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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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1


我媽做了37年的鄉村老師,從76年開始,一直做到2013年,從最開始的工資5塊錢,一直做到退休時工資2800元。

從我記事起,我媽就沒有睡懶覺的習慣,每天清晨都是拾掇好我們穿衣和吃飯,然後就夾著教材出門。我家那所學校距離我家只有500米,可一下雨,這500米就變得非常泥濘,需要踩過漫過膠鞋的淤泥才能安全走到學校的講臺上。每次雨天,我媽都會先把腳上的淤泥在水井邊衝乾淨,然後再走到教室裡。

後來我家搬到鎮上,我媽媽上課那所學校距離我家5公里。那是1997年,我10歲,我印象裡的1997年,不是香港迴歸,而是我媽媽的每個清晨,她穿上雨衣,穿上膠鞋,把教材裹在雨衣裡,然後騎上自行車離去,每次到學校,校長都會說:

“趙老師,趕緊到爐子邊烤暖了再上課。”

我媽媽姓趙,她個子不高,一米五八,年輕時很瘦,80多斤。

在我記憶裡,我一直在看她的背影,無論是大雨傾盆的夏季,還是漫天大雪的冬季,她總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被風吹著,風一使勁,她好像就會倒。現在想起她騎車在大雨中離去,我都會覺得冷。

我媽當了37年老師,如果一年教45個學生,37年就教了1600多個學生。她1600多個學生裡,沒有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沒有一個成功商人、企業家,同樣也沒有一個當上縣長、省長,甚至連鄉長、村長也沒有。

這1600多個學生,三分之二都讀完小學就輟學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讀了初中輟學。能夠繼續讀到高中,已算鳳毛麟角。1600個學生中,能夠讀到大學的,可能連100個都沒有。

這就是我媽媽37年的教學,怎麼看都像是竹籃打水,無功而返。可我每回想起她穿上雨衣騎車的背影,還是會覺得冷。

這是她全部的人生,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鄉村教師的人生。

可他們無功而返的人生,卻讓我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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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1


我媽做了37年的鄉村老師,從76年開始,一直做到2013年,從最開始的工資5塊錢,一直做到退休時工資2800元。

從我記事起,我媽就沒有睡懶覺的習慣,每天清晨都是拾掇好我們穿衣和吃飯,然後就夾著教材出門。我家那所學校距離我家只有500米,可一下雨,這500米就變得非常泥濘,需要踩過漫過膠鞋的淤泥才能安全走到學校的講臺上。每次雨天,我媽都會先把腳上的淤泥在水井邊衝乾淨,然後再走到教室裡。

後來我家搬到鎮上,我媽媽上課那所學校距離我家5公里。那是1997年,我10歲,我印象裡的1997年,不是香港迴歸,而是我媽媽的每個清晨,她穿上雨衣,穿上膠鞋,把教材裹在雨衣裡,然後騎上自行車離去,每次到學校,校長都會說:

“趙老師,趕緊到爐子邊烤暖了再上課。”

我媽媽姓趙,她個子不高,一米五八,年輕時很瘦,80多斤。

在我記憶裡,我一直在看她的背影,無論是大雨傾盆的夏季,還是漫天大雪的冬季,她總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被風吹著,風一使勁,她好像就會倒。現在想起她騎車在大雨中離去,我都會覺得冷。

我媽當了37年老師,如果一年教45個學生,37年就教了1600多個學生。她1600多個學生裡,沒有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沒有一個成功商人、企業家,同樣也沒有一個當上縣長、省長,甚至連鄉長、村長也沒有。

這1600多個學生,三分之二都讀完小學就輟學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讀了初中輟學。能夠繼續讀到高中,已算鳳毛麟角。1600個學生中,能夠讀到大學的,可能連100個都沒有。

這就是我媽媽37年的教學,怎麼看都像是竹籃打水,無功而返。可我每回想起她穿上雨衣騎車的背影,還是會覺得冷。

這是她全部的人生,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鄉村教師的人生。

可他們無功而返的人生,卻讓我肅然起敬。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2


在中國教師隊伍裡,不少這樣任勞任怨的老師。他們十年如一日,說他們不為自己,只為學生一點都不為過。

比如哈爾濱理工大學有個“掃地僧”王曉琮老師。

王曉琮老師很邋遢,滿臉大鬍子,一年四季就兩三套衣服,夏天穿一雙涼鞋、冬天穿一雙膠鞋,鞋子破了也不換。大多第一次見他的學生,都把他當成了學校燒鍋爐的大爺。

王曉琮老師很寒酸,學生在食堂碰到他吃飯:“只打素菜,剩下的一點兒油湯,接點熱水融一下,倒米飯裡一起吃乾淨,還會舔盤子。”

王曉琮很嚴格。期末考試如果有學生得了59分,一定是王老師打的分,學生都會說:“王曉琮老師就是這樣,該多少分就多少分。”

可就是這樣的王曉琮,卻把省下來的錢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他對學生嚴格,幾十年來,他教過的學生有的當了領導,有的評上教授、副教授,可他自己還是個講師。

這樣大學教師裡的異類,確實讓人很尊敬。如果大學老師,都能夠這樣,大學又何愁不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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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1


我媽做了37年的鄉村老師,從76年開始,一直做到2013年,從最開始的工資5塊錢,一直做到退休時工資2800元。

從我記事起,我媽就沒有睡懶覺的習慣,每天清晨都是拾掇好我們穿衣和吃飯,然後就夾著教材出門。我家那所學校距離我家只有500米,可一下雨,這500米就變得非常泥濘,需要踩過漫過膠鞋的淤泥才能安全走到學校的講臺上。每次雨天,我媽都會先把腳上的淤泥在水井邊衝乾淨,然後再走到教室裡。

後來我家搬到鎮上,我媽媽上課那所學校距離我家5公里。那是1997年,我10歲,我印象裡的1997年,不是香港迴歸,而是我媽媽的每個清晨,她穿上雨衣,穿上膠鞋,把教材裹在雨衣裡,然後騎上自行車離去,每次到學校,校長都會說:

“趙老師,趕緊到爐子邊烤暖了再上課。”

我媽媽姓趙,她個子不高,一米五八,年輕時很瘦,80多斤。

在我記憶裡,我一直在看她的背影,無論是大雨傾盆的夏季,還是漫天大雪的冬季,她總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被風吹著,風一使勁,她好像就會倒。現在想起她騎車在大雨中離去,我都會覺得冷。

我媽當了37年老師,如果一年教45個學生,37年就教了1600多個學生。她1600多個學生裡,沒有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沒有一個成功商人、企業家,同樣也沒有一個當上縣長、省長,甚至連鄉長、村長也沒有。

這1600多個學生,三分之二都讀完小學就輟學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讀了初中輟學。能夠繼續讀到高中,已算鳳毛麟角。1600個學生中,能夠讀到大學的,可能連100個都沒有。

這就是我媽媽37年的教學,怎麼看都像是竹籃打水,無功而返。可我每回想起她穿上雨衣騎車的背影,還是會覺得冷。

這是她全部的人生,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鄉村教師的人生。

可他們無功而返的人生,卻讓我肅然起敬。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2


在中國教師隊伍裡,不少這樣任勞任怨的老師。他們十年如一日,說他們不為自己,只為學生一點都不為過。

比如哈爾濱理工大學有個“掃地僧”王曉琮老師。

王曉琮老師很邋遢,滿臉大鬍子,一年四季就兩三套衣服,夏天穿一雙涼鞋、冬天穿一雙膠鞋,鞋子破了也不換。大多第一次見他的學生,都把他當成了學校燒鍋爐的大爺。

王曉琮老師很寒酸,學生在食堂碰到他吃飯:“只打素菜,剩下的一點兒油湯,接點熱水融一下,倒米飯裡一起吃乾淨,還會舔盤子。”

王曉琮很嚴格。期末考試如果有學生得了59分,一定是王老師打的分,學生都會說:“王曉琮老師就是這樣,該多少分就多少分。”

可就是這樣的王曉琮,卻把省下來的錢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他對學生嚴格,幾十年來,他教過的學生有的當了領導,有的評上教授、副教授,可他自己還是個講師。

這樣大學教師裡的異類,確實讓人很尊敬。如果大學老師,都能夠這樣,大學又何愁不出人才。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王曉琮在上課



03


還有一些老師,做的事看起來微不足道,可做的事有深意。

比如前幾天全國中小學開學,北京朝陽外國語學校,80多歲的老校長拄著雙柺,堅持站在校門口迎接每個學生。

有學生進校門,老校長微微傾斜上半身,向學生鞠躬致意。學生們看到老師這樣做,也立刻彎腰回禮。一老一小互相一鞠躬,教育的意義已經不言自明。

不過我還是想說一下,鞠躬這事很小,但是鞠躬之間,教養全在裡面,如果每一個國人都懂得鞠躬了,那我敢說,中國就會變得有教養,類似毒疫苗這樣惡劣的事件至少會少一半。

還有浙江大學84歲的教授蔣克鑄。

去年12月,84歲的蔣教授站在浙大講臺上,給學生上了最後一堂課。

原定上課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但蔣老不捨離開講臺,拖了1小時,整整講了3個小時。

這3個小時,他堅持站著講課,期間,學生4次請他坐下,他都搖手拒絕。

如果中國老師都能如此,學生怎能沒作為,中國何愁沒希望。

在最後這節課上,蔣教授說了一句話:

“站著上課,是一名老師最基本的素養。”

這句話,我聽著很感動,他消瘦的身影裡,有老師全部的尊重和悲憫。我被這樣的身影深深打動,感覺自己會被拉伸,被引領,被震撼。

所謂教育,教育學生的是氣象,是修為和教養,是骨子裡的文化,還有血液裡的尊卑,當文化延續到每一個人的血液裡了,國家又何愁沒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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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1


我媽做了37年的鄉村老師,從76年開始,一直做到2013年,從最開始的工資5塊錢,一直做到退休時工資2800元。

從我記事起,我媽就沒有睡懶覺的習慣,每天清晨都是拾掇好我們穿衣和吃飯,然後就夾著教材出門。我家那所學校距離我家只有500米,可一下雨,這500米就變得非常泥濘,需要踩過漫過膠鞋的淤泥才能安全走到學校的講臺上。每次雨天,我媽都會先把腳上的淤泥在水井邊衝乾淨,然後再走到教室裡。

後來我家搬到鎮上,我媽媽上課那所學校距離我家5公里。那是1997年,我10歲,我印象裡的1997年,不是香港迴歸,而是我媽媽的每個清晨,她穿上雨衣,穿上膠鞋,把教材裹在雨衣裡,然後騎上自行車離去,每次到學校,校長都會說:

“趙老師,趕緊到爐子邊烤暖了再上課。”

我媽媽姓趙,她個子不高,一米五八,年輕時很瘦,80多斤。

在我記憶裡,我一直在看她的背影,無論是大雨傾盆的夏季,還是漫天大雪的冬季,她總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被風吹著,風一使勁,她好像就會倒。現在想起她騎車在大雨中離去,我都會覺得冷。

我媽當了37年老師,如果一年教45個學生,37年就教了1600多個學生。她1600多個學生裡,沒有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沒有一個成功商人、企業家,同樣也沒有一個當上縣長、省長,甚至連鄉長、村長也沒有。

這1600多個學生,三分之二都讀完小學就輟學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讀了初中輟學。能夠繼續讀到高中,已算鳳毛麟角。1600個學生中,能夠讀到大學的,可能連100個都沒有。

這就是我媽媽37年的教學,怎麼看都像是竹籃打水,無功而返。可我每回想起她穿上雨衣騎車的背影,還是會覺得冷。

這是她全部的人生,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鄉村教師的人生。

可他們無功而返的人生,卻讓我肅然起敬。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2


在中國教師隊伍裡,不少這樣任勞任怨的老師。他們十年如一日,說他們不為自己,只為學生一點都不為過。

比如哈爾濱理工大學有個“掃地僧”王曉琮老師。

王曉琮老師很邋遢,滿臉大鬍子,一年四季就兩三套衣服,夏天穿一雙涼鞋、冬天穿一雙膠鞋,鞋子破了也不換。大多第一次見他的學生,都把他當成了學校燒鍋爐的大爺。

王曉琮老師很寒酸,學生在食堂碰到他吃飯:“只打素菜,剩下的一點兒油湯,接點熱水融一下,倒米飯裡一起吃乾淨,還會舔盤子。”

王曉琮很嚴格。期末考試如果有學生得了59分,一定是王老師打的分,學生都會說:“王曉琮老師就是這樣,該多少分就多少分。”

可就是這樣的王曉琮,卻把省下來的錢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他對學生嚴格,幾十年來,他教過的學生有的當了領導,有的評上教授、副教授,可他自己還是個講師。

這樣大學教師裡的異類,確實讓人很尊敬。如果大學老師,都能夠這樣,大學又何愁不出人才。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王曉琮在上課



03


還有一些老師,做的事看起來微不足道,可做的事有深意。

比如前幾天全國中小學開學,北京朝陽外國語學校,80多歲的老校長拄著雙柺,堅持站在校門口迎接每個學生。

有學生進校門,老校長微微傾斜上半身,向學生鞠躬致意。學生們看到老師這樣做,也立刻彎腰回禮。一老一小互相一鞠躬,教育的意義已經不言自明。

不過我還是想說一下,鞠躬這事很小,但是鞠躬之間,教養全在裡面,如果每一個國人都懂得鞠躬了,那我敢說,中國就會變得有教養,類似毒疫苗這樣惡劣的事件至少會少一半。

還有浙江大學84歲的教授蔣克鑄。

去年12月,84歲的蔣教授站在浙大講臺上,給學生上了最後一堂課。

原定上課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但蔣老不捨離開講臺,拖了1小時,整整講了3個小時。

這3個小時,他堅持站著講課,期間,學生4次請他坐下,他都搖手拒絕。

如果中國老師都能如此,學生怎能沒作為,中國何愁沒希望。

在最後這節課上,蔣教授說了一句話:

“站著上課,是一名老師最基本的素養。”

這句話,我聽著很感動,他消瘦的身影裡,有老師全部的尊重和悲憫。我被這樣的身影深深打動,感覺自己會被拉伸,被引領,被震撼。

所謂教育,教育學生的是氣象,是修為和教養,是骨子裡的文化,還有血液裡的尊卑,當文化延續到每一個人的血液裡了,國家又何愁沒未來。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蔣克鑄教授


04


1984年9月,北大開學。

農村學生方敏,扛著大包小包到北大報到,他在路邊休息。迎面走來一個老人,方敏攔住他:

“大爺,我要去辦報到手續,麻煩幫我看下行李。”

老人答應了,1個小時過去,學生歸來,老人還站在原地像忠狗一般守著行李。

謝別老人之後,在第二天的北大開學典禮上,方敏發現,昨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正坐在主席臺上,原來他是北大副校長季羨林。

方敏慚愧不已,也深深被老人的謙卑所震撼。

許多人不知道這個故事還有後續。

晚年的季羨林喜歡在北大校園散步,學生騎自行車迎面經過,老遠就跳下來推車,直到走到他身後,才又騎車離去,像事先約好了一樣。

這就是教育全部的意義,以自身的謙卑影響後代的謙卑,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塑造後代的人格魅力,以自身的文化修為,影響後代人的文化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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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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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做了37年的鄉村老師,從76年開始,一直做到2013年,從最開始的工資5塊錢,一直做到退休時工資2800元。

從我記事起,我媽就沒有睡懶覺的習慣,每天清晨都是拾掇好我們穿衣和吃飯,然後就夾著教材出門。我家那所學校距離我家只有500米,可一下雨,這500米就變得非常泥濘,需要踩過漫過膠鞋的淤泥才能安全走到學校的講臺上。每次雨天,我媽都會先把腳上的淤泥在水井邊衝乾淨,然後再走到教室裡。

後來我家搬到鎮上,我媽媽上課那所學校距離我家5公里。那是1997年,我10歲,我印象裡的1997年,不是香港迴歸,而是我媽媽的每個清晨,她穿上雨衣,穿上膠鞋,把教材裹在雨衣裡,然後騎上自行車離去,每次到學校,校長都會說:

“趙老師,趕緊到爐子邊烤暖了再上課。”

我媽媽姓趙,她個子不高,一米五八,年輕時很瘦,80多斤。

在我記憶裡,我一直在看她的背影,無論是大雨傾盆的夏季,還是漫天大雪的冬季,她總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被風吹著,風一使勁,她好像就會倒。現在想起她騎車在大雨中離去,我都會覺得冷。

我媽當了37年老師,如果一年教45個學生,37年就教了1600多個學生。她1600多個學生裡,沒有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沒有一個成功商人、企業家,同樣也沒有一個當上縣長、省長,甚至連鄉長、村長也沒有。

這1600多個學生,三分之二都讀完小學就輟學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讀了初中輟學。能夠繼續讀到高中,已算鳳毛麟角。1600個學生中,能夠讀到大學的,可能連100個都沒有。

這就是我媽媽37年的教學,怎麼看都像是竹籃打水,無功而返。可我每回想起她穿上雨衣騎車的背影,還是會覺得冷。

這是她全部的人生,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鄉村教師的人生。

可他們無功而返的人生,卻讓我肅然起敬。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02


在中國教師隊伍裡,不少這樣任勞任怨的老師。他們十年如一日,說他們不為自己,只為學生一點都不為過。

比如哈爾濱理工大學有個“掃地僧”王曉琮老師。

王曉琮老師很邋遢,滿臉大鬍子,一年四季就兩三套衣服,夏天穿一雙涼鞋、冬天穿一雙膠鞋,鞋子破了也不換。大多第一次見他的學生,都把他當成了學校燒鍋爐的大爺。

王曉琮老師很寒酸,學生在食堂碰到他吃飯:“只打素菜,剩下的一點兒油湯,接點熱水融一下,倒米飯裡一起吃乾淨,還會舔盤子。”

王曉琮很嚴格。期末考試如果有學生得了59分,一定是王老師打的分,學生都會說:“王曉琮老師就是這樣,該多少分就多少分。”

可就是這樣的王曉琮,卻把省下來的錢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他對學生嚴格,幾十年來,他教過的學生有的當了領導,有的評上教授、副教授,可他自己還是個講師。

這樣大學教師裡的異類,確實讓人很尊敬。如果大學老師,都能夠這樣,大學又何愁不出人才。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王曉琮在上課



03


還有一些老師,做的事看起來微不足道,可做的事有深意。

比如前幾天全國中小學開學,北京朝陽外國語學校,80多歲的老校長拄著雙柺,堅持站在校門口迎接每個學生。

有學生進校門,老校長微微傾斜上半身,向學生鞠躬致意。學生們看到老師這樣做,也立刻彎腰回禮。一老一小互相一鞠躬,教育的意義已經不言自明。

不過我還是想說一下,鞠躬這事很小,但是鞠躬之間,教養全在裡面,如果每一個國人都懂得鞠躬了,那我敢說,中國就會變得有教養,類似毒疫苗這樣惡劣的事件至少會少一半。

還有浙江大學84歲的教授蔣克鑄。

去年12月,84歲的蔣教授站在浙大講臺上,給學生上了最後一堂課。

原定上課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但蔣老不捨離開講臺,拖了1小時,整整講了3個小時。

這3個小時,他堅持站著講課,期間,學生4次請他坐下,他都搖手拒絕。

如果中國老師都能如此,學生怎能沒作為,中國何愁沒希望。

在最後這節課上,蔣教授說了一句話:

“站著上課,是一名老師最基本的素養。”

這句話,我聽著很感動,他消瘦的身影裡,有老師全部的尊重和悲憫。我被這樣的身影深深打動,感覺自己會被拉伸,被引領,被震撼。

所謂教育,教育學生的是氣象,是修為和教養,是骨子裡的文化,還有血液裡的尊卑,當文化延續到每一個人的血液裡了,國家又何愁沒未來。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蔣克鑄教授


04


1984年9月,北大開學。

農村學生方敏,扛著大包小包到北大報到,他在路邊休息。迎面走來一個老人,方敏攔住他:

“大爺,我要去辦報到手續,麻煩幫我看下行李。”

老人答應了,1個小時過去,學生歸來,老人還站在原地像忠狗一般守著行李。

謝別老人之後,在第二天的北大開學典禮上,方敏發現,昨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正坐在主席臺上,原來他是北大副校長季羨林。

方敏慚愧不已,也深深被老人的謙卑所震撼。

許多人不知道這個故事還有後續。

晚年的季羨林喜歡在北大校園散步,學生騎自行車迎面經過,老遠就跳下來推車,直到走到他身後,才又騎車離去,像事先約好了一樣。

這就是教育全部的意義,以自身的謙卑影響後代的謙卑,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塑造後代的人格魅力,以自身的文化修為,影響後代人的文化修為。


他們點了一盞燈,中國就亮了

晚年季羨林


05


相比這些老師,我媽媽的故事好像微不足道,也沒有那麼多的跌宕起伏。她一生好像也就做到了任勞任怨,對得起了職業,連對得起學生都不敢說。

過去,我常寫文章抨擊教育制度,抨擊填鴨式的教育,抨擊高中學生做不完試卷,批評大學老師的不作為,身邊的好多朋友不能理解,說我是槓精,說我是沒事找抽。

就像我媽媽,永遠不會理解她五歲的孫女為什麼需要上英語補習班一樣,就像我媽媽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學老師不好好教課,為什麼要做那麼多的廢紙一樣的學術論文。

現在,我知道,中國教育制度改革任重而道遠,可能需要一代人或者幾代人。我們這幾代人,所能做的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只能通過自己,能影響一個人算一個人,倘若這種影響能夠延續,那就不是無功而返。

媽媽,我在等那一天的到來。

今年過年,我媽媽的一個學生,來到我家,他人到中年,身體發福,吃了很多苦,老了很多。他跟我媽說:“這些年,因為沒有文化,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可是每當想起你在大雨天走到教室,我就覺得有力量。”

有時候,我心裡在想,像我媽媽這樣的鄉村老師,他們文化程度不高,都是高中或者師範畢業,可能一輩子也不會懂得教育的意義,也不會懂得教育的價值,她能做的就是任勞任怨,沒有豪言壯語,只能教小學孩子識文斷字,教育孩子不要做壞事,要做個好人,在她淺薄的認知裡,只能把人理解為不做壞事就是個好人。

可正是像我媽媽這樣的幾百萬普通教師,他們在小學上課,他們在中學上課,他們在大學上課。他們在崎嶇的課桌上,點了一盞燈。

也許,中國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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