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今人不解文章，但言學問

看到題目先別反對，這不是我說的，雖然我也贊成，但是章學誠（實齋）說的。本文就要介紹他為何如此說。

章學誠，近百年來大走紅運，深受史學界重視，“清代史學界之有章學誠，清代史學之光也。迄至今日，集中國史學大成之人物，惟有章氏當之無愧，章氏亦為中國唯一之史學思想家”（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是史學界標準的口吻。

但他真的是史學嗎？哈哈，非也，大家都弄錯了！

章學誠是“文史學”。其著作叫做《文史通義》，而非《史通》。僅知其為史學，非真能知章學誠者也。

他在近代倒了大楣，因被誤讀而爆享大名。甚至還有人誇他的重大貢獻即在於區分文史、史學獨立。但其實他是講文史通義的。文史相通，其學乃是一種“文史學”。不瞭解他的文學觀，就無法瞭解其史論，只從史學說，是絕不能懂他的。

一、文史通義

據章實齋自己描述：他在京從學於朱筠，主要是與邵晉涵等人練習寫文章。後來實齋論文，談文律、貴清真，又推崇邵晉涵祖父邵念魯，均與此一經歷有關。

邵是實齋最重要的朋友，實齋子即拜晉涵為師。二人論學，以論文始。厥後實齋亦以善文名，故邵氏於《文史通義》有按語稱：“京師同仁素愛章氏文”。實齋亦以能文自喜，且以此規勸邵晉涵，惜其不文，曰：

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僕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言，不敢無所撰者，足下亦許以為且可矣。足下於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此非足下有疏於學，恐於聞道之日，猶有待也。足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賅也。足下於斯，豈得無意乎？

他認為邵晉涵聞見雖博、用功雖勤，但不重視寫文章，所以不能用自己的話把所知道的東西擇精舉要講出來。

這樣的批評，裡面蘊涵了一個類似漢代王充的說法。王充認為經生跟文人不同，經生是述者，重在箋註詮釋古人之言；文人能著作，自己立言，所以文人高於經生。章實齋也是如此，故說邵晉涵：“足下既疏《爾雅》，則於古今語言能通達矣。以足下之學，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於言者乎？”。

章實齋把他的著作定名為“文史通義”，又把這幾封信收入《文史通義》，且區分註記與著作之不同，都與此有關。

《文史通義》中特錄〈古文公式〉〈古文十弊〉等，又說：“餘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為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古文十弊），也都可見他重文之意。

可惜世之論實齋者，但云彼為史學而已，於其論文重文之旨，茫然未曉、漠焉不察。

實齋〈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曾自述平生志趣雲：“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這一段，表明他以作史為志業，固無疑義。但應注意的是寫史修志這些事，他是放在什麼地位上看。

顯然他是把寫史修志跟替公卿做文書幕僚併為一談，自我期許“以文章見用於世”的。寫史修志，在此便成為文章之業。實齋持論，與其他史家頗為不同，正在於這樣的認定。

因此，他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中說：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

寫史，光有事實沒有用，主要是文字工夫。所以州縣應“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文字記載皆有成法、公式，是作史的基礎。最後筆削成史，亦非擅文章者不能辦。

這樣的講法，不就是以史撰為文事嗎？包括他論記載之成法、案牘之公式，也跟他論“文律”“古文公式”相似，史筆上的相關要求與想法，仍須經由其文學觀去了解。

二、歷史寫作

實齋〈上朱大司馬論文〉說：

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為史學，則未之聞矣。昔曹子建薄詞賦，而欲採官庶實錄，成一家言。韓退之鄙鴻辭，而欲求國家遺事，作唐一經。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學為歸。蓋文辭以敘事為難，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於敘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也。……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原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於漢廷經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綴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彷彿。

意思是說：文史可合，古文推源於《春秋》。文人應當要像曹植韓愈那樣，不只以辭賦（即出於詩教的那一部分）為滿足，更要能汲取於《春秋》，得屬辭比事之法。

這一方面是重新把文學拉回到屬於史學的陣營，謂其源除了《詩》以外亦出於《春秋》。一方面則是說史比詞賦更高，文人應致力於史。另一方面，又界定了文學與史學相通之處，主要在敘事。

這幾點，乃是實齋之學的重心所在。因為實齋論史，其實最重視的就是史文。

史文，一般史家都不在意，謂為書寫的文字技巧而已。民國以來，實證史學、考史風氣熾盛，更是隻會考史而不重視寫史，故一談史學，就高談史識、史料、史考等等，並以為實齋也是如此。實齋豈如是乎？請繼續看下文：

故六經以還，著述之才，不盡於經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於史學。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者，入於史學而無不絀也。記事之法，有損無增，一字之增，是造偽也。往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弗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是又以損為增，變化多端，不可筆墨罄也（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

這是對寫史的方法的討論。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記事各有其筆法，怎樣刊落浮辭、怎樣刪繁就簡、怎樣增損變化、怎樣敷張旁綴，都是文字上的工夫。這種工夫，考史者不會注意，但像實齋這類強調作史“須成一家著述”的人卻格外重視。甚至把寫史比喻為天帝造化世界，陶鈞鎔裁，至為神妙：

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於爕理陰陽；名醫之制方劑炮灸，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詮於群言，亦若是焉已爾。……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言，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用文語，而猥鄙須刪；急遽不可以為婉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

這一大段，講的是一種文學創作的工夫，只不過其寫作非虛構性的罷了。整個收集素材、裁融變化而出之的過程，與〈文賦〉《文心雕龍》所述者，適可相發。實齋於此，引杜甫為說，尤足以見其用意：

杜子美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史家點竄古今文字，必具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之意，而後可與言作述之妙。當其得心應手，實有東海揚帆，瞬息千里，乘風馭雲，鞭霆掣電之奇；及遇根節蟠錯，亦有五丁開山，咫尺險巇，左顧右睨，椎鑿難施之困。非親嘗其境，難以喻此中之甘苦也。

對史家文字工夫的重視，莫甚於此。本此見解以論史，重文之語，自然極多。何炳鬆在〈讀章學誠《文史通義》札記〉說：“章氏力主史學應離文學而獨立，廓清數千年來文史合一之弊”，真是南轅北轍，完全說反了。

實齋雲：“古人記言與記事之文，莫不有本。本於口耳之受授者，筆主於創，創則期於適如其事與言而已；本於竹帛之成文者，筆主於因，因則期於適如其文之指”。無論記言或記事，是創文還是因據文獻，都需要文筆能夠達旨適事，史學能脫離文學嗎？歷史寫作不就是文學作品嗎？在〈和州志列傳總論〉中，他又說：

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鑑士風，論世之學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實齋此處所謂的“心裁”，正是《文心雕龍》所謂鎔裁之裁。鎔裁於心，故曰心裁。其引述司馬遷語，專挑史遷談立言之雅者說，更可以看出他的祈向所在。故特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和州志缺訪列傳序例〉說自己修志：“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亦是重文之旨。他在〈永清縣誌職官表序例〉中感慨：“官儀簿狀、列表編年等，歷官記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則恰好呼應了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之說。

三、文章義法

談寫史，當然重文。重文，就會強調陶鈞鎔裁、神變無方，以此見史家為文之用心。但如此說，文章寫作就變成天才的創造，一切斷之於心。但實齋對此，僅是藉此說以示為文之神妙而已，真講到作文寫史，還必須經示人以規矩。這規矩，就是他所謂的史法、史例，或稱為法度義例。必須要具有這些規矩繩墨，史文寫作才有規範可言，才不會鄙倍傷雅。

心裁與史例，兩相輔貳，歷史寫作，才有可觀。既有文采，又不致於畔鄙無歸或華而傷質。如〈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說：

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檃括；故事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註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

這就是講史法的。實齋〈與邵二雲論文書〉說：“不知者以謂文貴抒己所言，豈可以成法而律文心。殊不知規矩方圓，輸般實有所不得已，即曰神明變化，初不外乎此也”，與此段論史法正相發明。史法，猶如“文律”，具有定式。

史家或文章家要如何明白這些定式呢？實齋認為須知學術之源流，此即彼所云校讎之法：

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校讎通義･宗劉）

知古今學術之流別，文章才能知倫類、具規矩，各種文體的寫作才能合乎義例。例如“論”體，原是先秦諸子立論之遺風，後來文人集中有論、說、辨、解各體，以及書牘題跋，都屬於論這一體的派別，重在因事立言。詩賦之體，源於《詩經》，故後代詩賦溺於辭采，就非古史序詩之旨了（見〈和州文徵序例〉）。

奏議，則是敷陳治道的文體，最為重要，所以應該像寫史書以“本紀”開頭那樣，編文選也應列奏議為首，而不當如《文選》般以賦居先（永清縣誌文徵序例）。

他批評《元文類》“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說《中州》《河汾》諸集，“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紀傳雜文、全倣選文之體，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和州文徵序例），也都基於這種重視源流的看法。

透過這種源流觀，文史又通而為一。因為源流條別，正是歷史的。作文、選文，均該具備源流觀，即是說作文選文皆應具史義。作史時，對此等源流派別分合之故，更應注意，那就不用再說了。

文史因此而具規矩有成法之後，則要求神而明之、變而化之，此即實齋所謂“心裁”。

義存乎心，故於微芒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這是實齋論別識心裁第一個重點，他談史識史德，即針對這一點而說。〈史德篇〉雲：

史所貴執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心術正，則識見明，自然不會違道害義。這是史識，也是文德。〈文德篇〉呼應之曰：“凡為古文辭者，必敬必恕。知臨文之不可無恕，則知文德矣”。文德既同乎史德，文史又通而為一了，所以〈文德〉繼雲：“古文辭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

論文章而強調心術，其言論便會正視一種超越文字辭藻層面的性質，認為寫文章的人重要的不是修辭，而是作者的道德、見識或主張。

這些內涵，先於或重於文辭。實齋論文法文律時，談的是修辭層面的事；此類論心裁別識之言論，著重的卻正是才、學、識、意、德等這些屬於內涵的東西。像〈言公上〉說：“作史貴知其意，非用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答問〉說：“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而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都是如此。運用本末、先後、內外等思維架構，界定文字修辭跟心術、才、學、識、意的關係。

在這方面，實齋其實非常像唐宋古文家。而若再把他談文法史法那一部分合起來看，則他既講法又講義，豈不也甚似同時代的桐城派古文家嗎？桐城派論“義法”，義謂言有物、法謂言有序，實齋之說，未能外之。

其不同者，在於實齋是把文章義法關聯於史學上說。但桐城也未必就不論史學，其說多就《史記》揣摩研練而得，與實齋高舉《春秋》，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固或有異，然義法通用於文章史乘則是一致的。

實齋真正立論獨到之處，是把別識心裁的工夫，聯類於《詩》《書》《易》。 《校讎通義》卷三〈漢志六藝〉更說：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裡，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三十篇是也。

在單獨說《春秋》時，實齋以《春秋》為“法度”與“心裁”兼合的典範。可是在並說五經時，《春秋》屬辭比事之學，就主要代表著法度那一面，其神明變化、別識心裁者，輒當於《詩》《易》求之。《易》之象、《詩》之 比興，與《春秋》的謹嚴、《周官》的法度相配合，才足以為史學寫作的最高境界，故云：“史家法春秋者，必深於詩”。

四、自成一家

實齋如此通義文史、持論其實大異於一般史家。他論修志，特重藝文，曰：“州縣誌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和州志藝文書序例），又欲“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與志相輔（見外篇一〈方誌主三書議〉）。凡此之類，均可見其重視藝文之意，認為在史書體制方面，文史可以互輔、交相裨益。

此為實齋特識之處。然論史志者對他這些講法頗不謂然，如王闓運即雲：

閱章學誠《文史通義》，言方誌體例甚詳，然別立〈文徵〉一門，未為史法。其詞亦過辨求勝，要之以志為史，則得之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此特假言耳。《春秋》豈可代《詩》乎？孟子受《春秋》，知其為天子之事，不可雲王者微而孔子興，故託雲《詩》亡。而章氏入詩文於方誌，豈不乖類！（《湘綺樓說詩》卷二）

此說著眼於文史之分，與實齋主張文史相通、文史相輔、文史交相裨益、詩與春秋併兼者異趣。

實齋同時史家，亦罕有如此取徑者，大抵均就經史論分合，不由文史談通義。例如錢大昕，以經合史，謂經史非二學：

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為史家之權輿；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祕文為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創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廿二史札記序）。

而王鳴盛則認為經史有同有異，〈十七史商榷序〉說：

予束髮好談史；將冠，輟史而治經。經既竣，乃重理史業，摩研排纘。二紀餘年，始悟讀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何以言之？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予奪，而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亦猶是也。故曰同也。若夫異者則有矣：治經斷不敢駁經，而史則雖子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此其異也。抑治經豈特不敢駁經而已，經文艱奧難通，若於古傳注憑己意擇取融貫，猶未免於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他徙；至於史則於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論裴駰顏師古一輩乎？其當擇善而從，無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異也。要之，二者雖有小異，而總歸於務求切實之意則一也。

結論是經與史小異而大同。錢王兩家，是乾隆年間治史的代表，以考史為主，如王鳴盛所言，考其典制、考其事蹟、考其文字、音讀、訓詁。是以治經之法治史，故亦以尊經之說尊史，謂經史非二學，經史小異大同，以批判揚經抑史之習。這樣的史學，是與當時的經學樸學風氣相呼應的。

在這個時代風氣中，章實齋顯然是個異類。

他從文學的角度看，就覺得這批經史考證家都不懂文章：“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學問，而所謂學問者，乃是功力，非學問也。功力之與學，實相似而不同。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途轍多端，實皆學者求知所用之功力爾。即於數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闡古人精微，下啟後人津逮，其中隱微可獨喻，而難為他人言者，乃學問也。今人誤執古人功力，以為學問，毋怪學問之紛紛矣”（又與正甫論文）。

“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學問”，指的是時人只會整齊類比，考逸搜遺，而不能著述以成一家之言。著述才是史學，整齊類比、考逸搜遺，僅僅是史纂史考。

在這樣的觀念中，文章著述、史學其實是同一件事。文章最高的標準，就是史學。一般尋常文士的文章，到不了這個標準，故亦為他所批判：

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問答）。

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文。……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恐出之於己。……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於孝武前多襲遷書，然則遷書集《尚書》《世本》《春秋》《國策》楚漢牒記，又何如哉？（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

今之所謂方誌，非方誌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方誌立三書儀）。

他認為古來《左》《國》《史》《漢》都符合“良史莫不工文”之旨，而為一代之鴻文。但中古以下，才藝之士，多舞文弄墨，“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不顧史事之正確與否，“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史德篇）若要上覆古良史之體，為文章之正，則須辨明一般詞章文士之文與史家之文有何不同。他主要從兩方面來說，一是事，一是義。

“事”是說一般文人之文皆出於虛構想象，馳幽騁玄，史家則須徵實：“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史家必須依據事實來寫。

至於“義”，是說文人之文，只表現辭采之美觀即可，史家著述之文則須中有所本，有立於文辭之先者。這個文章之義，前文已有說明。總之是應事有所本、義有所立的。持此標準以衡文士文集，遂多惡評，評方誌史乘，亦輒謂其不符史著，僅成文士詞章或短書脞錄。

實齋之文史學，即因此而左不協於同時代的經史學，右不同於同時代的辭章學，拔戟獨立，自成一隊。他一再強調史學著述應成一家之言，可是他並未寫成一部史著，倒是這個理論在當時同聲者少，確實是成一家之言的。

五、浙東淵源

但在乾隆年間史學上獨樹一幟的章實齋，放在一個更大一點的視野中，卻又並不孤獨，可視為一個脈絡發展中的小環節。

因為現在我們看清代學術，主要的焦點大抵都放在乾嘉樸學上。以這一點為基準，看清代學術，自然會以經學考證為中心。史學，就被視為經學發展以後繼起的波潮，錢大昕王鳴盛等以治經之法治史，力矯尊抑史之風；章實齋雲六經皆史，則折治經之風以入史途，故經學昌明之後，史學繼盛。

如斯云云，是今人對清代學術史的基本描述。但若依章實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要求來看，此說所描繪的地圖，頗不正確，未能窮源竟委，遂令家數不明矣。

論者忽略了：清代史學不是在乾嘉以後才發展起來的。乾隆年間，治經者也許會像錢大昕所說，頗有尊經抑史之見，但從整個大的時代社會看，治經或許才是新風氣。在乾隆以前，大約二百年間，史學卻是主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傳記類二《今獻備遺》中說：“明人學無根柢，而最好著書，尤好作私史。其以累朝人物彙輯成編者，如雷禮之《列卿記》、楊豫孫之《名臣琬琰錄》、焦竑之《國史獻徵錄》卷帙最為浩博”。

《明史例案》卷二〈橫雲史稿例議〉也說：“明代野史、雜記、小錄、郡書、家史，不下數百種，然以編年紀事者多。求其帝紀列傳，纂輯成集者絕少，惟鄭曉之《吾學編》王世貞之《史料》、何喬新之《名山藏》，間備其體”。

它們評價明代史學，各有觀點，但由他們的敘述中便不難發現：明代史學是極盛的，作史之風尤盛。

其間野史不下千家，足為世重者不下百家，如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弇洲史料》《嘉靖以來首輔傳》《明野史匯》《皇明名臣琬琰錄》，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陳建的《皇明從信錄》《皇明通鑑輯要》，鄧元錫的《明書》、談遷的《國榷》等等，均為治史者所稱。

明清易代之際，史學更盛。張岱的《石匱藏書》《石匱書後集》、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吳梅村的《綏寇紀略》、查繼佐的《罪惟錄》、計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溫睿臨的《南彊逸史》、傅維麟的《明書》等等，多不勝數。特別是明清易代滄桑之感，格外令人激生歷史寫作的意願。

而從順治二年（1645）年開始開設明史館修明史，廣徵天下才彥修史，修到乾隆四年才正式進呈，其間又長達十九年。

講乾嘉樸學的人，無不注意到乾隆修四庫全書、設四庫館，對考證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卻忽略了長達九十年的大規模修史活動會對學術產生什麼影響，這不是很奇怪嗎？

何況，在官方俢史之際，民間私修史書也未停止，莊廷隴、戴南山案，都跟修史有關，其風氣不難想見。

在這個風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黃宗羲。黃宗羲的《明史案》《明儒學案》《明文海》，以及黃百家續成的《宋元學案》，下啟全祖望乃至江藩的學術史寫作，是大家都知道的。黃氏重史例，則下啟萬斯同。明史開館，既以他的《明史案》為基礎，又有萬斯同、黃百家的參與，更時時諮詢於他，他在整個史書修撰工作中居核心地位，亦無庸置疑。

而章學誠的學術，他自己即是溯源於浙東學派的。他本人對浙東史學或黃宗羲者多少了解，當然難說的很。因為他講浙東浙西，是關聯著博雅與專門、朱與陸而說的，談到自己的史學，也並未與黃宗羲攀上關係。但從學術史的發展脈絡看，章實齋恰好接上黃宗羲這一路。

這一路，重點與乾嘉以後著重於史料纂輯和史考者不同，重在作史。作史須有文采，但又不僅止於有文采，故自王世貞以來，就批評：“《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可是既要修史，本身又不能不是文學家。王世貞、沈德符、張岱、吳梅村、錢牧齋、黃宗羲這些人就是榜樣。這些文學家的史學觀念，當然會與乾嘉以後那些只懂得講史料考據者不同。

那些人，用章實齋的話來講，就是：“今人不解文章，只知學問”。實齋的文史學，是不與之同調的。

可是，歷史跟章學誠開了個玩笑。他被這批“不解文章，只知學問”的史學家拉進了史學陣營，並被拱為大宗師，頂禮膜拜。真是有冤也無處訴呀！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世界漢學中心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主任。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