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杜欽明的老戰友萬懷臣團長，後來去了西藏，負責組建18軍騎兵團。）
4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向鄭州、新鄉，沿平漢路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侵入到河北磁縣、邯鄲地區，被我劉鄧隊伍包圍，激戰一週，高樹勳率萬人起義，其餘兩個軍被殲繳械，馬法伍等被活捉。這一戰役是一個活的教育，打得好消滅了他們，蔣介石就舒服了，重慶談判就順利，毛主席就更加安全無事，並揭露了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陰謀。1947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
（杜欽明的兒子聽父親講：當年隊伍挺進大別山時，他正在發瘧疾打擺子，硬是撐著騎著馬跟著部隊行軍打仗，因戰鬥激烈，犧牲了許多的戰友。）
1948年11月底，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騎兵團，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淮海戰役。騎兵團的主要任務是在新蔡、埠陽等地牽制側擊敵12兵團黃維部，遲滯敵人行動。12月5日，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後，騎兵團調赴淮陰縣，擔負晉冀魯豫野戰軍機關的警衛任務，直至淮海戰役結束。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杜欽明的老戰友萬懷臣團長，後來去了西藏，負責組建18軍騎兵團。）
4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向鄭州、新鄉，沿平漢路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侵入到河北磁縣、邯鄲地區，被我劉鄧隊伍包圍，激戰一週，高樹勳率萬人起義，其餘兩個軍被殲繳械，馬法伍等被活捉。這一戰役是一個活的教育，打得好消滅了他們，蔣介石就舒服了，重慶談判就順利，毛主席就更加安全無事，並揭露了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陰謀。1947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
（杜欽明的兒子聽父親講：當年隊伍挺進大別山時，他正在發瘧疾打擺子，硬是撐著騎著馬跟著部隊行軍打仗，因戰鬥激烈，犧牲了許多的戰友。）
1948年11月底，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騎兵團，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淮海戰役。騎兵團的主要任務是在新蔡、埠陽等地牽制側擊敵12兵團黃維部，遲滯敵人行動。12月5日，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後，騎兵團調赴淮陰縣，擔負晉冀魯豫野戰軍機關的警衛任務，直至淮海戰役結束。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杜欽明的老戰友萬懷臣團長，後來去了西藏，負責組建18軍騎兵團。）
4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向鄭州、新鄉，沿平漢路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侵入到河北磁縣、邯鄲地區，被我劉鄧隊伍包圍，激戰一週，高樹勳率萬人起義，其餘兩個軍被殲繳械，馬法伍等被活捉。這一戰役是一個活的教育，打得好消滅了他們，蔣介石就舒服了，重慶談判就順利，毛主席就更加安全無事，並揭露了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陰謀。1947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
（杜欽明的兒子聽父親講：當年隊伍挺進大別山時，他正在發瘧疾打擺子，硬是撐著騎著馬跟著部隊行軍打仗，因戰鬥激烈，犧牲了許多的戰友。）
1948年11月底，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騎兵團，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淮海戰役。騎兵團的主要任務是在新蔡、埠陽等地牽制側擊敵12兵團黃維部，遲滯敵人行動。12月5日，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後，騎兵團調赴淮陰縣，擔負晉冀魯豫野戰軍機關的警衛任務，直至淮海戰役結束。
1952年6月16日整編後，我奉命執行剿匪任務，於1952年11月1日調回師後勤處財務科任副科長，赴西北甘南執行甘青川剿匪任務。初到師後勤處財務科時，部隊由華北移防到西北隴西縣，1953年1月參加了西部財務會議，2月即準備剿匪工作，3月9號我奉命先頭去準備沿途部隊人馬供給糧、料、草的後勤工作。這次任務按軍事計劃路線完成了部隊需求供應。在進入甘南藏區後，後勤人員是分散的，我留在阿木去乎。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杜欽明的老戰友萬懷臣團長，後來去了西藏，負責組建18軍騎兵團。）
4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向鄭州、新鄉，沿平漢路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侵入到河北磁縣、邯鄲地區，被我劉鄧隊伍包圍，激戰一週，高樹勳率萬人起義，其餘兩個軍被殲繳械，馬法伍等被活捉。這一戰役是一個活的教育，打得好消滅了他們，蔣介石就舒服了，重慶談判就順利，毛主席就更加安全無事，並揭露了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陰謀。1947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
（杜欽明的兒子聽父親講：當年隊伍挺進大別山時，他正在發瘧疾打擺子，硬是撐著騎著馬跟著部隊行軍打仗，因戰鬥激烈，犧牲了許多的戰友。）
1948年11月底，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騎兵團，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淮海戰役。騎兵團的主要任務是在新蔡、埠陽等地牽制側擊敵12兵團黃維部，遲滯敵人行動。12月5日，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後，騎兵團調赴淮陰縣，擔負晉冀魯豫野戰軍機關的警衛任務，直至淮海戰役結束。
1952年6月16日整編後，我奉命執行剿匪任務，於1952年11月1日調回師後勤處財務科任副科長，赴西北甘南執行甘青川剿匪任務。初到師後勤處財務科時，部隊由華北移防到西北隴西縣，1953年1月參加了西部財務會議，2月即準備剿匪工作，3月9號我奉命先頭去準備沿途部隊人馬供給糧、料、草的後勤工作。這次任務按軍事計劃路線完成了部隊需求供應。在進入甘南藏區後，後勤人員是分散的，我留在阿木去乎。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杜欽明的老戰友萬懷臣團長，後來去了西藏，負責組建18軍騎兵團。）
4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向鄭州、新鄉，沿平漢路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侵入到河北磁縣、邯鄲地區，被我劉鄧隊伍包圍，激戰一週，高樹勳率萬人起義，其餘兩個軍被殲繳械，馬法伍等被活捉。這一戰役是一個活的教育，打得好消滅了他們，蔣介石就舒服了，重慶談判就順利，毛主席就更加安全無事，並揭露了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陰謀。1947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
（杜欽明的兒子聽父親講：當年隊伍挺進大別山時，他正在發瘧疾打擺子，硬是撐著騎著馬跟著部隊行軍打仗，因戰鬥激烈，犧牲了許多的戰友。）
1948年11月底，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騎兵團，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淮海戰役。騎兵團的主要任務是在新蔡、埠陽等地牽制側擊敵12兵團黃維部，遲滯敵人行動。12月5日，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後，騎兵團調赴淮陰縣，擔負晉冀魯豫野戰軍機關的警衛任務，直至淮海戰役結束。
1952年6月16日整編後，我奉命執行剿匪任務，於1952年11月1日調回師後勤處財務科任副科長，赴西北甘南執行甘青川剿匪任務。初到師後勤處財務科時，部隊由華北移防到西北隴西縣，1953年1月參加了西部財務會議，2月即準備剿匪工作，3月9號我奉命先頭去準備沿途部隊人馬供給糧、料、草的後勤工作。這次任務按軍事計劃路線完成了部隊需求供應。在進入甘南藏區後，後勤人員是分散的，我留在阿木去乎。
騎兵自有騎兵的氣勢，策馬奔馳，來去如風。杜老80高齡還能上馬，只有老騎兵，才有如此膽魄，才有這份情結。
杜欽明老人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老八路，杜老的從軍經歷蘊含著豐富的冀魯豫騎兵團征戰史，他建國後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下文是杜老的回憶：
我1922年9月生於河北永年縣城（是老城），叫杜欽明，九歲時在本城縣立第三初小上四年學，後轉本街私立初小上了一年學，在私立學校時成績是比較好的，每次考試90分於外，當時對各門課程是平均看法，沒有什麼主課，對政治問題是不知曉的，但教員是個地主，入校2個月後才知道的，他眼裡是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們的，他為了多收幾個學生多弄幾個錢，我們同學有幾個是富家的孩子，成績比我們差，可是老師在年考時竟然讓他是第一名，引起了全校窮人家孩子的不滿，（我就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的思想上認為有錢之人是一家，窮人是辦事不利的。
1936年考入縣立第一高小，1937年（15歲）因家庭生活逐漸困難，家大人不讓繼續求學，但心中很不願，可是眼看著家庭生活不能維持，就在1937年2月3日找親友關係到本城南大街糕點雜貨店“德記號”內當學徒，定合同只管吃，無工資，三年為滿。在“德記號”學徒六個月，在這個時期更進一步的養成早起晚睡、勤勞苦做活的習慣，尤其是對股東、掌櫃及來往客人等是恭恭敬敬，聽從使喚，在行動上要穩重、忠誠等作風。
1937年7.7事變，河北永年老城內生活竟逐日落下，貿易停頓，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姦商（掌櫃）提出了櫃上失款這樣的藉故，解僱了我和另外兩個夥計。我回家後就幫著母親幹些零活（磨面、打水、到城外拾燒柴、挖野菜等）。
1937年8月15日，日寇侵佔了永年老城，社會秩序大為混亂，城外遍地是土匪，到處要糧派款。城內日寇燒殺姦淫等。后土匪大部分投降了日寇，徵略城內書畫、派款、抓夫等，我家生活也日見窘迫。
在這暗無天日民不聊生時，1938年1月來了救星共產黨、八路軍，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認為是八路軍的馬隊）解放了縣城，消滅了漢奸偽政府，成立了抗日政府。
從此時起我就常去聽宣傳人員講：“八路軍是過去的紅軍，是朱毛領導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是真正的抗日救國的軍隊，是經過二萬伍千里的長征，來到北方抗日的，在長征時吃樹皮、草根、皮帶等很艱苦的情況，是民主的軍隊，官兵是平等的，吃穿一樣，不打罵士兵，抗日是光榮的，是救民族解放的等抗日政策，並號召青年人蔘加八路軍抗日，提出挽救祖國的危機，驅逐日寇出中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等十大綱領。”
同時也親眼看到了騎兵團的實際行動和表現，真正與舊軍隊大不相同。在八路軍好的作風影響下，從此我就產生了抗日的決心，參加八路軍、當騎兵的思想。當時家裡不同意，所以又在家等候了三個月之久，最後才下定決心，不讓家庭知道，16歲的我同城裡的李壽池、吳啟明三人共同商量著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本縣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當時部隊不要，嫌我們小，但我們就是不走，決定這個騎兵是當定了。就這樣成為了129師騎兵團的一名騎兵了。
（上面的照片就是杜欽明1938年5月一塊從河北永年老城在未給家人說的情況下，參加了129師騎兵團的三個小夥伴。左邊照片是叫“李壽池”參軍後是衛生員，這張照片是1953年8月30日於平涼送給杜欽明的。中間照片是叫“吳啟明”參軍後是分到了戰鬥連的，這張照片是1964年12月12日送給杜欽明的。右邊照片就是杜欽明，這張照片攝於1952年。）
1938年5月我參加了一二九師騎兵團，在新兵連任通信員。同年10月新兵連補入戰鬥連，我被調到團部政治處任通信員，後一階段任宣傳員2個多月，1939年5月-1942年5月調團供給處任通信員，1942年5月-9月間調本團二連任文書。自從參加了革命（一二九師騎兵團）一切感覺與前不同，由於在家中生活的困難，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學和失業的威脅，所以對抗日救國有很大的決心，自己認為抗日是光榮的，思想上積極擁護我黨我軍抗日方針、政策，工作上是積極肯幹，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分配（從未講過價錢）。
在上級的教育下開始認識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不同，懂得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及什麼是階級、政黨，但是在抗日時期尚都是膚淺的瞭解。在幾次訴苦、土改、整黨的運動中，親身體會及教育更為深刻，體會到了我軍在政治上的優越性是官兵一致，沒有打罵，上下級實行同甘苦的生活，上下團結一致，有紀律性，有良好的群眾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38年9月間由黨支部書記毛成祥和司務長李相林二人介紹入黨，無候補期。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後，時常上課學習及接受指導員的教育。尤其10月由新兵連調到團政治處當通信員時期，受到股長、幹事的教育影響更為深刻，對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有的條件，認識上更明確，因此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了艱苦樸素埋頭苦幹，對黨忠誠、可靠的良好基礎。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942年8月加入129師騎兵團的一連戰士王書亮（中，當年15歲），連長是萬懷臣。
1946年王書亮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9年2月隨華北政府進北京。這三人當時是董必武主席的貼身警衛員，住在前門內西皮市大街北邊的一個大院裡。中間是原騎兵團的王書亮.
王書亮曾給兒子（景德）說過：只要一歇下，不把馬伺候好，人是不會吃飯休息的，還要給馬定期刷牙，洗眼睛，還經常緊急集合，檢查馬鞍下面的馬韃子，不允許多放多餘的東西，他忘不掉的還有一個人，他的班長，名字記不住了，但事情忘不了，因為他15歲，遇到有敵情，尤其是夜裡，槍一響，馬就不大聽話，後馬拼命的追前面的馬跑，班長每次把王書亮扶上馬，後來的三年中，衝鋒，追擊，王書亮從沒掉下過馬。）
1941年和1943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寇的合圍掃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反共摩擦及自然災害，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和我軍生活上出現了極大的困難，隊伍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沒有馬料，於是隊伍在黨和上級領導下，自己搞生產，又幫助根據地人民生產，克服了困難，戰勝了困難，勝利的度過了困難。那時我在團供給處當通信員，個人思想由於領導上經常教育，隊伍又積極開闢新解放區，從思想上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如冀南“四二九”日寇對冀南軍區大掃蕩“鐵壁合圍”，隊伍保護軍區機關向外三道封鎖線突圍時，團機關被衝散後，我一個人並帶著公家的糧票和公款（是寄存的）能主動衝出敵人的包圍圈，找到自己的部隊。吃花子、糠餅子都沒有怨言，並積極參加生產，思想上沒有動搖過。並歷練了自己、考驗了自己，對黨忠誠、可靠，使抗日思想更加堅定，不久全團奉命轉到冀魯豫邊區活動。
（我曾聽老爸說過：當部隊不論是行軍還是打仗，到了村莊後不管人多麼的疲勞，都先要把軍馬伺候好，讓軍馬吃好，飲飽水，溜好，騎兵才能顧上自己吃喝休息的。可見軍馬就騎兵的夥伴，甚至比朋友還親，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聽報告時十分高興的，認為抗戰八年，受到日偽軍及蔣介石夾擊圍攻之苦，現在抗戰勝利了，抗日該到頭了。當時我的思想對抗日勝利後的時局和今後的任務是不瞭解的，認為勝利了該回家了，將來怎麼辦，是很關心的，這時部隊首長、政工部門根據當時的國內情況、我黨方針進行了教育，及時糾正了糊塗認識，認清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他是要打內戰的，要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抗日時搞反共，搞“曲線救國”，蔣汪日合流，積存實力，丟失大塊土地。
等勝利後搞內戰，調兵進攻解放區，搶佔大城市交通要是，不要八路軍繳械日偽軍武器，蔣是搞獨裁和內戰。懂得了我黨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內戰，制止內戰，對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要自衛要保衛解放區人民生命財產權利。隊伍根據上級指示和命令，馬上向敵佔區、城市進攻，收繳日偽軍槍械，迫使日偽軍投降，隊伍進入開封以北地區。
（杜欽明的老戰友萬懷臣團長，後來去了西藏，負責組建18軍騎兵團。）
4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向鄭州、新鄉，沿平漢路北上，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侵入到河北磁縣、邯鄲地區，被我劉鄧隊伍包圍，激戰一週，高樹勳率萬人起義，其餘兩個軍被殲繳械，馬法伍等被活捉。這一戰役是一個活的教育，打得好消滅了他們，蔣介石就舒服了，重慶談判就順利，毛主席就更加安全無事，並揭露了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陰謀。1947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別山。
（杜欽明的兒子聽父親講：當年隊伍挺進大別山時，他正在發瘧疾打擺子，硬是撐著騎著馬跟著部隊行軍打仗，因戰鬥激烈，犧牲了許多的戰友。）
1948年11月底，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騎兵團，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淮海戰役。騎兵團的主要任務是在新蔡、埠陽等地牽制側擊敵12兵團黃維部，遲滯敵人行動。12月5日，我軍殲滅黃維兵團後，騎兵團調赴淮陰縣，擔負晉冀魯豫野戰軍機關的警衛任務，直至淮海戰役結束。
1952年6月16日整編後，我奉命執行剿匪任務，於1952年11月1日調回師後勤處財務科任副科長，赴西北甘南執行甘青川剿匪任務。初到師後勤處財務科時，部隊由華北移防到西北隴西縣，1953年1月參加了西部財務會議，2月即準備剿匪工作，3月9號我奉命先頭去準備沿途部隊人馬供給糧、料、草的後勤工作。這次任務按軍事計劃路線完成了部隊需求供應。在進入甘南藏區後，後勤人員是分散的，我留在阿木去乎。
編者按：在騎兵第一師完全合編時的三支前身部隊中，綏騎、察騎的資料很少，冀魯豫騎兵團的資料保留的比較詳實、完整，有老戰士的回憶錄《鐵騎戰歌》，網上也有很多記載這支部隊事蹟的作品。做為冀魯豫軍區的主力團，八年抗戰痛擊日寇，痛打頑軍，浴血掩護軍區機關突圍，解放戰爭隨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淮海戰役堵擊黃維兵團，在戰爭年代付出了重大犧牲，戰功赫赫。
這些珍貴的照片和資料，是一代騎兵老戰士從軍報國的見證，鐵騎神炮，永不褪色 ！
作者簡介：徐渡瀘，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本文摘自作者的《騎兵向西》，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媒體、自媒體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讀者歡迎轉發朋友圈。友情提示：本號已加入版權保護，任何敢於抄襲洗稿盜圖者，都將受到“視覺中國”式維權打擊，代價高昂，切勿因小失大，勿謂言之不預也。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