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經過四個月的苦戰，日軍攻佔了國民黨的臨時首都武漢，國民政府隨即將陪都遷往重慶，四川從此成為全國抗戰的大後方。此時的形勢對日軍來說看似一片大好，為何他們不一鼓作氣攻佔四川，消滅國民黨政權呢？

速戰速決戰略的破產

“七七事變”爆發後，平時只保有17個常備師團約25萬人的日本陸軍，驚訝地發現自己狂熱而盲目地投入到一場看不到盡頭的全面戰爭中。起初，國軍羸弱的戰鬥力完全不被日本人放在眼裡，雖然國軍各路人馬人多勢眾，但普遍訓練不佳、裝備低劣，戰鬥力貧弱，日本軍部認為以一部分陸海軍就足以應付。日軍常常以少敵多還能不落下風，一個千人上下的日軍步兵大隊就足以同人數數倍於己，擁有數千兵員的國軍步兵師抗衡，以致於陸軍大佐服部卓四郎在《大東亞戰爭全史》中這樣自誇道“歷年的行情，概系日軍以一個大隊對付中國軍一個師，而綽綽有餘”。

奔赴抗日前線的國軍將士

戰力雖然不夠看，但中國畢竟有著遼闊的國土，體量擺在這裡。如果同中國發生衝突，一旦陷入持久戰，對國力有限的日本而言是絕對不利的，必須迫使國民政府迅速屈服，締結對日本有利的條約方為制勝之上策。因此，即便與中國發生衝突也必須控制在局部戰爭的規模，絕不能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避免消耗過多的國力。

淞滬會戰迫使日軍進一步深入中國戰場

淞滬會戰打破了日軍大本營的迷夢，一場本以為可以迅速解決的戰鬥變成了持續三個月之久的苦戰，經過前後三次增兵，日軍方才集結了約十個師團的兵力擊潰了國軍，攻佔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這對下定決心抗戰到底，以空間換時間的國民政府而言並未起到太大作用。持不擴大方針的日軍大本營不肯放棄到手的戰果持續增兵，至1938年已在中國大陸投入了約15個師團的兵力，在攻佔南京、太原等重鎮後，又相繼發起了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佔領區雖不斷擴大，但兵力卻日漸捉襟見肘，以致於留置於後方要點的兵力都非常不足，佔領區的治安嚴重不穩。由於兵力不敷使用，日軍幾乎完全喪失了發起大規模進攻的能力，在此情況下，一鼓作氣繼續進攻四川無異於天方夜譚。

盤踞在北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長期以來，日本陸軍的主要假想敵就是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侵佔了我國東三省的日本帝國，和新生的蘇俄政權在北方有著寬廣的邊境線。蘇軍在兩個五年計劃的支持下，軍備更新速度不斷加快，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陸軍強國。

軍事實力不斷膨脹的蘇聯，在遠東的兵力和裝備也不斷充實，至1936年已達到29萬人之多。相比起來日軍只有五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三個騎兵旅團、三個獨立守備隊構成的八萬人馬，實力僅有遠東蘇軍的三分之一，完全不夠看。為此，日軍不得不努力加強關東軍的實力，確保不在中國大陸投入過多的力量，以免削弱對蘇戰備。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七七事變”的突然爆發打亂了日本軍部的節奏，為了迫使國民政府求和，日軍在來不及完成總動員，沒有轉變為總體戰體制的情況下就匆匆投入了中國戰場。日軍上下認為憑藉自己遠強於國軍的戰鬥力，定能迫使國民政府迅速屈服。然而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日軍很快發現自己低估了國民政府的抵抗意志，本以為可以迅速解決的事變變成了持久戰，遼闊的中國大陸像海綿一樣抽乾了日本陸軍的兵力，卻未能迫使國民政府簽訂城下之盟。

結束一場戰爭遠比挑起一場戰爭要來的容易，高懸在滿洲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卻無法讓日本在中國大陸投入更多的力量放手一搏，滿洲是日本人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塊寶地，工業、農業均很發達，被日本政府蠱惑來此定居生活的日本僑民很多，這裡作為日本帝國的生命線，絕不容有失。由於在中國大陸投入的兵力太多，日軍在滿洲的兵力只能維持在二十個師團以內，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與對面不斷增加的蘇聯遠東軍相比均處於下風。

日軍在諾門罕戰場同蘇軍血戰

就在日本陸軍陷入中國戰場泥潭的同時，日本與蘇聯在滿蒙邊境地區的衝突不斷激化。日軍在諾門罕一戰遭到蘇軍沉重打擊大敗而歸，促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從大陸戰場抽調部分兵力和裝備充實關東軍的實力。此後，關東軍的兵力長期保持在14-25個師團防備蘇軍的進犯，蘇聯遠東軍始終牽制著日軍很大一部分力量，使日軍未能在中國大陸全力以赴。

戰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纂的《支那事變陸軍作戰史》中，日軍承認未能解決“支那事變”是“出於對蘇作戰的考慮，沒有斷然投入足夠的兵力，固然也是一個原因，但在裝備方面，不論在質上還是量上都表現了不足”。

多線作戰力有未逮的日軍

1942年，侵華戰爭進入第五個年頭，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在東南亞戰場勢如破竹，迅速席捲了大半個西太平洋，菲律賓、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關島、婆羅洲、香港、俾斯麥群島相繼落入日軍之手。同時，早在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大舉進犯蘇聯，蘇聯無暇東顧，日本在中國北方受到的壓力頓時一輕。此時中國沿海港口已全被日軍封鎖或佔領，又被日軍切斷了極其重要的外援通道-滇緬公路，日軍大本營認為已持續失血的國民政府已崩潰在即，總算看到了解決“支那事變”的勝利曙光。

1942年是日本帝國勢力範圍最大的時期

為了徹底擊潰國民政府，日軍開始醞釀一場大規模的攻勢，迫使國民政府屈服，日軍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有末精三提出實施西安作戰，代號“五十號作戰”，計劃動用6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騎兵第四旅團、坦克第三師團共計約15萬人，渡過黃河殲滅西安附近的國軍主力，佔領西安、寶雞附近要地。經過對該計劃的研究，日軍上下都認為，僅僅實施這個計劃不過是離目標更近一步而已，無法徹底解決“支那事變”，因此更加規模龐大的作戰計劃出爐了，那就是進攻四川，代號“五號作戰”，按照這個計劃，日軍在攻佔西安後，再兵分兩路從西安、武漢出發進攻四川，佔領重慶、成都等四川要地。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日軍計劃動用16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以及2個飛行師團作為進攻的主要力量，同時為了確保佔領區的治安，還需要保有16個師團、14個獨立混成旅團組成的守備部隊，如此一來在中國大陸的兵力將達到驚人的約40個師團，兵力從61萬增至97萬，為此甚至不惜從關東軍、朝鮮抽調18萬人，從本土抽調12萬人，從太平洋戰場抽調6萬人。

一號作戰發動前大陸戰場的態勢

如此驚人的作戰規模已超過了1944年日軍意圖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一號作戰”（又稱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在51萬日軍的猛攻下，國軍一潰千里，難以想象日軍如果發動規模驚人的“五號作戰”，國軍是否能夠憑藉天險阻擋日軍的進犯。

好在天不遂人願，戰線拉得太長的日軍已顧此失彼，南太平洋戰場形勢的迅速變化再次打亂了節奏。1942年8月，美軍大舉登陸瓜達爾卡納爾島，吹響了太平洋戰場上反攻的號角，戰至當年10月，日軍老牌勁旅第二師團在瓜島上發起的進攻再次遭到了挫敗，迫使日軍大本營將注意力轉移到南太平洋戰線上來。為了扭轉戰局，日軍大本營與支那派遣軍第一課宮野高級參謀進行了磋商，認為一旦南太平洋以及其他方面遭到嚴重反攻的情況下，“可能進一步從中國抽調兵力和資材”。“鑑於全面形勢的發展變化，尤其是船舶以及國家物資動員（預想的軍需物資獲得數量激減）情況，估計在昭和十八年難以實現”。就全軍情況而言，在相當時期內，“不僅不能向中國增派兵力，相反，將來有可能不得不將部分兵力、資材調往其他方面。”日軍大本營很快下達了將第六師團轉用於南太平洋戰場的命令。

當年12月，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向天皇上奏表示“鑑於帝國內外的形勢，尤其是蘇德戰局的發展，南太平洋的戰況，以及國力、特別是船舶等情況，看來昭和十八年實施實施此項作戰，無論從戰爭指導，或從作戰的見地來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準備下達指示中止此項作戰的準備工作”。

至此，日軍最後一次試圖消滅國民政府的嘗試就此告終。雖然1944年日軍發動了堪稱侵華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號作戰”，但其目的也僅僅是打通通往東南亞的陸上交通線，將中國大陸佔領區同東南亞佔領區連成一片而已。

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日本畢竟是個資源和國力都有限的小國，受制於有限的國力和自身體制，日軍始終未能脫離侷限以及世界局勢的變化，無法在大陸戰場全力以赴，徹底征服中國對日本人而言終究不過是黃柯一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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