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出現在唐朝的狂草藝術是如何誕生的？

有書友問我，唐朝為什麼會產生狂草藝術？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這個問題更為確切、精當的描述應該是“出現在唐朝的狂草藝術是如何誕生的？”

無論是前一個問題還是後一個問題，它們都旗幟鮮明地將兩個概念捆綁在一起，即“狂草”和“唐朝”。這兩個問題看似是差不多的，卻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

一種事物、現象乃至於思想、觀念、慾望，其產生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就好像孫悟空從石頭裡突然蹦出來似的（實際上，按照《西遊記》的神話邏輯，這塊石頭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石頭”，而是經歷了上千年“天地滋養”，是石頭中的“石卵”，可見來頭也不小），而是有一定源頭的。

但是長久以來，我們常常會陷入這樣的誤區：

世界上有這樣一個人、或者說一群人，他們憑藉著一己之力，完成了某某偉大的事業，創造了某某偉大奇蹟。或者說，某某事物是經由一個或者一小撮人所創造的。這種思想模式典型的代表就是歐洲人帶有深厚哲學理念和神學色彩的觀點——上帝創造一切。

英國著名作家馬特·裡德利在他的一本名叫《自下而上》的書裡將這個問題說的很清楚。

他認為看待世界萬物的角度有兩個，一個是“自下而上”的，一個是“自上而下”的。

前面我們說到的“上帝創造一切”就是“自上而下”創造論的典型代表，與之相反的，則是“自下而上”的思維模式，即我們所說的，慢慢漸進、逐漸演變。

用這兩種理論來解釋世界，哪一個更貼近世界的真相呢？我認為應該是後一種，是一種“自下而上”，慢慢形成的過程，它不是“突變”，也不會為人所立刻“創作”。人類歷史上當然不缺乏天才。但正如牛頓所說的那樣，天才也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以。

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一個理論，那麼我們就能很輕鬆的看到“狂草藝術的出現”和“唐朝”這一個時期之間的關係了。照我們前面說的，如果這個世界是依靠一種自發的、自然的、來自底層的力量而形成的，那麼很顯然，狂草藝術就絕對不會僅僅出現在唐朝，我們如果要想全面認識它，就應該往前回顧。正如我們見到一條河流一樣，它絕對不會沒有源頭，憑空就出現在我們面前。

因此，很多人在論述這個問題上的時候，如果僅僅著眼於“唐朝這一時期開放繁榮的歷史文化氛圍”與“狂草藝術的誕生”之間的關係，而忽略在唐朝之前，那些前輩書法家所作的鋪墊，是有失偏頗的。

歐洲繪畫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就是文藝復興時期，但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藝術並不是單單由“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這三個人創造這麼簡單，似乎在我們印象中，歐洲繪畫因為有這三位大神的存在，“馬上”就從中世紀時期簡單、刻板的神學藝術轉變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藝術了，並不是這樣，他們之間有一個過渡和鋪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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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沒有吉貝爾蒂、布魯內萊斯基、多納泰羅在雕塑、建築等藝術方面的開拓，沒有馬薩喬、阿爾伯蒂、喬凡尼·貝利尼、梅西納在繪畫等藝術中注入人文、科學和理性的因素、開拓透視法的話，文藝復興三傑再厲害，恐怕也無法在他們短暫的一生中開拓出前人所積累上百年的藝術成就。

因此，回到開篇我們提出的那個問題，其認知的關鍵就在於，如果我們單純的將“唐朝”和“狂草”聯繫起來加以論證，並沒有很好的看到狂草藝術形成的一個歷史演變過程，我們應該從這個問題中學到一種歷史的、漸進式的思維方式，即“自下而上”的邏輯思維方式。

就狂草藝術而論，它的確是出現在唐朝。唐朝時期書寫狂草藝術的書法家主要是張旭、懷素。

我們從張旭身上入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樣一個事實：

張旭的書法，是嚴格的師承前人書法而來的。結合歷史上的史料記載以及書法家的理論著作，我們大致上可以勾勒出張旭書法與漢末魏晉時期與張芝、二王之間的聯繫。

作為王羲之那一個人時代特有的書法群人物之一，漢末張芝的書法自然可以看做是魏晉書法的先導，從章草這一發展脈絡來看，張芝是中國書法史上草書發展的關鍵人物，而草書的基本脈絡也是遵循著一個漸進式的、“自下而上”式的演變過程，從脫胎於隸書的章草、到漢末魏晉時期的小行草，也稱今草，到後來唐代全面繁盛時期的狂草，亦稱之為大草，他們之間的師承關係、演變順序是明確的，這跟我們前面說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發展一樣，是漫長演變的結果。

當時歷史趨勢的演變積累到一定的“量”以後，量變就會引起質變。從趨勢上判斷，“章草——今草——狂草”這一演變邏輯是確定的，是我們可以把握的，但是具體他們會發生在哪一個時期，哪一個階段，由哪些人將其總結並且發揚光大，這是不確定的，這也是歷史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統一。

總之，我希望通過回答這個問題，幫助大家形成一種可以歷史的看待問題的視角和邏輯——一種“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至於這裡面有多少知識、涉及到了哪些理念，實際上並不是特別重要，尤其是在當今這樣一個信息化的時代，我們唯一可以贏得過電腦的，就是我們迷人的、令人讚歎的想象力和邏輯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