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 勿食我黍

陳衡哲（1890—1976），筆名莎菲（SophiaH.Z.Chen），祖籍湖南衡山，1914年考取清華留美學額後赴美，先後在美國沙瓦女子大學、芝加哥大學學習西洋史、西洋文學，分獲學士、碩士學位。1920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西洋史；1920年9月27日與任鴻雋結婚；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國立東南大學、四川大學；著有短篇小說集《小雨點》、 《衡哲散文集》、《文藝復興史》、《西洋史》及《一箇中國女人的自傳》等；建國後任上海市政協委員，1976年去世；她是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作家、詩人，也是我國第一位女教授，有“一代才女”之稱。

“你和我的妹妹真像”

我初識陳衡哲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在儲安平先生家。儲安平知道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要到上海定居，準備在家裡擺酒請客，為他們夫婦接風。他已離婚，家無女主，預先邀我做陪客，幫他招待女賓。鍾書已代我應允。

鍾書那時任中央圖書館的英文總纂，每月須到南京去彙報工作。儲安平為任、陳夫婦設晚宴的那天，正逢鍾書有事須往南京，晚飯前不及趕回上海。儲安平家住公共租界，我們家住法租界，不僅距離遠，而且交通很不便，又加我不善交際，很怕單獨一人出去做客。鍾書出門之前，我和他商量說：“我不想去了。不去行不行？”他想了一想說：“你得去。”他說“得去”，我總聽話。我只好硬硬頭皮，一人出門做客。我先擠無軌電車，然後改坐三輪到儲家。

那晚擺酒兩大桌，客人不少。很多人我也見過。只因我不會應酬，見了生人不敢說話，也記不住他們的名字，所以都報不出名了。我只記得一位王雲五，因為他席間常高聲用上海話說“吾雲五”。還有一位是劉大傑。因為他在儲安平向陳衡哲介紹我的時候，跌足說：“咳！今天錢鍾書不能來太可惜了！他們可真是才子佳人哪！”

我當不起“佳人”之稱，而且我覺得話也不該這麼說。我沒有鍾書在旁護著，就得自己招架。我忙說：“陳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

陳衡哲先生的眼鏡後面有一雙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聽了我的話，立即和身邊一位溫文儒雅的瘦高個兒先生交換了一個眼色，我知道這一位準是任先生了。我看見她眼裡的笑意傳到了他的嘴角，心裡有點著慌，自問“我說錯了話嗎？我把這位才子擠掉了嗎？可是才子也可以娶才子啊。”我赧然和任先生也握了手。

那天的女客共三人。我一個，陳衡哲先生之外還有一位黃郛夫人。她們倆顯然是極熟的朋友。入席後，她們並坐在我的對面。我面門而坐。另一桌擺在屋子的靠裡一邊。我頻頻聽到那邊桌上有人大聲說“吾雲五”，主人和任先生都在那邊桌上，他們談論中夾雜著笑聲。我們這桌大約因為有女賓的緣故，多少有點拘束。主要是我不會招待，所以我們這邊遠不如那邊一桌熱鬧，沒有人大說大笑，大家只和近旁的人輕聲談話。

我看見陳衡哲先生假裝吃菜，眼睛看著面前的碗碟，手裡拿著筷子，偷偷用胳膊肘兒撞一撞黃夫人，輕聲說話，卻好像不在說話。她說一個字，停一停，又說一個字，把二寸短話拉成一丈長，每兩個字中間相隔一寸兩寸，每個字都像是孤立的，我聯上了。她在說：“你看她，像不像一個人？”黃郛夫人隔著大圓桌面把我打量了幾眼。她毫無掩飾，連聲說：“像！像！像極了！”她們在議論我。我只好佯作不知。但她們的目光和我的偶爾相觸時，我就對她們微微笑笑。

散席後，黃郛夫人繞過桌子來，拉著我的手說：“你和我的妹妹真像！”我不知該怎麼回答，顯得很窘。黃夫人立即說：“我妹妹可不像我這個樣子的。我妹妹是個很漂亮的人物。”黃夫人端正大方，頭髮向上直掠，一點不打扮，卻自有風度。我經她這麼一說，越發窘了，因為不美的人也可以叫人覺得和美人有相似處；像不像也不由自己做主。幸好陳衡哲先生緊跟著她一起過來。她拉我在近處坐下，三個人擠坐一處，很親近也很隨便地交談，多半是她們問，我回答。

解放後我到了清華，張奚若太太一見我就和我交朋友，說我像她的好朋友，模樣兒像，說話也像，性情脾氣也像。我和她相熟以後，問知她所說的朋友，就是黃郛夫人的妹妹，據說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才女。黃郛夫人熱情地和我拉手，是因為看見了與亡妹約莫相似的影子。我就好比《紅樓夢》裡的“五兒承錯愛”了。黃郛夫人要送我回家。她乘一輛簇新的大黑汽車——當時乘汽車的客人不多。陳衡哲先生也要送我回去。經任鴻雋先生問明地址，任先生的車送我回家是順路。我就由他那輛帶綠色的半舊汽車送回家。黃郛夫人曾接我到她家一次。她住的是花園洋房。房子前面的牆上和牆角爬滿了盛開的白薔薇。她贈我一大捧帶露的白薔薇。我由此推斷我初會陳衡哲先生是薔薇盛開的春季。

楊絳 先生（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到任先生家“吃tea”

抗戰勝利後，鍾書在中央圖書館有了正式職業，又在暨南大學兼任教授，同時也是《英國文化叢書》的編輯委員。他要請任鴻雋先生為《英國文化叢書》翻譯一本有關他專業的小冊子，特到他家去拜訪。我也跟他同去，謝謝他們汽車送我回家。過兩天他們夫婦就到我家回訪。我家那時住蒲石路蒲園，附近是一家有名的點心鋪。那家的雞肉包子尤其走俏，因為皮暄、汁多、餡細，調味也好。我們就讓阿姨買來待客。任先生吃了非常欣賞。不多久陳先生邀我們去吃茶。

他們家住貝當路貝當公寓。兩家相去不遠，交通尤其方便。我們出門略走幾步，就到有軌電車站；有軌電車是不擠的，約三站左右，下車走幾步就到他們家了。我們帶兩條厚毛巾，在點心鋪買了剛出籠的雞肉包子，用雙重毛巾一裹，到他們家，包子熱氣未散，還熱騰騰的呢。任先生對雞肉包子還是欣賞不已。

那時候，我們的女兒已經病癒上學，家有阿姨，我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兩三門課，日子過得很輕鬆。可是我過去幾年，實在太勞累了。身兼數職，教課之外，還做補習教師，又業餘創作，還充當灶下婢；積勞成病，每天午後三四點總有幾分低燒，體重每個月掉一磅，只覺得疲乏，醫院卻驗查不出病因。我原是個閒不住的人，最閒的時候，我總是一面看書，一面織毛衣。我的雙手已練成自動化的機器。可是天天低燒，就病懨懨地，連看書打毛衣都沒精神。我爸爸已經去世，我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經常在爸爸身邊和姊妹們相聚說笑。鍾書工作忙，偷空讀書。他正在讀《宋詩紀事》，還常到附近的合眾圖書館去查書，我不願打攪他。

恰巧，任鴻雋也比陳衡哲忙。陳衡哲正在讀湯因比（Toynbee）的四卷本西洋史，已讀到第三冊的後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時許，就得休息眼睛。她常邀我們去吃茶。（她稱“吃tea”，其實吃的總是咖啡。）她做的咖啡又香又濃，我很欣賞。我們總順路買一份剛出籠的雞肉包子，裹在毛巾裡帶去。任先生總是特別欣賞。鍾書和任先生很相投，我和陳先生很相投。“吃tea”幾次以後，鍾書就慫恿我一個人去，我也樂於一個人去。因為我看出任先生是放下了工作來招待的，鍾書也是放下了工作陪我去的。我和陳衡哲呢，“吃tea”見面之外，還通信，還通電話。我一個人去，如果任先生在家，我總為他帶雞肉包子，但是我從不打擾他的工作。他們的客廳比較大，東半邊是任先生工作的地方；西邊連臥房。我和陳衡哲常在客廳西半邊靠臥房處說話。

我為任先生帶雞肉包子成了習慣。鍾書常笑說：“一騎紅塵妃子笑”，因為任先生吃雞肉包子吃出了無窮的滋味，非常喜愛。我和陳衡哲對雞肉包子都沒多大興趣。

我們像忽然相逢的朋友

陳衡哲我當面稱陳先生，寫信稱莎菲先生，背後就稱陳衡哲。她要我稱她“二姐”，因為她的小弟弟陳益（謙受）娶了我的老朋友蔣恩鈿。但是陳益總要我稱他“長輩”，因為他家大姐的大兒媳婦我稱五姑。（胡適《四十自述》裡提到的楊志洵老師，我稱景蘇叔公。五姑是叔公的女兒。）我當時雖然不知道陳衡哲的年齡，覺得她總該是前輩。近年我看到有關於她的傳記，才知道她長我二十一歲呢。可是我從未覺得我們中間有這麼大的年齡差距。我並不覺得她有多麼老，她也沒一點架子。我們非常說得來，簡直無話不談。也許她和我在一起，就變年輕了，我接觸的是個年輕的陳衡哲。

她談到她那一輩有名的女留學生，只說：“我們不過是機會好罷了。當時受高等教育的女學生實在太少了。”我不是“承錯愛”的“五兒”，也不靠“長輩”“小輩”的親戚關係；我們像忽然相逢的朋友。

她曾贈我一冊《小雨點》。我更欣賞她的幾首舊詩，我早先讀到時，覺得她聰明可愛。我也欣賞她從前給胡適信上的話：“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我覺得她很有風趣。我不知高低，把自己的兩個劇本也贈她請教。她看過後對我說：“不是照著鏡子寫的。”那兩冊劇本，一直在她梳妝檯上放著。

我是他們家的常客，他們並不把我當作客人。有一次我到他們家，他們兩口子正在爭鬧；陳先生把她瘦小的身軀撐成一個“大”字，兩腳分得老遠，兩手左右撐開，擋在臥房門口，不讓任先生進去。任先生做了幾個“虎勢”，想從一邊闖進去，都沒成功。陳先生得勝，笑得很淘氣；任先生是輸家，也只管笑。我在一邊跟著笑。他們並不多嫌我，我也未覺尷尬。

那時陳衡哲家用一個男僕，她稱為“我們的工人”。這位“工人”大約對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時候常不在家。她請人吃茶或吃飯，常邀我“早一點來，幫幫我”。有一次她認真地囑我早一點去。可是她待我幫忙的，不過是把三個熱水瓶從地下搬到桌上。熱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號，只是三磅水的中號。我後來自己老了，才懂得老人脆弱，中號的熱水瓶也須用雙手捧。陳衡哲身體弱，連雙手也捧不動。

漸漸地別人也知道我和陳衡哲的交情。那時上海有個婦女會，會員全是大學畢業生。婦女會要請陳衡哲講西洋史。會長特地找我去邀請。陳先生給我面子，到婦女會去作了一次講演，會場門口還陳列著湯因比的書。胡適那年到上海來，人沒到，任家客廳裡已掛上了胡適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還配著鏡框，胡適二字的旁邊還豎著一道槓槓（名字的符號）。陳衡哲帶三分惱火對我說：“有人索性打電話來問我，適之到了沒有。”問的人確也有點唐突。她的心情，我能領會。我不說她“其實乃深喜之”，要是這麼說，就太簡單了。

胡適的《哲學史大綱》我在高中和大學都用作課本，我當然知道他的大名。他又是我爸爸和我家親友的熟人。他們曾談到一位倒黴的女士經常受丈夫虐待。那丈夫也稱得蘇州一位名人，愛拈花惹草。胡適聽到這位女士的遭遇，深抱不平，氣憤說：“離婚！趁丰采，再找個好的。”我爸爸認為這話太孩子氣了。那位女士我見過多次，她壓根兒沒什麼“丰采”可言，而且她已經是個發福的中年婦人了。“趁丰采”是我爸爸經常引用的笑談。我很想看看說這句話的胡適。

“胡適想見見你”

一次，我家門房奉命僱四頭驢子。因為胡適到了蘇州，要來看望我爸爸，而我家兩位姑母和一位曾經“北伐”的女校長約定胡適一同騎驢遊蘇州城牆。騎驢遊蘇州城牆確很好玩，我曾多次步行繞走城牆一圈。城牆內外都有城河。內城河窄，外城河寬，走在古老的城牆上，觀賞城裡城外迥不相同的景色，很有意思。步行一圈費腳力，騎個小驢在城牆上跑一圈一定有趣。

可是蘇州是個很保守的城市。由我家走上青門城牆，還需經過一段街道。蘇州街上，男人也不騎驢。如有女人騎驢，路上行人必定大驚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蘇州街上騎驢的惟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覺得這胡適一定興致極好，性情也很隨和，而且很有氣概，滿不在乎路人非笑。

我家門房預先僱好了四頭驢，早上由四個驢夫牽入我家的柏樹大院等候。兩位姑母和兩位客人約定在那兒上驢出發。我爸爸會見了客人，在院子裡相送。

我真想出去看看。但是爸爸的客人我們從不出見。我不敢出去。姑母和客人都已出門，爸爸已經回到內室，我才從“深閨之中”出來張望。我家的大門和兩重屏門都還敞著呢。我實在很想看看胡適騎驢。但是結集出發的遊人，不用結隊回來。路人驚詫的話，或是門房說的，或是二位姑媽回來後自己講的。

胡適照相的大鏡框子掛在任家客廳貼近陽臺的牆上。不久後，鍾書對我說：“我見過胡適了。”鍾書常到合眾圖書館查書。胡適有好幾箱書信寄存在合眾圖書館樓上，他也常到這圖書館去。鍾書遇見胡適，大概是圖書館館長顧廷龍（起潛）為他們介紹的。鍾書告訴我，胡適對他說，“聽說你做舊詩，我也做。”說著就在一小方白紙上用鉛筆寫下了他的一首近作，並且說，“我可以給你用墨筆寫。”我只記得這首詩的後兩句：“幾支無用筆，半打有心人。”我有一本紅木板面的宣紙冊子，上面有幾位詩人的墨寶。我並不想請胡適為我用墨筆寫上這樣的詩。所以我想，這胡適很坦率，他就沒想想，也許有人並不想求他的墨寶呢。可是他那一小方紙，我也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羅家倫贈鍾書的八頁大大的胖字一起毀掉。

陳衡哲對我說，“適之也看了你的劇本了。他也說，‘不是對著鏡子寫的’。他說想見見你。”

“對著鏡子寫”，我不知什麼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我沒問過。胡適想見見我，我很開心，因為我實在很想見見他。

陳衡哲說：“這樣吧，咱們吃個家常tea，你們倆，我們倆，加適之。”她和我就這麼安排停當了。

我和鍾書照例帶了剛出籠的雞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買，因為總有好多人站著等待包子出籠。如要買得多，得等下一籠。我們到任家，胡適已先在。他和鍾書已見過面。陳衡哲介紹了我，隨即告訴我說：“今天有人要來闖席，林同濟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適之來，要來看看他。他們晚一會兒來，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誰建議先趁熱吃雞肉包子。陳衡哲和我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特小。我帶的包子不多，我和她都不想吃。我記得他們三個站在客廳東南隅一張半圓形的大理石面紅木桌子旁邊，有人靠著牆，有人靠著窗（窗外是陽臺），就那麼站著同吃雞肉包子，且吃且談且笑。陳衡哲在客廳的這一邊從容地為他們調咖啡，我在旁邊幫一手。他們吃完包子就過來喝咖啡。胡適是這時候對我說他認識我叔叔、姑姑以及“你老人家是我的先生”等話的。

一次很親近的聚談

林同濟不僅帶了他已經離婚的洋夫人，還帶了離婚夫人的女朋友（一個二十多歲的美國姑娘）同來。大家就改用英語談話。胡適說他正在收集怕老婆的故事。他說只有日本和德國沒有這類故事。他說：“有怕老婆的故事，就說明女人實際上的權力不輸於男人。”我記不準這話是當著林同濟等客人談的，還是他們走了以後談的。現在沒有鍾書幫我回憶，就存疑吧。闖席的客人喝過咖啡，禮貌性地用過點心，坐一會兒就告辭了。

走了三個外客，剩下的主人客人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發，圍坐一處，很親近地談天說地。談近事，談鐵托，談蘇聯，談知識分子的前途等等。

談近事，胡適跌足嘆恨燒掉了他的書信。尤其內中一信是自稱“你的學生×××”寫的。胡適說，“這一封信燒掉，太可惜了。”

當時五個人代表三個家。我們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國內不走的。任、陳兩位傾向於不走，胡適卻是不便留下的。我們和任、陳兩位很親密，他們和胡適又是很親密的老友，所以這個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時反映蘇聯鐵幕後情況的英文小說，我們大致都讀過。知識分子將面臨什麼命運是我們最關心的事，因為我們都是面臨新局面的知識分子。我們相聚談論，談得很認真，也很親密，像說悄悄話。

那天胡適得出席一個晚宴，主人家的汽車來接他了。胡適忙起身告辭。我們也都站起來送他。任先生和鍾書送他到門口。陳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發裡。我就陪她坐著。我記得胡適一手拿著帽子，走近門口又折回來，走到擺著幾盤點心的桌子旁邊，帶幾分頑皮，用手指把一盤芝麻燒餅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話說：“‘蟹殼黃’也拿出來了。”說完，笑嘻嘻地一溜煙跑往門口，由任先生和鍾書送出門（門外就是樓梯）。

陳先生略有點兒不高興，對我說：“適之spoilt（寵壞）了，‘蟹殼黃’也勿能吃了。”

我只笑笑，沒敢說什麼。“蟹殼黃”又香又脆，做早點我很愛吃。可是作為茶點確是不合適。誰吃這麼大的一個芝麻燒餅呢！所以那盤燒餅保持原狀，誰都沒碰。不過我覺得胡適是臨走故意回來惹她一下。

鍾書陪任先生送客回來，我也捲上兩條毛巾和鍾書一起回家。我回家和鍾書說：“胡適真是個交際家，一下子對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稱‘你的學生’，他就自稱是我爸爸的學生。我可從沒聽見爸爸說過胡適是他的學生。”鍾書為胡適辯解說：胡適曾向顧廷龍打聽楊絳其人；顧告訴他說，“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兒，錢鍾書的夫人。”我認為事先打聽，也是交際家的交際之道。不過鍾書為我考證了一番，說胡適並未亂認老師，只是我爸爸決不會說“我的學生胡適之”。

我因為久聞胡適大名，偶爾又常聽到家裡人談起他，他還曾到過我家，我確是很想見見他。所以這次茶敘見面，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於胡適，他見過的人很多，未必記得我們兩個。他在親密的老友家那番“不足為外人道”的談論中，他說的話最多。我們雖然參與，卻是說得少，聽得多，不會叫他忘不了。以後鍾書還參加了一個送別胡適的宴會，同席有鄭振鐸；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記住的。據唐德剛記胡適評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時，胡適說，“我沒見過他”，這很可能是“貴人善忘”。但是他同時又說，“大陸上正在‘清算’他”，憑這句話，我倒懷疑胡適並未忘記。

他自己隔岸捱罵，可以不理會。但身處大陸而遭“清算”，照他和我們“吃tea”那晚的理解，是很嚴重的事。他說“我沒見過他”，我懷疑是故意的。其實，我們雖然挨批挨鬥，卻從未捱過“清算”。

她說還欠我一封信

有一次，任先生晚間有個應酬而陳先生懶得去，她邀我陪她在家裡吃個“便飯”，只我們兩個人。我去了。大概只有我可以去吃她的“便飯”，而真的“便”，因為我們的飯量一樣小。我也只用小小的飯碗盛半碗飯。菜量也一樣小。我們吃得少，也吃得慢。話倒是談了很多。談些什麼現在記不起了。有一件事，她欲說又止，又忍不住要說。她問我能不能守祕密。我說能。她想了想，笑著說，“這錢鍾書也不告訴，行嗎？”我斟酌了一番，說“可以”。她就告訴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鍾書正在等我。我說，“陳衡哲今晚告訴我一件事，叫我連你也不告訴，我答應她了。”鍾書很好，一句也沒問。

既是祕密，我就埋藏在心裡。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沒而淡忘了。我記住的，只是她和我對坐吃飯密談，且談且笑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的八月間，鍾書和我得到清華大學給我們兩人的聘約。鍾書說，也許我換換空氣，身體會好。我們是八月底離開上海的。我還記得末一次在陳衡哲家參加的那個晚宴，客人有一大圓桌。她要量血壓，約了一位醫生帶著量血壓器去。可是醫生是忙人，不及等到客人散盡；而陳衡哲不好意思當著客大量血壓，所以她預先和我商定，只算是我要量血壓，她特地約了醫生。到我量血壓的時候，她就湊上來也量量。我們就是這樣安排的。那晚鐘書和我一同赴宴。

陳先生血壓正常，我的血壓卻意外地高。陳先生一再叮囑，叫我吃素，但不必吃淨素。她笑著對我和鍾書講有關吃素的趣事。提倡素食的李石曾定要他的新夫人吃素。新夫人嘴裡淡出鳥來，只好偷偷兒到別人家去開葷。李石曾住燕園，和我們家是緊鄰。解放軍過河之前，他們家就搬走了，進駐瞭解放軍。

我們到了清華，我和莎菲先生還經常通信，只是不敢暢所欲言了。“三反運動”（當時稱“洗澡”）之後，我更加拘束，拿著筆不知怎麼寫，語言似乎僵死了。我不會虛偽，也不願敷衍，我和她能說什麼呢？我和她繼續通信是很勉強的。

隨後是“三校合併”，我們由清華大學遷入新北大的中關園小平房。鍾書那時借調到城裡，參加翻譯毛選工作。有一天任鴻雋先生和竺可楨先生同來看鐘書。鍾書在城裡。我以前雖然經常到任先生家去，我只為他帶雞肉包子，只和陳衡哲說話，我不會和名人學者談話。那天，我活是一個家庭婦女，奉茶陪坐之外，應對幾句就沒話可說。鍾書是等不回來的，他們坐一會兒就走了，我心上直抱歉。從此我沒有再見到任先生。他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我留下的是任先生賞我的墨寶，我徵得他子女的同意，複印了作為本文附錄，希望任先生的詩集能早日問世。

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家遷入乾麵衚衕新建的宿舍大樓。夏鼐先生和我們同住一個單元。大約一兩年之後，他一次出差上海歸來，對我說，陳衡哲先生託他捎來口信，說她還欠我一封信，但是她眼睛將近失明，不能親自寫信了，只好讓她女兒代筆了。我知道他們的孝順女兒任以書女士是特地從美國回來侍奉雙親的。我後來和她通過一次或兩次信。到“文化大革命”，我和陳先生就完全失去聯繫。在我們“流亡”期間，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們從報上得知她去世的噩耗。

我和陳衡哲經常聚會的日子並不長，只幾個月，不足半年。為什麼我們之間，那麼勉強的通信還維持了這麼多年呢。只因為我很喜歡她，她也喜歡我，我們之間確曾有過一段不易忘記的交情。我至今還想念她。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定稿

本文來源於《雜憶與雜寫：一九九二——二〇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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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任鴻雋、陳衡哲夫婦為何留在大陸

文|林建剛

來源|南方都市報作者專欄

任鴻雋(1886-1961年)，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和最早的綜合性科學雜誌《科學》月刊的創建人之一，也是傑出的科學事業的組織領導者之一，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

陳衡哲(1890-1976)，中國第一位公派女留學生，中國第一位以西洋史為專業的留學生，中國第一個白話文小說家，中國第一位新文學女作家，中國第一位女博士。

任鴻雋、陳衡哲原已決定離開大陸

1949年4月，在國共兩黨的軍事較量中，國民黨節節敗退，杭州眼看不保；而對即將到來的新政權，很多人又似信心不足，大陸知識界人心惶惶。4月28日，竺可楨收到杭州市政府轉來的杭立武的電報，電曰：

俞市長煩速轉浙大竺校長，望早蒞滬。教授願離杭者到滬後可設法。曉峰已到。杭立武。(《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28頁)

很快，竺可楨就去了上海避險，並密切觀望著時局。當時，胡適早已離開大陸到達美國，任鴻雋與陳衡哲夫婦還滯留在上海。在上海避難的竺可楨與他們夫婦過從甚密，到上海的第二天，竺可楨就去拜訪了任鴻雋、陳衡哲夫婦。在5月1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至高安路十四號晤叔永夫婦，知叔永在設法乘輪赴港轉美國，因其子女三人都、蘇(書)、安均在美國也。(同上，第431頁)

任鴻雋與陳衡哲的孩子都(任以都)、書(任以書)、安(任以安)均在美國。他們去美國，既避開了戰亂，又可以一家團聚，誠可謂一舉兩得。故他們正“設法乘輪赴港轉美國”。

任鴻雋與陳衡哲決定離開大陸，但最終的事實卻是，他們都留在了大陸，並沒有去美國與子女團聚，原因何在？1949年的竺可楨日記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題。

任鴻雋先去香港，陳衡哲買不到船票

1949年的上海，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吃碗麵也要“去一百五十萬元”，隨著戰事迫近，上海也人心惶惶。滯留在上海的知識分子常聚在一起探討局勢，商討何去何從，任鴻雋的家———高安路14號，成為朋友們談天的據點。滯留上海的竺可楨也參與其中，並用日記記錄了當時的情形。

1949年5月13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晨未六點，聞炮聲隆隆，先覺地動，窗門作響，次聞炮聲，因時間相差不二秒鐘，料想發炮之地離研究院在五公里以內也。(同上，第438-439頁)

炮火連天中是很難靜下心來的。這天，竺可楨又來到了任鴻雋家，據其日記記載：

四點至高安路14號晤叔永，渠適出。與衡哲談及香港逃難事……六點叔永回。未幾林伯遵亦來談，伯遵以妻子均在滬，不願遠離。叔永以基金會董事如詠霓、夢麟均勸往香港，周寄梅亦然。但叔永、衡哲則欲赴美國，否則不動雲。(同上，第439頁)

日記中的“基金會”，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任鴻雋(即叔永)是中基會的董事，這一基金會的資金來自美國政府退還的庚子賠款。日記中的“詠霓、夢麟”即翁文灝與蔣夢麟。在天翻地覆的時代，他們都勸任鴻雋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但任鴻雋與陳衡哲則希望去美國，否則就不動。

接下來的幾天，炮火終夜不絕，竺可楨“幾不能成寐”，雖然他19日就收到了杭立武的來電，知道已為其辦護照，可“乘機飛穗”。但是，連日的陰雨天氣使得“飛機不能出動”，他在中央銀行的存款也提不出來，只得繼續留在上海。

1949年5月25日，竺可楨又來到了任鴻雋家。在這一天的日記中，他寫道：

打電話與Sophia即陳衡哲，未通。故餘即外出至高安路十四號晤陳衡哲，知叔永於廿二日飛香港，葉良材同行。衡哲頗怨葉堅持叔永赴香港，但只有二張機票，故渠不能不留滬，以待輪通時再往港。但實際渠等小孩三人都都、書書、安安均在美國，故叔永夫婦去港必轉美國無疑。渠現只有一女僕，昨夜頗為驚恐，故謂如餘願往，可下榻其寓。餘以不便謝之。(同上，第446-447頁)

任鴻雋夫婦“去港必轉美國無疑”。然而，炮火連天中，大家紛紛逃難，真是一票難求。中基會的祕書葉良材弄到了兩張飛機票，堅持讓任鴻雋先跟他一起去香港，“待輪通時”陳衡哲再到香港與之匯合。沒辦法的情況下，22日，任鴻雋隨葉良材先去了香港，陳衡哲隻身留在了上海。

此時的上海，炮聲轟轟，連竺可楨都“幾不能成寐”，更何況身邊只有一個女僕相伴的陳衡哲呢。非常恐慌的陳衡哲邀請在上海避難的竺可楨下榻其寓，畢竟，人多熱鬧，或可稍緩恐懼。竺可楨則覺得孤男寡女在一屋簷下，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故婉言謝絕。陳衡哲急著離開，卻遲遲沒能買到前往香港的船票。此時的陳衡哲，應該是焦慮與驚恐並存吧。好在此後不久，陳衡哲找到了一個人陪她。1949年6月2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陳衡哲談昨趙志道曾在渠處夜宿。”

趙志道是楊杏佛的妻子，楊杏佛與任鴻雋都是科學社的創始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此前，陳衡哲就與趙志道非常熟，因此陳衡哲邀她來陪伴自己。此後不久，她的表弟也搬了過去。1949年6月14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晚至高安路晤陳衡哲，知其表弟莊君現移寓其處，則不感寂寞矣。(同上，第460頁)

統戰工作奏效，任鴻雋回到大陸

正當陳衡哲焦慮恐慌時，已經進駐上海的中共領導人開始了對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1949年5月30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下午謝季驊來，錢臨照偕來。知季驊於昨由南京至丹陽，與陳毅同來，據陳毅雲，共產黨待敵黨將盡力寬大，適之、孟真、詠霓均無避去之需要。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幷蓄。並曾提餘名，謂當電杭州市長譚震林至浙大訪餘云云。(同上，第449-450頁)

聽到這一消息之後，這段時期經常去看望陳衡哲的竺可楨想必會將此消息告訴她吧。既然陳毅保證胡適、傅斯年、翁文灝這樣的人物都不需要離開，那麼，作為科學家的任鴻雋與作為學者的陳衡哲就更不需要離開大陸了。

果然，此後不久，中共相關人員就來接洽中基會的相關人員，任鴻雋作為中基會的董事，他的妻子陳衡哲自然是重點人物。1949年6月2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至高安路叔永處，遇林伯遵，知基金會亦有文教處人前往接洽。叔永或一二星期內或可回。(同上，第452頁)

日記中的“文教處”，即上海市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這是中共接收上海時用來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的主要組織。當時，錢俊瑞是文教處的主任，副主任是李亞農，這一時期，李亞農曾邀請竺可楨與陳衡哲一起吃飯。在這種情形下，陳衡哲放下了疑慮，準備讓任鴻雋回滬。1949年6月5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七點至叔永家，陳衡哲與餘商催叔永回滬事。(同上，第449-450頁)

不僅如此，任鴻雋的行蹤，還驚動了上海市市長陳毅。1949年6月15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陳市長詢及叔永，謂望其加入八月初北平之科學會議，謂盼餘能往雲。(同上，第461頁)

第二天，竺可楨就向陳衡哲轉達了陳毅的願望。6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晚膳後至高安路晤陳衡哲，告以陳毅於昨日曾詢及叔永是否能參加科學會議。(同上，第461頁)

在竺可楨與陳衡哲屢屢去信勸說下，任鴻雋決定回來。1949年6月22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晚膳後至高安路十四號晤陳衡哲。適陳其可(祖源)亦在。知叔永亦有電來，謂將乘輪迴滬，但昨日中央機炸英國輪Anchises，故目前恐一時郵輪不敢進口矣。七點在衡哲處吃稀飯。(同上，第465頁)

雖然任鴻雋決定回來，但得知這一消息之後，陳衡哲似乎並不太高興。這一時期的陳衡哲，牢騷滿腹。1949年6月26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五點至高安路十四號晤陳衡哲Sophia。渠方讀《莊子》並作詩以發牢騷。適其表弟莊權(號巽行，前重慶兵工廠廠長)亦來，同進晚餐，並飲五加皮一杯。據陳衡哲雲叔永已來二電，均雲待輪返滬。(同上，第468頁)

不知此時的陳衡哲到底有何牢騷？可惜竺可楨日記中語焉不詳。雖然任鴻雋致電他們說要回大陸，但似乎仍然猶豫不決。從6月延遲到8月，任鴻雋依然在觀望。1949年8月24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嚴希純在香港曾遇任叔永，據云叔永頗懷疑是否回滬有無工作可做，故尚未回滬。但以餘所知，恐因無船隻也。(同上，第509頁)

到底是擔心沒有工作，還是沒有船隻，還是有其它顧慮，也許只有任鴻雋夫婦才知道吧。在遲疑猶豫了四個多月之後，任鴻雋最終還是回到了大陸。1949年9月13日，也在北平的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

知任叔永已到京，住東四七條侯德榜處，上午來寓，餘在協和未晤到。餘約明晨往見之。(同上，第524頁)

為了一個承諾，任鴻雋選擇了共患難

1949年9月14日，竺可楨如約去見任鴻雋，在這天的日記中，竺可楨寫道：

晨六點半起。早餐後八點半至東四七條十六號永利公司晤叔永。並遇侯德榜、李承幹、石上渠諸人，知叔永在香港居留四個月之久，後乘太古輪來天津。衡哲囑其早日回滬，而此間友朋均勸其多留平。(同上，第525頁)

在動盪的年月，老友見面難免話蒼涼。“四個月之久”，可以想到任鴻雋、陳衡哲夫婦在這分別期間所受的煎熬。當時，美國是個可安身的地方，何況三個子女都在那裡，好朋友胡適也在那裡。可是陳衡哲因買不到赴港的船票，很難出去；任鴻雋很難拋下妻子、隻身赴美。畢竟，當年任鴻雋在向陳衡哲求婚時曾說：“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的。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一位天才女子。”當妻子滯留上海的時候，任鴻雋已經別無選擇。更何況，通過陳衡哲的書信，任鴻雋認為新政權對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似乎還頗有禮遇，他最終回到了大陸。

當時，新中國即將建立，北平即將成為首都，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很多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比較看好北平，回到大陸的任鴻雋也面臨“回滬”還是“留平”的問題。從上面這則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多是希望他留北平的。但最終，任鴻雋還是聽從了妻子陳衡哲的意見，選擇了上海。

1949年，在任鴻雋已經去了香港並計劃前往美國的時候，因為缺了一張飛機票，導致陳衡哲滯留上海。任鴻雋在香港觀望了四個月，最終，為了他的妻子，他選擇了回到上海。畢竟，夫妻不僅可以共富貴，更應該共患難。當任鴻雋最終決定回到大陸的時候，他或許想到了當年向陳衡哲求婚時的承諾了吧！

那位與任鴻雋乘坐飛機去往香港的葉良材，最終從香港去了美國。到達美國後，他與胡適來往密切。胡適在立遺囑時，曾指定了三個執行人，其中就有葉良材，由此可見胡適對他的信任程度。而留在大陸的任鴻雋、陳衡哲夫婦，經歷了1950年代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他們都保持了沉默。不管環境如何，他們始終相濡以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