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的“大”
文/安 黎
第一次見陳忠實先生時，他在臺上，我在臺下。其時，我還在上大學。學校邀請了省內一批作家、評論家來講課，陳忠實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時，陳先生的短篇小說《信任》，剛剛獲得了全國短篇小說獎。聚光燈下的他，腳穿布鞋，身著布衣制服，頭髮偏分，操持著一口濃重的關中話，其裝扮與舉止，很像一位土色土質的鄉鎮幹部。講起課來，他侃侃而談，詼諧幽默，惹得大家不時捧腹大笑。在長達三個小時的講課裡，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情節：一是他引用契科夫的話，“大狗叫，小狗也叫”，為自己尋找寫作的依據與理由；二是他講起自己對柳青的熱愛，對杜鵬程的崇敬。他說年輕時在生產隊勞動，某一天拉著糞車去城裡運糞，路過東大街，看見一輛押著犯人的車正在遊街示眾。抬頭觀看，不禁驚悚：被人押在車上，戴著白牌子，垂首彎腰的遊街者，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偶像杜鵬程！看到一個文弱的作家遭遇非人的折磨，鑽心之痛，無以言表，難以釋懷。
後來因為工作關係，我與陳忠實先生相識了。但哪年哪月認識，在哪個場合認識，我回憶了再回憶，卻遺忘得一乾二淨，彷彿我們天生就認識似的。記得那次參加省作協代表大會，我不願去，賴在辦公室的床上，斜倚在被褥上，死活不肯下床。單位的好幾個領導都圍著我規勸，卻無濟於事。一位領導把我扔在遠處的鞋，彎腰拎起來，放到床前。而賈平凹先生呢，則拽著我的胳膊，逼迫我下床。賈先生一邊催促我“快穿鞋，快穿鞋，穿上一起去”，一邊詢問我不肯參會的原因。我說我與誰都不認識，去了會尷尬。賈先生說：“人和人原來都不認識，不走動怎能認識？你來西安才一年時間，你不認識人家，人家不認識你，很正常。但不出五年，你不想和那些人認識，都由不了你自己。”二十年後回想起賈先生的話，覺得他那麼的言之有理。我落腳西安三年之後，陝西文學界有名有姓的人物，我和他們基本上都已相識。不相識者當然也有，但已屈指可數。
與陳忠實先生有記憶的交往大概是九五年前後。某一天，受團市委之邀，陳先生與我共同參加了一個活動。中午就餐，我們同坐一桌。圍桌而坐的，除了四五位作家，其餘的，全是各個媒體的記者。席間，陳先生的幾句話，令我頗為窘迫與汗顏。陳先生說：“西安市寫作的人很多，但寫得好的沒幾個。後起的作家裡，真正有實力的就安黎一個，其他的都不怎麼樣。安黎的散文隨筆，寫得非常漂亮……”我連連擺手，示意他趕快停歇，不敢再說下去了。我之所以膽寒心怯，是因為在場的幾位，全是西安市有名有姓的後起作家，其中，還不乏我的同事。陳先生的話，很容易引起誤解，甚至引起同事之間的矛盾。陳先生話語未落，我已感到了氣氛的凝滯。但陳先生不管那些，他並未覺察到自己言語上有些許的不妥。
接下來，我故鄉的文化館擬舉辦一個文學講座，邀請陳先生與我一同前往授課。我向陳先生口頭轉告了邀請之意，陳先生無比爽快地答應了。我們被車接去，下榻於故鄉的一家酒店，兩個人同住一室。令我現在想起來頗感羞愧的是，在我的家鄉，我並沒有傾力照顧陳先生。記憶裡，只陪他遊玩了照金，然後就忙碌自己的私事去了。陪兒子，會朋友，為親戚的工作找熟人，如此等等，不亦樂乎。晚上我也沒有去酒店睡覺，而是和一幫子朋友在我家裡——那時，我在縣城裡還有房子——熱火朝天地閒扯。第二天早上，我去講課，陳先生在酒店休息；下午他去講課，我也沒有前去旁聽。講課一完畢，車隨即就將他送回了西安，而我因還有別的事，則留守於故鄉。我粗枝大葉，竟然忘了前去與他辭別。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痙攣》出版後，銷量大約在二十萬冊左右，一時間，天南地北的書店和書攤，都能看見它那俗不可耐的面容——它的外在包裝，曾令我無比惱火，但卻無可奈何——花城出版社小說室主任劉先生在廣州買了一本，拿回去一讀，頓覺眼前一亮。劉先生後來告訴我，他最為吃驚的是：陝西竟然有這樣的作家！陝西作家比較保守傳統，循規蹈矩，普遍腳上沾泥，褲上帶土，很是農民化。這樣的特點，已在劉先生的意識裡固化定格。突然看見一本採用荒誕派手法寫的書，出自於陝西作家之手，劉先生的驚異可想而知。劉先生對我的寫法頗為鍾情，他不但通讀了《痙攣》，而且把它推薦給小說室的其他編輯閱讀。在閱讀中，在談論中，他們逐漸達成了共識，即決定向我約稿。但劉先生對我一無所知，不願貿然行動，於是在與我聯絡之前，他先採用迂迴曲折的戰略，向賈平凹先生和陳忠實先生打去了電話，詢問我的情況。據劉先生後來告訴我，賈先生對我評價很高，說在西安年輕一代的寫作者中間，我算得上出類拔萃的一位。陳忠實先生呢，說他讀我的小說不很多，但卻對我的隨筆讚賞有加，說我的隨筆有思想，且才華橫溢云云。賈先生與陳先生的話，給劉先生吃了一顆定心丸，堅定了他向我約稿的信心與決心。接著，劉先生直接給我打來了電話，談了約稿之事。當我允諾後，花城出版社一行四人，在社長、著名作家肖建國的帶領下，飛抵西安，下榻於東門外的一家酒店。他們稍事休整，就立刻致電於我，要與我面談稿件事宜。我去那家酒店，兩個小時後，就與他們簽訂了寫作與出版合同。這部小說，就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小人物》。《小人物》按時交了稿，稿子抵達花城出版社後，很快得以發排。從編輯，編輯室主任，到主編，對稿子的質量沒有任何異議。但天有不測風雲，在三校完成之後，出版活動卻突然中止，稿子不得不胎死腹中。這其中蘊藏的故事，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綿延無盡，在此暫不表述，留待以後長敘。
為了表達歉意，肖建國先生主動提出他要把稿件推薦給湖南文藝出版社。稿件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至於捍衛它的責編因為它被否決而遞交了辭呈。曲終人散，它還是無功而返。稿子回到我的手上，然後一直沉睡於箱底。直至後來，它被朋友程雪門掏挖出來。程雪門讀了它，唏噓不已，愛不釋手，視若珍寶。程雪門發誓要讓它重見天日，他極盡周旋，把它交由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幸運的是，它遇到了一位知音般的編輯張繼全，不然，誰也難以預料它是否會重複自己之前的命運。《小人物》剛一出版，就風聲鶴唳，黑雲壓城，它“將遭到查封”的謠言漫天狂舞，致使五花八門的盜版書鋪天蓋地。塵埃稍稍平息，由《華商報》張羅並主持，為其召開了研討會。陳忠實先生如期抵達會場，在他的長篇發言裡，其中有這麼幾句話，十幾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清楚：“有人說安黎寫得很黑暗，但現實比安黎所寫的還要黑暗多少倍。現實是黑暗的，你讓作家總不能把黑的寫成白的吧？”
後來的若干年裡，我和陳先生的交往並不頻繁，只是偶爾通一個電話，或是有人要買他的書法作品，我從中搭個橋，牽個線。買他的字，有我搭話，他非常給面子，總能大幅度地予以價格上的優惠。當然，這期間，我們一年之內，也能在一些場合見兩三回面。若不期而遇，陳先生常常會衝著我發問：“整天都見不到你，你到底在忙啥呢？”我報之以苦笑，囁嚅著無言以對。忙啥呢？啥也沒忙！接近十年的光陰，我的心田裡長滿了荒草。我厭倦了文學，厭棄了文壇，棄筆於桌案，龜縮於一隅，心灰意冷，躲避著一切人，拒絕參與任何活動。
前幾年，我妹夫託我買兩幅陳先生的字，他問我一幅字多少錢可以買到？其時，陳先生的字，市場售價四五千元。我告訴我妹夫，讓他準備四千元即可。別人四千元買一幅，我自信陳先生會給我面子，兩千元即可拿到。我打電話給陳先生，說了此事。陳先生問是不是我的親妹妹？我說是的。陳先生很乾脆地說那就不要錢。我苦苦相勸，讓他一定收了這筆錢，不然，我心裡會有所不安。陳先生打斷我的話，說：“不要再說了，不要就不要，自己的妹子，還要什麼錢？”放下電話，我沉思良久，才給我妹夫打去電話。我告訴我妹夫，讓他晚上去省作協二樓某個辦公室見陳先生並取字。去時，購買一盒千元左右的上等茶葉。陳先生抽菸，非常專一，只抽三五塊錢一包的巴山雪茄。購買雪茄，太便宜了，不合適。大約晚上八點半左右，我妹夫向我打來電話，訴說自己的無奈：陳先生堅決不收他的茶葉，且動用“武力”，把他強行推出了門外。我問字拿到了嗎？我妹夫說拿到了，兩幅字。我妹夫站在陳先生的門外，不知所措，才打電話給我，讓勸勸陳先生收了茶葉。我打電話給陳先生，他衝著我就是一頓抱怨：“我不是說了嗎？讓娃們不要花錢不要花錢，你讓他買茶葉弄啥哩嗎？你咋這麼犟的嘛！娃們掙錢也不容易，你讓他花那錢為了個啥？我已經給娃說了，讓他把茶葉送給你，就權當是我送的，行不行？”我支吾了半天，知道再勸依然無效，於是只好讓我妹夫先將茶葉拎回家去。
後來，我曾三次從陳先生那裡拿走他的字，但每一次，錢都遞不到他的手裡。在電話的交談中，我總是千方百計地勸說並告訴他，他若不收錢，會造成我的心理不平衡。他斬釘截鐵地回敬我：“你心理平衡了，我心理卻不平衡，我不能讓你破壞我的規矩！”有一回，我的相勸讓他頗為不耐煩，他竟爆起了粗口：“不要說了！不就寫兩幅字嘛？那是個球事！”
當然，他通過我的手也收過幾筆字錢，但一定得弄清楚購買者是哪類人。購買者若是大老闆或單位，他也適當地收取一些潤筆費。但每一次收錢，他總是把價格降到了最低。
西安仲裁委要舉辦一次作家採風活動，委託我邀請十位作家。擬定了一個名單，經領導同意後，我就一個一個地電話聯絡。給陳先生打去電話，他同意了。但在活動的前一天，我再打電話確認，他卻說因身體原因，來不了了。這一變故，讓我陷入了慌亂，無法向仲裁委的領導交差。放下電話，我急急趕往省作協。上到二樓，見陳先生辦公室的門敞開著，門裡門外站著好幾個人。這些人裡，為首的是我的熟人，在省團委上班。熟人與我打了招呼，我就立在一旁，等待著他們與陳先生之間的事情完結。這些人來，是給陳先生送邀請函的，但那份邀請函，卻無論如何都遞不到陳先生的手裡。陳先生擺著手，頗不耐煩地說，“去不了，去不了，原因不解釋”。說著，他拎起那些人放在沙發上的茶葉禮品盒之類，一股腦兒將它們地擱置在門外的過道里，然後將那些人使勁往門外推。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了我，態度立刻緩和了一些，說：“啊，是安黎，你來了？你進來！進來坐！其他人都走吧！都走吧！”我坐在沙發上，正要開口哀求他，不料他卻搶先一步對我說：“我明天去，明天去。”接著，苦笑著感嘆：“你都跑來了，我還能怎麼辦啊？”我笑了，一顆懸著的心緩緩落地。陳先生向我解釋，說自己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症狀，前幾天才諮詢了一位醫學專家，專家諄諄忠告他：在家休養，別再參加各種活動了！聽從醫生的建議，從現在開始，他打算謝絕一切邀請。
第二天早晨車去接他，在路上，我建議他只在會場坐半個小時，以避免疲勞過度。但整整一個早上，他都堅守在會場，直至會議結束，照完合影，他才離去。在中午的餐桌上，好幾位作家為能請來陳先生而大發感慨，戲稱我能量大。他們之所以這樣調侃我，在於在座的人都深諳陳先生的身體狀況，並不同程度地遭遇過陳先生的拒絕。
我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時間的面孔》寫出後，經朋友陳平之手，將它轉交至作家出版社。據說，作家社討論了三次——棄之可惜，不棄又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才咬牙決定予以出版。出版此書，出版社需要考慮它的市場效益，於是編輯建議我，請賈平凹先生題個書名，請陳忠實先生寫一段推薦語。說實話，對此類要求，我打心眼裡不願意就範。請名人為自己站臺，既說明自己還不夠強壯，又容易落下包裝炒作的把柄。沉思良久，猶豫再三，為了不使書的出版節外生枝，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分別給他們打去了電話。出乎我的意料，他們都一口答應了我。賈先生此時在重慶，他讓我三天後與他聯繫。陳先生讓我先把手稿給他送去，他先要讀一讀稿子。十多天後，作協辦公室副主任楊毅兄給我打電話，說陳先生給我寫的推薦語，他已拿到作協，讓我去取。展讀那份推薦語，一片真摯，如同火焰一般在紙上燃燒，讓我感受到了久違的熾熱與溫暖。陳先生對我的高調褒揚，完全出乎了我的預想。
《時間的面孔》出版後，我去給陳先生送書。在石油大學某小區門外，花了不足百元，我買了水果與鮮奶等，拎著它們，叩開了陳先生的家門。但剛一落座，陳先生卻取出一條“黃金葉”香菸，執意塞到我的手裡。不要不行，他的態度異常堅決。這條“黃金葉”，是此類煙中的極品，為小盒包裝，據說市場價七八百元。坐在沙發上，啜著他給我沏的茶水，我把召開這部書研討會的大概設想，簡單地告訴了他。
研討會召開前夕，凡是邀請到會的專家，能拜見的，我儘量一一登門拜見。但作家們大多比較忙碌，並非人人都安坐於家。肖雲儒先生和李星先生正在外縣開會，他們叮嚀我把書和請柬放到小區的保安那裡。賈平凹先生的請柬，是委託他人捎去的。電話裡的陳先生否定了我的造訪，他說：“為一張請柬把自己搞得那麼辛苦弄啥哩嗎？發一個信息就行了，把時間地點寫清楚就可以了！”
會議的前一天，陳先生主動給我打來了電話，一一核實了時間地點等。我提出用車去接他，遭到他的斷然拒絕——賈平凹先生也拒絕了車接車送——會議是早上八點五十開始，大約八點二十左右，陳先生與賈先生幾乎同時抵達會場。為在會上發言，陳先生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了四五頁寫得密密麻麻的紙，然後瞅著紙上的內容，一條一條地講述著。整個發言，長達半個多小時。發言中間，他出現了身體上的不適——停歇了大約半分鐘，這種症狀，他曾私下給我透露過。因此，當許多人不明就裡時，我卻為他捏著一把汗，並深深地內疚與自責。
會議完畢，我委託朋友依照原始攝像，把每個人的發言都整理成了文字稿。整理完不久，我接到了陳先生打來的電話，詢問我是否將發言稿整理了出來，我如實以告。陳先生叮嚀我將他的發言稿交給楊毅兄，讓楊毅兄轉交於他，他要認真地將其校正一遍。此時已是春節的前夕，春節剛過，我就接到了陳先生的電話，說稿子他修改完了，將託楊毅兄轉送於我。春節期間，陳先生沒幹別的事，他把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都耗費在了修正發言稿上。陳先生特意叮囑我，讓我把修正稿打印出來後，返送他一份，便於他交由報刊發表。
從楊毅兄那裡拿到修改稿，我感動得無言無語。長達七頁的稿件，被陳先生勾勒得宛若一張張蛛網似的，密密麻麻。從一個字，一個標點，到一句話，一個段落，他都仔細斟酌，並精心地予以了修訂。從紙面上，我依稀看到他埋首夜燈的嘔心瀝血，依稀看到他面壁而坐的苦思冥想。
《文藝報》在文學界的地位眾所周知。評論家蘇育生先生針對我的散文，曾寫過一篇兩千多字的評論，幸被《文藝報》刊用，但那畢竟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時間的面孔》出版後，我全然沒有料到，高不可攀的《文藝報》，竟會對我如此慷慨。它先是在版面頂端的位置，闢出少半個版，刊登了書籍的封面、陳先生的推薦語和南京大學學者何同彬的評論。研討會之後，它又在頂端顯耀之處，揮霍了多半個版面，極其醒目地刊出了會議專家的發言摘要。大約八點鐘，我的手機響了起來，一接聽，是陳先生打來的。陳先生以為我還沒有看到《文藝報》，他打電話，是專門告訴我這個消息的。在電話裡，陳先生的言語飽含著關切，洋溢著快樂，彷彿我的點滴收穫，已儼然化為了他的收穫。
去年冬天，山東《大眾日報》文體部主任、作家逄春階先生來西安採訪，想見一見陳先生，託我從中牽線聯繫。逄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的願望，我豈能置若罔聞？我打電話給陳先生，陳先生儘管雜事纏身，疲累不堪，但他還是答應了我。於是某個晚上，陳先生預訂了美術學院一旁“蕎麥園”餐廳的包間，我們在那裡會合。陳先生執意要做東，誰也勸不下他。就餐者僅五個人：除了陳先生、逄先生與我，還有逄先生的同事和楊毅兄。席間，逄先生對陳先生進行了現場提問，完了之後，我們合影留念。
自此至今，我再沒有和陳先生見過面，但電話聯絡卻不曾中斷。期間，我兩次打擾他，麻煩他，他都不辭辛苦地滿足了我。
在文學界混日子，難免要與許多響噹噹的知名作家相遇。一個作家，一種姿態，一種性情，一種情調，並不整齊劃一，彼此差異很大。讓我佩服的作家很多——佩服許多人的妙筆生花，佩服許多人“功夫在詩外”運作能力——但從內心深處敬佩的作家卻甚為稀少。而陳先生，以自己質樸真誠偉岸的人格，以自己淡泊名利不計個人得失的大氣，以自己基督般對待世人的方式，徹底將我打倒，徹底將我征服。我並非一個看見別人哭泣自己就跟著抹淚的人，但陳先生，卻屢屢讓我感動與感懷。
平時，我稱呼陳先生為陳老師，但此刻，我更願意稱他為先生。先生是一個敬辭，它蘊含並強調的意思，並不在於人出生的早晚。先生之先，在於這位被尊為先生的人，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大眾之前。陳先生的修為，一般人難以比肩，他自然被我視為追隨的楷模，視為效仿的標杆。從他的身上，我讀懂了人與作品的關係：人格大，作品才大；沒有大人格，作品即使再錦繡一團，但終究都會宛若曇花萎謝。
如果說《白鹿原》是這個貧瘠的時代一部具有標本意義的作品，那麼，陳忠實先生一定會成為歷史的長河岸邊一尊化石般屹立的人物。這尊化石，因樸素而生輝，因博大而恆遠。
（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
安黎，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作家協會理事、西安有突出貢獻專家，陝西文學院簽約作家。1982年師範院校中文系畢業分配至耀縣中學從事高中語文教學，後輾轉耀縣縣委黨校、耀縣縣委宣傳部、耀縣文化館等單位工作。1992年初調入西安市文聯《美文》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至今，現為《美文》雜誌副主編。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有長篇小說 《痙攣》、《小人物》、《時間的面孔》，散文集《醜陋的牙齒》、《不在路上走》、《我是麻子村村民》，小說集 《醜腳丫踩過故鄉路》，詩集《走進人的叢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