。他們對說唱藝人也是尊崇備至，體現了藏族崇尚知識，崇尚文化的心理和對藝人的敬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識文斷字似乎是藝人天經地義的職業素養，其實不然，格薩爾說唱藝人多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針對這一現象，格薩爾學者專家通過對藝人的研究，發現藝人的說唱經歷頗有神祕色彩，以夢中為神所授居多，據此，他們也往往稱自己是 “神授藝人”。那麼這些藝人的說唱才藝到底是不是神授的，有人深信不疑，有人疑信參半，當然還有人認為是天方夜譚。學術界因為疑惑未解，對此也是存而不論。其實，理性審視和分析藏族社會的文化性格，不難發現，說唱藝人的文化基因才是解開格薩爾說唱代代延續的密碼，是說唱藝人的廬山真面目。
一
在佛教尚未傳到西藏之前，古代藏族普遍信奉源自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王朝政治實行原始的政教合一制，活動中心在“岡底斯山”和“瑪旁雍措湖”一帶的“阿里”，古時稱為“象雄”。古象雄文明是西藏文明的源頭，苯教即是象雄文化的核心，也是藏族傳統文化和藏傳佛教的根基和起源。據《吐蕃王統世系明鑑》記載：“自聶赤贊普至赤傑脫贊之間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護持國政”，可見在佛教還沒有傳播到西藏之前，西藏統治階層執掌政教大權的，無一不是苯教思想的忠實信徒，以苯教思想為核心的象雄文化，牢固佔據著古代藏族的意識形態。到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之前，苯教已經在青藏高原紮根超過兩千年，對原始宗教的長期崇拜，使青藏高原出現了政治受制於宗教的高度的政教合一制，形成了神權大於王權的社會現象，以至於政治與宗教水乳交融，渾然一體。朝廷政治除了受苯教的左右，還要藉助謎語和寓言故事占卜吉凶，預測未來，處理和完成有關的政教事務，以此“啟發民智，治理國家”。君臣廷議要在特殊的儀式中進行，在念誦和歌謠中完成奏事議事的全過程，帶有極其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這種說唱體的朝會方式就是古代先民“護持王政”的重要手段和說唱這一文體的發端。與此同時，隨著謎語和神話故事的不斷演變發展，對藏族諺語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現象類似漢語成語除了神話寓言，還有許多源自春秋戰國時期的典故，其年代一樣久遠。
藏族諺語雖然源自民間，但是隨著在朝廷政治中的頻繁使用，藏語言的諺語依附度越來越高，藏族社會從上層貴族到平民百姓，都以在言談中使用諺語為流行的時尚。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從宮廷貴族到平民百姓的這一文化趨同性，對諺語的廣泛使用和傳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人們往往把一個人在言談中使用多少諺語視為其學識高低的標準，諺語有多少學問就有多大，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中，逐漸湧現出一代又一代善用諺語，嫻於辭令的口才大家。
到了松贊干布時期，雖然象雄王朝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形成千年的神權大於王權的體制依舊根深蒂固，積重難返。要革除這一積習，必須要從根本上剷除苯教勢力，但是當時的苯教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絕對不是一道行政命令所能扭轉和改變。鑑於此,松贊干布高瞻遠矚，寄改革之希望於濫觴天竺的佛教，與大唐王朝和尼泊爾聯姻，分別迎娶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兩位公主入藏帶來的佛經、佛像以及其他法物為佛教在西藏的傳播，佛法東漸開了先河，達到了松贊干布抑苯揚佛，改革政治體制的初衷。
當佛教在西藏尚未站穩腳跟的時候，佛教和苯教相互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其間經歷了長時間的互為排斥，互為融合的過程。但是不管如何排斥，如何融合，流傳千年的文化傳統是不能輕易改變的，雖然古象雄時期說唱形式的政治體制中斷了，但是說唱這一文體從廟堂走向了民間，走向了普通民眾，他們沿襲這一傳統，把各種神話故事和傳說演繹得出神入化，格薩爾說唱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脫胎而生，而當時分裂割據，動盪不安的社會歷史背景，也為格薩爾故事的創作提供了客觀現實的戰爭素材。
二
作為民族重要特徵之一的語言，藏語言是藏族交流思想的媒介，對藏族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乃至文化本身產生重要的影響。藏語言對藏族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別的不說，就說格薩爾說唱，藏族諺語作為藏語言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格薩爾說唱的源頭活水，而且與英雄史詩《格薩爾》的生成和不斷演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藏族諺語是藏語言的精髓，是藏族口頭語言加工、提煉而成的藝術語言，與其他民族諺語一樣，既有共性也有其獨特的個性，這個與眾不同的個性，使藏族諺語在藏語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語言沒有好壞之分，但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特色，藏族語言的特色，表現最突出的就是諺語，是藏語言最出彩的地方。藏族諺語在豐富藏語言的同時，極大地增加了語言的生動性和鮮明性，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現成的亮點語言，英雄史詩《格薩爾》由此應運而生，橫空問世，雄踞世界最長史詩之巔。
藏語的精彩程度與藏族諺語息息相關，藏族諺語在藏語中出現頻率之高，可能少有其他語言與之比肩，這就是藏族諺語的組合拳效應，是除了藏語言其他語言鮮有的文化個性。所謂組合拳效應，就是像拳擊手一招制勝的法寶往往是連續出拳一樣，一段話裡連續出現多組諺語，也能受到令聽眾驚豔到叫絕的神奇功效。因為藏族諺語的口語化和通俗化，口才好的藏族人動輒出口成諺，好像說話必須附帶諺語，這種說話帶諺語的習慣，就是藏語的傳統表現形式，同時也時藏語表現人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沒有諺語的藏話說得再好也是平淡無奇的，諺語是藏語精彩與否的試金石，藏族諺語“不放鹽的茶沒喝頭，不加諺語的話沒聽頭”凸顯了無諺不成句 的藏語文化基因。加入諺語的藏話之所以動聽，是因為藏族諺語融入的各種修辭手法,能夠充分顯示諺語的藝術魅力，增強語言的審美效果。因此聽人說話帶諺語就是一種藝術享受，何況藏族諺語在藏語中還能出現妙語連珠的組合拳效應，使藏族諺語的藝術魅力和語言審美效果更加大放異彩。雖然其他民族諺語在語言中也有組合拳功能，但是沒有像藏族諺語這樣來得強烈，來得自然，來得酣暢淋漓，難怪藏族有這樣的說法：“可口的酒是甘露，悅耳的話是諺語”、“水積多了成江河，諺語積多了成學問”，像這類類別繁多，涵蓋藏族社會各個領域的諺語在藏區可謂俯拾即是，不勝枚舉。這些豐富多彩的藏族諺語，比喻形象，寓意深刻，不僅可以在語言交流中體驗聽覺藝術的審美情感，在藏族口頭文學領域那更是一種極致的體驗，同時藏族諺語還是藏語言文學的精華。
大凡對藏文化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辯才無礙的藏人不一定才高八斗，甚至可能大字不識一個，但說起話來個個都是諺語連篇，像這樣目不識丁，卻又能說會道的牧民在藏區比比皆是，說唱藝人不識文字的也不乏其人，這種神祕莫測的現象著實令人匪夷所思，不能不說是藏族社會的一大人文奇觀。過去，藏族牧區的文化生態是相對封閉的，文化的單一性和純粹性，保持了藏族原生態的文化傳統，說唱作為藏族最重要的文化娛樂方式，自然備受人們的青睞和喜愛。受父母和長輩的薰陶，從小聽格薩爾故事長大的牧民，在耳濡目染中，繼承了父輩用諺語講話，用諺語說唱的文化基因。當他們與人交談和辯論的時候，隨著語境的變化，與之相應的諺語會在靈光一閃間，張口即出，並且隨著時間的持續，經過諺語修飾的語言妙趣橫生，猶如決堤的河水滔滔不絕，諺語的組合拳效應可以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眾所周知，漢語只要適合語境，成語用得越多越精彩，但是諺語卻不能像成語那樣接二連三地引用，這是漢語文化基因決定的語言現象。藏族諺語則不然，它可以像漢語成語那要頻繁引用，用得越多越精彩，越有說服力，這是藏族諺語與生俱來的適合組合拳出擊的文化個性。當一個人闡述自己的主張和觀點的時候，一段話裡如果連續出現不同的諺語，則意味著反覆強調，強調自己所言並非不經之談，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諺語是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中提煉出來的集體經驗和智慧結晶，是人們無不認可的真知灼見，由此奠定的諺語在語言中的絕對權威，使諺語在語言中的引用相當於引經據典，用得越多越能令人信服，而且毫無過猶不及之嫌。每年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往往有這樣的現象，來自基層的代表和委員在會議討論期間，一旦打開話匣子，便一發不可收拾，幾乎成了一個人的主旨講話，而工作人員的翻譯卻只有寥寥數語，原來他們在發言當中用了大量的諺語論證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所言非虛。由此可見，同冗長而枯燥的說理不同，藏族諺語的連續引用在增加語言說服力的同時，也使語言變得更加生動有趣，引人入勝，這就是藏族諺語的組合拳效應。
不識文字，沒有念過書，說話卻口若懸河。毋庸置疑，這是諺語從中給了力，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沒有文字輔助，從小靠語言信息接受知識的習慣，使他們普遍博聞強記，過耳不忘，那些數不勝數的諺語，就是他們集腋成裘，從實踐中聽來的。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記憶中有了豐富的諺語，就等於有了相當的語言駕馭能力，言談辯論之間，彷彿給自己的語言施了魔咒一般，那些充滿智慧的諺語就會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而且講出來的話，或娓娓道來或侃侃而談，如同行雲流水，一氣呵成，不啻欣賞另類相聲藝術的大餐，令人歎服，令人陶醉。語言因為諺語精彩無限。可見用諺語調動的語言一旦從他們的口裡出來，那就是舌燦蓮花、語驚四座、出口成章、文采斐然，正應了那句話：“高手在民間，絕活出草莽”。
藏區傳統曲藝“折嘎”語言幽默風趣，自成一體，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又一民間說唱藝術。表演“折嘎”的也都是擅長諺語的藝人，這些藝人被學術界稱為不識字的“作家”。由此推之，那些不識字的格薩爾說唱藝人也是同出一轍，彼此一樣。此外，藏區還有一種噱頭十足的類似於“脫口秀”或“單口相聲”的語言現象，就是用相同語音或相同結構的詞組，組成排比句逗人發笑，多用於戲謔和嘲弄。因為這種段子的語言結構帶有藏語言先天的遺傳基因，笑點一個接一個，語言的逗哏效應可以無限放大，聽人講這種調侃味十足的笑話，無不令人為之捧腹。對於擅長此類笑談的高人，甚至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其奚落而被人作為茶餘飯後的笑料，這種令人笑噴的無厘頭段子雖不登大雅之堂，卻也是藏語言的另外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並且還是藏語不用諺語而能巧舌如簧的一種奇特的語言現象。
三
簡而言之，英雄史詩《格薩爾》其實就是藝人把許多故事以諺為媒，用無數的諺語穿針引線綴句成文的民間文學作品。格薩爾故事之所以家喻戶曉，雅俗共賞,是因為來自民間的諺語口語性很強,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一般都是對稱的兩句或四句諺，讀起來音韻和諧，聽起來美妙悅耳，好像動聽的音樂，動人的歌，而一旦出現諺語的組合拳效應，那更像是語言藝術的交響樂，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這就是藏族諺語的魅力，是格薩爾故事精彩紛呈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藏族諺語只有用藏語講出來才能文采飛揚的神奇所在。否則用其他語言講出來的藏族諺語只有其意而沒有其味，也就是說沒有了諺語的藝術感染力，而沒有藝術感染力的諺語說多了必定討人嫌，招人厭，如同喋喋不休的絮叨，斷然不會令人愉悅，給人快感，更不必奢談什麼組合拳效應。從而不難看出諺語是有民族性的，任何民族的諺語都是本民族歷史文化背景和語言環境下的產物，帶有本民族先天的語言基因。因此只有本民族語言講本民族諺語才能使人產生美感，引起共鳴，更何況多數民族的語言表達形式也不像藏語有諺語的組合拳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說唱是不可翻譯的，加之韻散兼行的文體和風格多樣的唱腔都極富濃郁的民族特色，使翻譯作品的可讀性更是大打折扣。
藏族諺語在藏語裡如影隨形，這種血脈相依的關係決定了格薩爾說唱濃厚的母語情結，使得英雄史詩《格薩爾》翻譯得再好也難免不盡人意。有句話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為世界文化遺產，與其差強人意還不如束之高閣，畢竟只有原汁原味的《格薩爾》才是民族的，也才是世界的。縱觀學術界，尚有為數不少的人對翻譯英雄史詩樂此不疲，然而翻譯後的作品從讀者的普遍反響，不難看出審美價值在翻譯過程中丟失之嚴重，尤甚於其他藝術作品。很顯然，使英雄史詩掉價的最大問題不是翻譯水準和技巧的原因，而是藏族諺語難以割捨的母語情結使然，倘若勉為其難，只能貽笑大方，招致讀者對英雄史詩的不屑。當然平心而論，少量的翻譯可能對學術研究有一些參考價值，但是從文藝欣賞角度而言，那就另當別論了，這方面應該遵循的原則還是那句話“寧缺毋濫”。
四
縱觀歷史長河，藏族牧民過去的生活是逐水草而居，與牛羊為伴，除了民歌和舞蹈，更多是在語言交流中享受言談帶來的娛悅，聽藝人說唱《格薩爾》那更是樂在其中。格薩爾故事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傳，同樣造就了藏族牧民神授般的口才，而這些口才出眾的牧民無一不是以滿腹諺語而著稱，任何人概莫能外，這也是他們之所以有好口才的過人之處。在藏區，諺語和口才是可以畫等號相提並論的，我們很難想象有藏族人不懂諺語而能言善辯，這種現象同口齒伶俐的漢人用成語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一個是在實踐中無師自通，一個是從書本中學而所獲。
生生不息的說唱傳統，使藝人對格薩爾故事諳熟於心，講起來也是如數家珍。倘若墨守成規，僅僅滿足於人云亦云的模仿和繼承，格薩爾說唱的生命力斷不會如此頑強，影響力也不會如此深遠。於是乎他們充分發揮創造性思維舉一反三的想象力，由此及彼推演戰爭，譬如從一個戰場，一個戰事聯想到另一個戰場和另一個戰事，而這些戰場和戰事的描述，則由藝人按照慣有模式和套路以及人物性格謀篇佈局，構思情節，用一個又一個的諺語隨機應變，把它們巧妙地連綴起來，身臨其境般繪聲繪色地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且起承轉合之間沒有大起大落，過渡自然，張弛有致，諺語在故事中還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至於故事通順不通順，精彩不精彩，因為有諺語的組合拳效應，這都不是問題。不難想象，一旦激活潛力，開啟了說唱的閥門，猶如武功練至爐火純青，打通了任督二脈，靈感激發的藝人在如痴如醉中文思泉湧。此時的藝人在格薩爾王國裡，儼然就是一名運籌帷幄的大將，排兵佈陣，對壘廝殺，任桀驁不羈的想象力信馬由韁，自由馳騁在格薩爾金戈鐵馬的疆場。
說不完的格薩爾，唱不完的格薩爾，格薩爾說唱就像藝人口中總也說不完的諺語無有窮盡。一部部版本在歷代藝人的說唱和專家學者的整理下，如雨後春筍般付梓出版，這些作品是藏族文化的瑰寶，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而說唱藝人在這項宏大的文化工程中更是居功至偉，不愧是藏族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播者，是藏族乃至中華民族的活寶。
西部開發實施生態移民政策以來，藏族牧民的自然環境和生活環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時也帶來了藏民族生活方式的變化,藏族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電影、電視和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文化娛樂活動的多樣性，使格薩爾說唱隨著現代化步伐的加快越來越邊緣化，格薩爾說唱的受眾環境日益萎縮，受眾群體日益減少，現實境遇更加嚴峻，因此加快說唱和整理時不我待，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