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故事的最佳營銷，不是陳壽和羅貫中，居然是一個宋朝人？
兩晉南北朝人物誌-（六十五）裴松之
中國人對三國這一段歷史的瞭解程度，幾乎遠超其之前的秦漢以及之後的兩晉南北朝。其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就要屬名列四大名著的《三國演義》的膾炙人口了。而《三國演義》則是將另一本書“通俗演義”化了，也就是名氣同樣不小的《三國志》。
在之前講陳壽的時候，我們也曾交代過《三國志》這本書的歷史地位——它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列為前四史，其史學和文學地位不可謂不高。但是，將它提高到這個高度的，卻不僅僅是陳壽的功勞。在陳壽去世後一百多年，另一位史學家將《三國志》增刪修訂，最終成為了我們現今看到的樣子，他就是裴松之。
裴松之和其同時代很多名字裡帶“之”的人一樣，也出身於南渡士族。他們家所在的郡望——河東裴氏，在兩百年後的唐朝大出風頭，出了不少名臣。而在此時，裴氏顯然還不是南朝一等大族，因此，裴松之在政壇上也就少有作為，而在史學界留下了千古美名。
裴松之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出仕為殿中將軍，而後又擔任過縣令、尚書祠部郎等官職，還曾給劉裕做過主簿。正是這一層經歷，使得劉裕稱帝以後，意識到不能把裴松之這樣的人才丟在邊關等著北魏來砍，才將他調回建康入朝為官。
劉義隆登基以後，裴松之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在此期間，裴松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為偉大的事業，連皇帝看了也讚歎“裴世期為之不朽矣”的傑作——《三國志注》。
陳壽在寫作《三國志》的時候，雖然距離三國時期較近，原始材料比較豐富，行文卻過於簡潔，許多重要事件大都草草一筆帶過，使其文體更類似於《春秋》般簡潔而非正史通用的《史記》。如果只讀《三國志》的話，就很難接近歷史的真實面目而只能留下一個模模糊糊的殘影。而裴松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將這個殘影變成相對真實的歷史真相。
在寫作《三國志注》的時候，裴松之旁徵博引地採集了多家史料（據說有二百一十部），對陳壽原著的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考據，既交代了陳壽許多沒有交代的問題，更對陳壽的錯誤進行了勘定，使得原本“乾乾巴巴”的《三國志》變得圓潤了。
敘述和摘取史書原文是枯燥的，但是在這裡我還是要摘錄《三國志》開頭一段，來證明裴注的重要性和優美：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第一段寥寥數語，簡單介紹了曹操的籍貫、名諱和出身。然而這卻顯得過於簡單，甚至都沒有一般史書吹噓一下皇帝祖上多牛的記載。裴注援引《曹瞞傳》和《魏書》，既好好吹捧了一下從黃帝到曹參的曹家豐功偉業，又點出了曹操那個拿不出手的小名，從正反兩方面對這位亂世梟雄的出身做了一個交代。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曹瞞傳》還是《魏書》，如今早已散佚（現在二十四史裡的《魏書》是記錄北魏歷史的史書），如果沒有裴注的話，這些史料就會湮沒，最終無人問津。而裴松之在援引史料的時候，除非對某事有一定的把握，否則就只將史料原文附錄而不加以武斷的判斷，這也是其修史的優點。
應該說，如果僅僅依靠《三國志》的話，羅貫中是很難寫出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三國演義》中許多情節雖然都是“演義”，卻都能夠在裴注之中找到根據。
比如曹操殺呂伯奢全家這件事，在《三國志》之中並無所載，而是被裴松之援引《魏略》和《世語》兩本書註解到書作裡的。還有更著名的劉備躍馬過檀溪，也是裴松之從《世語》裡面摘出來做註解的。這些日後膾炙人口的三國典故，如果沒有裴松之的發掘和保存，很有可能就隨著史料的散佚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三國這段歷史的可讀性和趣味性，怕也是要大打折扣了。
事實也是如此——作為魏晉南北朝這淨四百年大亂世的開頭六十年（曹丕篡位到晉滅孫吳），嚴格意義上的“三國”並沒有多少意思，尤其是在諸葛亮去世以後。此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儘管比三國更混亂複雜，卻至今仍很難被讀者熟悉。使三國曆史進入尋常百姓家的功勞，必須有裴松之一份。
前面提到，《三國志注》裡有不少材料都出自《世語》，這本書可能很多人都不大聽過，但是它的另一個名字應該就如雷貫耳了——《世說新語》。然而，裴松之引用的卻不是那個名震天下的《世語》，卻是另一部《世語》。那麼，這兩部《世語》間又有什麼關係呢？《世說新語》背後又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咱們下回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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