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訊 愛國愛教一直以來是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大德們用自己的言談舉止或實際行動，不斷踐行著既愛國又愛教的光榮傳統。歷代藏傳佛教愛國愛教高僧的生平事蹟，是當下繼承和發揚藏傳佛教愛國愛教傳統的範例。
愛國愛教符合佛教的教義義理，是佛教徒修學佛法，弘法利生的重要保證。趙樸初先生曾說：正確認識愛國與愛教的關係。佛教徒自然愛自己信奉的佛教，不愛佛教那說明不信仰它，就不成其為一個佛教徒。愛國同愛教是統一的，和諧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哪有教？佛教主張知恩報恩，報答國家恩即愛國，報答三寶恩即愛教。
歷史上，藏傳佛教愛國愛教高僧活佛層出不窮，奉獻了利益眾生的生命畫卷。
△圖為銀鎏金六世班禪像。(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六世班禪：一生維護祖國統一
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洛桑班丹益西是班禪世系中第一位覲見清朝皇帝、蒞臨雍和宮講經傳法的著名人物。他的一生都在維護祖國統一，其所為無論在清代民族關係史上還是在宗教發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六世班禪大師蒞臨雍和宮“宿寺祈願”，對確立和強化清政府“管理藏傳佛教事務中心”以及京都“首位皇家御用寺院”的地位有著深遠的影響。他在京城向廣大信眾講經傳法以及在雍和宮向乾隆皇帝授戒傳法等活動，都是藏傳佛教領袖人物護國利民的重大舉措。
△圖為毛主席與喜饒嘉措親切交談。(圖片來源：青海省政府網站)
喜饒嘉措：一生旗幟鮮明地反對分裂祖國
喜饒嘉措大師不僅是一位佛學大師、社會活動家，而且是我國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分裂活動，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加強民族團結，為繼承和弘揚佛教，為保護和發展藏文化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是新中國宗教界的楷模、真正的佛門大師。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9年，喜饒嘉措前往甘肅、青海一帶，發動僧俗團結抗日，積極宣傳抗戰救國，發表了《為宣傳抗戰告蒙藏同胞書》《白螺的聲音》，並舉行息災誦經法會。
1949年，喜饒嘉措從南京返回青海故里。青海軍閥馬步芳逃離青海時，曾打算偕同喜饒嘉措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前往臺灣，兩位大師都斷然拒絕，毅然站在了新中國及人民大眾的立場上。青海解放後，喜饒嘉措多次奔赴青海各藏區，宣傳政策，為穩定青海藏區做出了貢獻。
1950年，喜饒嘉措多次寫信給西藏的故舊、學生，並向西藏地區發表廣播講話，宣傳民族宗教政策，勸說西藏上層人士，對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團赴京和談。途經西安時，喜饒嘉措又叮囑阿沛•阿旺晉美說：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成功。這對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有著積極的影響。
1959年，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發動武裝叛亂，喜饒嘉措旗幟鮮明地反對分裂祖國的行徑。他發表講話說：“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亂，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們違反了西藏人民的意願，背叛祖國，背叛了佛教教規。”他還在青海開展了許多宣傳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表揚。
△圖為十世班禪大師。(圖片來源：新華網)
十世班禪：一位傑出的愛國愛教領袖
十世班禪大師的一生充分表現了一位傑出的愛國愛教領袖的正直品格、高深造詣和創造精神。
十世班禪大師要求加強寺廟僧人較系統、科學地學習宗教經典、政治時事、科學文化，使藏傳佛教培養高級佛學人才的教育模式開始由傳統的經院式向現代化轉變。
針對寺廟管理存在的問題，大師提出“寺要像寺，僧要像僧”的主張，提出一系列改進和加強寺廟民主管理的措施：寺內要建設一個遵循愛國愛教原則、密切聯繫群眾、熱心並善於寺廟管理的民主管理委員會（或管理小組），以保證寺廟的一切工作和活動在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的軌道上正常發展，並維護寺廟和在寺僧眾的合法權益；各項制度都應既適合寺廟特點，又同社會主義相適應；堅持“以寺養寺”，在保證在寺僧眾學習佛經、從事正常的宗教活動的前提下，從寺廟的實際情況出發，組織在寺僧眾積極從事農牧林副業生產，開辦適合宗教特點的社會公益事業和服務事業，不斷提高寺廟自養水平，減輕國家和群眾負擔，並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積極服務於社會。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藏傳佛教高僧大德不斷湧現，像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六世班禪、喜饒嘉措、格達等愛國愛教的高僧活佛，他們弘揚藏傳佛教，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薪火慧命。他們胸有愛國情懷、利益眾生，在藏傳佛教史上留下了名字、留下了著作、做出了成就，成為世人敬仰的大師。他們的精神確實值得當代藏傳佛教廣大僧眾和信眾繼承和發揚。（中國西藏網 文/米廣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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