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衡形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

時而以雷霆之勢出擊，時而運用拖字訣，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生分歧時，能夠避免與他們發生正面衝突，更懂得靈活變通。這樣，既能辦好自己的事，又能處理好與別人的關係，可謂兩全其美。

文學家蕭伯納說：“明智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堅持要世界適應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講，變通，就是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大部分人都在抱怨這個世界不好，這個很糟糕，那個很混亂，要是我來做肯定不會這樣。卻不知在他們抱怨的時候，明智的人已經利用這個世界的規則走在他們的前面，這時候不明智的人就會認為，他只不過比自己運氣好點罷了。要是我有這個運氣，會比他更厲害。

不明智的人總是在找藉口，找理由，最終一事無成。而明智的人都在用腦子認認真真做自己的事。

晚清大臣曾國藩就是以為善於變通又不失自己原則的人。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顧忌，使其敢於向自己放權。另一方面，儘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勢，即使朝廷對他有所顧忌，也不敢輕舉妄動。但是清朝畢竟是滿族貴族的天下，為了防止曾國藩離心離德，朝廷在重用曾國藩、胡林翼等漢人的同時，也安插了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貴族鉗制他們。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為了消除朝延的疑忌，太平天國剛剛被鎮壓下去，他就下令將湘軍大部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林沁及其馬隊被太平軍在湖北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清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朝廷的這次調遭、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度也十分消極。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以後，清廷咄咄逼人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剪羽翼，以釋清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驕橫剛愎、不諳韜略，向來輕視湘軍。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耐地兩難之中，他只好採取拖延之法。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對起義軍窮追不捨，失敗是註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靜坐江寧，觀其成敗。果然，高樓寨(東高莊集)一戰，僧格林沁全軍覆沒，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無名小輩殺死。起義軍聲勢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朝廷不得不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督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三省八旗、綠營、地方文武官員均歸其節制。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的事，當接到再次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廷於倒懸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在這瞬息萬變的官場中，他很難預料此行的吉凶捐福。因此，他還是採用拖延之法。

當曾國藩接到“赴山東剿捻”的指令時，他明白清廷的著眼點是在於解燃之急，確保京律安全。這是清廷的一廂情願，此時曾國藩所面臨的出征困難卻很大。湘軍經過裁剪後，曾國藩北上圍剿起義軍就不得不仰仗淮軍。曾國藩心裡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像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心所欲是很難的。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起來，而且軍餉供應也不能迅速籌集。

曾國藩做事向來能未雨綢繆，對於清廷只顧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實在難以從命。況且朝廷處處防範，自己若繼續帶兵出征，不知還將惹出多少麻煩。因此,他向朝廷推辭緩行。儘管他向清廷一一陳述了不能迅速啟程的原因，但又無法忽視起義軍步步北進而不顧。正在其左右為難之際，李鴻章派潘鼎新率鼎軍十營包括開花炮一營從海上開赴天津，然後轉道赴景州、德州，堵住起義軍北上之路，以護衛京師，給曾國藩的準備和出征創造了條件。這樣經過二十幾天的拖延後，曾國藩才於六月十八日登舟啟行，北上圍剿起義軍。

通過拖延的辦法，曾國藩贏得了應付事態的時於機，也避免了與朝廷上司的直接衝突，能夠在騎虎難下、進退維谷之際，促使或者等待事態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於萬難之間做到了遊刃有餘。

在人生路上，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生分歧時，就應該及時變通，更應該兼顧靈活性和原則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辦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時，更兼顧處理好別人的關係，關係融洽了，就會事事順心，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