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十八大以後的歷史動向在《人民的名義》中得到了體現。”這是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黨組原書記崔泰豐的評價。正因如此，伴隨著《人民的名義》大熱，人們關注的目光再度投向中紀委。
就在今年2月，國內某權威媒體做了一項民意調查，主題是反腐帶來的深層次變化。結果顯示，“社會風氣更加清朗，社會環境更加和諧”和“黨組織向心力、凝聚力、戰鬥力顯著增強”位居前兩位，分別佔到受訪者的65.69%和62.19%。這個調查結果被許多網站轉載，題目改為“習總交給王岐山的任務，完成得如何”，引來網友一片點贊。
2012年至2017年，中紀委主要做了哪些事？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8個方面去總結。
充實一線力量，紀委迴歸本來的角色
2013年4月22日，時任中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劉建華起了個大早。這位工作了大半輩子的老紀檢興奮之餘還有些緊張，因為那天，王岐山要在中南海約談她。“我今天找你來，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央八項規定的落實情況。你就說說財政部本身落實八項規定的情況，還存在哪些問題。”王岐山語氣很平和，這讓劉建華放鬆下來。談話過程中，王岐山聽得很認真，遇到感興趣的話題就插話交流。“像拉家常一樣，越談越輕鬆。”劉建華回憶道。
那段日子，王岐山將近一個月沒有公開露面。其間，他帶著中紀委領導班子，約談了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長、紀委書記。今天看來，這已經清晰地照見了王岐山上任伊始的工作思路：抓一線紀檢監察工作。
紀檢一線的工作強度隨之加大。某年夏天，中紀委監察部機關正在舉行籃球比賽，比賽還沒結束，一名場上球員突然下場——他接到通知，馬上要趕火車去外地辦案。不單是中紀委，十八大以來，各級紀委的工作狀態大抵如此。一名接近紀委的人士跟《環球人物》記者講了個故事：“我有個朋友在某省紀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辦案，只帶了當季的衣服，沒想到一去就是兩個月。沒辦法，他愛人只好帶著換季的衣服，坐火車給他送了過去。類似的事情，這幾年在各級紀委不算新鮮。”
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6個月後有了大動作——調整中紀委內設機構，充實一線辦案力量。2013年5月，中央電視臺報道了中紀委負責案件查辦的紀檢監察室由8個增加到10個。此後不到1個月，內蒙古自治區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落馬，負責查辦的正是新增設的第十室。
2014年3月，中紀委再次調整內設機構，紀檢監察室由10個增加到12個。時任中紀委副書記陳文清介紹，12個紀檢監察室佔中紀委27個內設機構的將近一半，每個室配備人員30名。這意味著，經過兩輪機構調整，中紀委在人員、編制均未增加的情況下，直接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人員增加了100多名。
在中紀委的帶動下，從省到縣的各級紀委陸續進行了機構調整，增加一線辦案力量。“過去，我們做了很多和紀檢監察主業無關的事。比如忙著幫政府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處理突發事件，典型的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但有些同志還樂此不疲，認為工作有地位。”曾任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的陸群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新一屆中央紀委糾正了這個錯誤傾向，重新定位紀檢監察機關執紀、監督、問責的主要職能，這太重要了。”
“聚焦”是王岐山不斷強調的一個詞。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王岐山參加了河南代表團的審議工作。聽完代表們對反腐問題的發言後，他說：“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明確職責定位，聚焦中心任務。”一年後，在十八屆中紀委五次全會的工作報告中，王岐山對紀檢監察部門強調提出“聚焦聚焦再聚焦”“守住主業不發散”。
“充實紀律審查一線力量，深耕主業，本就是紀委的職責所在。可以說，王岐山書記帶著紀委迴歸到了本來的角色上。”陸群說道。
八項規定，抓住不放，抓到習以為常
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的王岐山曾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閉幕晚宴上，講述了自己的老師——地質學者、西北大學前副校長張伯聲的故事。1926年，張伯聲乘船赴美留學時，常坐在甲板上看著海浪思考。他見海浪湧動，並非直上直下，便思索應該是這樣的方式從力學上講最省力，進而聯想到，大自然地殼的構造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運動，最終推導出了被國際學術界承認的“波浪地殼構造”。王岐山感慨道：“他讓我感受到歷史的潮流。人類在歷史潮流的問題上，實際上和大自然是一樣的屬性。那就是‘順歷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贏；‘逆歷史潮流者亡’，或者叫敗。”
王岐山深諳歷史大勢的順逆之道。掌舵中紀委之後，他把“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作為破題處。這個題初一看顯得很小、很細、很碎。“八項規定出臺以後，在各地引發的反應令我吃驚。各地的政研室聞風而動，……把電腦裡的文件調出來，七改八改就出臺一堆規定，根本沒有‘摳’住八項規定的具體條文及實質。因此，各地反映說，這些規定太快、太寬、太嚴。我問他們：你們做得到嗎？堅持得了嗎？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還是一陣風、刮過去就算完了，沒有認識到這是關乎人心向背、是作風根本轉變的寶貴機會。”王岐山說，“八項規定是很具體的，一點都不抽象，而且政治局常委就帶頭遵守。”
“習總書記說，打鐵還需自身硬。王岐山在個人自律這點上一直都做得很好。”早年曾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與王岐山共事的魏唯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年輕時，王岐山就很儉樸，從不戴名錶、穿名牌，在工作中遇到吃喝應酬，寧願駁人面子、搞得氣氛尷尬，也不隨波逐流。“他就是這樣的個性，看不慣的事就絕不容忍。”
2014年8月，王岐山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的會議上說：“總書記說，我們八項規定的落實，應該是作為一個名片，是本屆中央委員會向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交代。總書記說完之後，我聽明白了，這事兒我得抓5年……我們中紀委堅持一條，就是曝光。（有的）省長、書記跟我講，岐山同志，你怎麼處理都行，就是別給我曝光。我說，就是不處理也得曝你的光。”全國政協委員施傑當時就在現場，聽完王岐山對嚴抓八項規定的表態後，只覺得“酣暢淋漓”。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對這個“名片”的分量深有體會：“執行八項規定的這4年多來，黨內風氣有了明顯改觀。過去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費、公款旅遊，得到了明顯遏制；一些世風不正的現象，都有明顯的收斂和改正。”李永忠的行政級別是正廳級，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過去我回老家，不論是在黨政機關工作的同學，還是開辦民營企業的熟人，都跟我說逢年過節請客送禮的事情弄得他們很疲憊。這幾年好多了，有個朋友說自己過去請客送禮一年下來動輒幾十萬，現在就是他想送也沒人敢收，負擔輕多了。”
雖然成效顯著，但是王岐山始終很清醒：“我現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領導到我這兒來，跟我稱兄道弟，唱讚歌，說現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說你們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兒那麼簡單啊！我還想吃想喝呢！”對於黨內的作風問題，中紀委多次強調和明確，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到全體黨員習以為常”。
立規矩，“我管8300萬中共黨員的紀律問題”
2013年3月22日，王岐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兩人相談甚歡。後來，王岐山講述了那次會見中的一個小插曲：“基辛格問我：‘你到底管什麼了？’我說，我管8300萬中共黨員的紀律問題。8300萬是一個相當於中等偏大國家的人口規模。基辛格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話不像是好話，而是在調侃我——偉大的工作，是指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觀點就是從嚴管黨，從嚴治黨，這就是我的信條。”
怎麼管？一整套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是為近9000萬黨員立下的“規矩”。從《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到《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從《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到《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多番調研，幾番辛苦，最終樹立起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規矩”，也成就了“史上最嚴黨規”。
規矩有了，接下來怎麼辦？王岐山早就想好了。在2015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王岐山9天內6下團組，每次講話都不離反腐。他態度堅決地表示，要把紀律、規矩嚴起來。怎麼嚴？要抓早抓小，觸犯了紀律就及時處理，決不能放任自流，該紀律處分的及時處分，該組織處理的作出處理。這樣不僅治了一人，對其他人還有警示作用。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表述——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意思是說，對黨員幹部的要求，應該明顯高於普通群眾，不能把不違法作為底線。”陸群對《環球人物》記者解釋道。在他看來，這也是對過去紀委工作方式的一種糾偏。“紀委過去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案、要案上面，小的問題就忽略了。有人舉報作風問題、吃吃喝喝問題，紀委辦案人員往往覺得可查性不強，就放過了。結果有一些‘小魚’就養成了‘大魚’，最後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在湖南省紀委工作時，陸群經常有機會進入監管場所，與一些被查處的官員面對面。“幾乎所有的落馬官員都對我表示，問題不嚴重的時候，如果有人給敲一敲警鐘，自己可能就不會滑向深淵。”
對於一個共產黨員而言，紀在法前，紀嚴於法，是順理成章之事。一位紀委人士透露，以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為例，她的問題首先是違紀。“呂錫文愛打網球，愛品紅酒，身邊形成了‘網球圈’‘紅酒圈’等小圈子。在這些圈子裡，她結交了一批‘朋友’，搞團團夥夥，妄議中央，嚴重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同時，她的小圈子裡也存在權錢交易的違法行為。”
對於幹部由違紀發展到違法，王岐山曾用“子不教、父之過”來形容自己的痛心。“如果各級黨委、紀委真正履行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責任，按照黨章黨規黨紀嚴格要求幹部，他們就不至於從違紀滑向違法的深淵。”
“這幾年，各級紀委約談幹部逐漸成了常態。過去大家總認為，紀委約談肯定是出了大事，所以最初被約談的幹部即使沒問題也很緊張。幾年前有一次，我們約談一個幹部，他非常緊張，拿材料時手直抖，安靜的房間裡只聽到紙張抖動的聲音。現在不一樣了，發現問題及時談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幹部們對紀委約談也逐漸習慣了。”一位在紀委工作的幹部說。
陸群對此深以為然，他說：“在企業工作，我常對紀委的同志們講，你們有案子查的時候，就紮實開展審查工作；沒案子查的時候，就多找人談話、多瞭解，敲敲警鐘，把他們腦子裡的那根弦擰緊。王書記說，要拎一拎他們的耳朵，讓他們流一流汗。我覺得，有時甚至可以讓他們流一流淚。這樣可以防止以後他們全家人流淚。”
查大案，“反腐敗鬥爭中也存在‘力學原理’”
有人將2014年視為中國反腐鬥爭的一個高潮。那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蘇榮、令計劃等正國級、副國級官員落馬，另有一大批省部級官員被調查。其實，這個反腐的高潮年份可謂跌宕起伏。
2014年8月，周永康落馬後不到一個月，王岐山來到全國政協與委員們交流，有委員問：“打完周永康這隻‘大老虎’後，還有沒有更大的？”看到王岐山沒說話，有人問：“是不是‘你懂的’？”王岐山笑了：“以後你就慢慢懂。”
此後幾個月，落馬的省部級高官數量相比之前少了一些。一時間，“反腐到頭了”甚至“反腐過頭了”的說法開始在坊間流傳。當年12月12日，王岐山在中南海會見了來訪的泰國改革大會代表團。有媒體注意到，在那次會見中，王岐山談到反腐時“表情略顯凝重”。他說：“要有靜氣、不颳風，不搞運動、不是一陣子。踩著不變步伐，把握力度和節奏，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一步步引向深入。”
僅僅6天后，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落馬；緊接著，黑龍江省委常委、大慶市委書記韓學鍵，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在同一天落馬……在這一年的最後半個月，反腐又掀起了一個高潮。
其實中紀委反腐的節奏出現“變化”有客觀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辦案也需要時間。以周永康案為例，早在2013年底，案件已經基本蓋棺定論，但實際操作需要一步步來。李永忠為此提供了另一個分析角度：“在反腐敗鬥爭中也存在‘力學原理’，有作用力必然會有反作用力。4年多來，我們看得出，反腐敗遇到了很強的反作用力。貪腐官員不會坐以待斃，有時會掙扎、反撲。這也是為什麼習總書記多次強調，反腐敗高壓態勢必須保持。”
經過2014年這個反腐“大年”，人們逐漸習慣了中紀委的反腐尺度——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上不封頂。據統計，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經查處高級幹部200多人。
“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絕不停止”
不但上打“老虎”下拍“蒼蠅”，中紀委還關注著海外。早在2013年1月，王岐山就提出要對配偶子女在國外的“裸官”加強管理和監督。2014年5月，中紀委會同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門，召開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座談會。同年7月，公安部部署了代號為“獵狐2014”的專項行動，僅半年時間，就從69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抓獲外逃經濟犯罪人員680名，其中涉案金額超過億元的有74人。
2015年4月有媒體透露，有官員問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對主動自首的腐敗官員酌情特赦，王岐山長嘆了一口氣說，“還不到時候”。當月底，“獵狐行動”升級為“天網行動”，百人“紅色通緝令”發佈，中央對海外追逃追贓的堅定態度更加明確。
早在2001年，公安部就對河北省委原書記程維高之子程慕陽發出了A級通緝令。但在程慕陽所在的加拿大卑詩省，人們並不清楚。他經營的豪華健身“身·活館”一度生意興隆，頻頻對外大肆宣傳。“紅色通緝令”向全世界發佈之後，《環球人物》記者看到，健身館雖然還在營業，卻再沒發過廣告，生意也變得很冷清。
門庭冷落的背後，是人們對外逃貪官的避之不及。“‘紅色通緝令’發佈之前，程慕陽以‘房地產商’‘太平紳士’的形象活躍在卑詩省商界。他不僅投了多項房地產開發項目，還經常向政黨和政界人士捐款。但是外逃通緝犯的真實身份曝光後，他名下的慕陽國際公司停止了運作，接受過捐款的政黨也紛紛發表聲明，撇清關係。”一名卑詩省商界人士說道。據《環球人物》記者觀察，程慕陽一家已從卑詩省的慈善活動等公共場合“消失”了。
程慕陽的今昔變化並非孤例，許多外逃人員在追逃追贓的高壓下轉趨低調，甚至自首回國——“紅色通緝令”上的人員，已有超過1/3到案。目前，中紀委正在積極與加拿大等國進行雙邊引渡條約談判。中紀委副書記劉金國曾斬釘截鐵地表示：“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絕不停止。”
兩個責任，“問責一個，警醒一片”
2014年4月11日和14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分別主持召開座談會的王岐山，表情嚴肅地看著坐在對面的主要負責同志，說到激烈處，他緊鎖眉頭，幾次拿手輕拍桌子。相似的場景在當年5月6日至12日又出現了4次——王岐山分別與部分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企業、國有金融機構負責同志進行座談。在密集召開的6次座談會上，有一個話題被他反覆強調：“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是黨章賦予的重要職責，是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牛鼻子’”“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關鍵看行動、根本在擔當”。
如今，廣大黨員幹部對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這“兩個責任”並提的說法並不陌生。李永忠把十八屆中紀委反腐敗的舉措總結為“四兩撥千斤”，其中“四兩”即事權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人權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的兩為主，巡視組和派駐機構的兩覆蓋，一頭打“蒼蠅”、一頭打“老虎”的兩頭打，以及兩個責任。“過去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都履行不到位，現在把黨委黨組定為主體責任，把黨委書記定為第一責任人，而紀委在黨委的領導下，實實在在地做一些監督和查案工作。這樣等於是給反腐工作的開展找到了定位和抓手。”
2015年1月12日至14日，十八屆中紀委五次全會在北京召開，其間還安排了4次分組討論，王岐山都參加了。此時，距“兩個責任”提出已經一年有餘，但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落實情況令人堪憂，有些領導幹部認識不到位，甚至還有人持觀望態度。在一次分組討論中，有人向王岐山提出了落實問題：“中紀委能不能發個文件，使落實‘兩個責任’更明確、更具體？”王岐山接過話茬：“學習就要落實，落實就要特別體現在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上。為什麼叫‘牛鼻子’？放牛的時候只要牽住了牛鼻子，小孩子牽著牛繩就能讓水牛這個龐然大物跟著自己走……”與會者以為這些是鋪墊，下面就該談如何發文件了，但王岐山話鋒突變：“主體責任再簡單不過了，黨委書記只要看看黨章就明白了，這是使命，要竭盡全力。別總是希望發文件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文牘主義。落實主體責任不需要再發文件，關鍵是敢不敢、願不願意把這個責任真正擔起來！”王岐山以更嚴肅的口吻接著說道：“‘兩個責任’一定要強化問責！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應該發現問題沒有發現就是失職，發現了不報告、不處置就是瀆職！哪怕離開原崗位了也要問你的責！”
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是以問責倒逼兩個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的重要舉措。
“巡視是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
今年2月22日，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舉行，這是十八大以來中央的第十二輪巡視工作。按照慣例，王岐山出席了會議。與以往不同，他對這輪巡視工作提一個新要求：旗幟鮮明地講政治，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善於從政治上發現問題，推動巡視工作向縱深發展。
時間回到4年前，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本屆中央首輪巡視工作動員會。彼時，八項規定剛剛出臺不久。王岐山對中央巡視組的要求是，當好黨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蒼蠅”，對違法違紀問題要早發現、早報告。此後幾年，他多次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從突出監督一把手，到細化“四個著力”重點，到強調檢查執行黨紀情況，再到如今的發現政治問題……巡視重點隨著形勢發展不斷變化。
王岐山的書單裡，歷史書籍佔據了很大的比例。從講述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到歷史小說《大清相國》，都在王岐山的推薦書單上。陸群等紀檢幹部均知道王岐山這一特點：“聽說王書記喜歡找部下談話，‘你最近讀什麼書’是他常問的問題。我以前在湖南省紀委工作時，一個領導跟我們說，中紀委有些同志最怕王書記找他們談話，如果不讀半年書，誰好意思和王書記聊天。”
巡視制度有其歷史淵源。2014年11月，中紀委監察部網站轉載了《我國曆史上巡視制度的開端》一文。文章寫道“巡視工作作為一種監督方式，是從我們的祖宗那裡傳下來的”，同時也指出了古代的巡視與當今的不同。2015年8月，王岐山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發揮巡視監督作用，助力全面從嚴治黨》，開端即點出：“我國巡視制度的歷史源遠流長。我們黨在成立初期就借鑑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監督方式，探索建立黨的巡視制度。”隨後，他用很大篇幅介紹了黨創立以來，巡視制度的發展，以及巡視制度之於今天、之於未來的重要性：“黨章規定，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這是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
如今第十二輪巡視工作正在進行。在已經完成的11輪巡視中，共計巡視247個黨組織，完成對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和國家機關、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中央金融單位的全覆蓋，有力推動了不敢腐氛圍的初步形成。
開門反腐，“架起與群眾溝通的橋樑”
今年4月，一本名為《追問》的反腐紀實文學作品面市，以第一人稱自白的方式，記錄了8個落馬官員的心路歷程和反思。作者丁捷有一個特殊身份——江蘇省屬某上市文化集團紀委書記。創作《追問》的兩年多時間裡，丁捷在中紀委和江蘇省紀委的支持下，獲得了600多個案例資料。
“2015年秋天，我在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學習。結業前，某市監察局的副局長認出了我，說我是‘潛伏’在紀檢隊伍中的作家。大家被逗樂的同時，紛紛對我說，寫本書吧，我們都可以提供精彩的素材。”丁捷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寫作過程中，他進入監獄的病房，看到曾經的女副市長追悔不及、淚如雨下；在某市紀委副書記的引薦下，到已經出獄的落馬副市長隱居的鄉村，和對方邊吃邊聊；也曾被“國企鉅貪”數次拒絕，最終在“服刑人員心理輔導室”見面……“不得不說，《追問》能出版，直接得益於十八大以來中紀委去神祕化的主動宣傳理念。”
誠如丁捷所言，十八大以來，中紀委“開門反腐”的工作風格愈發明顯。2013年9月2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開始運營，王岐山特地去了一趟。在此之前，中紀委沒有獨立的官網。時任中紀委祕書長崔少鵬回憶說：“那天王岐山書記對網站的工作人員講過一句很形象的話，說網站一定不要‘雞窩子氣’。什麼意思？就像開採油田一樣，覺得這個地方有油，然後一下子打下去了，結果是一點點油，噴一下油沒了。這就是雞窩子氣，就是沒有後勁的意思。”
幾年以來，中紀委監察部網站除了發佈官員落馬的重磅消息，還開通了機構設置、巡視工作、監督曝光等信息公開專欄，也定期邀請紀檢幹部、專家學者做訪談、講故事。普通人只要登錄網站，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中紀委在做什麼。
2014年內設機構第二輪調整時，中紀委組建了宣傳部。媒體注意到，曾在宣傳系統工作多年的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第五組組長肖培出任中紀委首任宣傳部長。
2014年8月，王岐山出席了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他沒帶稿子，現場開講：“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政協工作時，提了個建議——政協會議應該有一個談反腐倡廉的議政話題，得到總書記支持。俞正聲主席就邀請我到政協來做這個報告。他說，既然是你提議的，就由您老人家來講。沒轍！就這麼著，來了。”
王岐山講起了自己在抓八項規定、黨風建設時的事，沒有一句空話。他說，去年“五一”假期之前，中紀委約談各部委，他自己也找了財政部和國資委親自約談。“這兩個部委領導來了之後，拿了一大堆文件，說財政部系統怎麼樣怎麼樣，國資委系統怎麼樣怎麼樣。我說你們甭跟我談系統，就談談你們辦公大樓裡這點事兒，我就要看你們自己是怎麼落實八項規定的。”
在那次會議上，面對“反腐有無時間表”的問題，王岐山回答說：“我就一句話，反腐和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去年10月，由中紀委宣傳部和中央電視臺聯合制作的反腐電視專題片《永遠在路上》就取自王岐山的這句話。中紀委工作人員講述的辦案經過，落馬官員的自白，都是片中亮點，迅速引發了全民追劇的熱潮。今年1月，中紀委又推出了《打鐵還需自身硬》的電視專題片，專門講述紀檢系統內部自查自糾，嚴防“燈下黑”的案例，傳播效果同樣很好。
隨著《人民的名義》改編上映和《追問》出版，中紀委的主動宣傳效果顯著。當初，王岐山按下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的啟動按鈕時，曾對中紀委的宣傳工作提出了要求——架起與群眾溝通的橋樑。從現在的效果來看，他的願望實現了。
作為紀檢人，丁捷對“開門反腐”有自己的理解：“過去，我們在主動宣傳方面做得不夠，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發佈簡要的案情介紹和處理結果。這固然有紀檢工作嚴肅性的原因，但確實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老百姓知道的信息很少，難免就會出現各種猜測，傳著傳著可能就成了謠言。如今，紀檢工作用各種生動的形式展現出來，人們會感到‘神祕’的紀檢工作離自己並不遙遠，就更容易理解了。中紀委的工作，說到底是為了人民。”
過去的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先後幾次評價反腐工作：2015年1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成效明顯，但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2016年初，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六次全會上指出，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今年年初，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七次全會上，用“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表達強力反腐的決心，指出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黨內政治生活呈現新的氣象”。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李靜濤 鄭心儀，駐加拿大特約記者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