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離別36年後的五兄妹機場相擁痛哭
“歷盡劫波兄弟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動不已，含淚緊緊擁抱在一起。媽媽哽咽許久，對我的大舅舅、大舅媽當面道謝：“大哥、大嫂，謝謝你們幫我撫養了老三，沒有你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們來後一個月，媽媽突發腦溢血過世。
此生，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前後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養而親不待。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離別36年後的五兄妹機場相擁痛哭
“歷盡劫波兄弟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動不已，含淚緊緊擁抱在一起。媽媽哽咽許久，對我的大舅舅、大舅媽當面道謝：“大哥、大嫂，謝謝你們幫我撫養了老三，沒有你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們來後一個月，媽媽突發腦溢血過世。
此生，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前後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養而親不待。
母親走後，父親常常和我們回憶過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親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戰前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中文系。1936年，滿腔熱血的父親投筆從戎，考入杭州筧橋空軍官校，成為第九期轟炸科學員。
學成後，他隨部隊轉戰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機場駐防時，經長官介紹認識我的母親，母親時任太平寺成都空軍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兩人結婚。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離別36年後的五兄妹機場相擁痛哭
“歷盡劫波兄弟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動不已，含淚緊緊擁抱在一起。媽媽哽咽許久，對我的大舅舅、大舅媽當面道謝：“大哥、大嫂，謝謝你們幫我撫養了老三，沒有你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們來後一個月，媽媽突發腦溢血過世。
此生，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前後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養而親不待。
母親走後，父親常常和我們回憶過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親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戰前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中文系。1936年，滿腔熱血的父親投筆從戎，考入杭州筧橋空軍官校，成為第九期轟炸科學員。
學成後，他隨部隊轉戰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機場駐防時，經長官介紹認識我的母親，母親時任太平寺成都空軍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兩人結婚。
父母親（中間）結婚照
在抗戰中，父親駕駛轟炸機時，曾兩次被日本敵軍擊落，他靠跳傘才撿回命。
第一次跳傘是在敵佔區，他化妝成老百姓，歷盡艱險才回到部隊。當時，部隊以為他已經陣亡，我母親領了一個月撫卹金後，他才回到部隊。第二次跳傘是在中方佔領區，當地老百姓救了他並幫他送回到部隊。
父親曾無比自豪地告訴過我：“抗戰最後一仗我打過！”
那是1945年年中，父親已是空軍少校，在湖南芷江參加中美聯合轟炸大隊，與日軍血戰。那時他駕駛轟炸機不停地起飛、投彈、降落、加油、掛彈，再起飛……
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北京，參加華北戰場的空軍調度。1949年離開大陸時，他已經是空軍一級少校，曾獲得不少勳章、獎章。
父親於60年代退役，直至1976年母親退休後，他們兩人隨我二哥一起移居加拿大。
1988年，父親第一次回國，先到四川資陽給我外婆和姑婆上墳。感謝姑婆對我的養育之恩，並親自給姑婆寫了悼文。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離別36年後的五兄妹機場相擁痛哭
“歷盡劫波兄弟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動不已，含淚緊緊擁抱在一起。媽媽哽咽許久，對我的大舅舅、大舅媽當面道謝：“大哥、大嫂，謝謝你們幫我撫養了老三，沒有你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們來後一個月，媽媽突發腦溢血過世。
此生，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前後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養而親不待。
母親走後，父親常常和我們回憶過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親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戰前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中文系。1936年，滿腔熱血的父親投筆從戎，考入杭州筧橋空軍官校，成為第九期轟炸科學員。
學成後，他隨部隊轉戰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機場駐防時，經長官介紹認識我的母親，母親時任太平寺成都空軍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兩人結婚。
父母親（中間）結婚照
在抗戰中，父親駕駛轟炸機時，曾兩次被日本敵軍擊落，他靠跳傘才撿回命。
第一次跳傘是在敵佔區，他化妝成老百姓，歷盡艱險才回到部隊。當時，部隊以為他已經陣亡，我母親領了一個月撫卹金後，他才回到部隊。第二次跳傘是在中方佔領區，當地老百姓救了他並幫他送回到部隊。
父親曾無比自豪地告訴過我：“抗戰最後一仗我打過！”
那是1945年年中，父親已是空軍少校，在湖南芷江參加中美聯合轟炸大隊，與日軍血戰。那時他駕駛轟炸機不停地起飛、投彈、降落、加油、掛彈，再起飛……
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北京，參加華北戰場的空軍調度。1949年離開大陸時，他已經是空軍一級少校，曾獲得不少勳章、獎章。
父親於60年代退役，直至1976年母親退休後，他們兩人隨我二哥一起移居加拿大。
1988年，父親第一次回國，先到四川資陽給我外婆和姑婆上墳。感謝姑婆對我的養育之恩，並親自給姑婆寫了悼文。
父親撫碑老淚縱橫
而父親去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家保定，經常一住就是半年，就為了能經常到爺爺奶奶的墳上去燒香跪拜。
父親怎麼會想到，1949年一別，就是永訣。
1990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喬治.布朗學院隆重的畢業典禮上，我終於聽到了我的名字
“Mr.Youpeng Lee, graduated with honour!”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離別36年後的五兄妹機場相擁痛哭
“歷盡劫波兄弟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動不已，含淚緊緊擁抱在一起。媽媽哽咽許久，對我的大舅舅、大舅媽當面道謝：“大哥、大嫂，謝謝你們幫我撫養了老三，沒有你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們來後一個月，媽媽突發腦溢血過世。
此生，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前後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養而親不待。
母親走後，父親常常和我們回憶過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親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戰前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中文系。1936年，滿腔熱血的父親投筆從戎，考入杭州筧橋空軍官校，成為第九期轟炸科學員。
學成後，他隨部隊轉戰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機場駐防時，經長官介紹認識我的母親，母親時任太平寺成都空軍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兩人結婚。
父母親（中間）結婚照
在抗戰中，父親駕駛轟炸機時，曾兩次被日本敵軍擊落，他靠跳傘才撿回命。
第一次跳傘是在敵佔區，他化妝成老百姓，歷盡艱險才回到部隊。當時，部隊以為他已經陣亡，我母親領了一個月撫卹金後，他才回到部隊。第二次跳傘是在中方佔領區，當地老百姓救了他並幫他送回到部隊。
父親曾無比自豪地告訴過我：“抗戰最後一仗我打過！”
那是1945年年中，父親已是空軍少校，在湖南芷江參加中美聯合轟炸大隊，與日軍血戰。那時他駕駛轟炸機不停地起飛、投彈、降落、加油、掛彈，再起飛……
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北京，參加華北戰場的空軍調度。1949年離開大陸時，他已經是空軍一級少校，曾獲得不少勳章、獎章。
父親於60年代退役，直至1976年母親退休後，他們兩人隨我二哥一起移居加拿大。
1988年，父親第一次回國，先到四川資陽給我外婆和姑婆上墳。感謝姑婆對我的養育之恩，並親自給姑婆寫了悼文。
父親撫碑老淚縱橫
而父親去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家保定，經常一住就是半年，就為了能經常到爺爺奶奶的墳上去燒香跪拜。
父親怎麼會想到，1949年一別，就是永訣。
1990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喬治.布朗學院隆重的畢業典禮上，我終於聽到了我的名字
“Mr.Youpeng Lee, graduated with honour!”
爸爸和我
在父親欣慰的目光中，我緩緩向主席臺走去，那短短的幾十步的路，是我25年來的期望、挫折、掙扎和進取的戲劇人生。
那年，我已43歲。
父親於2006年安詳離世。2016年6月7日，我收到臺灣寄來的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章和證書。
她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激動地說：
“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媽媽”二字猶如電流一般將我擊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小時候，心裡一直有個巨大的疑惑，為什麼別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我卻沒有，他們去哪了？
相依為命的姑婆告訴我：“你爸爸媽媽去了很遠的地方，他們說過要回來接你的。”
6歲那年，我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將4歲的我和姑婆從老家資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媽、四個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開始登記戶口。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在登記完大舅舅家的四個女兒之後， 工作人員指著我問我外婆：“那個小男孩是誰？”
外婆答：“是我女兒的小孩。”工作人員說:“那他應該回他媽媽那裡去登記。”外婆又回答:“他媽媽爸爸在臺灣。” 好心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我以後用媽媽的姓，這樣與戶主一致，方便登記為養子。
從此，我的姓由“李”改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們為何要去臺灣，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沒有人告訴我。
登記為大舅舅的養子後，在長輩的授意下，我開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儘管終於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親生父母，常常一個人發呆，想象父母的樣子。
上小學後，我在一篇作文中給媽媽寫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這是一封無法寄出的信。那時候我已經明白，臺灣，是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讓我沒想到的是，舅舅一家為撫養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62年舅媽被逼離職；大姐上不了大學；成績優秀的二姐只能上最次的林業學院。
儘管舅舅一直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仍被抓進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場。
我和兩個舅舅一家
舅媽失去工作後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裡所有的孩子談話：“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媽的孩子，但二姑媽一家去臺灣了。他從小在我們家長大，就是我的兒子，是你們四姐妹的親兄弟，不管今後發生什麼，永遠要把他當作一家人。”
15歲的我儘管還不能完全明白，為何我會給全家帶來這樣大的影響，但大舅舅的一番話，仍令我感動不已，而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奮讀書。
1965年夏天我18歲，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考畢交卷，感覺甚佳，放榜之日，卻名落孫山。
升學不成，工作不給，只能下鄉。
我參加了“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為第四期學員。半年集訓完畢後，於1966年3月到涼山西昌插隊落戶。
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存照，我（右二）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紅衛兵小將查抄學校檔案室，偶然發現我的檔案上早已蓋有“此人不宜錄取”的印章。原因為：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現在臺灣。
已經下鄉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無可奈何。父債子還，夫復何言！
轉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鄉整整八年。粗重的農活、枯燥的生活、貧瘠的鄉村、彪悍的民風，磨練著人的筋骨，考驗著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墳地看守梨園，差點被偷梨山民一梭鏢刺進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槍指著頭逼我走向武鬥戰場；曾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過夜；曾趕馬車被驚車的馬踢得滿臉是血；曾路遇狼群嚇得眼冒金星；曾揮動大錘打鐵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右）的知青歲月
悠悠歲月，帶走了人生寶貴的青春年華，汗水、屈辱、艱辛、孤獨，掙扎交織在一起。眼睜睜看著大批“老三屆”學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湧向農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紅苗正或有關係的知青調回城市，我這樣成分高的知青，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紮根農村，一輩子靠掙工分吃飯的現實。
那一年，全隊貧下中農一致推薦我上大學，並鄭重地在推薦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薦表上呈，經小隊、大隊、公社、區、縣審核，最後送進招生辦，劃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類別候選。但因為父母在臺灣的背景，招辦上下其手，我最終被劃出名單，再次與上學無緣。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歲月後，舅舅努力設法於1975年將我調回成都，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當了噴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國即將恢復高考的風聲不脛而走，我又悄悄看起書來。漫長的知青生涯，學過的知識早還給了老師，我只有每天下班後，挑燈夜戰。
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進考場的那天，翻閱試卷，只覺得與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試題水平相差萬里。提筆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揮而就。交卷出場，如釋重負。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做體檢，之後便再無音訊。輾轉了解得知，工廠按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準備好我的政審材料遞交公司上級，但公司以我父母在臺灣為由，扣下了政審材料，根本沒有呈送招生委員會。事情便到此為止，結果仍是不予錄取。
1978年夏天，國內的政治空氣已逐漸寬鬆。剛在高考中丟盔棄甲的我又面臨著兩個選擇，舉棋不定。
一是趁國家給“老三屆”最後一次機會再參加高考，倘若錄取，因為工齡只有三年不能帶薪學習；二是管轄我所在工廠的成都市第二輕工業局，正在籌辦全國首例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大學。
經廠方推薦，我先參加了職大的入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列入待選名單。職工大學校長在得知我猶豫是否再次參加高考時，當面向我承諾進入職工大學絕無問題。上職工大學是帶薪學習，我放棄了當年的高考，專心等待開學。
誰知命運又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直至職工大學開學之日，我也並未接到入學通知。工廠領導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陳情：該員工進廠以來，歷年均是先進生產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何況該人連父母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影響從何而來。
外婆抱著我與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堅決拒絕了廠裡送我入學的要求。
記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熱，當人生最後一扇大門被關上後，我的心卻猶如落入冰窟。
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無錢無勢、無為無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盡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過日子，感覺活著已經沒有意義。
那時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個願望未了——骨肉團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漸加深，思念隨著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強。
我在心裡一遍遍呼喊：爸、媽，你們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個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緊張。回成都工作後，我常常不得不到處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臨時住處，發現門上有一張姐夫留下的字條：
家中發生特急之事，無論你何時回來，請馬上回鐵路新村，我們已經到處找你很久了。
看完紙條後，我猶如驚弓之鳥，立即往家裡趕，心中七上八下，感覺家裡即將大難臨頭。
為了心理有個準備，回家之前，我先繞到一位鄰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況。當我在樓下喊朋友名字時，他媽媽探出頭來神祕地說：“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樓來我告訴你。”
在步上三樓之際，感覺猶如走向斷頭臺一般，內心恐懼之極。朋友媽媽見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聲激動地說：“你趕快回家，你媽媽來找你了！”
猶如被電流擊中，我呆住了！
在從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過二三十米，過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書般迅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酸甜苦辣、榮辱悲歡一起湧上心頭。
走進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麼現在才回來？”說著，鄭重地將一封信放到我手裡。信封上，貼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外國郵票。
那是我的母親給舅舅的信：
當時，舅舅、舅媽和姐夫都緊張地看著我，估計我會大哭一場。
但看完信後，我只笑了笑，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媽的字寫得好，與舅舅的字一模一樣，看來確實是一家人。”
我說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堅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後我再回，畢竟父母走時，我還不會寫字，他們不認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訴我，媽媽的這封信來得十分不易。那時候父母與我們已經幾十年未聯絡，只知道資陽老家的地址，於是將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舊址早已蕩然無存，幸虧郵遞員認識我在老家的小舅舅，於是就將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後，一看落名嚇壞了，不敢打開，直接把信交到了單位領導手中。領導對他說，組織不管這個事，讓他自己處理。小舅舅這才打開信，看過後，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獨自躺在臨時住處的床上，徹夜難眠。萬千往事湧上心頭，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百味齊聚，分不清是喜還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仍清晰記得1978年的那個夏天，命運忽然在一瞬間改變，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後來，我收到了媽媽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當媽媽看到你的來信及照片時，你可知道媽媽是如何地高興，可是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刺痛。這長長的二十九年中，雖然我們音訊隔絕，但我和你爸爸總是隨時在思念著你，心裡的一切苦衷也無法向你傾訴，你要原諒媽媽和爸爸。現在就當我們是團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團圓節）。
你能有今天，多虧了大舅他們的栽培，將來要好好地報答他們，媽媽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謝才好。
……
上世紀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給我寫的信：
三三麼兒：
獲來書翻閱，附寄幾張照片，猶似夢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淚似泉湧，良久不能自己，無法執筆成書。成都相別之時，我兒尚在夢中，每憶晨起醒來叫媽喚爸之聲，猶如鋼刀刺心之痛。
爸媽二人平素閒話家常時從不敢提起麼兒，雲天相隔、音訊渺無，親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親身經歷者絕難體會於萬一。
三十年來無一日不思親，無一日不念子，強顏歡笑，痛在心頭，感謝大舅、四舅全家人對你的愛護，感謝國家對你栽培，更感謝姑婆對你的養育恩情，遙望故鄉，盼姑婆在天之靈能領悟爸媽終身感激之情。
……
想給你大舅寫信探聽你們的生活情況，豈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動的心情所阻撓，模糊的淚水淹沒了視線而無法執筆。
三三，你長大了，既生你而不能養你，為人父母者愧對我兒，今後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為，以補償三十年來愧對麼兒之情，以償父母老年之心願，無奈藍衫一襲，清風兩袖，萬一不能如願時，亦盼麼兒體諒。
……
父親在後來的信中告訴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戰役打響之前，他奉令攜帶家眷撤退臺灣。當時我剛兩歲，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長滿大水泡。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先帶兩個哥哥去臺灣，把我交給姑婆暫時撫養。打算去到臺灣安頓好住所之後，再回來接我們全家老小。
當時，去臺灣的還有媽媽的五妹，她丈夫是父親在筧橋空軍官校的同學，也是一名空軍。媽媽的三妹及妹夫則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作為工程人員去了臺灣。
1949年底，父親奉命駕機到海南島，本準備藉此機會飛赴四川將我們接到臺灣，誰知時局變遷，那時候成都機場已無法降落（當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親壓抑著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島執行完任務後，返回臺灣。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瞬間的決定，就此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信中告訴父母，他們走後，姑婆把我帶回資陽撫養，後來舅舅又把我們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讀完高中。
“很遺憾姑婆沒有等到你們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過世了，不過她的骨灰我沒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帶在我身邊。當年你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是我們祖孫二人，我不願意有朝一日你們再見到我們時，只有我一個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無後，一直在我家幫我母親照顧我們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長幫我辦妥一切手續，移民加拿大，我成為改革開放以後首個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媽過完春節後，才啟程赴加拿大。臨行前，我與他們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麼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將他們視作親生父母。
我先是從廣州經深圳到香港，再轉飛父母所在的多倫多，二哥專門趕到香港接我。
當飛機終於平穩降落在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我內心的激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走出通道，只見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機大廳，我撲向父母，喊出一聲“爸、媽”之後便再說不出話，只是和母親一味抱頭痛哭。
可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從臺北趕來，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別33年後，終於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們按三十年前舊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兩位哥哥告訴我，那麼多年，他們一直把我們小時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兒子回到身邊，父母對我的心疼勁可謂無以復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時刻，有爸爸媽媽，有哥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不過，分離三十年後再聚，由於各自的經歷、背景、遭遇各異，即使是親骨肉也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理解。
正因如此，濃濃的親情中也包含著些許惋惜，周密的愛護下流露出絲絲遺憾。在我們思想的交流中，混雜著臺灣父母與大陸兒子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小可化為“洋”與“土”的摩擦，大可演變為認識上“國”與“共”的對立。
我與父母在加拿大
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彌補三十多年來對我的虧欠，不過我執意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
到加拿大一個月後，我開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經濟十分不景氣，不會英文的我一開始連洗碗工的活兒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門外若干次後，我終於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穩定工作養活自己，讀書的念頭又浮上心頭。在埋頭“炸雞”兩年之後，經理終於同意將我的工作時間調整為下午，我這才有了時間去學校學習英文。
1985年8月初，國內的兩位舅舅和大舅媽來多倫多探親，臺灣兩位姨媽姨父也先後趕到，母親一輩兄妹五人，在離別36年後終於團聚了。
離別36年後的五兄妹機場相擁痛哭
“歷盡劫波兄弟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動不已，含淚緊緊擁抱在一起。媽媽哽咽許久，對我的大舅舅、大舅媽當面道謝：“大哥、大嫂，謝謝你們幫我撫養了老三，沒有你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們來後一個月，媽媽突發腦溢血過世。
此生，我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前後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養而親不待。
母親走後，父親常常和我們回憶過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親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戰前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中文系。1936年，滿腔熱血的父親投筆從戎，考入杭州筧橋空軍官校，成為第九期轟炸科學員。
學成後，他隨部隊轉戰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機場駐防時，經長官介紹認識我的母親，母親時任太平寺成都空軍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兩人結婚。
父母親（中間）結婚照
在抗戰中，父親駕駛轟炸機時，曾兩次被日本敵軍擊落，他靠跳傘才撿回命。
第一次跳傘是在敵佔區，他化妝成老百姓，歷盡艱險才回到部隊。當時，部隊以為他已經陣亡，我母親領了一個月撫卹金後，他才回到部隊。第二次跳傘是在中方佔領區，當地老百姓救了他並幫他送回到部隊。
父親曾無比自豪地告訴過我：“抗戰最後一仗我打過！”
那是1945年年中，父親已是空軍少校，在湖南芷江參加中美聯合轟炸大隊，與日軍血戰。那時他駕駛轟炸機不停地起飛、投彈、降落、加油、掛彈，再起飛……
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北京，參加華北戰場的空軍調度。1949年離開大陸時，他已經是空軍一級少校，曾獲得不少勳章、獎章。
父親於60年代退役，直至1976年母親退休後，他們兩人隨我二哥一起移居加拿大。
1988年，父親第一次回國，先到四川資陽給我外婆和姑婆上墳。感謝姑婆對我的養育之恩，並親自給姑婆寫了悼文。
父親撫碑老淚縱橫
而父親去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家保定，經常一住就是半年，就為了能經常到爺爺奶奶的墳上去燒香跪拜。
父親怎麼會想到，1949年一別，就是永訣。
1990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喬治.布朗學院隆重的畢業典禮上，我終於聽到了我的名字
“Mr.Youpeng Lee, graduated with honour!”
爸爸和我
在父親欣慰的目光中，我緩緩向主席臺走去，那短短的幾十步的路，是我25年來的期望、挫折、掙扎和進取的戲劇人生。
那年，我已43歲。
父親於2006年安詳離世。2016年6月7日，我收到臺灣寄來的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章和證書。
看著這一紙證書，我常常陷入沉思，父母如能看到，這是否能撫平歷史給他們造成的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