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夏雨一場熱。”度過了一場小雨的北京，滾滾的熱浪便又撲面而來。早上八九點，就已經提前進入火焰山。到了中午出門一趟，“熱死了，熱死了”總是掛在嘴邊。
但是，我們口中的“熱死”不過是一種程度副詞，而在乾隆八年，一場幾乎席捲了半個中國、持續長達半月的高溫天氣可真是“熱死人了”，京城和京郊光窮人和胖人就熱死了一萬多人！
自1916年以來，北京的最高氣溫，在1942年6月15日，溫度高達42.6℃。
此後1961年、1968年等都有40℃以上極端高溫天氣。據一些網友回憶，在近些年的北京，到了38℃、39℃，“阿姨提著一袋魚上地鐵，就能聞到烤魚味兒了”，可以想見其灼燒威力了。
但這些也比不上乾隆八年那場熱，據專家換算，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均高於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
熱到什麼程度呢？《續東華錄》記載：“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大概就是走在大街上，轉眼就有人熱死……
法國傳教士宋君榮（A.Gaubill）在寄往巴黎的生活報告中描述了當年北京的酷熱景象：
老北京人從未遇到像1743年7月這樣酷熱的天氣。7月13日這天熱得使人難以忍受，貧民和其他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者熱死，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有的停放在屋裡。
許多教徒在向上天祈禱和懺悔，皇帝和大臣們為此專門開會研究採取措施，以解除人們的痛苦。在每條主要街道和城市門洞，都在發放降暑藥品及冰塊。
據大臣們的統計，在7月14日到25日期間，全城內因為酷熱天氣死亡11400人，這主要發生在貧困區，死者多為貧民、技工和手工業者，尚不包括富人和職員們，若加起來死亡人數要超過上述數字。”
傳教士宋君榮關於1743年北京酷熱的記錄片段
也就是說，對於當時的貧民和胖人們，中暑成為一件普遍的事情，熱死成為一件常見的事情，有萬餘人死在這場持續高溫天氣中。
此外，宋君榮還對酷熱天氣做了氣溫觀測和記錄，其中20日-25日溫度都在40℃以上，25日高達44.4℃，達到了溫度極高點。25日到26日晚間，東北風並下了雨。26日溫度為31.9℃，比前一天下降了十幾度，至此，長達近半個月的高溫酷熱天氣才終於結束。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用氣象儀器對氣象數據的觀測記錄。
然而，這樣的酷暑並不侷限於北京。據《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記載，當年的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整個華北地區都異常炎熱，這在各地的地方誌上有所體現。
《順天府志》記，乾隆八年五月(農曆)“大熱，人多死。”
北京西北的懷來縣縣誌載：“夏暑熱，有死者。”
北京東南的天津縣縣誌載：“五月大旱，苦熱土石皆焦，人多熱死……”
《保定府志》：天氣亢旱，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即7月15日～25日）人多死。
最為驚人的還是要數河北高邑縣：“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五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死，初六日（7月26日）未時得雨，暑氣始消。”
對這次罕見的持續高溫天氣，乾隆帝雖身處皇宮，冰塊、排扇為數不少，但也殊為難耐，尤其是看到山西、山東、陝西、河南等華北各省的奏章，竟也都和京城一樣，酷熱難耐，熱死人的情況屢見不鮮。
乾隆畫像 圖源ICphoto
乾隆帝為此曾接連下達多道諭旨，清廷也採取了多項防暑措施。
比如，下旨著意照看來京不久的蘇祿國使臣，“多給冰水及解暑藥物，並遣醫人不時看視。”
比如，給犯人減刑，“或應釋放，或應減等”，那些不能減免的重刑犯，則“添蓋蓆棚、給發冰湯、藥餌”。
比如，撥款九門，在各城門準備冰水藥物，“以防病暍(yē，中暑)”。
乾隆帝最喜愛的消暑飲品——酸梅湯
乾隆八年六月初一，乾隆帝連發兩道諭旨:“近日京師天氣炎蒸，雖有雨澤，並未沾足，若再數日不雨，恐禾苗有損，且人民病者多，朕心深為憂惕，著禮部即速虔誠祈禱。”
又諭：“今年天氣炎熱甚於往時，九門內外街市人眾，恐受暑者多，著賞發內幣銀一萬兩，分給九門每門各一千兩，正陽門二千兩，預備冰水藥物以防病，可傳與步軍統領舒赫德即速遵旨辦理……”
隨著一道道諭旨的頒佈，高溫天氣雖並未有所緩解，但城門洞的解暑冰水卻讓百姓們多少踏實了一些，依稀有幾絲涼意吹到了心底。
說說您記憶中夏天最熱的時候，熱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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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參考：
[1] 曹冀魯（北京市氣象局），乾隆年間北京的高溫記載，《北京檔案》1999年08期
[2] 哈恩忠，乾隆八年酷熱天，《紫禁城》200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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