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鄧演達一段不同尋常的交往'

毛澤東與鄧演達分別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締造者，二人均出生於農家，前者年長後者一歲半，後者比前者早逝45年。從二人青少年的履歷看，毛澤東由一介書生髮展為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成為職業革命家；鄧演達則是少年從軍，繼而參加同盟會，北伐時期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重要將領。按說他們的人生不大容易有直接的交集。但是，國共合作發動的大革命把他們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他們分別作為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和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共同領導了中國現代農民運動，推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走向高潮。因而有了一段不同尋常的交往。

1927年3月，中國國民黨在武漢舉行二屆三中全會，圖為與會者合影中的毛澤東(前右)、彭澤民(前左)、鄧演達(後右)、惲代英(後左)。

鄧演達和毛澤東在農民問題上密切合作，書寫了大革命史上國共攜手推進農民運動的光輝篇章

從現有的史料看，1924年3月，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和組織部祕書的毛澤東曾承辦黃埔軍校第一期的招生工作；恰在此時，擔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的鄧演達奉命到上海具體主持此項招生工作。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可資證明，但二人同時在同一地點從事同一工作則是不爭的事實，這很可能是他們第一次的直接交往。1926年1月，毛澤東與鄧演達均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都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是連任）。此後，二人直接接觸的機會增多。

武昌農講所3位常委照片——鄧演達(左)、毛澤東（中）、陳克文(右)

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實際是從20世紀20年代發端的。在國民黨方面，雖然孫中山早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他真正看重農工大眾所蘊藉的力量，是在1922年6月遭受陳炯明叛變的打擊之後。在中共方面，中共在成立之初主要是致力工人運動，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正是基於毛澤東的提議才起草通過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他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早在1923年4月，他就派水口山的工人劉東軒和安源路礦的工人謝懷德（均為共產黨員）回家鄉衡山嶽北白果鄉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2月到8月，毛澤東在回鄉養病的半年間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韶山地區的農民運動。他從進行農村調查到辦農民夜校啟發農民覺悟，再到組織雪恥會、農民協會，進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發展黨員，對開展農運的意義和如何開展農運有了比較全面的切身體會，積累了第一手的經驗。此後，他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撰寫並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和《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等理論文章，編印《農民問題叢刊》，並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主持制定《目前農運計劃》，已經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就鄧演達而言，他在1926年6月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前，沒有機會從事農民運動，也沒有留下關於農民問題的言論和主張。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後，鄧演達在總政治部和各軍政治部分別組織了農民調查團和農民問題研究會，在北伐途中“著重農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調查與研究”。（《陳克文日記》第1315頁）鄧演達在農民問題上大放異彩則是在北伐軍攻佔武昌後，他被增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又相繼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和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等要職，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重要人物。陳克文回憶在1927年春夏，每星期有一到兩次關於土地改革的會議，往往深夜不散，而鄧演達和鮑羅廷每會必到，會議結果多刊載於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月刊中。（《陳克文日記》第1322頁）這個時期鄧演達和毛澤東在農民問題上密切合作，書寫了大革命史上國共攜手推進農民運動的光輝篇章。

一生行伍的鄧演達，卻執著於解決農民問題，這不是偶然。他出身農家，且家境貧寒，從小就對封建地主的剝削有切身感受；他1909年就參加同盟會，長期追隨孫中山南征北戰，不僅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說的忠實信徒，而且是孫中山平均地權理論的堅定捍衛者；他衷心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孫中山未竟事業最忠誠的繼承者之一；他曾赴德國留學，兩度到訪蘇聯，努力鑽研馬克思主義，深受其薰陶；他和蘇俄派駐國民黨的總顧問鮑羅廷、軍事顧問布柳赫爾（加倫）、總政治部顧問鐵羅尼等交往密切，不僅在北伐途中就時常與鐵羅尼交流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鄧演達歷史資料》第325頁），並且在到武漢之後，還請蘇俄顧問嶽爾克和巴里斯一同參與土地委員會和農民問題討論會的討論，報告蘇聯的經驗；他和毛澤東等眾多的共產黨人結下深厚的友誼，比如他和葉挺、周士第等是粵軍的戰友（他們後來都曾參與鄧演達領導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革命活動），他在德國留學時結識朱德、孫炳文等共產黨人，他和國民黨中央第一任農民部部長林伯渠（祖涵）熟識，和武漢國民政府的農政部部長譚平山、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農工廳長董必武（用威）同堂議事，他請周恩來幫助擬定總政治部的工作計劃，他推薦著名的理論宣傳家惲代英擔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政治總教官，他聘請沈雁冰、李達、陳啟修（陳豹隱）、施存統、徐名鴻、惲代英、陸沉、毛澤東等為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委員，他和彭湃、方誌敏、易禮容、陸沉、譚平山、毛澤東等一同出任全國農協臨時執委，他在總政治部延聘郭沫若和孫炳文、李民治（一氓）、朱蘊山、潘漢年、楊逸堂、朱代傑等共產黨員（有的後來脫黨）擔任副主任、科長等職。誠如周恩來後來所言：鄧演達“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周恩來選集》上卷，1980年版第166頁），是中國共產黨人名副其實的摯友。

鄧演達和毛澤東分別是國共兩黨領導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他們合作開展或共同參與了一系列農運活動

鄧演達和毛澤東分別是國共兩黨領導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鄧演達作為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執行委員、中政會常委和中央農民部部長，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對推進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起主導作用；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他在農民問題上的理論建樹和組織才幹深受鄧演達倚重，被他聘請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鄧演達還積極支持毛澤東創建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建議和行動，委任他為農講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他們二人在各自黨內分別從事的農運工作不計，僅其合作開展或共同參與的農運活動，舉其要者如下：

1927年2月18日，鄧演達主持召開由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召集的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毛澤東作為被聘請的委員出席，並在2月23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報告中國農民運動狀況；3月2日，鄧演達主持召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毛澤東出席並被推定為關於紅槍會調查訓練委員會主席委員；3月5日，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推選毛澤東和鄧演達等8人為大會名譽主席；3月13日，毛澤東、鄧演達和陳克文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向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交《土地問題案》（後改為《農民問題案》），14日他們三人又向全會提交《對農民宣言》；3月15日，毛澤東與鄧演達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五日的會議，二人在會議討論《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時，多次做說明和發言，會議確定他們二人和惲代英、吳玉章等組成審查委員會負責審定上述兩個文件，還推舉他們和吳玉章等9人組成查處迫害農協幹部的陽新慘案的委員會，並批准了由董必武和詹大悲等制定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暫行條例》；3月16日，二人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六日的會議，會議正式通過《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同日下午，陽新慘案查處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3月18日，毛澤東出席在武昌舉行的湖南武裝農民代表大會，並做關於湖南農民運動狀況的報告。此前，鄧演達曾於15日出席該會議的開幕式，並發表演講。

3月28日，鄧演達主持召開各省農運負責人會議，討論組織全國農民協會事宜，毛澤東和方誌敏等參加。30日，鄧演達主持湘鄂贛豫四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組織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13人，鄧演達、毛澤東、譚平山、譚延闓、陸沉為常務委員，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祕書長；4月9日，二人與其他各位執行委員聯名發表就職通電，中華全國臨時農民協會正式成立。

4月2日，二人出席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根據鄧演達的提議，會議決定由鄧演達、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組成土地委員會，“由此會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做成鄉村間普遍的革命現象，然後可以推翻社會的封建制度。”同日，二人出席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4月4日，毛澤東、鄧演達和陳克文以常委身份出席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鄧演達發表講話。和在廣州舉辦的第一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有所不同，雖然名義上同是隸屬於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但農講所的學員來自全國。

4月19日，鄧演達主持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解決土地問題的“六項綱要”。鄧演達發言指出，農民必須掌握政權和武裝，才能解決土地問題，並提出建立政權的步驟。毛澤東贊同鄧演達的主張，強調“現在我們須要承認農民的政權，並且促進農民的政權”。鑑於土地問題的急切，會議決定自次日起每天開會討論解決辦法，並決定由毛澤東、譚平山、顧孟餘起草解決土地問題意義的文件。經過6次擴大會議和4次專門審查會的討論，制定出7個決議案，但因汪精衛等的阻撓，而被擱置。

5月5日，二人出席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召開的大會，歡送戰時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去二次北伐的前線河南，開展工作。

5月30日，二人與譚平山、譚延闓、陸沉聯名以中華農協臨時執委會常委名義向湘鄂贛三省農協發出訓令，要求發展農協、創設區鄉縣的自治機關、武裝農民和沒收土豪劣紳及大地主的土地。

6月19日，鄧演達出席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典禮，並發表題為《農民運動的理論和實際》的演講，告誡800多農運骨幹：學習已經完畢，要以實際工作的經驗，來和革命理論相印證，“希望各位同志本著革命決心，認清革命目標，遵守革命綱領，積極推進農民革命”。沒有材料說明毛澤東是否參加此次畢業典禮，鄧演達在演講開始時為自己遲到兩個小時向與會者致歉，那麼畢業典禮前面的議程是不是由毛澤東主持，不得而知。只知毛澤東是在6月24日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湖南省委書記後才離開武漢赴長沙，投入新的戰鬥；鄧演達也在6月30日寫下臨別寄語《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離開反動勢力甚囂塵上的武漢，開始新的探索。

在代表國共雙方共同領導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和鄧演達各具特色

因為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的時間更早、更長，在第一線的實踐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漢政府時期，開展農民運動是毛澤東最主要的工作，而鄧演達還有大量其他的軍政事務），特別是毛澤東在以往從事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基礎上，更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分析的理論，對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的各階級、各基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科學分析，因此，他對農民問題的闡釋顯得更全面，更具理論色彩。

鄧演達則是由於在武漢國民政府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和土地問題委員會由他組織設立，每一次討論的結論由他做；關於農民問題的提案和建議由他提交國民黨中常會討論；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的會議由他召集；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農運計劃由他發佈。因此，這個時期他有《中國農民運動之發展》《最近中國農民運動之狀況及國民黨關於農運之計劃》《土地問題的各方面》和《農民運動最近策略》等帶有總結和政策性的文獻發表。在這些文獻中，鄧演達系統地闡述瞭如何開展農民運動和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措施和辦法。比如，1927年4月他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確定了六項近期要做的工作和四個方面的工作計劃。其中在“用具體的方法，實現中央對農民的決議案”這一工作計劃中，他提出八條措施：“一、儘量向農民宣傳決議案的內容；二、促進農村推翻封建勢力的活動；三、會同農政部和全國農民協會組織委員會訂定鄉村自治機關之組織法和實行計劃；四、會同農政部和全國農民協會速辦農民自衛軍，並設法武裝農民；五、會同司法部廢除有礙農民之法律；六、會同農政部規定減租減息的辦法；七、會同財政部規定農民銀行的辦法；八、會同農政部和財政部取消苛捐雜稅”。鄧演達關於農民問題的主張，有理論分析，但更側重政策、措施和一些操作性的內容，實踐意義更強。

同時，二人又互相影響。這種影響是在個人獨立見解基礎上的交流，並形成共識。一則是他們在不同場合分別發表過許多文章和演講，對一些相關見解的闡述互有先後；二則是這一時期他們對農民問題的觀點和主張，幾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則是武漢政府所有關於農民問題的行動都是他們共同組織、共同參與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決議案等都是他們共同討論、共同制定或聯名提出的。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長江流域，乃至黃河流域的廣大個體農民，第一次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被組織起來。全國有上千萬的農民參加了農民協會，並且有了他們自己的全國性組織——中華全國臨時農民協會。組織起來的農民爆發出他們所蘊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可以說，大革命後期農民運動高潮的興起，既得力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理論探索和在基層的發動，又受益於以鄧演達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號召和積極推動，這是國共合作在軍事領域之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備有前所未有的革命徹底性的具體寫照。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當年關於發動農民和農村革命的舉措，在中共方面卻遭到陳獨秀和共產國際顧問維金斯基、鮑羅廷的一再否定。一次是1926年12月13-18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毛澤東贊同中共湖南區委李維漢關於應該著手解決農民土地，實現耕地農有的主張，陳獨秀等則反對把贊成與不贊成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視為區分左右派的標準，認為目前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條件不成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第二次是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後寫出的《報告》，在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刊發了前七個部分，因陳獨秀和彭述之的阻撓，後八個部分未能繼續刊發；第三次是在中共五大上，毛澤東在會前邀集彭湃、方誌敏、易禮容等各省農協負責人制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被陳獨秀拒絕。不僅如此，中共五大還改組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撤銷毛澤東的書記職務，改由譚平山接任，毛澤東只保留委員職務。但是，毛澤東的主張卻得到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的支持。當社會上（包括國共雙方的上層人物）對湖南農民運動“過火了”“糟的很”的斥責聲甚囂塵上的時刻，鄧演達卻能獨樹一幟與實際考察過湖南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形成共鳴，熱情謳歌湖南農民運動。他說：“湖南農民給全國農民一個確實的信仰，一個好榜樣，他們把鄉村農民都組織起來，實行自治，結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戲、賭博、鴉片煙和土匪都消滅乾淨，真是真明（命）天子也辦不到的事，湖南農民倒辦到了。”（《鄧演達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頁）當時，鄧演達對於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不僅在國民黨人士中獨領風騷，而且也使中共的陳獨秀等相形見絀。毛澤東後來回憶此事時說：“大革命時代做農民運動，陳獨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

大革命失敗後，矢志於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事業的鄧演達，仍然高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旗幟，另闢蹊徑，繼續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農工大眾的解放而努力奮鬥。他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平民革命理論。其中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仍然是他主要關注的問題之一。周恩來回憶：“一九三〇年鄧演達回國後，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頁）和鄧演達一樣，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有所不同的是，他們打出共產黨的旗幟，通過發動一系列武裝起義和暴動，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紅軍），並深入到廣大農村探尋新的革命道路。鄧演達和毛澤東在兩條平行的道路上繼續探索和實踐各自關於農民問題的理論。毛澤東的探索取得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豐碩之果；鄧演達的探索卻因其犧牲而終止，令人扼腕。

關注和致力於中國現代農民運動，毛澤東不是共產黨內的第一人，而國民黨內早於鄧演達從事農民運動的也大有人在；但就農民問題的理論建樹和實踐成就而言，共產黨內無人能出毛澤東之右，鄧演達則無疑是國民黨內的佼佼者。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條件下，他們二人關於解決農民問題的赤誠和熱情，以及理論觀點和行動步驟，出奇地一致。他們共同領導了大革命時期的全國農民運動。在此過程中，鄧演達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道德品質和矢志於民族獨立、農工解放的革命堅定性，贏得了毛澤東的尊重。10年過後，毛澤東不僅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憶及鄧演達與他合作開展農民運動的往事，而且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還對當年鄧演達作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與中共合作，主持軍隊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評價，他說“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紅軍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頁）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讀《新唐書·徐有功傳》時批註：“岳飛、文天祥、曾靜、戴名世、瞿秋白、方誌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志，不亦偉乎！”1961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與他和鄧演達共同的老朋友周谷城交談時，再次深情地說：“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蔣建農 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