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馮友蘭：活著是為了明白哲學道理'
導語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多部哲學著作，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學大師馮友蘭喜添一女，取名馮鍾璞，筆名宗璞。1938年，年僅10歲的宗璞在戰火中，隨家人南遷到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的8年時光，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筆寫《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2005年4月，宗璞因《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每當回憶起父親，她的眼睛裡總閃著光：“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的教育理念是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於人的發展。
導語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多部哲學著作，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學大師馮友蘭喜添一女，取名馮鍾璞，筆名宗璞。1938年，年僅10歲的宗璞在戰火中，隨家人南遷到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的8年時光，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筆寫《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2005年4月，宗璞因《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每當回憶起父親，她的眼睛裡總閃著光：“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的教育理念是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於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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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馮友蘭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中州大學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學是新建的，河南歷史上第一所大學。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父親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那就要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校長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讚賞。父親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 （今中山大學）。1930年，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再聘他為校長，但他“已經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沒有去。
父親長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18年，在西南聯大也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以往及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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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多部哲學著作，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學大師馮友蘭喜添一女，取名馮鍾璞，筆名宗璞。1938年，年僅10歲的宗璞在戰火中，隨家人南遷到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的8年時光，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筆寫《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2005年4月，宗璞因《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每當回憶起父親，她的眼睛裡總閃著光：“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的教育理念是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於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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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馮友蘭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中州大學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學是新建的，河南歷史上第一所大學。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父親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那就要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校長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讚賞。父親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 （今中山大學）。1930年，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再聘他為校長，但他“已經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沒有去。
父親長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18年，在西南聯大也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以往及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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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和父親馮友蘭在一起
1940年，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三度訓令聯大，要求統一全國教材、統一考試、設立核定的必修課程。聯大教授抵制這一命令。信是父親寫的，列出不從命的幾大理由，說“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教育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等，後來聯大沒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統一教材和課程。
父親是愛國的，別人問他1948年為什麼從美國回國，我對這個問題很驚訝，他不可能不回來。政權可以更換，父母之邦不能變的。父親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西南聯大碑文裡寫中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他曾撰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牆，人謂“東銘”，與張載的 《西銘》 並列。父親嘗引用《西銘》的末兩句 “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來說明自己對待生死的態度，雖然風狂雨暴，他依然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塋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這聯現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親的墓碑背面。
呆氣與儒氣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國哲學史新編 》，80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祕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瞭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
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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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多部哲學著作，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學大師馮友蘭喜添一女，取名馮鍾璞，筆名宗璞。1938年，年僅10歲的宗璞在戰火中，隨家人南遷到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的8年時光，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筆寫《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2005年4月，宗璞因《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每當回憶起父親，她的眼睛裡總閃著光：“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的教育理念是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於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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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馮友蘭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中州大學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學是新建的，河南歷史上第一所大學。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父親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那就要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校長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讚賞。父親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 （今中山大學）。1930年，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再聘他為校長，但他“已經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沒有去。
父親長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18年，在西南聯大也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以往及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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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和父親馮友蘭在一起
1940年，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三度訓令聯大，要求統一全國教材、統一考試、設立核定的必修課程。聯大教授抵制這一命令。信是父親寫的，列出不從命的幾大理由，說“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教育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等，後來聯大沒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統一教材和課程。
父親是愛國的，別人問他1948年為什麼從美國回國，我對這個問題很驚訝，他不可能不回來。政權可以更換，父母之邦不能變的。父親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西南聯大碑文裡寫中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他曾撰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牆，人謂“東銘”，與張載的 《西銘》 並列。父親嘗引用《西銘》的末兩句 “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來說明自己對待生死的態度，雖然風狂雨暴，他依然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塋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這聯現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親的墓碑背面。
呆氣與儒氣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國哲學史新編 》，80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祕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瞭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
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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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1968年秋天，馮友蘭因為毛主席的這段話從“牛棚”被放回了北大的燕南園57號小院
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閒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1926年父親31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4個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
20世紀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只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 三字經 》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
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1982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裡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裡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1945年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口，鄉里傳為美談。從這裡我想起父親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常年堅持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車恆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
一生得力於三位女子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佔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儘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95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蹟。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位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還有一個便是我。
1982年，我隨父親訪問美國，在機場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
我的母親曾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就讀。我在清華附小讀到三四年級，抗戰了，有一年沒讀書，到了昆明功課跟不上，母親就輔導我，雞兔同籠四則題等，都是母親教的。母親的手很巧，很會做麵食。朱自清曾警告別人，馮家的炸醬麵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則會脹得難受。家裡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養、親友往來，都是母親一手操持。小學佈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寫道：“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並不重要。”
導語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多部哲學著作，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學大師馮友蘭喜添一女，取名馮鍾璞，筆名宗璞。1938年，年僅10歲的宗璞在戰火中，隨家人南遷到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的8年時光，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筆寫《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2005年4月，宗璞因《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每當回憶起父親，她的眼睛裡總閃著光：“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的教育理念是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於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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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馮友蘭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中州大學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學是新建的，河南歷史上第一所大學。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父親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那就要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校長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讚賞。父親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 （今中山大學）。1930年，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再聘他為校長，但他“已經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沒有去。
父親長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18年，在西南聯大也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以往及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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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和父親馮友蘭在一起
1940年，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三度訓令聯大，要求統一全國教材、統一考試、設立核定的必修課程。聯大教授抵制這一命令。信是父親寫的，列出不從命的幾大理由，說“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教育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等，後來聯大沒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統一教材和課程。
父親是愛國的，別人問他1948年為什麼從美國回國，我對這個問題很驚訝，他不可能不回來。政權可以更換，父母之邦不能變的。父親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西南聯大碑文裡寫中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他曾撰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牆，人謂“東銘”，與張載的 《西銘》 並列。父親嘗引用《西銘》的末兩句 “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來說明自己對待生死的態度，雖然風狂雨暴，他依然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塋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這聯現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親的墓碑背面。
呆氣與儒氣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國哲學史新編 》，80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祕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瞭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
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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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1968年秋天，馮友蘭因為毛主席的這段話從“牛棚”被放回了北大的燕南園57號小院
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閒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1926年父親31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4個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
20世紀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只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 三字經 》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
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1982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裡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裡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1945年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口，鄉里傳為美談。從這裡我想起父親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常年堅持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車恆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
一生得力於三位女子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佔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儘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95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蹟。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位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還有一個便是我。
1982年，我隨父親訪問美國，在機場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
我的母親曾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就讀。我在清華附小讀到三四年級，抗戰了，有一年沒讀書，到了昆明功課跟不上，母親就輔導我，雞兔同籠四則題等，都是母親教的。母親的手很巧，很會做麵食。朱自清曾警告別人，馮家的炸醬麵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則會脹得難受。家裡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養、親友往來，都是母親一手操持。小學佈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寫道：“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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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與夫人合影
我們家其實沒過幾天好日子。1937年抗戰爆發後，父親隨清華大學南遷，先到長沙，後轉赴昆明。抗戰後期通貨膨脹，什麼都值錢，就是錢不值錢。一個月的工資有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用完了。聯大教師組織了一個合作社，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父親賣字，可是生意不好，從來就沒開過張。倒是家旁邊有個小學，母親就在院裡弄個油鍋炸麻花。我幫母親操持家務。
三年困難時期，鄧穎超送給母親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東西了。當時有“糖豆乾部”“肉蛋幹部”的說法，比如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有糖豆，什麼級別的補貼什麼。炒個白菜也是好的。改革開放後我去外面買菜，看到那麼多品種，高興得不得了，沒有經歷過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親精打細算熬過來的。
1977年，“文革”剛結束不到一年，母親突然吐血，送到醫院，醫護人員都愛理不理的，有個女醫生還說，“都83了，還治什麼治！我還活不到這歲數呢”。有一次，母親昏迷中突然說：“要擠水，要擠水。”我問她什麼擠水，她說，白菜做餡要擠水。我的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
向歷史訴說
這些年，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人想怎麼說就能怎麼說，不用負責任的，這是“文革”遺風。很多不實之詞，加在父親頭上，有些是無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納，是文字獄。魯迅曾有詩云：“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我很樂觀，擅自改了兩字：“積毀難銷骨，長留紙上聲。”事實終究是事實。
先說和江青的關係。我們不認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來看望我父親，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黨委的人陪同的，大家都認為她代表毛主席，數百學生聚集高喊“毛主席萬歲”。可見大家都是這麼看的。北大學生喊“毛主席萬歲”，第二天黨委就讓父親表態，當時隨便什麼事都要表態，不可能不表態的，感謝主席的關懷，來看望大家。父親的表態就變成一個罪狀。
父親寫過《詠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講武則天，這被人附會為吹捧江青，其實毫無關係。我現在還覺得武則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曆史畢竟只有這一個女皇帝。有些人慣於歪曲詩的本意，甚至在所謂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測硬按在別人頭上，這種做法甚不足取。
巴金老人在他的《隨想錄》中有這樣的話：“有一點可以確定：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別人說，後來自己跟著別人說，再後是自己同別人一起說。起初自己還懷疑這可能是假話，不肯表態，但是一個會一個會地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甩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他又說：“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每一個親身經歷過那一段歷史的人都能體會老人的話是何等真實痛切！
導語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著有多部哲學著作，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學大師馮友蘭喜添一女，取名馮鍾璞，筆名宗璞。1938年，年僅10歲的宗璞在戰火中，隨家人南遷到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的8年時光，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國讀書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筆寫《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2005年4月，宗璞因《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每當回憶起父親，她的眼睛裡總閃著光：“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大維護和貫徹的教育理念是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於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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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馮友蘭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中州大學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學是新建的，河南歷史上第一所大學。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父親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那就要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校長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讚賞。父親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 （今中山大學）。1930年，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再聘他為校長，但他“已經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沒有去。
父親長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18年，在西南聯大也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以往及現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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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和父親馮友蘭在一起
1940年，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三度訓令聯大，要求統一全國教材、統一考試、設立核定的必修課程。聯大教授抵制這一命令。信是父親寫的，列出不從命的幾大理由，說“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教育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等，後來聯大沒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統一教材和課程。
父親是愛國的，別人問他1948年為什麼從美國回國，我對這個問題很驚訝，他不可能不回來。政權可以更換，父母之邦不能變的。父親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西南聯大碑文裡寫中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他曾撰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牆，人謂“東銘”，與張載的 《西銘》 並列。父親嘗引用《西銘》的末兩句 “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來說明自己對待生死的態度，雖然風狂雨暴，他依然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塋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這聯現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親的墓碑背面。
呆氣與儒氣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國哲學史新編 》，80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祕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瞭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
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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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1968年秋天，馮友蘭因為毛主席的這段話從“牛棚”被放回了北大的燕南園57號小院
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閒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1926年父親31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4個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
20世紀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只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 三字經 》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
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1982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裡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裡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1945年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口，鄉里傳為美談。從這裡我想起父親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常年堅持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車恆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
一生得力於三位女子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佔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儘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95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蹟。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位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還有一個便是我。
1982年，我隨父親訪問美國，在機場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
我的母親曾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就讀。我在清華附小讀到三四年級，抗戰了，有一年沒讀書，到了昆明功課跟不上，母親就輔導我，雞兔同籠四則題等，都是母親教的。母親的手很巧，很會做麵食。朱自清曾警告別人，馮家的炸醬麵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則會脹得難受。家裡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養、親友往來，都是母親一手操持。小學佈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寫道：“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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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與夫人合影
我們家其實沒過幾天好日子。1937年抗戰爆發後，父親隨清華大學南遷，先到長沙，後轉赴昆明。抗戰後期通貨膨脹，什麼都值錢，就是錢不值錢。一個月的工資有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用完了。聯大教師組織了一個合作社，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父親賣字，可是生意不好，從來就沒開過張。倒是家旁邊有個小學，母親就在院裡弄個油鍋炸麻花。我幫母親操持家務。
三年困難時期，鄧穎超送給母親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東西了。當時有“糖豆乾部”“肉蛋幹部”的說法，比如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有糖豆，什麼級別的補貼什麼。炒個白菜也是好的。改革開放後我去外面買菜，看到那麼多品種，高興得不得了，沒有經歷過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親精打細算熬過來的。
1977年，“文革”剛結束不到一年，母親突然吐血，送到醫院，醫護人員都愛理不理的，有個女醫生還說，“都83了，還治什麼治！我還活不到這歲數呢”。有一次，母親昏迷中突然說：“要擠水，要擠水。”我問她什麼擠水，她說，白菜做餡要擠水。我的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
向歷史訴說
這些年，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人想怎麼說就能怎麼說，不用負責任的，這是“文革”遺風。很多不實之詞，加在父親頭上，有些是無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納，是文字獄。魯迅曾有詩云：“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我很樂觀，擅自改了兩字：“積毀難銷骨，長留紙上聲。”事實終究是事實。
先說和江青的關係。我們不認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來看望我父親，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黨委的人陪同的，大家都認為她代表毛主席，數百學生聚集高喊“毛主席萬歲”。可見大家都是這麼看的。北大學生喊“毛主席萬歲”，第二天黨委就讓父親表態，當時隨便什麼事都要表態，不可能不表態的，感謝主席的關懷，來看望大家。父親的表態就變成一個罪狀。
父親寫過《詠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講武則天，這被人附會為吹捧江青，其實毫無關係。我現在還覺得武則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曆史畢竟只有這一個女皇帝。有些人慣於歪曲詩的本意，甚至在所謂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測硬按在別人頭上，這種做法甚不足取。
巴金老人在他的《隨想錄》中有這樣的話：“有一點可以確定：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別人說，後來自己跟著別人說，再後是自己同別人一起說。起初自己還懷疑這可能是假話，不肯表態，但是一個會一個會地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甩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他又說：“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每一個親身經歷過那一段歷史的人都能體會老人的話是何等真實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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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馮友蘭
對於沒有根據的責備，父親是坦然的。他逝世後，《三生石》英譯者賴艾美寫信來弔唁，說她在美國報紙上看到有文章說馮先生的一生“生活過，鬥爭過，享有過，沒有任何可追悔”。他的心境如光風霽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他晚年不參加任何會議，一方面是因為身體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現了他看破一切、瀟灑自如、“愈寫愈自由”的心境。他曾說晉人懶得穿戴整齊，他當時很有體會。連穿戴都懶得，更不要說參加什麼會了。
從1979年起，他基本結束了多年的檢討生涯，每天上午在書房兩個多小時，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這一段生活大體上是平靜的、愉悅的。他曾引孔子的話：“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在他心目中，活著是為了多明白哲學道理，為了思想。他說自己是“欲罷不能”。他不能不思想。他的最後15年，一切都圍繞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甚至說，“現在治病，是因為書未寫完。等書寫完了，就不必治了”。果然書成後4個月，他便安然離去。
經過這麼多年，我深切地感到我們需要能用自己頭腦思想的人。不可能有很多哲學家，但是應該重視自由的思想。每個人最好都能愛思想，把人類有思想這一特點發揮得多一些。這樣可以使人減少些物慾，減少些淺薄。父親在不可能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建立了馮學。人去境遷，將來的馮學研究者，會賦予它新的意義。
父親臨終前有一句擲地作金石聲的遺言：“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 ”這也就是半個世紀前他提出的，希望用中國哲學的直覺和體驗補充西方哲學。他相信中國哲學一定會在世界哲學中做出應有的重要貢獻。父親的許多朋友、學生和同行多年來從各方面寫文章紀念他，大家沒有忘記這位哲學老人。
馮友蘭，不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