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搞了個最牛公益組織，從宋朝一直沿續到民國'

宋朝的時候，南京應天府書院裡有一個叫朱說的窮書生，窮到連頓稀粥都吃不起。在書院裡，他每天煮一碗粟米粥，冷掉凝固後，就切成四塊，早晚吃二塊。然後把鹹菜切碎，加半杯醋，搞點鹽，就這麼當菜了。這個“斷齏畫粥”的故事，跟“懸樑刺股”、“鑿壁偷光”一樣，構成了中國古代勤學勵志的典範。

這位書生讀書確實非常刻苦，常常夜以繼日，五年裡不曾解開衣服好好地睡過一覺，讀書讀得發睏了，就用冷水衝頭洗臉。在他27歲的時候，終於考上了進士。

這個叫朱說的書生其實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他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失去了生活來源的母親為了養活他，不得不改嫁給一個姓朱的人，於是，范仲淹也就跟著姓朱，取名朱說了。等到范仲淹長大後，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願再寄人籬下，於是就哭著告別母親，去外面求學了。等到他中了進士，當了官，這才將母親接回來贍養。在與母親商議後，他上書朝廷，提出了複姓改名的請求，經皇帝批准，進士朱說正式更名為范仲淹。這樣一個自強不息的勵志故事很快在朝野上下不脛而走，范仲淹的關注度立馬飆升，成為那一屆最受矚目的一名進士，人們對他的興趣度甚至超過了新科狀元。

帶著這樣的明星光環，范仲淹躊躇滿志地走上了仕途。但遺憾的是，他那位艱辛撫育兒子的母親卻沒能看到兒子的多少風光，很快就撒手人寰了。根據古代的禮制，范仲淹也不得不中斷他的仕途，回家守孝三年，稱為“丁憂”。古人之所以把“丁憂”的時間設為三年，據說是孔夫子規定的，人生下來至少有三年時間是要在父母的懷抱里長大的，所以，替父母守孝三年其實也不為多。但問題是，在官場中隔絕三年，誰知道三年後的政治環境又是怎樣？這也是後世的張居正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願回家“丁憂”守制的原因。但范仲淹不一樣，他一直是有很強烈的道德感的，棄官守制對他來說是不用考慮的問題。道德形象也是一個官員必備的形象，范仲淹從一開始就勉力在樹立這樣的形象。

范仲淹

恰巧在這個時候，也正好有個機會找上門來：南京的知府晏殊要為應天府書院找一位新校長，考慮到范仲淹原本就是應天府書院畢業的，再加上進士及第，道德學問也有目共睹，所以就把聘書送上門來。范仲淹就這樣出任了母校的“山長”（校長）。

應天府書院是北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進士的“錄取率”一直高居前列，朝廷中的很多官員都出自這個書院，這無形中給范仲淹構建了一張很好的人脈關係網，為他今後的仕途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而學院的生活也更加堅定了范仲淹振興儒家理想的信念，完善了他作為一個“神一樣存在”的正人君子形象，使得他的人品行止猶如一塊豐碑，聳立在歷史的長廊中。

我們今天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無不感佩於他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情懷。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時候正是他推行“慶曆新政”失敗、遭遇人生低谷的階段，而且，許多學者查閱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譜》等有關史籍，發現范仲淹其實一生從未到過洞庭湖，更未登過岳陽樓，他只是根據滕子京派人送給他的一幅畫卷寫出了洞庭湖的浩瀚場景、岳陽樓的萬千氣象。但不管怎樣，范仲淹卻喊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寶貴思想，鼓勵了後世諸多的仁人志士。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指出，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是宋朝文人一種精神上的自覺。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地感覺到此，這其實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代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范仲淹的偉大之處在於喊出了時代口號，扛起了儒學復興的一面旗幟。

說到范仲淹，我們今天不說他的歷史成就，只說說跟家庭有關的那點事，以及與此相關的那種時代精神。

在儒家的傳統思想中，有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也就是說一個人先要搞好自身修養，然後要把家庭搞好，接下來，才可以治理國家平定天下。范仲淹因為有這麼一個貧苦的出身，所以非常注重個人和家庭的倫理，也很關注民生疾苦。在處理政務時，往往從個人、從家庭的角度出發將心比心，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人為本”。

有一次，江淮大旱，百姓流離失所，范仲淹上疏請求朝廷安撫救濟，仁宗皇帝沒有及時批覆，他就很不客氣地批評道：“如果宮中有半天揭不開鍋吃不了東西會怎麼樣？”皇帝也被他打動了，立即派他前去救濟。他呢，一刻不敢耽誤，當天就出發，所到之處，開倉放糧，免除一切苛捐雜稅，努力幫助災區百姓度過難關。在回朝覆命的時候，他還特地帶回幾捆災民所吃的一種叫“烏味草”的野菜，請朝廷傳示給六宮貴戚，讓大家也嘗一嘗，希望朝中權貴知道民間疾苦。

還有一次，一位官員去世後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子，生活困苦，連回老家都回不了。范仲淹知道後就發起了愛心捐款，他自己也以身作則，慷慨解囊，把一百貫俸祿全部捐贈給了孤兒寡母。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孤兒寡母拉著一船財物回老家，萬一半路上遇到攔路搶劫的怎麼辦？為了確保他們的安全，范仲淹特地寫了一首詩貼在船上，最後一句特別強調“此是孤兒寡母船”，當然，落款也很重要，范仲淹的大名題在上面，沿途的強盜劫匪看了都受感動，沒有人去動這艘船。《青瑣詩話》記載了這則故事，這則故事的高明之處在於，范仲淹既保護了孤兒寡母，同時也為自己倡導的精神作了宣傳。

范仲淹以廉潔為民自律，也最惱怒那些當官不為民作主的腐朽官員，他當了宰相後，對這樣的官員往往在官名冊上一筆勾銷。他的改革盟友、國防部副部長富弼看到這種情形，還有些於心不忍，勸他說：“你這一筆勾得痛快，但被你勾掉功名的人和他的一家人可都得痛哭了。”范仲淹回答也很爽快：“一家哭，哪裡比得上一路哭！”他的意義是：這些人佔據著官位為害百姓，不把他們撤了，他們所在地方的老百姓就都得哭了。

范仲淹文武全才，做官做到宰相，但母親為生活所迫改嫁朱家的事還是對他有較大的影響，大概是想起自己幼年範氏家族中無人撫卹他、讓他寄人籬下的痛苦，公元1050年，他在家鄉蘇州買了1000多畝地設立了範氏義莊。

所謂義莊就是一個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為公產，養活同宗的族人或者贍養同族的貧苦人。范仲淹的這1000畝田地就租給外人耕種，地租拿來作為全族人的福利。

範氏義莊有明確的贍養撫卹章程，比如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領一升白米的口糧；每年冬天，每人領絹一匹，兒童減半；凡嫁女的領錢30貫，娶媳婦的領錢20貫——當然了，不鼓勵二婚、三婚，第二次娶親就不能再領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可以領錢10貫，支持再接再厲堅持不懈地去參加考試，第二次去參考，仍可領錢5貫。至於那些窮苦的族人，上無片瓦可以安身的，義莊提供免費的經濟適用房外加無息貸款……

按照這些規定，範氏家族中的人，平時的生活基本需求均可得以保障，婚喪嫁娶等重大事項的經費也不用擔心。當然了，義莊也對族人的行為規範作了相應的規定：比如不能偷砍祖墳及其附近的樹木、不能欺負佃戶、義塾，也就是免費學校的學生不能在學校裡飲酒作樂等等，歸納起來也可以看作是範氏義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到後來，範氏義莊甚至還聘請了專門的職業經理人。CEO以工作業績決定薪酬標準，比如，CEO如果能做到保證每個族人都領到月糧，就給他獎勵糙米20石。CEO有權處理義莊事務，不受他人干擾，董事會的個別董事，比如族長和老一輩們，也不能對他指手劃腳。但是，族人也有權監督和告發CEO，後世通行的做法是到范仲淹的牌位面前講理，由公眾作出判斷。族人之間也什麼糾紛，當然也都採用這種辦法。

范仲淹設立義莊就是在要範氏家族內實行有田同耕、有飯同吃，從某種意義上說帶有一些平均主義和共產公產的色彩，這當然跟儒家的大同理想也是相吻合的，事實上，範氏義莊的設立也是向政府備過案的，范仲淹的兒子範純仁就特地向宋英宗上奏，報告義莊的設立情況，請求在政府備案，如有人損害義莊利益，請政府依法處置，以保護義莊不受侵犯。宋英宗批准了他的請求，下令蘇州的地方官准許備案，予以保護。

範氏義莊設立後給全國、給後世都樹立了一個榜樣，直至1949年解放之前，中國農村中還存在著這一類大大小小的義莊組織。而範氏義莊之所以名氣最大，一則是因為它的創始人范仲淹名氣大，而且也是歷史上的第一個義莊組織；二則是因為範氏義莊竟然從宋朝開始一直沿續存在到了民國，這是其他任何義莊所無法比擬的：

范仲淹故世後，他的二兒子、宰相範純仁和三兒子、尚書右丞範純禮又將義莊維持了下去。宋金戰爭中，儘管義莊也遭到一些破壞，但南宋時範氏後人範之柔又加以恢復整頓。以後，田畝雖然時有損益，基金的盤子也有大有小，但到了清末宣統年間以及民國時期，還有田5300畝——范仲淹在家族內部推行的一場共產實踐居然沿續了八九百年！什麼叫傳統？什麼叫文明的積澱？這就是傳統，這就是文明的積澱。可惜這種傳統和積澱後來遭到了人為的破壞。（本文摘自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大宋王朝的生動面孔》）來源：中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