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五十五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東漢、晚唐和明代是宦官專權很嚴重的三個朝代，其中央政府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管理缺陷，讓宦官在政治管理的中樞肆意妄為，導致了各自王朝的衰亡，這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討和吸取教訓的。之前，筆者已有兩篇文章分別探討晚唐和明代宦官專權的嚴重狀況和所造成的危害，而本文則重點分析東漢中後期宦官專權的原因和歷史教訓，希望能引起讀者朋友的興趣。
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清楚，東漢末，皇帝都是幼主，皇室的權力大都落在宦官與外戚之手，宦官把持朝政，而外戚又極力想攬權，士大夫階層又不能容忍皇權落入閹人之手，於是，便形成了十分複雜的激烈矛盾和衝突，最終朝局的打亂和京城的混戰最終斷送了東漢王朝。
下面，先看看東漢末一個歷史事例，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宦官專權對於東漢王朝的巨大危害，有助於認識東漢“宦官之禍”形成的深刻原因和歷史教訓。
東漢宦官劇照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漢靈帝在彌留之際，將劉協託付給宦官蹇碩，要求其輔佐劉協繼位，但是，漢靈帝駕崩後，劉協並未能順利登基，當時圍繞著繼位人選問題，宦官與外戚展開了激烈的角逐，蹇碩想盡快扶持劉協登基，而外戚何進則想擁立自己外甥劉辯為帝。雙方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蹇碩決定先下手為強，他計劃除掉何進，以確保劉協順利登基，但是，何進的行動更快，他聯合眾多反對宦官專權的官僚士大夫，搶在蹇碩行動之前擁立劉辯為帝。此時，蹇碩決定利用何進入宮之時除掉何進，可惜消息洩露了，何進殺了蹇碩並控制了朝廷的精銳之師西園軍。官僚士大夫的代表袁紹見何進初步得手，便乘機建議何進滅了整個宦官集團，以剷除東漢長期的政治惡溜，何進聽從建議，向何太后提出誅殺宦官的想法，太后感到還需依靠宦官，所以她表示反對，何進想到了他和何太后都曾得到過宦官的幫助，頓生感恩之心，於是，他也猶疑不決，在殺宦官的問題上沒有決斷。
此時，袁紹又出了個餿主意，他勸何進召集天下精兵進入洛陽，以武力威逼太后誅殺宦官。何進接受了建議，立即向全國發布命令，令各地武裝進入洛陽。當各地地方武裝得到了進入洛陽的機會，他們喜出望外，陸續進軍洛陽。宮中的宦官們得到消息，大為恐慌，感到局勢十分嚴重。何進繼續行動，他任命袁紹擔任直隸校尉，並授予假節、專命擊斷之特權，他還提拔一貫堅決反對宦官專權的王云為河南尹，此外，還命令袁紹的弟弟、虎賁中郎將袁術率精兵控制宮門。此時，武力逼迫太后下旨殺宦官的局勢已經形成。
在各種力量的威迫下，何太后不得不罷免了大多數宦官，只留任少數宦官服侍內宮，何太后想以此平息風波。此時，何進再一次猶豫不決，他面對著不少到他府中來謝罪求饒的宦官，心軟了，於心不忍，放棄了誅殺宦官的計劃，何進失去了極好的誅殺宦官的機會。
袁紹見殺宦官的計劃難以實施，便又心生毒計，他散佈消息，謊稱何進正命令各州郡立即逮捕宦官的家屬。宦官們得到消息之後，感到外戚和官僚士大夫正聯手要致他們於死地，他們沒有任何的退路了。於是，宦官們急忙進後宮，哀求太后憐憫他們，最終說服了何太后恢復他們的官職，他們決定放手一搏。在此危急之勢，宦官們假傳太后意旨，稱何太后召見何進，何進信以為真，其屬下勸他勿獨自入宮，何進以為自己掌控著西園軍，無所畏懼。何進固執地獨自進宮，在宮內，宦官們乘其不備，一擁而上，將何進斬殺於嘉德殿前。殺了何進，宦官知道已無退路，便繼續瘋狂反撲，他們假傳聖旨，將袁紹和王允罷免，對外戚及士大夫們進行嚴酷鎮壓。
袁紹得知何進被殺，知道宦官們已經開始反撲，便立即採取行動，袁紹聯手何進的部下，迅速發起進攻。由何進的部將吳匡、張璋率兵進攻宮門；讓袁術燒燬南宮青瑣門；袁紹自己領兵與其叔父袁隗一起行動，殺掉了宦官們剛剛任命的司隸校尉樊陵和河南尹許相，接管洛陽中心城區的防衛，接著，他們又殺了宦官趙忠等人。之後，袁紹指揮城中的軍隊包圍了南北宮門，四處搜捕宦官，並下令無論年齡大小，只要是宦官就格殺勿論。嚇得宮中眾人想要逃出的，必須脫了褲子驗明不是宦官方可放行。
東漢十長侍畫像
以張讓為首的宦官們守著小皇帝的，見敗局已定，便挾持著小皇帝從皇宮後門奪路而逃，沒有逃多遠，便在河邊被朝臣盧植等人追上了，張讓、段珪等人感到已無路可逃，便跳河自盡。其他各處宦官亦多被誅殺。皇宮內外，屍橫遍地，爭鬥了多年的以何進為首的宦官集團和以蹇碩和張讓為首的宦官集團，皆是傷亡慘重，兩敗俱傷，只有以袁紹為代表的朝中官僚士大夫們為宦官和外戚的消亡而欣喜若狂，他們歡慶著勝利的到來。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袁紹等朝中官僚歡慶勝利的宴會還沒有結束，以董卓為代表的地方武裝便進入京城了，這些地方武裝是征戰多年的虎狼之師，他們可不像朝臣們那麼文縐縐的，董卓率領著涼州軍隊一進入洛陽，便大展拳腳，董卓策反呂布，殺掉執金吾丁原，控制了洛陽城中的軍事力量，並立即廢了何進扶持的小皇帝劉辯，改立劉協為帝，而劉協，也就是漢獻帝從此成了強勢軍閥的政權傀儡，自董卓專權後，東漢帝國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漢初強勢皇帝劉邦的子孫們，到了東漢中後期，成了各種強權勢力的手中玩偶。
東漢末的這個事例表明：其一，宦官專權是導致東漢末期朝廷大亂的主要原因，宦官專權引發了朝中各種力量的不滿，朝中矛盾不可調和，嚴酷爭鬥的局勢導致了不可收拾的結果；其二，外戚與宦官為爭權奪利而展開的激烈角逐，將矛盾重重的朝局演變成宮廷混戰，朝政徹底癱瘓；其三，朝中官僚士大夫為爭奪權力而推波助瀾，非常失策地引來地方的虎狼之師，最終導致了朝中各種勢力之間，以及各地方武裝之間的混亂大戰，強勢軍閥進京專權，中央政權已毫無統治之力，東漢的滅亡成了必然。
從這一歷史事例中，不難看出，宦官專權對於朝廷專制政體的侵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成了毀滅東漢王朝的主要原因。那麼，在東漢中後期，為什麼宦官在朝中的地位會不斷上升，為什麼宦官能把持朝政？東漢中後期，是怎麼釀成“宦官之禍”的？下面分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皇權專制的過度強化，特別是相權被大大削弱，促使依附於皇權的宦官力量乘機崛起並逐步得到強化。
東漢時期，為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採取了種種強化皇權的政治措施，首先，不設丞相，並弱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史稱劉秀“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劉秀起，“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參見《後漢書·仲長統傳》）也就是說，太尉、司徒、司空原來皆是實權職務，而到了劉秀這裡，成了有職無權的虛職了。其次，劉秀將“尚書”的職權範圍和機構進一步擴大，發展成為“尚書檯”，這一方面讓尚書檯由官階低的官員來擔任，便於控制，對皇帝沒有威脅；另一方面又給予官階雖低的尚書檯官員有很大的權力，對於朝廷上的事，事無鉅細，皆在其管理範圍之內，這些官員直接聽命於皇帝，實際上相當於具有原來“丞相府”的職權。東漢對尚書檯設置充分體現了“官小權大”政治機制特殊效能，這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抑制相權，鞏固皇權的目的，對於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事物的發展都具有兩面性，當皇權專制統治達到了一定的高峰之後，缺少了相權，缺少了“三公”對於皇權的制衡，專制統治便走向了反面，給了原本依附於皇權的宦官提供了專權的制度便利，皇權超強專制，朝廷官員缺少權力，尚書檯的官員官階低，而依附於皇權的宦官們便乘機攬權。起初，他們是依託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勢，欺壓朝臣，後來，宦官們便漸漸取代了權力，最後，宦官專權，連皇帝也被架空了，宦官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勢力。
東漢中期，尚書檯的內官不再由別的官員擔任，而是全部用宦官。尚書檯職微權重，既容易接近皇帝，又擁有實際權力，當然，皇帝也便於控制，於是，尚書檯成了由宦官控制的機構。東漢的宦官只要加有“平尚書事”“錄尚書事”等頭銜，便能指揮、控制尚書檯，而他們一旦掌控了尚書檯，實際就等於控制了中央政府的政權，後來甚至還能掌控軍權，如此一來，宦官專權成了事實。所以，為維護皇權專制所實行的“職微權重”尚書檯設置，在加強皇權的同時，卻為宦官專權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和進入核心管理層的機會。
其次，皇帝年幼，外戚專權，而為了抵禦外戚，皇后或皇帝便縱容宦官攬權，提升宦官的權力。
傳統的嫡長子繼位制使東漢王朝連續出現幼主繼位的局面，繼位的帝王都是年齡很小的，或許是東漢的不幸，皇帝多夭折，東漢王朝是小皇帝輪流坐皇位的時期，從和帝開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輕的太后臨朝。據《後漢書》記載，東漢中後期的十一個皇帝繼位時，年齡都比較小，和帝，十歲繼位；殤帝，才是百日的小兒便登基了；安帝，十三歲繼位；順帝，十一歲繼位；衝帝，才兩歲就當了皇帝；質帝，八歲繼位；桓帝，十五歲繼位；靈帝，十二歲繼位；少帝，十七歲繼位；獻帝，九歲繼位。
悲催的東漢王朝，皇帝大多不幸夭亡，太子多是年幼就繼位了，小小年紀的新皇帝啥也不懂，自然就出現了母后臨朝的局面，垂廉聽政成了當時政壇的常態。史書稱：“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後漢書·皇后紀》）皇帝幼小，太后年輕，缺乏駕馭朝局的能力，只能依靠孃家的父兄來幫助處理朝政，於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力便落入了外戚的手中，形成了外戚專權的局面。
而當皇帝長大之後，或者有些皇太后不甘於權力由外戚掌控，為了奪回政權，便依靠身邊可以信任的人來輔佐，與外戚鬥爭，而宦官成了皇室和後宮最值得信任的力量，如此一來，與皇帝、皇太后關係最密切的宦官便漸漸擁有了權力。對於皇帝和皇太后來說，“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後漢書·宦者列傳》）所以，在同外戚集團的權力鬥爭中，宦官也就成為皇室的聯盟力量。宦官在維護皇權統治的過程中，與皇室的利益是一致的，當宦官幫助皇帝奪回了政權之後，宦官就有了振興皇室的功勞，於是，便出現了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中央政府的權力便逐漸轉移到有功的宦官手中。宦官成了專權的新集團，所以，東漢中後期，在政治舞臺上便出現了外戚與宦官爭奪權力的特殊的政治現象，而東漢晚期，宦官在與外戚的鬥爭中佔據上風，宦官專權就難以避免。
再次，宦官地位的提升，成了皇帝寵信和依靠的政治集團，於是，宦官就有了政治和經濟上提高地位的雙重訴求。
漢高祖劉邦創立了漢朝以來，功勳階層都有食封制的待遇，有功之臣皆能受封，但是，漢初生產力尚未得到充分發展，不能讓朝中各階層受益，宦官是不能食封的，當時的宦官無法得到穩定的經濟基礎的支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難以提升。而到了東漢時期，生產力比較發展，生產關係發展得比較成熟，東漢中後期，帝幼後弱需要藉助於宦官力量來削弱外戚力量，以爭得權力，如此一來，宦官集團的力量變形成了，宦官的勢力在政治上有了強勢的表現。
東漢和帝年間，宦官不僅在政治上有了權力，而且，也想在經濟上提高地位。漢章帝時，宦官鄭眾以小黃門遷中常侍，漢和帝時加位鉤盾令，管理皇家花園，鄭眾敢與外戚鬥，忠心於皇室，得到和帝的寵信，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被封為鄲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和帝時鄭眾的這一封侯，其影響非同尋常，它開了宦官封侯的先例，這讓宦官有了經濟基礎的支撐。范曄於《後漢書》曾評論說：宦官“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貴，於是中官始盛焉”。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也評價說:“宦寺之亡漢自此始。”和帝時，宦官封侯雖只是個例，食封數量也不大，但卻是一個很不一般的危險信號，自此，宦官以政治經濟地位皆提升的方式登上政治舞臺，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王夫之語）
鄭眾其例一開，一發而不可收，到漢順帝時，以孫程為代表的宦官集團的形成，開啟了宦官集團發展的重要階段，宦官食封數量大大增加；到了桓帝時，侯覽的宦官集團已不僅僅是食封了，他們直接掠奪土地，他們手握權柄，專權掌控重要部門，肆意利用手中職權，直接掠奪田宅。史書稱，侯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佳家在濟阻，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後漢書˙侯覽傳》）再到漢靈帝時，曹節的宦官集團，食邑數量呈急劇增長之勢，曹節先封長安鄉侯，食邑六百戶，後又封育陽侯，增封三千戶，再封冠軍侯，增邑達四千六百戶，後來，他的食邑共達七千六百戶。宦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皆有豐厚的食邑，如宦官朱璃封都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更封華容侯時，食邑又有增加。宦官共普、張亮等五人，食邑共三百戶。漢靈帝時，張讓的宦官集團其權力之大達到了東漢宦官集團發展的巔峰狀態，張讓封都鄉侯，其他成員趙忠、夏悴、郭勝、孫璋、畢嵐、慄篙、段掛、高望、韓懊、張恭、宋典等，皆為中常侍，都封侯食邑，史書稱：張讓“父兄子弟佈列州郡。京徽數百萬膏映美田皆屬讓等”。（後漢書·宦者張讓傳》）
東漢宦官獲“食邑封侯”是非常可怕的事件，這表明宦官不僅有政治上的權力，而且也擁有穩定的經濟收入，而且，經濟基礎的支撐又使他們竭力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訴求，原本宦官集團是依附於皇權的，而現在，他們卻成了有爵位有封地的貴族階層，成了貴族地主階級的一部分，原本只是“寄生蟲”，後來成了依附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吸血鬼”了，東漢宦官集團正是依仗成熟的封建生產關係和特殊的朝中權力，成長為新的封建食封貴族，這成了維護封建皇權專制的最腐朽的力量。因為宦官集團是皇權專制超度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此外，“黨錮之禍”使朝廷失去了對宦官在言諫和輿論方面的約束，進一步助長了宦官的囂張氣焰。
東漢末年，民間流傳著嘲諷選官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這所譴責的是在外戚和宦官所把持的朝政下，官吏的腐敗朝局和灰暗的選官之策。當時，被選上去當官的都是庸才，而有能力有學識的士人們，多是不滿朝政而隱居或迴歸故鄉。在朝中，一些明智官員，還有社會上敢言的士子，對當時的朝政提出尖銳的批評，大膽貶抑專權的外戚和宦官，褒揚不畏權勢的清官，這便形成了當時的“清議”之風。
桓帝年間，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以太學為政治活動中心，與宦官進行鬥爭，太學生勇敢和睿智曾讓他們在與宦官的鬥爭中取得幾次的勝利，而宦官則對此懷恨在心，他們伺機報復。延熹九年( 166年)，機會來了，河內豪強張成善觀天相，喜好占卜吉凶，他算準近期將有大赦，他放任他兒子殺人，而司隸校尉李膺便收捕他兒子，因憤慨和堅持正義，李膺於大赦期間不顧大赦令而斬殺了張成之子，宦官侯覽與張成交結密切，藉機指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桓帝聞聽大怒，即下詔逮捕黨人，李膺、範遊等二百多人被捕，朝廷還發布名單，號召天下共聲討之。太尉陳蕃力諫桓帝，嚴肅地指出抓李膺等，與秦焚書坑儒無異，桓帝大怒，罷了陳蕃的官。李膺受審時牽扯到宦官子弟，宦官懼怕牽連，竇皇后的父親竇武不滿宦官專權，同情太學生反宦官的舉動，應了太學生請求，上疏勸諫桓帝赦免黨人，以免使天下寒心，桓帝赦免二百多黨人，但將其餘人全都罷官歸家，令其禁錮，終身不得為官，造成了第一次黨錮之禍。
建寧二年( 169年)又發生第二次“黨錮之禍”，當時，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而宦官曹節趁機示意有關掌獄官吏將第一次黨錮者牽扯於其中。靈帝昏庸，遂準獄吏所奏，因而，李膺、範滂等百餘人又被逮捕，並屈死於獄中，張儉外逃出境得以倖免。但張儉外逃時得到了很多人的保護，而保護者因此而受牽連，宦官乘機誣告各地敢言的儒家學者和士人，指責其為黨人，有近七百人因受牽連而導致死、徙、廢、禁。熹平五年( 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認為黨人們或耆擁淵德，或衣冠英賢，皆是朝廷人才，今被禁錮，辱在塗泥，因而災異屢見，水旱並至，請求解除禁錮，以慰天命。皇帝見曹鸞的上書之後，龍顏大怒，非但不聽勸諫，反將曹鸞拘於獄中逼死。同時，皇帝又下詔州郡，將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給予免官禁錮，造成了第二次“黨錮之禍”。
東漢宦官專權
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打擊面極廣，自此以後，士人皆敢怒不敢言，形成了萬馬齊喑局面，社會陷入黑暗之中。東漢這“黨錮之禍”不同於秦始皇時的“焚書坑儒”，不只坑儒生，不只是禁百家而獨崇法家，而是以禁錮來壓制整個士人階層，同時，它也不同於後來的文字獄，它是專權的宦官對反對宦官專權的敢言的士人和有識之士的大清洗，是擅政的宦官假借皇帝名義而對朝野反對派士人及太學生的全面打擊。這種打擊所產生的後果非常嚴重，廣大有識之士和太學生們的“文爭”、諫議被打擊和鎮壓之後，對宦官的言諫、輿論和批判便被壓制下去了，如此一來，對宦官的少有的制約就沒有了，宦官也就更肆無懼憚了，他們專權就更厲害了，朝廷的權力幾乎全部被官宦掌控，皇帝被架空，皇權腐敗到了極點，至此，隨之而來的就不是言諫和批判了，被盤剝到了再也不能生存下去的平民百姓們，就只有造反了。“黨錮之禍”不久，便發生了黃巾大起義，中平元年（184年），靈帝意識到不解決黨錮問題就治不了“動亂”，便宣佈大赦黨人，准許流放者返回故里，但黨錮問題表面上解決了，但東漢王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最後，“君權至上，皇權獨尊”成了皇權專制核心理論，它掩護和粉飾了作為君權的維護者和依附者的宦官的攬權惡行，使宦官竊取皇權的被嚴重忽視，導致可怕後果。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了當時意識形態的主要傾向，而到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不但變得非常盛行，而且也對於政治領域產生重大影響。東漢時，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理論改造先秦儒學而創立的所謂“新儒學”，成了倍受推崇的新的思想意識，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主流觀念強化了大一統皇權專制中央集權。而董仲舒“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理論對於加強皇權的目的愈發明顯，東漢統治者為了進一步強化大一統的專制集權，極力宣傳和傳播董仲舒的“新儒學”，“君權神授”的理念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
而這種“君權至上，皇權獨尊”核心理論在維護皇權，強化專制的同時，卻也無形中維護了宦官作為君權的維護者有機會進行攬權、專權。宦官依附於皇權，在服務於大一統的專制王權統治的同時，卻也乘機攬權，而大眾社會的意識和心理由於對於“君權神授”的認同，便原諒或忽視了宦官專權，這從思想意識方面助長了宦官的囂張氣焰，宦官經常以皇權代理人的身份走出宮門，處理政事，這便促成東漢宦官集團在內外朝勢力的雙重擴大, 形成了東漢一朝宦官集團專權的嚴重局面，而且，可悲的是，這種局面越來越被認同。可見，宦官專權與當時董仲舒的“君權至上，皇權獨尊”的理論的影響是有很大關係的。
東漢的宦官專權是東漢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失敗的歷史是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和值得吸取的教訓。
首先，宦官攬權，影響了新皇帝的繼位，而皇帝對外戚的依賴和之後對抗外戚的行動又助長了宦官權力的增大，如此一來，外戚與宦官的輪流專權導致了東漢政治混亂不堪，人民生活艱難困苦。而外戚和宦官專權實際上是摧毀了中央政府文官系統的行政機制，讓中央政治管理機制處於病態的運行中，這不但使民眾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且連中下層官僚的利益也受到了損害，這形成了導致東漢末年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宦官專權是皇權專制走向腐敗的集中表現，一旦宦官專權達到了嚴重狀態，就意味著皇權的統治體制已經走到了末路了。因為宦官集團是依附於皇權的，是寄託在皇權機體上的“寄生蟲”，宦官從來都不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宦官弄權，本質上弄的是皇權。一方面，宦官集團與皇帝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們共同追求就是皇權專制的不斷強化，集權程度越來越高，因為失去了皇權的依託，宦官就什麼也不是了，只有依靠皇帝，宦官們才能狐假虎威、狗仗人勢；另一方面，宦官專權竊取了皇權，濫用專制管理權，他們以權謀取私利，而且，這種私利是自私到了極點的，因為他們不會代表官僚的利益，也不會代表下層士人的利益，更不會代表廣大民眾的利益，他們只代表他們自己，這種利益訴求是十分狹隘和腐朽的，這就決定了宦官專制的極大的腐敗性，當專制統治只是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統治制度也將被送進棺材裡。
再次，宦官專權幾乎歷代都有，而最嚴重的莫過於東漢、唐、明三個朝代，其中，東漢宦官專權，特別是著名的“十常侍之亂”典型地說明了宦官專權的巨大危害，宦官依託於皇權，是一個“無根”的政治集團，當讓這一集團依託皇權而強勢發展時，朝局便失去了牽制和制衡機制，宦官集團成了皇帝單方面依靠的力量，這就非常危險了，因為相權被取消或者被削弱 ，而軍權也被宦官所掌控，當唯一牽制宦官的外戚被削弱或消滅之後，宦官就沒有任何制衡了，皇權旁落就變成了現實，皇帝成了宦官的傀儡，士人階層被坑害，下層官僚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宦官肆意橫行，不可一世，到了這一的局面，東漢王朝哪有不亡之理！
張讓劇照
明智的帝王，皆是有雄才大略的，他們能防患身邊的小人，抑制太監，限制外戚，善於設立政治朝局中的牽制和制衡機制，設置丞相府或內閣，設立軍權的分權管理機制，設置權力不小的監察糾錯機制，責權分明，有制衡和反饋，明朗治政，顧及下層官員和民眾的利益，這才有可能創造出太平盛世，而東漢王朝與此恰恰相反。當然，中國古代整個封建體制，其根本的政治體制是圍繞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而構設的，當明代的新經濟萌芽出現之後，特別是有了新的資本因素浮現之後，傳統的舊政治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於經濟的發展了，明滅亡之後，再有了清王朝短暫的“落霞”餘輝之後，就走到了末路了。新的政治管理策略，只有在曙光顯現的新時期才能真正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