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與輝煌
張小笨
1991年臘月的一天，在關中灞河岸一座普通民房裡，陳忠實寫完鹿子霖死亡的最後一個章節，順手把鋼筆放到圓桌上，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兩年的準備，四年的寫作，無論怎樣，總算把《白鹿原》寫完了。就像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只要完成了，也就是好的。”猶如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陳忠實從沙發上站起來，朝灞河岸走去。
冬天的灞河一派蕭瑟。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灞河邊了，與往常一樣他順河岸散步。大約走了十華里，河水拐了一個大灣，這裡是一處堤壩，路絕了。夜幕降臨，陳忠實點燃一支菸，順手引燃了河堤上的野草，歡快的火焰順著河堤朝東邊燃燒過去，在濛濛夜色裡蔚為壯觀。一種解脫感油然而生。沒錯，今天是個重要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項大活，漫長的旅程終於要結束了。
那天陳忠實回到家。他打開屋裡所有電燈，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院子裡一棵花樹上。他打開收錄機播放秦腔。做完這些，他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6年了，就用這種簡陋的方式慶祝一下！
然而，輕鬆的心態是短暫的。小說寫完是走完了第一步，隨後還要面臨出版問題！而在小說快要寫完時，妻子曾擔心地問他：如果出版不了怎麼辦？陳忠實愣了一下，說道：“如果出版不了，我就去養雞！”那時候陳忠實已經是陝西作協的專業作家，每個月有200多塊錢工資，發表作品後還有稿費，在大多數農村和城市人眼裡，這是一份可觀收入。但陳忠實家裡孩子們多，都在上學，開支很大。尤為主要的是，多年前出書失敗的一幕又浮現出來，讓他感到無可奈何。
有一年夏天，中原出版社的編輯李明性來到關中，聯繫要給他出書的事。陳忠實自然高興，很快與李明性達成協議，出版一本小說集，用他中篇小說《四妹子》作為書名。陳忠實很樂觀：如果小說集出版他能得到3000元稿費，那時候3000元是一筆鉅款，完全可以應付孩子們上學的需求。有了這筆錢打底，他就可以開始《白鹿原》的寫作，因為他非常清楚，《白鹿原》絕非一兩年所能完成！在此之前，他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巨大工程！
李明性組稿的《四妹子》如期出版了，但陳忠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接到李明性電話，說《四妹子》徵訂情況不好，為了減少出版社損失，只能由陳忠實自己銷售一部分，用來抵償稿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能說什麼呢？人家免費出書還給你稿費，現在情況有變，是因為他的書不受歡迎，而不是出版社的原因。無法，他和單位的司機到了中原出版社，把近1000冊《四妹子》拉了回來。作為一個職業作家，陳忠實那時的感覺是“羞愧”，甚至到了“慘烈”的程度！
現在，《白鹿原》寫完了，它的命運如何？是與《四妹子》一樣慘烈？或者能夠改變他的“恥辱”？他實在抓拿不準！就在兩年前，陳忠實到陝西作協參加會議，評論家李星知道他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問他寫地怎麼樣？陳忠實只是模模糊糊地答應。李星半是開玩笑半是諷刺地道：“已經有4年了，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就乾脆從樓頂上跳下去！”陳忠實尷尬地笑笑，他當然不可能跳樓，小說寫得怎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但是能不能成功，他心裡也沒底！畢竟《四妹子》失敗的陰影還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實在不明白中國有12億人口，文化人大概也有3-5億吧？為什麼一本《四妹子》僅僅印刷9000冊，出版社還要積壓，作者還要自己推銷？尤其讓人想不通的是，《四妹子》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被各大報刊轉載，受到專家的好評？如果連這樣的作品都賣不出去，那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泡製”呢？
他決定孤注一擲！
苦難與輝煌
張小笨
1991年臘月的一天，在關中灞河岸一座普通民房裡，陳忠實寫完鹿子霖死亡的最後一個章節，順手把鋼筆放到圓桌上，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兩年的準備，四年的寫作，無論怎樣，總算把《白鹿原》寫完了。就像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只要完成了，也就是好的。”猶如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陳忠實從沙發上站起來，朝灞河岸走去。
冬天的灞河一派蕭瑟。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灞河邊了，與往常一樣他順河岸散步。大約走了十華里，河水拐了一個大灣，這裡是一處堤壩，路絕了。夜幕降臨，陳忠實點燃一支菸，順手引燃了河堤上的野草，歡快的火焰順著河堤朝東邊燃燒過去，在濛濛夜色裡蔚為壯觀。一種解脫感油然而生。沒錯，今天是個重要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項大活，漫長的旅程終於要結束了。
那天陳忠實回到家。他打開屋裡所有電燈，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院子裡一棵花樹上。他打開收錄機播放秦腔。做完這些，他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6年了，就用這種簡陋的方式慶祝一下！
然而，輕鬆的心態是短暫的。小說寫完是走完了第一步，隨後還要面臨出版問題！而在小說快要寫完時，妻子曾擔心地問他：如果出版不了怎麼辦？陳忠實愣了一下，說道：“如果出版不了，我就去養雞！”那時候陳忠實已經是陝西作協的專業作家，每個月有200多塊錢工資，發表作品後還有稿費，在大多數農村和城市人眼裡，這是一份可觀收入。但陳忠實家裡孩子們多，都在上學，開支很大。尤為主要的是，多年前出書失敗的一幕又浮現出來，讓他感到無可奈何。
有一年夏天，中原出版社的編輯李明性來到關中，聯繫要給他出書的事。陳忠實自然高興，很快與李明性達成協議，出版一本小說集，用他中篇小說《四妹子》作為書名。陳忠實很樂觀：如果小說集出版他能得到3000元稿費，那時候3000元是一筆鉅款，完全可以應付孩子們上學的需求。有了這筆錢打底，他就可以開始《白鹿原》的寫作，因為他非常清楚，《白鹿原》絕非一兩年所能完成！在此之前，他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巨大工程！
李明性組稿的《四妹子》如期出版了，但陳忠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接到李明性電話，說《四妹子》徵訂情況不好，為了減少出版社損失，只能由陳忠實自己銷售一部分，用來抵償稿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能說什麼呢？人家免費出書還給你稿費，現在情況有變，是因為他的書不受歡迎，而不是出版社的原因。無法，他和單位的司機到了中原出版社，把近1000冊《四妹子》拉了回來。作為一個職業作家，陳忠實那時的感覺是“羞愧”，甚至到了“慘烈”的程度！
現在，《白鹿原》寫完了，它的命運如何？是與《四妹子》一樣慘烈？或者能夠改變他的“恥辱”？他實在抓拿不準！就在兩年前，陳忠實到陝西作協參加會議，評論家李星知道他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問他寫地怎麼樣？陳忠實只是模模糊糊地答應。李星半是開玩笑半是諷刺地道：“已經有4年了，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就乾脆從樓頂上跳下去！”陳忠實尷尬地笑笑，他當然不可能跳樓，小說寫得怎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但是能不能成功，他心裡也沒底！畢竟《四妹子》失敗的陰影還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實在不明白中國有12億人口，文化人大概也有3-5億吧？為什麼一本《四妹子》僅僅印刷9000冊，出版社還要積壓，作者還要自己推銷？尤其讓人想不通的是，《四妹子》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被各大報刊轉載，受到專家的好評？如果連這樣的作品都賣不出去，那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泡製”呢？
他決定孤注一擲！
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何啟治寫了信，報告長篇小說已經寫完，詢問是郵寄還是他來取。何啟治回信說派人來取。隨後高賢君和洪清波兩位編輯來到西安。當陳忠實把書稿交給他們時，不由鼻子有些發酸，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取走，他心裡想的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們了！他非常忐忑，不知道書稿的命運會怎樣。出人意料的是，20天后他就收到高賢均的來信，出版社對他的書稿評價很高。在那一刻陳忠實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他想：我終於不用去養雞了！
《白鹿原》造成的影響出乎陳忠實的預料。《當代》雜誌分兩期連載這部小說。雜誌出售那天，陳忠實特意到離家不遠的一處郵局去買，但雜誌已經賣完，陳忠實只得到市中心的郵電大樓去買，結果那裡的40本《當代》雜誌也已經賣完，銷售人員說，這一期的雜誌特別好賣，因為上面刊發了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下期的雜誌已經有人預定，你要不要預定一本？陳忠實拿過預定薄翻看，見上面都是普通讀者，這下他放心了，自己的小說終於可以讓真正的讀者看到了！
每一位作家的創作之路都很艱難，陳忠實也不例外。從《四妹子》出書失敗，到《白鹿原》的成功，陳忠實可以說憋著一股勁。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白鹿原》廣受歡迎估計不足，首印15000冊全部賣完後才手忙腳亂地加印，從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連續加印7次，但最終還是沒有幹過盜版，市面上的《白鹿原》已經被盜版佔領！不僅僅是《白鹿原》，連中原出版社曾經賣不出去的《四妹子》，現在也有了大量盜版！一開始陳忠實對盜版書很憤怒，拒絕在讀者的盜版書上簽名，但他後來慢慢就心平氣和了：“讀者是無辜的，我也無能為力。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總比自銷《四妹子》心裡要好受些。”“我終於從尷尬和羞愧的陰影裡走了出來。”
二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遙病逝三週年紀念日，遵照他的遺囑，路遙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學文匯山上。
至此，路遙那漂泊而沉思的靈魂永遠迴歸到他摯愛的黃土地中了......
多少年來，他墓前的鮮花從沒有斷過，全國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領，精神所鼓舞的青年們經常來此祭奠，表達對一代偉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緬懷。
誠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言：“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捶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苦難與輝煌
張小笨
1991年臘月的一天，在關中灞河岸一座普通民房裡，陳忠實寫完鹿子霖死亡的最後一個章節，順手把鋼筆放到圓桌上，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兩年的準備，四年的寫作，無論怎樣，總算把《白鹿原》寫完了。就像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只要完成了，也就是好的。”猶如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陳忠實從沙發上站起來，朝灞河岸走去。
冬天的灞河一派蕭瑟。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灞河邊了，與往常一樣他順河岸散步。大約走了十華里，河水拐了一個大灣，這裡是一處堤壩，路絕了。夜幕降臨，陳忠實點燃一支菸，順手引燃了河堤上的野草，歡快的火焰順著河堤朝東邊燃燒過去，在濛濛夜色裡蔚為壯觀。一種解脫感油然而生。沒錯，今天是個重要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項大活，漫長的旅程終於要結束了。
那天陳忠實回到家。他打開屋裡所有電燈，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院子裡一棵花樹上。他打開收錄機播放秦腔。做完這些，他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6年了，就用這種簡陋的方式慶祝一下！
然而，輕鬆的心態是短暫的。小說寫完是走完了第一步，隨後還要面臨出版問題！而在小說快要寫完時，妻子曾擔心地問他：如果出版不了怎麼辦？陳忠實愣了一下，說道：“如果出版不了，我就去養雞！”那時候陳忠實已經是陝西作協的專業作家，每個月有200多塊錢工資，發表作品後還有稿費，在大多數農村和城市人眼裡，這是一份可觀收入。但陳忠實家裡孩子們多，都在上學，開支很大。尤為主要的是，多年前出書失敗的一幕又浮現出來，讓他感到無可奈何。
有一年夏天，中原出版社的編輯李明性來到關中，聯繫要給他出書的事。陳忠實自然高興，很快與李明性達成協議，出版一本小說集，用他中篇小說《四妹子》作為書名。陳忠實很樂觀：如果小說集出版他能得到3000元稿費，那時候3000元是一筆鉅款，完全可以應付孩子們上學的需求。有了這筆錢打底，他就可以開始《白鹿原》的寫作，因為他非常清楚，《白鹿原》絕非一兩年所能完成！在此之前，他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巨大工程！
李明性組稿的《四妹子》如期出版了，但陳忠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接到李明性電話，說《四妹子》徵訂情況不好，為了減少出版社損失，只能由陳忠實自己銷售一部分，用來抵償稿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能說什麼呢？人家免費出書還給你稿費，現在情況有變，是因為他的書不受歡迎，而不是出版社的原因。無法，他和單位的司機到了中原出版社，把近1000冊《四妹子》拉了回來。作為一個職業作家，陳忠實那時的感覺是“羞愧”，甚至到了“慘烈”的程度！
現在，《白鹿原》寫完了，它的命運如何？是與《四妹子》一樣慘烈？或者能夠改變他的“恥辱”？他實在抓拿不準！就在兩年前，陳忠實到陝西作協參加會議，評論家李星知道他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問他寫地怎麼樣？陳忠實只是模模糊糊地答應。李星半是開玩笑半是諷刺地道：“已經有4年了，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就乾脆從樓頂上跳下去！”陳忠實尷尬地笑笑，他當然不可能跳樓，小說寫得怎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但是能不能成功，他心裡也沒底！畢竟《四妹子》失敗的陰影還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實在不明白中國有12億人口，文化人大概也有3-5億吧？為什麼一本《四妹子》僅僅印刷9000冊，出版社還要積壓，作者還要自己推銷？尤其讓人想不通的是，《四妹子》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被各大報刊轉載，受到專家的好評？如果連這樣的作品都賣不出去，那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泡製”呢？
他決定孤注一擲！
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何啟治寫了信，報告長篇小說已經寫完，詢問是郵寄還是他來取。何啟治回信說派人來取。隨後高賢君和洪清波兩位編輯來到西安。當陳忠實把書稿交給他們時，不由鼻子有些發酸，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取走，他心裡想的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們了！他非常忐忑，不知道書稿的命運會怎樣。出人意料的是，20天后他就收到高賢均的來信，出版社對他的書稿評價很高。在那一刻陳忠實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他想：我終於不用去養雞了！
《白鹿原》造成的影響出乎陳忠實的預料。《當代》雜誌分兩期連載這部小說。雜誌出售那天，陳忠實特意到離家不遠的一處郵局去買，但雜誌已經賣完，陳忠實只得到市中心的郵電大樓去買，結果那裡的40本《當代》雜誌也已經賣完，銷售人員說，這一期的雜誌特別好賣，因為上面刊發了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下期的雜誌已經有人預定，你要不要預定一本？陳忠實拿過預定薄翻看，見上面都是普通讀者，這下他放心了，自己的小說終於可以讓真正的讀者看到了！
每一位作家的創作之路都很艱難，陳忠實也不例外。從《四妹子》出書失敗，到《白鹿原》的成功，陳忠實可以說憋著一股勁。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白鹿原》廣受歡迎估計不足，首印15000冊全部賣完後才手忙腳亂地加印，從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連續加印7次，但最終還是沒有幹過盜版，市面上的《白鹿原》已經被盜版佔領！不僅僅是《白鹿原》，連中原出版社曾經賣不出去的《四妹子》，現在也有了大量盜版！一開始陳忠實對盜版書很憤怒，拒絕在讀者的盜版書上簽名，但他後來慢慢就心平氣和了：“讀者是無辜的，我也無能為力。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總比自銷《四妹子》心裡要好受些。”“我終於從尷尬和羞愧的陰影裡走了出來。”
二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遙病逝三週年紀念日，遵照他的遺囑，路遙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學文匯山上。
至此，路遙那漂泊而沉思的靈魂永遠迴歸到他摯愛的黃土地中了......
多少年來，他墓前的鮮花從沒有斷過，全國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領，精神所鼓舞的青年們經常來此祭奠，表達對一代偉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緬懷。
誠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言：“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捶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我叫王喂狗”
過去，陝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著新生命與隨遇而安的草木沒有什麼不同，同樣微不足道，同樣自生自滅。
1949年12月2日，路遙“落草”在陝西省綏德地區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一戶普通農民家裡。
大字不識一個的爺爺王再朝老漢思量再三，給這個長孫起了個“衛”的小名。他說只能給娃先起個小名，官名等上學堂後讓先生起吧。
草木卑賤，但耐活。年幼的“衛兒”躲過了幾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學的年齡，人也越來越懂事了。
路遙的母親後來回憶說：“我家衛兒從小就是個精。從來就沒讓我急過肚子。七八歲上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礆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貴賤不能燒。”
然而，母親的疼愛並不能戰勝殘酷的現實，衛兒家實在太窮了，除了他還有一堆弟妹，經常飯都吃不上，根本沒法兒供他上學。
孩子一天天長大，總不能再當個“睜眼瞎”吧，衛兒父親王玉寬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無子嗣，不如用“頂門”的方式把孩子過繼給大哥，在那裡供他上學。
所以，儘管在清澗縣出生，實際上路遙是在延川長大的。“在我的意識中，”後來路遙回憶說，“延川就是我的家鄉，就是故土。”
養母非常喜愛這個侄兒，儘管依然很窮，但時不時會給衛兒用僅有的糧食做點可口的飯菜。衛兒也著實懂事，從不在大伯、大媽面前提過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學，其它都不重要。
村裡小學的劉老師見衛兒沒官名，就說：“那就填上個國字，將來念好書，長大了參軍，保家衛國，說不定還能當個大官、軍長！”從此，衛兒變成了王衛國，成了延川縣馬家店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這個學上得不易，王衛國經常吃不飽飯。到了1963年春天，家裡窮得實在沒辦法，為了不中斷孩子的學業，大媽拄著“打狗棍”跑到臨縣討飯，再把討來的食物賣掉，換成零錢供王衛國上學。
對一個人來說，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卻是刻骨銘心的。王衛國最怕上圖畫課，因為他根本沒錢買紙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著看別的同學畫畫。
我們知道，貧富差距對小孩子的心理影響很大，這會導致兩種心理：一種是極度自卑，仇視他人；另一種是極端自強，不斷在各方面顯露強烈的表現和征服欲。
王衛國屬於後者，他敏感而好強。為了證明自己，他經常去縣文化館閱覽室讀報紙雜誌，大量的閱讀使他獲取了豐富的信息，也讓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發言時，王衛國總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面對一雙雙仰慕的眼睛，王衛國為自己贏回一局。讀書之於他，從功利性逐漸轉變為必須性，他已無可挽回地愛上了閱讀。
王衛國雖然要強，但並不陰鬱，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給同學們起綽號，什麼蘭花花、爛南瓜、流氓等。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綽號，取王衛國的諧音——王喂狗，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那時，他是班長，也是全班快樂的內核......
小升初的考試，王衛國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斬獲“榜眼”。
消息傳來，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人都在大伯、大媽面前誇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卻鐵著張老臉，“這學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說了也沒用。”
能識文斷字就行了，一個農村娃還要上天不成，家裡已經恓惶到這個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對於這個窮苦的農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時王衛國心裡已激盪起了強烈的求學慾望，他找到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幹大，我想上學，你給我想想辦法！”話音未落，王衛國已泣不成聲。
那個年代，村裡家家戶戶都非常困難，也就靠著糠菜勉強餬口，但一向仗義的村支書還是到處跑去借糧，最後總算借到兩鬥黑豆，讓王衛國換成錢去交報名費。
很多年後，路遙在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真切地再現了他當年艱難的求學過程，其間流淌著沉厚的鄉野真情：
“我的親愛的父老鄉親們，不管他們有時候對事情的看法有著怎樣令人遺憾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有的人是極其淳樸和慷慨的.......
全村人儘管都餓得浮腫了，但仍然把自己那點救命的糧食分出一升半碗來，紛紛端到我家裡，那幾個白鬍子爺爺竟然把兒孫們孝敬他們的那幾個玉米麵饃饃，也顫顫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裡，叫我在路上餓了吃......
我忍不住在鄉親們面前放開聲哭了......我猛然間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著這種偉大的有愛，生活在如此貧瘠土地上的人們，才一代一代延綿到了現在......”
從那時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的樸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衛國在陝西省初中升中專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學校。
在當時，這意味著這個農家子弟可以從此擺脫苦難的農民身份，吃上“國庫糧”，三年畢業後成為國家幹部，成為令人羨慕的城裡人......
而此時命運卻和這飽經磨難而又志存高遠的孩子開了一個玩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考制度被廢除，所有中專停止招生。
儘管“鐵飯碗”的夢如同兒戲般破碎了，但王衛國似乎並沒有太過傷心，反而愈發興奮。
從“王衛國”到“路遙”
文化大革命，“一場漫長而無謂的爭鬥，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
這時的王衛國，已狂熱地喜愛上詩歌創作。他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在《延安通訊》上發表，這是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
後來在發表詩歌《車過南京橋》時，詩人聞頻建議他取個筆名。“好，”王衛國略加思索後，在自己的詩稿上斷然寫下“路遙”二字。
聞頻說：“好！這個名字好！路遙知馬力。”
此刻，擁有這個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纖細的筆，向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宣戰了！
1973年，全國高校普遍恢復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薦選拔制。那時，在文學創作上已小有名氣的路遙，獲得了縣領導和有關人員的支持，“這後生是塊幹大事的料”。
但是由於他曾經是造反派“紅四野”的“王軍長”，北師大和陝西師範大學先後拒絕錄取他，最終還是老家延安大學中文系頂著壓力給了他一紙錄取通知書。
路遙十分喜歡柳青《創業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時光認真讀書，在延大期間他把更多時間用在讀中外名著上，而對古代漢語之類的課程就不那麼熱心，經常逃課，以致1976年畢業時，延大中文系黨總支給他的畢業評語是“生活較散漫”五個字。
但這五個字並沒有影響王衛國去省級文學單位《陝西文藝》編輯部工作，因為在校期間，他就在那裡實習過，據編輯部同事回憶：“他對稿件的鑑賞能力比有些正式編輯還要強，對一篇稿子的優缺點往往會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兢兢業業完成日常的小編工作之餘，王衛國把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在看書或寫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兩點，有時熬個通宵。
1980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姐姐》、《月下》等幾篇短篇小說也相繼發表，頗受好評。
在一次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的茶話會上，路遙發言說：“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我們的勞動才能變得更有價值。”這可能就是他撰寫中篇小說《人生》的一個原因。
路遙在其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這樣講述創作《人生》的情景：
“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於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
記得近一個月裡，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深更半夜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可能神經錯亂，怕尋‘無常’......”
高加林來了，劉巧珍來了，黃亞萍來了，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一個前來報到，他們就像路遙的兄弟姐妹，他有那麼多話要對他們說，長期伏案胳膊磨腫了，路遙便找了塊石板，捧在懷裡繼續寫......
《人生》寫得如何，從銷量就可窺一斑，當年其單行本首印13萬冊，上市不久即脫銷，第二版印了12.5萬冊，第三版7200冊。
關於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論評論家們如何云云，路遙自己給出的答案似乎更為深邃：“對作家來說，有生活這還不夠，必須是深刻理解了這些生活才行。
很多人和小編一樣，是先讀《平凡的世界》再讀《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藝術水準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幾個檔次。
《人生》走紅時，很多人認為它是路遙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實是，路遙真的超越了勝利。
路遙是一個充滿儀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著手準備《平凡的世界》前（當時還沒起這個名字），他去了陝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烏素沙漠“誓師”，他在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對毛烏素的理解：
“在這個孤寂而無聲的世界裡，你期望生活的場景會無比開闊。你體會生命的意義也更會深刻。
你感到人是這樣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議的巨大。
你可能在這裡迷路，但你也會廓清許多人生的迷津。
在這開闊的天地間，思維常常像洪水一樣氾濫。而最終又可能在這氾濫的思潮中流變出某種生活或事業的藍圖，甚至能用明瞭這些藍圖實施中的難點易點以及它們的總體進程。
這時候，你該自動走出沙漠的聖殿而回到紛擾的人間。你將會變成為另外一個人，無所顧忌地開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烏素是路遙禪悟的道場，那種無邊的蒼茫與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後來被證明是重要的，因為沒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是無法度過隨後六年牛馬般生活的。
為寫這部書，路遙整整準備了三年，誠如他所說：“作品中任何虛假的聲音，讀者的耳朵都能聽得見。無病呻吟騙不來眼淚，只能換取諷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裝扮貧乏的園地以顯示自己的繁榮，這比一無所有更為糟糕.....”
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擺在各大書店的顯著位置，就是這句話的明證。
首先，鑑於自己缺乏長篇小說寫作經驗，他給自己列了一個近百部的長篇小說閱讀書目，並對其中幾部做重點研究。《紅樓夢》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反覆閱讀。
其次，擴大閱讀範圍，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宗教，甚至還蒐羅了大量知識型小冊子，諸如養魚、養蜂、施肥、氣象、曆法、UFO等。
因為小說要記錄1975到1985年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社會變遷，為徹底弄清楚這十年間的社會歷史背景，以便在小說創作中準確地描繪出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狀態，路遙採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閱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陝西日報》和《延安報》合訂本。
一頁一頁翻看，手指頭被紙磨薄了，貼在紙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後掌繼續翻閱。
除此之外，他還要詳細記錄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農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養和野生的飛禽走獸，風土民俗，婚嫁喪子，等等。
唐代詩人岑參有句詩說的好：“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
這部長篇就是路遙的“長安”，他是那麼一個紮實的人，準備資料一絲不苟，嚴肅認真。與此同時，他小說中故事的框架開始清晰：
故事發源於一個叫雙水村的小山村，兄弟倆孫少安和孫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城鄉舞臺上展現各自的哀樂人生——哥哥孫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弟弟孫少平不甘憋死在黃土裡，毅然出走，歷盡艱難險阻，嚐遍世態炎涼，終於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與人，家與家，城市與山村，歡歌與寂寥相互交織，織成了一張人物的大網。
而路遙，就將在自己組建的這個平凡的世界裡，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們的主宰，也是他們的奴隸。
封閉創作期間，路遙強迫自己每天寫五千字，這是他的“獄規”，不是特殊情況絕不違反。
他習慣於晚起，喜歡工作到凌晨，靠不斷吸菸給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飯就是別人的午餐，經常是兩個饅頭，一碗稀飯，不講究也不規律。
在創作最緊張的時候，他經常會進入一種譫妄狀態，上廁所一路小跑，到了才發現自己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筆記本，只好再跑回去取衛生紙......
在小說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路遙給三弟王天樂打電話，讓他速來。王天樂心急火燎地趕去，路遙流著淚痛苦地對弟弟說：“田曉霞死了！”
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曉霞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她是孫少平的女朋友，王天樂既好笑又好氣，給大哥來了一頓，“我大老遠跑來，別人要知道了，肯定會認為咱兄弟是神經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於把虛構世界中的人物當作真實世界的存在。
這種超強度的工作負荷無異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苦難與輝煌
張小笨
1991年臘月的一天，在關中灞河岸一座普通民房裡，陳忠實寫完鹿子霖死亡的最後一個章節，順手把鋼筆放到圓桌上，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兩年的準備，四年的寫作，無論怎樣，總算把《白鹿原》寫完了。就像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只要完成了，也就是好的。”猶如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陳忠實從沙發上站起來，朝灞河岸走去。
冬天的灞河一派蕭瑟。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灞河邊了，與往常一樣他順河岸散步。大約走了十華里，河水拐了一個大灣，這裡是一處堤壩，路絕了。夜幕降臨，陳忠實點燃一支菸，順手引燃了河堤上的野草，歡快的火焰順著河堤朝東邊燃燒過去，在濛濛夜色裡蔚為壯觀。一種解脫感油然而生。沒錯，今天是個重要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項大活，漫長的旅程終於要結束了。
那天陳忠實回到家。他打開屋裡所有電燈，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院子裡一棵花樹上。他打開收錄機播放秦腔。做完這些，他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6年了，就用這種簡陋的方式慶祝一下！
然而，輕鬆的心態是短暫的。小說寫完是走完了第一步，隨後還要面臨出版問題！而在小說快要寫完時，妻子曾擔心地問他：如果出版不了怎麼辦？陳忠實愣了一下，說道：“如果出版不了，我就去養雞！”那時候陳忠實已經是陝西作協的專業作家，每個月有200多塊錢工資，發表作品後還有稿費，在大多數農村和城市人眼裡，這是一份可觀收入。但陳忠實家裡孩子們多，都在上學，開支很大。尤為主要的是，多年前出書失敗的一幕又浮現出來，讓他感到無可奈何。
有一年夏天，中原出版社的編輯李明性來到關中，聯繫要給他出書的事。陳忠實自然高興，很快與李明性達成協議，出版一本小說集，用他中篇小說《四妹子》作為書名。陳忠實很樂觀：如果小說集出版他能得到3000元稿費，那時候3000元是一筆鉅款，完全可以應付孩子們上學的需求。有了這筆錢打底，他就可以開始《白鹿原》的寫作，因為他非常清楚，《白鹿原》絕非一兩年所能完成！在此之前，他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巨大工程！
李明性組稿的《四妹子》如期出版了，但陳忠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接到李明性電話，說《四妹子》徵訂情況不好，為了減少出版社損失，只能由陳忠實自己銷售一部分，用來抵償稿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能說什麼呢？人家免費出書還給你稿費，現在情況有變，是因為他的書不受歡迎，而不是出版社的原因。無法，他和單位的司機到了中原出版社，把近1000冊《四妹子》拉了回來。作為一個職業作家，陳忠實那時的感覺是“羞愧”，甚至到了“慘烈”的程度！
現在，《白鹿原》寫完了，它的命運如何？是與《四妹子》一樣慘烈？或者能夠改變他的“恥辱”？他實在抓拿不準！就在兩年前，陳忠實到陝西作協參加會議，評論家李星知道他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問他寫地怎麼樣？陳忠實只是模模糊糊地答應。李星半是開玩笑半是諷刺地道：“已經有4年了，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就乾脆從樓頂上跳下去！”陳忠實尷尬地笑笑，他當然不可能跳樓，小說寫得怎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但是能不能成功，他心裡也沒底！畢竟《四妹子》失敗的陰影還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實在不明白中國有12億人口，文化人大概也有3-5億吧？為什麼一本《四妹子》僅僅印刷9000冊，出版社還要積壓，作者還要自己推銷？尤其讓人想不通的是，《四妹子》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被各大報刊轉載，受到專家的好評？如果連這樣的作品都賣不出去，那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泡製”呢？
他決定孤注一擲！
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何啟治寫了信，報告長篇小說已經寫完，詢問是郵寄還是他來取。何啟治回信說派人來取。隨後高賢君和洪清波兩位編輯來到西安。當陳忠實把書稿交給他們時，不由鼻子有些發酸，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取走，他心裡想的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們了！他非常忐忑，不知道書稿的命運會怎樣。出人意料的是，20天后他就收到高賢均的來信，出版社對他的書稿評價很高。在那一刻陳忠實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他想：我終於不用去養雞了！
《白鹿原》造成的影響出乎陳忠實的預料。《當代》雜誌分兩期連載這部小說。雜誌出售那天，陳忠實特意到離家不遠的一處郵局去買，但雜誌已經賣完，陳忠實只得到市中心的郵電大樓去買，結果那裡的40本《當代》雜誌也已經賣完，銷售人員說，這一期的雜誌特別好賣，因為上面刊發了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下期的雜誌已經有人預定，你要不要預定一本？陳忠實拿過預定薄翻看，見上面都是普通讀者，這下他放心了，自己的小說終於可以讓真正的讀者看到了！
每一位作家的創作之路都很艱難，陳忠實也不例外。從《四妹子》出書失敗，到《白鹿原》的成功，陳忠實可以說憋著一股勁。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白鹿原》廣受歡迎估計不足，首印15000冊全部賣完後才手忙腳亂地加印，從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連續加印7次，但最終還是沒有幹過盜版，市面上的《白鹿原》已經被盜版佔領！不僅僅是《白鹿原》，連中原出版社曾經賣不出去的《四妹子》，現在也有了大量盜版！一開始陳忠實對盜版書很憤怒，拒絕在讀者的盜版書上簽名，但他後來慢慢就心平氣和了：“讀者是無辜的，我也無能為力。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總比自銷《四妹子》心裡要好受些。”“我終於從尷尬和羞愧的陰影裡走了出來。”
二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遙病逝三週年紀念日，遵照他的遺囑，路遙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學文匯山上。
至此，路遙那漂泊而沉思的靈魂永遠迴歸到他摯愛的黃土地中了......
多少年來，他墓前的鮮花從沒有斷過，全國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領，精神所鼓舞的青年們經常來此祭奠，表達對一代偉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緬懷。
誠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言：“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捶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我叫王喂狗”
過去，陝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著新生命與隨遇而安的草木沒有什麼不同，同樣微不足道，同樣自生自滅。
1949年12月2日，路遙“落草”在陝西省綏德地區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一戶普通農民家裡。
大字不識一個的爺爺王再朝老漢思量再三，給這個長孫起了個“衛”的小名。他說只能給娃先起個小名，官名等上學堂後讓先生起吧。
草木卑賤，但耐活。年幼的“衛兒”躲過了幾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學的年齡，人也越來越懂事了。
路遙的母親後來回憶說：“我家衛兒從小就是個精。從來就沒讓我急過肚子。七八歲上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礆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貴賤不能燒。”
然而，母親的疼愛並不能戰勝殘酷的現實，衛兒家實在太窮了，除了他還有一堆弟妹，經常飯都吃不上，根本沒法兒供他上學。
孩子一天天長大，總不能再當個“睜眼瞎”吧，衛兒父親王玉寬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無子嗣，不如用“頂門”的方式把孩子過繼給大哥，在那裡供他上學。
所以，儘管在清澗縣出生，實際上路遙是在延川長大的。“在我的意識中，”後來路遙回憶說，“延川就是我的家鄉，就是故土。”
養母非常喜愛這個侄兒，儘管依然很窮，但時不時會給衛兒用僅有的糧食做點可口的飯菜。衛兒也著實懂事，從不在大伯、大媽面前提過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學，其它都不重要。
村裡小學的劉老師見衛兒沒官名，就說：“那就填上個國字，將來念好書，長大了參軍，保家衛國，說不定還能當個大官、軍長！”從此，衛兒變成了王衛國，成了延川縣馬家店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這個學上得不易，王衛國經常吃不飽飯。到了1963年春天，家裡窮得實在沒辦法，為了不中斷孩子的學業，大媽拄著“打狗棍”跑到臨縣討飯，再把討來的食物賣掉，換成零錢供王衛國上學。
對一個人來說，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卻是刻骨銘心的。王衛國最怕上圖畫課，因為他根本沒錢買紙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著看別的同學畫畫。
我們知道，貧富差距對小孩子的心理影響很大，這會導致兩種心理：一種是極度自卑，仇視他人；另一種是極端自強，不斷在各方面顯露強烈的表現和征服欲。
王衛國屬於後者，他敏感而好強。為了證明自己，他經常去縣文化館閱覽室讀報紙雜誌，大量的閱讀使他獲取了豐富的信息，也讓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發言時，王衛國總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面對一雙雙仰慕的眼睛，王衛國為自己贏回一局。讀書之於他，從功利性逐漸轉變為必須性，他已無可挽回地愛上了閱讀。
王衛國雖然要強，但並不陰鬱，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給同學們起綽號，什麼蘭花花、爛南瓜、流氓等。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綽號，取王衛國的諧音——王喂狗，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那時，他是班長，也是全班快樂的內核......
小升初的考試，王衛國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斬獲“榜眼”。
消息傳來，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人都在大伯、大媽面前誇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卻鐵著張老臉，“這學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說了也沒用。”
能識文斷字就行了，一個農村娃還要上天不成，家裡已經恓惶到這個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對於這個窮苦的農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時王衛國心裡已激盪起了強烈的求學慾望，他找到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幹大，我想上學，你給我想想辦法！”話音未落，王衛國已泣不成聲。
那個年代，村裡家家戶戶都非常困難，也就靠著糠菜勉強餬口，但一向仗義的村支書還是到處跑去借糧，最後總算借到兩鬥黑豆，讓王衛國換成錢去交報名費。
很多年後，路遙在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真切地再現了他當年艱難的求學過程，其間流淌著沉厚的鄉野真情：
“我的親愛的父老鄉親們，不管他們有時候對事情的看法有著怎樣令人遺憾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有的人是極其淳樸和慷慨的.......
全村人儘管都餓得浮腫了，但仍然把自己那點救命的糧食分出一升半碗來，紛紛端到我家裡，那幾個白鬍子爺爺竟然把兒孫們孝敬他們的那幾個玉米麵饃饃，也顫顫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裡，叫我在路上餓了吃......
我忍不住在鄉親們面前放開聲哭了......我猛然間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著這種偉大的有愛，生活在如此貧瘠土地上的人們，才一代一代延綿到了現在......”
從那時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的樸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衛國在陝西省初中升中專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學校。
在當時，這意味著這個農家子弟可以從此擺脫苦難的農民身份，吃上“國庫糧”，三年畢業後成為國家幹部，成為令人羨慕的城裡人......
而此時命運卻和這飽經磨難而又志存高遠的孩子開了一個玩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考制度被廢除，所有中專停止招生。
儘管“鐵飯碗”的夢如同兒戲般破碎了，但王衛國似乎並沒有太過傷心，反而愈發興奮。
從“王衛國”到“路遙”
文化大革命，“一場漫長而無謂的爭鬥，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
這時的王衛國，已狂熱地喜愛上詩歌創作。他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在《延安通訊》上發表，這是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
後來在發表詩歌《車過南京橋》時，詩人聞頻建議他取個筆名。“好，”王衛國略加思索後，在自己的詩稿上斷然寫下“路遙”二字。
聞頻說：“好！這個名字好！路遙知馬力。”
此刻，擁有這個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纖細的筆，向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宣戰了！
1973年，全國高校普遍恢復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薦選拔制。那時，在文學創作上已小有名氣的路遙，獲得了縣領導和有關人員的支持，“這後生是塊幹大事的料”。
但是由於他曾經是造反派“紅四野”的“王軍長”，北師大和陝西師範大學先後拒絕錄取他，最終還是老家延安大學中文系頂著壓力給了他一紙錄取通知書。
路遙十分喜歡柳青《創業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時光認真讀書，在延大期間他把更多時間用在讀中外名著上，而對古代漢語之類的課程就不那麼熱心，經常逃課，以致1976年畢業時，延大中文系黨總支給他的畢業評語是“生活較散漫”五個字。
但這五個字並沒有影響王衛國去省級文學單位《陝西文藝》編輯部工作，因為在校期間，他就在那裡實習過，據編輯部同事回憶：“他對稿件的鑑賞能力比有些正式編輯還要強，對一篇稿子的優缺點往往會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兢兢業業完成日常的小編工作之餘，王衛國把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在看書或寫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兩點，有時熬個通宵。
1980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姐姐》、《月下》等幾篇短篇小說也相繼發表，頗受好評。
在一次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的茶話會上，路遙發言說：“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我們的勞動才能變得更有價值。”這可能就是他撰寫中篇小說《人生》的一個原因。
路遙在其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這樣講述創作《人生》的情景：
“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於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
記得近一個月裡，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深更半夜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可能神經錯亂，怕尋‘無常’......”
高加林來了，劉巧珍來了，黃亞萍來了，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一個前來報到，他們就像路遙的兄弟姐妹，他有那麼多話要對他們說，長期伏案胳膊磨腫了，路遙便找了塊石板，捧在懷裡繼續寫......
《人生》寫得如何，從銷量就可窺一斑，當年其單行本首印13萬冊，上市不久即脫銷，第二版印了12.5萬冊，第三版7200冊。
關於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論評論家們如何云云，路遙自己給出的答案似乎更為深邃：“對作家來說，有生活這還不夠，必須是深刻理解了這些生活才行。
很多人和小編一樣，是先讀《平凡的世界》再讀《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藝術水準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幾個檔次。
《人生》走紅時，很多人認為它是路遙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實是，路遙真的超越了勝利。
路遙是一個充滿儀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著手準備《平凡的世界》前（當時還沒起這個名字），他去了陝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烏素沙漠“誓師”，他在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對毛烏素的理解：
“在這個孤寂而無聲的世界裡，你期望生活的場景會無比開闊。你體會生命的意義也更會深刻。
你感到人是這樣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議的巨大。
你可能在這裡迷路，但你也會廓清許多人生的迷津。
在這開闊的天地間，思維常常像洪水一樣氾濫。而最終又可能在這氾濫的思潮中流變出某種生活或事業的藍圖，甚至能用明瞭這些藍圖實施中的難點易點以及它們的總體進程。
這時候，你該自動走出沙漠的聖殿而回到紛擾的人間。你將會變成為另外一個人，無所顧忌地開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烏素是路遙禪悟的道場，那種無邊的蒼茫與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後來被證明是重要的，因為沒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是無法度過隨後六年牛馬般生活的。
為寫這部書，路遙整整準備了三年，誠如他所說：“作品中任何虛假的聲音，讀者的耳朵都能聽得見。無病呻吟騙不來眼淚，只能換取諷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裝扮貧乏的園地以顯示自己的繁榮，這比一無所有更為糟糕.....”
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擺在各大書店的顯著位置，就是這句話的明證。
首先，鑑於自己缺乏長篇小說寫作經驗，他給自己列了一個近百部的長篇小說閱讀書目，並對其中幾部做重點研究。《紅樓夢》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反覆閱讀。
其次，擴大閱讀範圍，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宗教，甚至還蒐羅了大量知識型小冊子，諸如養魚、養蜂、施肥、氣象、曆法、UFO等。
因為小說要記錄1975到1985年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社會變遷，為徹底弄清楚這十年間的社會歷史背景，以便在小說創作中準確地描繪出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狀態，路遙採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閱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陝西日報》和《延安報》合訂本。
一頁一頁翻看，手指頭被紙磨薄了，貼在紙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後掌繼續翻閱。
除此之外，他還要詳細記錄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農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養和野生的飛禽走獸，風土民俗，婚嫁喪子，等等。
唐代詩人岑參有句詩說的好：“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
這部長篇就是路遙的“長安”，他是那麼一個紮實的人，準備資料一絲不苟，嚴肅認真。與此同時，他小說中故事的框架開始清晰：
故事發源於一個叫雙水村的小山村，兄弟倆孫少安和孫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城鄉舞臺上展現各自的哀樂人生——哥哥孫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弟弟孫少平不甘憋死在黃土裡，毅然出走，歷盡艱難險阻，嚐遍世態炎涼，終於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與人，家與家，城市與山村，歡歌與寂寥相互交織，織成了一張人物的大網。
而路遙，就將在自己組建的這個平凡的世界裡，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們的主宰，也是他們的奴隸。
封閉創作期間，路遙強迫自己每天寫五千字，這是他的“獄規”，不是特殊情況絕不違反。
他習慣於晚起，喜歡工作到凌晨，靠不斷吸菸給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飯就是別人的午餐，經常是兩個饅頭，一碗稀飯，不講究也不規律。
在創作最緊張的時候，他經常會進入一種譫妄狀態，上廁所一路小跑，到了才發現自己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筆記本，只好再跑回去取衛生紙......
在小說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路遙給三弟王天樂打電話，讓他速來。王天樂心急火燎地趕去，路遙流著淚痛苦地對弟弟說：“田曉霞死了！”
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曉霞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她是孫少平的女朋友，王天樂既好笑又好氣，給大哥來了一頓，“我大老遠跑來，別人要知道了，肯定會認為咱兄弟是神經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於把虛構世界中的人物當作真實世界的存在。
這種超強度的工作負荷無異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1988年1月，當他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時，身體已極度虛弱。在謄寫到尾聲時，他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雄關。
路遙此時高度緊張，心力幾乎耗盡，腿部開始抽筋，最後整隻右手也痙攣了，五根手指就像雞爪子一樣醜陋得扭曲著，他用熱水“化開”痙攣的右手，死死得抓住筆，繼續寫下去：
“他（孫少平）遠遠看見，頭上包著紅頭巾的惠英，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明明，以及脖項裡響著銅鈴鐺的小狗，正向他飛奔而來.....”
路遙慢慢站起身，來到衛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他第一次認真的在鏡前看了看自己，這顆陌生的頭顱兩鬢不知何時生出白髮，皺紋橫七豎八，臉蒼老得像個老人。
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且排名第一。
路遙卻沒錢去北京領獎，只好讓弟弟王天樂幫著借五千塊錢，畢竟得在北京請請客，還得買點自己的書回來送人。
王天樂戲謔地說：“哥，今後再不要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
路遙只說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
諷刺的是，當時茅盾文學獎的獎金恰好是五千元，正好夠路遙還錢了。
這就是當時中國作家的窘態，錢一直離他們很遠，即使路遙獲獎以後，生活也並沒有改善多少。
那時中國興起了炒股熱，路遙也被裹挾進來，帶著自己的一點積蓄去排隊買股票，在隊伍裡他老老實實呆著，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菸......
一年後，1992年11月17日早上9點30分，路遙，這個“十幾年來，吃著豬狗食，幹著牛馬活”的黃土地的兒子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他得的是由乙肝引起的晚期肝硬化，以至肝功衰竭。怎麼說這個病呢？早治療至少不會惡化到這種程度。但他卻把寶貴的時間無私地奉獻給了《平凡的世界》以及這個裡外世界裡的你我凡人，這是路遙永遠無悔的犧牲。
人生很多暗合，說不清楚。路遙去世的那天清晨，絕少寒雪突降的關中地區，卻飄起了漫天飛舞的雪花。可能上蒼知道，路遙生前最喜歡雪，所以精心設計了這曼妙的舞蹈，為他演出。
此刻，我們不由想到他整整花了三天時間，為《平凡的世界》寫就的開頭：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濛濛的雨絲夾雜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
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沒有到來……”
苦難與輝煌
張小笨
1991年臘月的一天，在關中灞河岸一座普通民房裡，陳忠實寫完鹿子霖死亡的最後一個章節，順手把鋼筆放到圓桌上，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兩年的準備，四年的寫作，無論怎樣，總算把《白鹿原》寫完了。就像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只要完成了，也就是好的。”猶如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陳忠實從沙發上站起來，朝灞河岸走去。
冬天的灞河一派蕭瑟。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灞河邊了，與往常一樣他順河岸散步。大約走了十華里，河水拐了一個大灣，這裡是一處堤壩，路絕了。夜幕降臨，陳忠實點燃一支菸，順手引燃了河堤上的野草，歡快的火焰順著河堤朝東邊燃燒過去，在濛濛夜色裡蔚為壯觀。一種解脫感油然而生。沒錯，今天是個重要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項大活，漫長的旅程終於要結束了。
那天陳忠實回到家。他打開屋裡所有電燈，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院子裡一棵花樹上。他打開收錄機播放秦腔。做完這些，他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6年了，就用這種簡陋的方式慶祝一下！
然而，輕鬆的心態是短暫的。小說寫完是走完了第一步，隨後還要面臨出版問題！而在小說快要寫完時，妻子曾擔心地問他：如果出版不了怎麼辦？陳忠實愣了一下，說道：“如果出版不了，我就去養雞！”那時候陳忠實已經是陝西作協的專業作家，每個月有200多塊錢工資，發表作品後還有稿費，在大多數農村和城市人眼裡，這是一份可觀收入。但陳忠實家裡孩子們多，都在上學，開支很大。尤為主要的是，多年前出書失敗的一幕又浮現出來，讓他感到無可奈何。
有一年夏天，中原出版社的編輯李明性來到關中，聯繫要給他出書的事。陳忠實自然高興，很快與李明性達成協議，出版一本小說集，用他中篇小說《四妹子》作為書名。陳忠實很樂觀：如果小說集出版他能得到3000元稿費，那時候3000元是一筆鉅款，完全可以應付孩子們上學的需求。有了這筆錢打底，他就可以開始《白鹿原》的寫作，因為他非常清楚，《白鹿原》絕非一兩年所能完成！在此之前，他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巨大工程！
李明性組稿的《四妹子》如期出版了，但陳忠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接到李明性電話，說《四妹子》徵訂情況不好，為了減少出版社損失，只能由陳忠實自己銷售一部分，用來抵償稿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能說什麼呢？人家免費出書還給你稿費，現在情況有變，是因為他的書不受歡迎，而不是出版社的原因。無法，他和單位的司機到了中原出版社，把近1000冊《四妹子》拉了回來。作為一個職業作家，陳忠實那時的感覺是“羞愧”，甚至到了“慘烈”的程度！
現在，《白鹿原》寫完了，它的命運如何？是與《四妹子》一樣慘烈？或者能夠改變他的“恥辱”？他實在抓拿不準！就在兩年前，陳忠實到陝西作協參加會議，評論家李星知道他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問他寫地怎麼樣？陳忠實只是模模糊糊地答應。李星半是開玩笑半是諷刺地道：“已經有4年了，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就乾脆從樓頂上跳下去！”陳忠實尷尬地笑笑，他當然不可能跳樓，小說寫得怎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但是能不能成功，他心裡也沒底！畢竟《四妹子》失敗的陰影還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實在不明白中國有12億人口，文化人大概也有3-5億吧？為什麼一本《四妹子》僅僅印刷9000冊，出版社還要積壓，作者還要自己推銷？尤其讓人想不通的是，《四妹子》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被各大報刊轉載，受到專家的好評？如果連這樣的作品都賣不出去，那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泡製”呢？
他決定孤注一擲！
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何啟治寫了信，報告長篇小說已經寫完，詢問是郵寄還是他來取。何啟治回信說派人來取。隨後高賢君和洪清波兩位編輯來到西安。當陳忠實把書稿交給他們時，不由鼻子有些發酸，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取走，他心裡想的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們了！他非常忐忑，不知道書稿的命運會怎樣。出人意料的是，20天后他就收到高賢均的來信，出版社對他的書稿評價很高。在那一刻陳忠實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他想：我終於不用去養雞了！
《白鹿原》造成的影響出乎陳忠實的預料。《當代》雜誌分兩期連載這部小說。雜誌出售那天，陳忠實特意到離家不遠的一處郵局去買，但雜誌已經賣完，陳忠實只得到市中心的郵電大樓去買，結果那裡的40本《當代》雜誌也已經賣完，銷售人員說，這一期的雜誌特別好賣，因為上面刊發了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下期的雜誌已經有人預定，你要不要預定一本？陳忠實拿過預定薄翻看，見上面都是普通讀者，這下他放心了，自己的小說終於可以讓真正的讀者看到了！
每一位作家的創作之路都很艱難，陳忠實也不例外。從《四妹子》出書失敗，到《白鹿原》的成功，陳忠實可以說憋著一股勁。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白鹿原》廣受歡迎估計不足，首印15000冊全部賣完後才手忙腳亂地加印，從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連續加印7次，但最終還是沒有幹過盜版，市面上的《白鹿原》已經被盜版佔領！不僅僅是《白鹿原》，連中原出版社曾經賣不出去的《四妹子》，現在也有了大量盜版！一開始陳忠實對盜版書很憤怒，拒絕在讀者的盜版書上簽名，但他後來慢慢就心平氣和了：“讀者是無辜的，我也無能為力。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總比自銷《四妹子》心裡要好受些。”“我終於從尷尬和羞愧的陰影裡走了出來。”
二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遙病逝三週年紀念日，遵照他的遺囑，路遙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學文匯山上。
至此，路遙那漂泊而沉思的靈魂永遠迴歸到他摯愛的黃土地中了......
多少年來，他墓前的鮮花從沒有斷過，全國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領，精神所鼓舞的青年們經常來此祭奠，表達對一代偉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緬懷。
誠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言：“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捶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我叫王喂狗”
過去，陝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著新生命與隨遇而安的草木沒有什麼不同，同樣微不足道，同樣自生自滅。
1949年12月2日，路遙“落草”在陝西省綏德地區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一戶普通農民家裡。
大字不識一個的爺爺王再朝老漢思量再三，給這個長孫起了個“衛”的小名。他說只能給娃先起個小名，官名等上學堂後讓先生起吧。
草木卑賤，但耐活。年幼的“衛兒”躲過了幾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學的年齡，人也越來越懂事了。
路遙的母親後來回憶說：“我家衛兒從小就是個精。從來就沒讓我急過肚子。七八歲上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礆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貴賤不能燒。”
然而，母親的疼愛並不能戰勝殘酷的現實，衛兒家實在太窮了，除了他還有一堆弟妹，經常飯都吃不上，根本沒法兒供他上學。
孩子一天天長大，總不能再當個“睜眼瞎”吧，衛兒父親王玉寬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無子嗣，不如用“頂門”的方式把孩子過繼給大哥，在那裡供他上學。
所以，儘管在清澗縣出生，實際上路遙是在延川長大的。“在我的意識中，”後來路遙回憶說，“延川就是我的家鄉，就是故土。”
養母非常喜愛這個侄兒，儘管依然很窮，但時不時會給衛兒用僅有的糧食做點可口的飯菜。衛兒也著實懂事，從不在大伯、大媽面前提過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學，其它都不重要。
村裡小學的劉老師見衛兒沒官名，就說：“那就填上個國字，將來念好書，長大了參軍，保家衛國，說不定還能當個大官、軍長！”從此，衛兒變成了王衛國，成了延川縣馬家店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這個學上得不易，王衛國經常吃不飽飯。到了1963年春天，家裡窮得實在沒辦法，為了不中斷孩子的學業，大媽拄著“打狗棍”跑到臨縣討飯，再把討來的食物賣掉，換成零錢供王衛國上學。
對一個人來說，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卻是刻骨銘心的。王衛國最怕上圖畫課，因為他根本沒錢買紙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著看別的同學畫畫。
我們知道，貧富差距對小孩子的心理影響很大，這會導致兩種心理：一種是極度自卑，仇視他人；另一種是極端自強，不斷在各方面顯露強烈的表現和征服欲。
王衛國屬於後者，他敏感而好強。為了證明自己，他經常去縣文化館閱覽室讀報紙雜誌，大量的閱讀使他獲取了豐富的信息，也讓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發言時，王衛國總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面對一雙雙仰慕的眼睛，王衛國為自己贏回一局。讀書之於他，從功利性逐漸轉變為必須性，他已無可挽回地愛上了閱讀。
王衛國雖然要強，但並不陰鬱，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給同學們起綽號，什麼蘭花花、爛南瓜、流氓等。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綽號，取王衛國的諧音——王喂狗，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那時，他是班長，也是全班快樂的內核......
小升初的考試，王衛國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斬獲“榜眼”。
消息傳來，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人都在大伯、大媽面前誇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卻鐵著張老臉，“這學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說了也沒用。”
能識文斷字就行了，一個農村娃還要上天不成，家裡已經恓惶到這個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對於這個窮苦的農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時王衛國心裡已激盪起了強烈的求學慾望，他找到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幹大，我想上學，你給我想想辦法！”話音未落，王衛國已泣不成聲。
那個年代，村裡家家戶戶都非常困難，也就靠著糠菜勉強餬口，但一向仗義的村支書還是到處跑去借糧，最後總算借到兩鬥黑豆，讓王衛國換成錢去交報名費。
很多年後，路遙在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真切地再現了他當年艱難的求學過程，其間流淌著沉厚的鄉野真情：
“我的親愛的父老鄉親們，不管他們有時候對事情的看法有著怎樣令人遺憾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有的人是極其淳樸和慷慨的.......
全村人儘管都餓得浮腫了，但仍然把自己那點救命的糧食分出一升半碗來，紛紛端到我家裡，那幾個白鬍子爺爺竟然把兒孫們孝敬他們的那幾個玉米麵饃饃，也顫顫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裡，叫我在路上餓了吃......
我忍不住在鄉親們面前放開聲哭了......我猛然間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著這種偉大的有愛，生活在如此貧瘠土地上的人們，才一代一代延綿到了現在......”
從那時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的樸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衛國在陝西省初中升中專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學校。
在當時，這意味著這個農家子弟可以從此擺脫苦難的農民身份，吃上“國庫糧”，三年畢業後成為國家幹部，成為令人羨慕的城裡人......
而此時命運卻和這飽經磨難而又志存高遠的孩子開了一個玩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考制度被廢除，所有中專停止招生。
儘管“鐵飯碗”的夢如同兒戲般破碎了，但王衛國似乎並沒有太過傷心，反而愈發興奮。
從“王衛國”到“路遙”
文化大革命，“一場漫長而無謂的爭鬥，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
這時的王衛國，已狂熱地喜愛上詩歌創作。他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在《延安通訊》上發表，這是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
後來在發表詩歌《車過南京橋》時，詩人聞頻建議他取個筆名。“好，”王衛國略加思索後，在自己的詩稿上斷然寫下“路遙”二字。
聞頻說：“好！這個名字好！路遙知馬力。”
此刻，擁有這個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纖細的筆，向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宣戰了！
1973年，全國高校普遍恢復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薦選拔制。那時，在文學創作上已小有名氣的路遙，獲得了縣領導和有關人員的支持，“這後生是塊幹大事的料”。
但是由於他曾經是造反派“紅四野”的“王軍長”，北師大和陝西師範大學先後拒絕錄取他，最終還是老家延安大學中文系頂著壓力給了他一紙錄取通知書。
路遙十分喜歡柳青《創業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時光認真讀書，在延大期間他把更多時間用在讀中外名著上，而對古代漢語之類的課程就不那麼熱心，經常逃課，以致1976年畢業時，延大中文系黨總支給他的畢業評語是“生活較散漫”五個字。
但這五個字並沒有影響王衛國去省級文學單位《陝西文藝》編輯部工作，因為在校期間，他就在那裡實習過，據編輯部同事回憶：“他對稿件的鑑賞能力比有些正式編輯還要強，對一篇稿子的優缺點往往會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兢兢業業完成日常的小編工作之餘，王衛國把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在看書或寫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兩點，有時熬個通宵。
1980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姐姐》、《月下》等幾篇短篇小說也相繼發表，頗受好評。
在一次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的茶話會上，路遙發言說：“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我們的勞動才能變得更有價值。”這可能就是他撰寫中篇小說《人生》的一個原因。
路遙在其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這樣講述創作《人生》的情景：
“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於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
記得近一個月裡，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深更半夜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可能神經錯亂，怕尋‘無常’......”
高加林來了，劉巧珍來了，黃亞萍來了，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一個前來報到，他們就像路遙的兄弟姐妹，他有那麼多話要對他們說，長期伏案胳膊磨腫了，路遙便找了塊石板，捧在懷裡繼續寫......
《人生》寫得如何，從銷量就可窺一斑，當年其單行本首印13萬冊，上市不久即脫銷，第二版印了12.5萬冊，第三版7200冊。
關於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論評論家們如何云云，路遙自己給出的答案似乎更為深邃：“對作家來說，有生活這還不夠，必須是深刻理解了這些生活才行。
很多人和小編一樣，是先讀《平凡的世界》再讀《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藝術水準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幾個檔次。
《人生》走紅時，很多人認為它是路遙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實是，路遙真的超越了勝利。
路遙是一個充滿儀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著手準備《平凡的世界》前（當時還沒起這個名字），他去了陝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烏素沙漠“誓師”，他在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對毛烏素的理解：
“在這個孤寂而無聲的世界裡，你期望生活的場景會無比開闊。你體會生命的意義也更會深刻。
你感到人是這樣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議的巨大。
你可能在這裡迷路，但你也會廓清許多人生的迷津。
在這開闊的天地間，思維常常像洪水一樣氾濫。而最終又可能在這氾濫的思潮中流變出某種生活或事業的藍圖，甚至能用明瞭這些藍圖實施中的難點易點以及它們的總體進程。
這時候，你該自動走出沙漠的聖殿而回到紛擾的人間。你將會變成為另外一個人，無所顧忌地開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烏素是路遙禪悟的道場，那種無邊的蒼茫與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後來被證明是重要的，因為沒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是無法度過隨後六年牛馬般生活的。
為寫這部書，路遙整整準備了三年，誠如他所說：“作品中任何虛假的聲音，讀者的耳朵都能聽得見。無病呻吟騙不來眼淚，只能換取諷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裝扮貧乏的園地以顯示自己的繁榮，這比一無所有更為糟糕.....”
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擺在各大書店的顯著位置，就是這句話的明證。
首先，鑑於自己缺乏長篇小說寫作經驗，他給自己列了一個近百部的長篇小說閱讀書目，並對其中幾部做重點研究。《紅樓夢》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反覆閱讀。
其次，擴大閱讀範圍，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宗教，甚至還蒐羅了大量知識型小冊子，諸如養魚、養蜂、施肥、氣象、曆法、UFO等。
因為小說要記錄1975到1985年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社會變遷，為徹底弄清楚這十年間的社會歷史背景，以便在小說創作中準確地描繪出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狀態，路遙採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閱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陝西日報》和《延安報》合訂本。
一頁一頁翻看，手指頭被紙磨薄了，貼在紙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後掌繼續翻閱。
除此之外，他還要詳細記錄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農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養和野生的飛禽走獸，風土民俗，婚嫁喪子，等等。
唐代詩人岑參有句詩說的好：“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
這部長篇就是路遙的“長安”，他是那麼一個紮實的人，準備資料一絲不苟，嚴肅認真。與此同時，他小說中故事的框架開始清晰：
故事發源於一個叫雙水村的小山村，兄弟倆孫少安和孫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城鄉舞臺上展現各自的哀樂人生——哥哥孫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弟弟孫少平不甘憋死在黃土裡，毅然出走，歷盡艱難險阻，嚐遍世態炎涼，終於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與人，家與家，城市與山村，歡歌與寂寥相互交織，織成了一張人物的大網。
而路遙，就將在自己組建的這個平凡的世界裡，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們的主宰，也是他們的奴隸。
封閉創作期間，路遙強迫自己每天寫五千字，這是他的“獄規”，不是特殊情況絕不違反。
他習慣於晚起，喜歡工作到凌晨，靠不斷吸菸給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飯就是別人的午餐，經常是兩個饅頭，一碗稀飯，不講究也不規律。
在創作最緊張的時候，他經常會進入一種譫妄狀態，上廁所一路小跑，到了才發現自己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筆記本，只好再跑回去取衛生紙......
在小說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路遙給三弟王天樂打電話，讓他速來。王天樂心急火燎地趕去，路遙流著淚痛苦地對弟弟說：“田曉霞死了！”
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曉霞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她是孫少平的女朋友，王天樂既好笑又好氣，給大哥來了一頓，“我大老遠跑來，別人要知道了，肯定會認為咱兄弟是神經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於把虛構世界中的人物當作真實世界的存在。
這種超強度的工作負荷無異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1988年1月，當他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時，身體已極度虛弱。在謄寫到尾聲時，他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雄關。
路遙此時高度緊張，心力幾乎耗盡，腿部開始抽筋，最後整隻右手也痙攣了，五根手指就像雞爪子一樣醜陋得扭曲著，他用熱水“化開”痙攣的右手，死死得抓住筆，繼續寫下去：
“他（孫少平）遠遠看見，頭上包著紅頭巾的惠英，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明明，以及脖項裡響著銅鈴鐺的小狗，正向他飛奔而來.....”
路遙慢慢站起身，來到衛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他第一次認真的在鏡前看了看自己，這顆陌生的頭顱兩鬢不知何時生出白髮，皺紋橫七豎八，臉蒼老得像個老人。
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且排名第一。
路遙卻沒錢去北京領獎，只好讓弟弟王天樂幫著借五千塊錢，畢竟得在北京請請客，還得買點自己的書回來送人。
王天樂戲謔地說：“哥，今後再不要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
路遙只說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
諷刺的是，當時茅盾文學獎的獎金恰好是五千元，正好夠路遙還錢了。
這就是當時中國作家的窘態，錢一直離他們很遠，即使路遙獲獎以後，生活也並沒有改善多少。
那時中國興起了炒股熱，路遙也被裹挾進來，帶著自己的一點積蓄去排隊買股票，在隊伍裡他老老實實呆著，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菸......
一年後，1992年11月17日早上9點30分，路遙，這個“十幾年來，吃著豬狗食，幹著牛馬活”的黃土地的兒子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他得的是由乙肝引起的晚期肝硬化，以至肝功衰竭。怎麼說這個病呢？早治療至少不會惡化到這種程度。但他卻把寶貴的時間無私地奉獻給了《平凡的世界》以及這個裡外世界裡的你我凡人，這是路遙永遠無悔的犧牲。
人生很多暗合，說不清楚。路遙去世的那天清晨，絕少寒雪突降的關中地區，卻飄起了漫天飛舞的雪花。可能上蒼知道，路遙生前最喜歡雪，所以精心設計了這曼妙的舞蹈，為他演出。
此刻，我們不由想到他整整花了三天時間，為《平凡的世界》寫就的開頭：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濛濛的雨絲夾雜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
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沒有到來……”
苦難與輝煌
張小笨
1991年臘月的一天，在關中灞河岸一座普通民房裡，陳忠實寫完鹿子霖死亡的最後一個章節，順手把鋼筆放到圓桌上，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兩年的準備，四年的寫作，無論怎樣，總算把《白鹿原》寫完了。就像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只要完成了，也就是好的。”猶如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陳忠實從沙發上站起來，朝灞河岸走去。
冬天的灞河一派蕭瑟。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灞河邊了，與往常一樣他順河岸散步。大約走了十華里，河水拐了一個大灣，這裡是一處堤壩，路絕了。夜幕降臨，陳忠實點燃一支菸，順手引燃了河堤上的野草，歡快的火焰順著河堤朝東邊燃燒過去，在濛濛夜色裡蔚為壯觀。一種解脫感油然而生。沒錯，今天是個重要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項大活，漫長的旅程終於要結束了。
那天陳忠實回到家。他打開屋裡所有電燈，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院子裡一棵花樹上。他打開收錄機播放秦腔。做完這些，他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6年了，就用這種簡陋的方式慶祝一下！
然而，輕鬆的心態是短暫的。小說寫完是走完了第一步，隨後還要面臨出版問題！而在小說快要寫完時，妻子曾擔心地問他：如果出版不了怎麼辦？陳忠實愣了一下，說道：“如果出版不了，我就去養雞！”那時候陳忠實已經是陝西作協的專業作家，每個月有200多塊錢工資，發表作品後還有稿費，在大多數農村和城市人眼裡，這是一份可觀收入。但陳忠實家裡孩子們多，都在上學，開支很大。尤為主要的是，多年前出書失敗的一幕又浮現出來，讓他感到無可奈何。
有一年夏天，中原出版社的編輯李明性來到關中，聯繫要給他出書的事。陳忠實自然高興，很快與李明性達成協議，出版一本小說集，用他中篇小說《四妹子》作為書名。陳忠實很樂觀：如果小說集出版他能得到3000元稿費，那時候3000元是一筆鉅款，完全可以應付孩子們上學的需求。有了這筆錢打底，他就可以開始《白鹿原》的寫作，因為他非常清楚，《白鹿原》絕非一兩年所能完成！在此之前，他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經驗，這將是一個巨大工程！
李明性組稿的《四妹子》如期出版了，但陳忠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接到李明性電話，說《四妹子》徵訂情況不好，為了減少出版社損失，只能由陳忠實自己銷售一部分，用來抵償稿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能說什麼呢？人家免費出書還給你稿費，現在情況有變，是因為他的書不受歡迎，而不是出版社的原因。無法，他和單位的司機到了中原出版社，把近1000冊《四妹子》拉了回來。作為一個職業作家，陳忠實那時的感覺是“羞愧”，甚至到了“慘烈”的程度！
現在，《白鹿原》寫完了，它的命運如何？是與《四妹子》一樣慘烈？或者能夠改變他的“恥辱”？他實在抓拿不準！就在兩年前，陳忠實到陝西作協參加會議，評論家李星知道他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問他寫地怎麼樣？陳忠實只是模模糊糊地答應。李星半是開玩笑半是諷刺地道：“已經有4年了，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就乾脆從樓頂上跳下去！”陳忠實尷尬地笑笑，他當然不可能跳樓，小說寫得怎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但是能不能成功，他心裡也沒底！畢竟《四妹子》失敗的陰影還在他心裡揮之不去。他實在不明白中國有12億人口，文化人大概也有3-5億吧？為什麼一本《四妹子》僅僅印刷9000冊，出版社還要積壓，作者還要自己推銷？尤其讓人想不通的是，《四妹子》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被各大報刊轉載，受到專家的好評？如果連這樣的作品都賣不出去，那還有什麼理由繼續“泡製”呢？
他決定孤注一擲！
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何啟治寫了信，報告長篇小說已經寫完，詢問是郵寄還是他來取。何啟治回信說派人來取。隨後高賢君和洪清波兩位編輯來到西安。當陳忠實把書稿交給他們時，不由鼻子有些發酸，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取走，他心裡想的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們了！他非常忐忑，不知道書稿的命運會怎樣。出人意料的是，20天后他就收到高賢均的來信，出版社對他的書稿評價很高。在那一刻陳忠實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他想：我終於不用去養雞了！
《白鹿原》造成的影響出乎陳忠實的預料。《當代》雜誌分兩期連載這部小說。雜誌出售那天，陳忠實特意到離家不遠的一處郵局去買，但雜誌已經賣完，陳忠實只得到市中心的郵電大樓去買，結果那裡的40本《當代》雜誌也已經賣完，銷售人員說，這一期的雜誌特別好賣，因為上面刊發了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下期的雜誌已經有人預定，你要不要預定一本？陳忠實拿過預定薄翻看，見上面都是普通讀者，這下他放心了，自己的小說終於可以讓真正的讀者看到了！
每一位作家的創作之路都很艱難，陳忠實也不例外。從《四妹子》出書失敗，到《白鹿原》的成功，陳忠實可以說憋著一股勁。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白鹿原》廣受歡迎估計不足，首印15000冊全部賣完後才手忙腳亂地加印，從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連續加印7次，但最終還是沒有幹過盜版，市面上的《白鹿原》已經被盜版佔領！不僅僅是《白鹿原》，連中原出版社曾經賣不出去的《四妹子》，現在也有了大量盜版！一開始陳忠實對盜版書很憤怒，拒絕在讀者的盜版書上簽名，但他後來慢慢就心平氣和了：“讀者是無辜的，我也無能為力。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總比自銷《四妹子》心裡要好受些。”“我終於從尷尬和羞愧的陰影裡走了出來。”
二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遙病逝三週年紀念日，遵照他的遺囑，路遙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學文匯山上。
至此，路遙那漂泊而沉思的靈魂永遠迴歸到他摯愛的黃土地中了......
多少年來，他墓前的鮮花從沒有斷過，全國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領，精神所鼓舞的青年們經常來此祭奠，表達對一代偉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緬懷。
誠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言：“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捶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我叫王喂狗”
過去，陝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著新生命與隨遇而安的草木沒有什麼不同，同樣微不足道，同樣自生自滅。
1949年12月2日，路遙“落草”在陝西省綏德地區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一戶普通農民家裡。
大字不識一個的爺爺王再朝老漢思量再三，給這個長孫起了個“衛”的小名。他說只能給娃先起個小名，官名等上學堂後讓先生起吧。
草木卑賤，但耐活。年幼的“衛兒”躲過了幾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學的年齡，人也越來越懂事了。
路遙的母親後來回憶說：“我家衛兒從小就是個精。從來就沒讓我急過肚子。七八歲上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礆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貴賤不能燒。”
然而，母親的疼愛並不能戰勝殘酷的現實，衛兒家實在太窮了，除了他還有一堆弟妹，經常飯都吃不上，根本沒法兒供他上學。
孩子一天天長大，總不能再當個“睜眼瞎”吧，衛兒父親王玉寬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無子嗣，不如用“頂門”的方式把孩子過繼給大哥，在那裡供他上學。
所以，儘管在清澗縣出生，實際上路遙是在延川長大的。“在我的意識中，”後來路遙回憶說，“延川就是我的家鄉，就是故土。”
養母非常喜愛這個侄兒，儘管依然很窮，但時不時會給衛兒用僅有的糧食做點可口的飯菜。衛兒也著實懂事，從不在大伯、大媽面前提過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學，其它都不重要。
村裡小學的劉老師見衛兒沒官名，就說：“那就填上個國字，將來念好書，長大了參軍，保家衛國，說不定還能當個大官、軍長！”從此，衛兒變成了王衛國，成了延川縣馬家店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這個學上得不易，王衛國經常吃不飽飯。到了1963年春天，家裡窮得實在沒辦法，為了不中斷孩子的學業，大媽拄著“打狗棍”跑到臨縣討飯，再把討來的食物賣掉，換成零錢供王衛國上學。
對一個人來說，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卻是刻骨銘心的。王衛國最怕上圖畫課，因為他根本沒錢買紙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著看別的同學畫畫。
我們知道，貧富差距對小孩子的心理影響很大，這會導致兩種心理：一種是極度自卑，仇視他人；另一種是極端自強，不斷在各方面顯露強烈的表現和征服欲。
王衛國屬於後者，他敏感而好強。為了證明自己，他經常去縣文化館閱覽室讀報紙雜誌，大量的閱讀使他獲取了豐富的信息，也讓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發言時，王衛國總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面對一雙雙仰慕的眼睛，王衛國為自己贏回一局。讀書之於他，從功利性逐漸轉變為必須性，他已無可挽回地愛上了閱讀。
王衛國雖然要強，但並不陰鬱，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給同學們起綽號，什麼蘭花花、爛南瓜、流氓等。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綽號，取王衛國的諧音——王喂狗，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那時，他是班長，也是全班快樂的內核......
小升初的考試，王衛國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斬獲“榜眼”。
消息傳來，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人都在大伯、大媽面前誇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卻鐵著張老臉，“這學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說了也沒用。”
能識文斷字就行了，一個農村娃還要上天不成，家裡已經恓惶到這個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對於這個窮苦的農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時王衛國心裡已激盪起了強烈的求學慾望，他找到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幹大，我想上學，你給我想想辦法！”話音未落，王衛國已泣不成聲。
那個年代，村裡家家戶戶都非常困難，也就靠著糠菜勉強餬口，但一向仗義的村支書還是到處跑去借糧，最後總算借到兩鬥黑豆，讓王衛國換成錢去交報名費。
很多年後，路遙在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真切地再現了他當年艱難的求學過程，其間流淌著沉厚的鄉野真情：
“我的親愛的父老鄉親們，不管他們有時候對事情的看法有著怎樣令人遺憾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有的人是極其淳樸和慷慨的.......
全村人儘管都餓得浮腫了，但仍然把自己那點救命的糧食分出一升半碗來，紛紛端到我家裡，那幾個白鬍子爺爺竟然把兒孫們孝敬他們的那幾個玉米麵饃饃，也顫顫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裡，叫我在路上餓了吃......
我忍不住在鄉親們面前放開聲哭了......我猛然間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著這種偉大的有愛，生活在如此貧瘠土地上的人們，才一代一代延綿到了現在......”
從那時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的樸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衛國在陝西省初中升中專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學校。
在當時，這意味著這個農家子弟可以從此擺脫苦難的農民身份，吃上“國庫糧”，三年畢業後成為國家幹部，成為令人羨慕的城裡人......
而此時命運卻和這飽經磨難而又志存高遠的孩子開了一個玩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考制度被廢除，所有中專停止招生。
儘管“鐵飯碗”的夢如同兒戲般破碎了，但王衛國似乎並沒有太過傷心，反而愈發興奮。
從“王衛國”到“路遙”
文化大革命，“一場漫長而無謂的爭鬥，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
這時的王衛國，已狂熱地喜愛上詩歌創作。他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在《延安通訊》上發表，這是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
後來在發表詩歌《車過南京橋》時，詩人聞頻建議他取個筆名。“好，”王衛國略加思索後，在自己的詩稿上斷然寫下“路遙”二字。
聞頻說：“好！這個名字好！路遙知馬力。”
此刻，擁有這個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纖細的筆，向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宣戰了！
1973年，全國高校普遍恢復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薦選拔制。那時，在文學創作上已小有名氣的路遙，獲得了縣領導和有關人員的支持，“這後生是塊幹大事的料”。
但是由於他曾經是造反派“紅四野”的“王軍長”，北師大和陝西師範大學先後拒絕錄取他，最終還是老家延安大學中文系頂著壓力給了他一紙錄取通知書。
路遙十分喜歡柳青《創業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時光認真讀書，在延大期間他把更多時間用在讀中外名著上，而對古代漢語之類的課程就不那麼熱心，經常逃課，以致1976年畢業時，延大中文系黨總支給他的畢業評語是“生活較散漫”五個字。
但這五個字並沒有影響王衛國去省級文學單位《陝西文藝》編輯部工作，因為在校期間，他就在那裡實習過，據編輯部同事回憶：“他對稿件的鑑賞能力比有些正式編輯還要強，對一篇稿子的優缺點往往會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兢兢業業完成日常的小編工作之餘，王衛國把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在看書或寫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兩點，有時熬個通宵。
1980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姐姐》、《月下》等幾篇短篇小說也相繼發表，頗受好評。
在一次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的茶話會上，路遙發言說：“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我們的勞動才能變得更有價值。”這可能就是他撰寫中篇小說《人生》的一個原因。
路遙在其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這樣講述創作《人生》的情景：
“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於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
記得近一個月裡，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深更半夜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可能神經錯亂，怕尋‘無常’......”
高加林來了，劉巧珍來了，黃亞萍來了，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一個前來報到，他們就像路遙的兄弟姐妹，他有那麼多話要對他們說，長期伏案胳膊磨腫了，路遙便找了塊石板，捧在懷裡繼續寫......
《人生》寫得如何，從銷量就可窺一斑，當年其單行本首印13萬冊，上市不久即脫銷，第二版印了12.5萬冊，第三版7200冊。
關於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論評論家們如何云云，路遙自己給出的答案似乎更為深邃：“對作家來說，有生活這還不夠，必須是深刻理解了這些生活才行。
很多人和小編一樣，是先讀《平凡的世界》再讀《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藝術水準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幾個檔次。
《人生》走紅時，很多人認為它是路遙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實是，路遙真的超越了勝利。
路遙是一個充滿儀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著手準備《平凡的世界》前（當時還沒起這個名字），他去了陝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烏素沙漠“誓師”，他在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對毛烏素的理解：
“在這個孤寂而無聲的世界裡，你期望生活的場景會無比開闊。你體會生命的意義也更會深刻。
你感到人是這樣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議的巨大。
你可能在這裡迷路，但你也會廓清許多人生的迷津。
在這開闊的天地間，思維常常像洪水一樣氾濫。而最終又可能在這氾濫的思潮中流變出某種生活或事業的藍圖，甚至能用明瞭這些藍圖實施中的難點易點以及它們的總體進程。
這時候，你該自動走出沙漠的聖殿而回到紛擾的人間。你將會變成為另外一個人，無所顧忌地開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烏素是路遙禪悟的道場，那種無邊的蒼茫與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後來被證明是重要的，因為沒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是無法度過隨後六年牛馬般生活的。
為寫這部書，路遙整整準備了三年，誠如他所說：“作品中任何虛假的聲音，讀者的耳朵都能聽得見。無病呻吟騙不來眼淚，只能換取諷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裝扮貧乏的園地以顯示自己的繁榮，這比一無所有更為糟糕.....”
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擺在各大書店的顯著位置，就是這句話的明證。
首先，鑑於自己缺乏長篇小說寫作經驗，他給自己列了一個近百部的長篇小說閱讀書目，並對其中幾部做重點研究。《紅樓夢》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反覆閱讀。
其次，擴大閱讀範圍，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宗教，甚至還蒐羅了大量知識型小冊子，諸如養魚、養蜂、施肥、氣象、曆法、UFO等。
因為小說要記錄1975到1985年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社會變遷，為徹底弄清楚這十年間的社會歷史背景，以便在小說創作中準確地描繪出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狀態，路遙採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閱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陝西日報》和《延安報》合訂本。
一頁一頁翻看，手指頭被紙磨薄了，貼在紙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後掌繼續翻閱。
除此之外，他還要詳細記錄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農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養和野生的飛禽走獸，風土民俗，婚嫁喪子，等等。
唐代詩人岑參有句詩說的好：“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
這部長篇就是路遙的“長安”，他是那麼一個紮實的人，準備資料一絲不苟，嚴肅認真。與此同時，他小說中故事的框架開始清晰：
故事發源於一個叫雙水村的小山村，兄弟倆孫少安和孫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城鄉舞臺上展現各自的哀樂人生——哥哥孫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弟弟孫少平不甘憋死在黃土裡，毅然出走，歷盡艱難險阻，嚐遍世態炎涼，終於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與人，家與家，城市與山村，歡歌與寂寥相互交織，織成了一張人物的大網。
而路遙，就將在自己組建的這個平凡的世界裡，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們的主宰，也是他們的奴隸。
封閉創作期間，路遙強迫自己每天寫五千字，這是他的“獄規”，不是特殊情況絕不違反。
他習慣於晚起，喜歡工作到凌晨，靠不斷吸菸給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飯就是別人的午餐，經常是兩個饅頭，一碗稀飯，不講究也不規律。
在創作最緊張的時候，他經常會進入一種譫妄狀態，上廁所一路小跑，到了才發現自己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筆記本，只好再跑回去取衛生紙......
在小說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路遙給三弟王天樂打電話，讓他速來。王天樂心急火燎地趕去，路遙流著淚痛苦地對弟弟說：“田曉霞死了！”
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曉霞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她是孫少平的女朋友，王天樂既好笑又好氣，給大哥來了一頓，“我大老遠跑來，別人要知道了，肯定會認為咱兄弟是神經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於把虛構世界中的人物當作真實世界的存在。
這種超強度的工作負荷無異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1988年1月，當他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時，身體已極度虛弱。在謄寫到尾聲時，他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雄關。
路遙此時高度緊張，心力幾乎耗盡，腿部開始抽筋，最後整隻右手也痙攣了，五根手指就像雞爪子一樣醜陋得扭曲著，他用熱水“化開”痙攣的右手，死死得抓住筆，繼續寫下去：
“他（孫少平）遠遠看見，頭上包著紅頭巾的惠英，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明明，以及脖項裡響著銅鈴鐺的小狗，正向他飛奔而來.....”
路遙慢慢站起身，來到衛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他第一次認真的在鏡前看了看自己，這顆陌生的頭顱兩鬢不知何時生出白髮，皺紋橫七豎八，臉蒼老得像個老人。
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且排名第一。
路遙卻沒錢去北京領獎，只好讓弟弟王天樂幫著借五千塊錢，畢竟得在北京請請客，還得買點自己的書回來送人。
王天樂戲謔地說：“哥，今後再不要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
路遙只說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
諷刺的是，當時茅盾文學獎的獎金恰好是五千元，正好夠路遙還錢了。
這就是當時中國作家的窘態，錢一直離他們很遠，即使路遙獲獎以後，生活也並沒有改善多少。
那時中國興起了炒股熱，路遙也被裹挾進來，帶著自己的一點積蓄去排隊買股票，在隊伍裡他老老實實呆著，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菸......
一年後，1992年11月17日早上9點30分，路遙，這個“十幾年來，吃著豬狗食，幹著牛馬活”的黃土地的兒子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他得的是由乙肝引起的晚期肝硬化，以至肝功衰竭。怎麼說這個病呢？早治療至少不會惡化到這種程度。但他卻把寶貴的時間無私地奉獻給了《平凡的世界》以及這個裡外世界裡的你我凡人，這是路遙永遠無悔的犧牲。
人生很多暗合，說不清楚。路遙去世的那天清晨，絕少寒雪突降的關中地區，卻飄起了漫天飛舞的雪花。可能上蒼知道，路遙生前最喜歡雪，所以精心設計了這曼妙的舞蹈，為他演出。
此刻，我們不由想到他整整花了三天時間，為《平凡的世界》寫就的開頭：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濛濛的雨絲夾雜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
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沒有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