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三國志》:正視三國鼎立的史實

陳壽《三國志》:正視三國鼎立的史實

陳壽卓越的史識體現在他雖然由於各種原因,以曹魏為正統而以漢為蜀,但勇於打破當時史學界的陳規,正視三國鼎立的史實,為三國各寫專書。

以曹魏為正統

《三國志》是以曹魏為正統的。《魏書》列在全書之首,稱曹操、曹丕、曹叡等為帝。吳、蜀君主即位,都記明魏的年號,以明正朔所在。蜀漢君主劉備、劉禪分別稱先主、後主;孫吳只有孫權稱主,孫亮等都稱名。陳壽為此備受指責,被認為背離了故國,貶低蜀漢的地位。

陳壽此舉,既有現實壓力,也有行文方面的考慮。

陳壽《三國志》:正視三國鼎立的史實

陳壽身為晉臣而撰三國史事,不可能不受到現實的束縛與制約。何況他是由蜀入晉的,多少受到西晉官僚貴族的排擠與壓制,其現實處境比較艱難,不能不謹慎小心,以免觸犯了當權者的忌諱。晉朝受禪於曹魏,如果否認曹魏的正統地位,就是間接否認了西晉的合法性。為了給晉朝正名,必須以魏為正統。“史以紀實,大勢所歸,古人皆知之”,陳壽的做法,在當時並不足為奇,並不能說明其感情傾向。實際上,他並不承認蜀漢是“偽”國,在不少地方用隱晦而巧妙的筆法,寄託了對故國的愛戀。如魏文帝曹丕受禪時,劉廙、辛毗、華歆、劉若等人上表歌功頌德,又有李伏、許芝等人進獻所謂“符瑞”之物,沸沸揚揚,陳壽一概不取,只用了七百餘字簡單加以交代。而劉備稱王、稱帝時,臣下請封之表、勸進之表、祭祀皇天后土的文字也有很多,陳壽大都加以保留並大書特書,明寫劉備是承繼漢統,具備天子之制,足見其用心之良苦。另外,陳壽對劉備父子稱先主、後主,不同於對孫吳君主的稱呼,也反映了陳壽的故國之思與感情傾向。

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指責陳壽背叛了蜀漢故國,他在編撰《漢晉春秋》(該書上起東漢光武帝劉秀,下至西晉,記載近三百年間的史事)時,敘述到三國曆史,改以蜀漢為正統,曹魏為篡逆。北宋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時,繼承了陳壽的觀點,仍以曹魏為正統。南宋理學家朱熹則同意習鑿齒的看法,在編寫《資治通鑑綱目》時又以蜀漢為正統。無論是習鑿齒、朱熹的以蜀漢為正統還是司馬光的以曹魏為正統,都是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經就此評論道:

其書(《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朱熹)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其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

這道出了陳壽的苦衷所在,他以曹魏為正統,實乃迫於現實壓力。所謂的正統之爭,都與當世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連。東晉政權偏安江左,時勢與蜀漢相仿,習鑿齒就以蜀漢為正統。北宋政權上承五代,進而消滅割據諸國,情況又與西晉相同,所以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很多北宋學者都以曹魏為正統。南宋偏安江南,與東晉相同,南宋統治者把金比作曹魏,把南宋比作蜀漢,所以朱熹又以蜀漢為正統。可見,每一種觀念傾向都有其歷史選擇、民心向背、社會心理等具體內在的原因。陳壽以曹魏作為主要敘事中心,代表了那個時代對三國曆史的闡釋傾向。

以曹魏為正統,也是出於紀年的方便

陳壽著《三國志》,是要通過對三個割據政權的記述來反映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中國社會的歷史面貌。三國君主在沒有稱帝建號之前,按例都用漢獻帝年號。在時間上,曹魏建國緊承漢帝,蜀、吳卻不與漢相連屬(曹丕代漢是在220年,蜀、吳稱帝建年號分別是在221、222年),中間出現了時間上的“斷層”。如果以蜀漢為正統,以其系年紀事,就無法銜接這個歷史時間上的“斷層”。況且,蜀先於魏、吳滅亡,也無法以其系年綱紀自它滅亡之後的魏、吳史事。前不能接於東漢,後不能終於魏、吳。後來晉代魏,孫吳亡於晉。東漢—曹魏—西晉的時間鏈可以貫通整個三國曆史發展的進程。因而,在魏、蜀、吳三國之中,只有採用曹魏的系年,才能使東漢末至西晉初的歷史保持連續性。從客觀事實看,三國之中,魏國的實力最強,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也最大,居於首要地位;從地理上看,曹魏三分天下有其二;從國力上看,曹魏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都遠勝於蜀、吳二國。事實如此,陳壽秉筆直書也就沒有什麼過錯了。

為三國各寫專書

陳壽雖然以曹魏為正統,但不廢吳、蜀,他正視三國鼎立的史實,為三國各寫專書,開創了紀傳體國別史的典範。

三國時期的一些史家,如《魏書》的作者王沈、《魏略》的作者魚豢、《吳書》的作者韋昭等人,各從本國的立場或利益出發,或以曹氏為正統,蜀、吳為僭越;或以孫氏為中心,蜀、魏為附屬,唯恐犯了當政者的忌諱,不可避免地出現存己廢彼的現象,導致史事記載的偏缺不全。而對時人瞭解天下形勢也造成很大障礙,很多中原士人就只知有魏而不知有蜀、吳。而魏、蜀、吳三國本是各自獨立的政權,相互並不統屬,強為一書,就無法反映這一歷史事實。陳壽正視且尊重了這一歷史現實,打破了舊的史學傳統,為三國各寫了專書,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說是迫於現實而對紀傳體史書進行的創新。

陳壽《三國志》:正視三國鼎立的史實

《三國志》在目錄的安排、內容的撰寫等方面,體例都比較統一。《三國志》沒有志、表,只有紀傳,是紀傳體國別史。因為以魏為正統,表面上只列魏帝為紀,而降蜀、吳二國的帝紀為傳,但實際上仍是按帝王本紀的規格來寫的,只是不稱紀而已。從篇目的安排來看,三書也都比較一致,《魏書》在帝王本紀之後是后妃、大臣等的列傳,而《蜀》《吳》二書,也是在君主之後,即為嬪妃、大臣等的列傳。

此外,不同於傳統史書只有一個敘事中心的特點,《三國志》兼有三個敘事中心:建立魏國的曹氏、建立蜀漢的劉氏和建立東吳的孫氏,三書名異而質同。陳壽用故國情思敘史,為魏、蜀、吳三方兼代主角角色,多顧及三國遺臣遺民們的思想感情。這突出表現在記載各方戰事的勝敗方面,雙方交戰,一方勝則在其書之相關紀傳中詳說具載;一方敗則其書之相關紀傳中略記乃至舍而不書。如記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破曹操一事,《蜀書•先主傳》曰:“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吳書•吳主傳》建安十三年(208)下曰:“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三年下僅存“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數語。另如街亭之戰,《魏書•明帝紀》《魏書•張郃傳》中都有詳細記載,《蜀書•後主傳》不書,《諸葛亮傳》及《馬謖傳》雖然述及,也只是申明敗因而已。

陳壽在三書的遣詞用語方面也多有講究,進行了精心考慮。如三國互稱對方為“偽”“賊”等,稱對方對己方的軍事行動為“寇”等等。

如此種種,都表明陳壽在史書撰寫過程中思慮精密。他對三個國家實際上並無軒輊之分,身兼三角,代為立言,不僅使其史著高簡爽潔,而且能滿足三國遺臣遺民的情感需求。若把三書分而觀之,魏人讀《魏書》,蜀人讀《蜀書》,吳人讀《吳書》,都會備感親切與快慰。若把三書合而觀之,彼此短長相濟,勝敗互見,可通觀魏、蜀、吳三個割據政權在同一歷史時空下,既獨立存在又相互聯繫的情況,自成一部完整的信史。這樣處理,既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也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

摘自潘曉玲《陳壽》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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