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欣然 國家二心理諮詢師

01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婚姻。故事的開頭部分和《我的前半生》大致吻合。

小白和丈夫白手起家，勤勉努力。自有了孩子後，她就做了全職太太，負責打理內務、照顧孩子和家人；而丈夫負責在外面談生意，掙錢養家。兩個人各司其職，生意越做越大，幾年後，他們已經積累了數百萬存款和4套房產，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

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可就在這時，意外出現了。

和電視劇中描述的一樣，她發現了丈夫與另一女子的曖昧信息，經過一系列的查證，丈夫承認了出軌，並表示悔過自新，可小白卻陷入了不安和痛苦之中。她收走了丈夫的所有銀行卡，封鎖了他的所有業餘時間，比如要丈夫每天要接送孩子，而且所有外出活動她必須在場，無論是他去談生意，還是和朋友聚餐。萬萬沒想到，即使這樣，她還是沒防住。

某天，她突然收到一條信用卡被透支5萬的消息。追問下，丈夫說出了實情。原來他與那女人依然有來往，最近她出了麻煩，被刑事拘留，那錢是他給她請律師打官司用的，而且打了借條。小白的心理防線瞬間崩潰了，為了讓丈夫和那女子徹底化清界限，她拿了借條找到了女子的老家和她父母要錢，還去法院起訴，讓她還錢。誰知，小白認為很正當的行為，卻激怒了老公，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丈夫提出離婚。

小白被激怒了，除了要求2個孩子的撫養權外，她還要了所有的現金和2套房產，丈夫同意了。可她依然覺得無法釋懷，於是她開始向丈夫的生意夥伴們揭露他的“醜行”，可卻被生意夥伴拉黑了；她選擇在婆婆生日那天，在家庭群裡訴說丈夫的出軌行為，非但沒引起同情，反遭到家人的“集體攻擊”。

說到往事，小白哭成淚人。她非常委屈和不解，明明自己是受害者，是丈夫出軌，一次又一次地傷害自己，錯的是他，為什麼被指責的卻是我？

02

美國心理學家卡普曼，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受害者”理論，即“卡普曼戲劇三角”。他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受害者、迫害者和拯救者三種角色， 它們各自的心理特徵是：

【受害者】的內心語言：我不行。具有受害者心理的人，常常感覺被傷害、無助、委屈，他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

【迫害者】的內心語言：你不好。他們常常貶低別人，把別人看得較低下，語言中帶有指責與嘲諷，他們認為一切都是對方的錯。

【拯救者】的內心語言：沒我不行。他們習慣性地代替別人處理問題，忽視別人的自身能力，相信如果沒有我的幫助，別人就無法解決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這三種角色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當外部環境變化時，人們會在這三個角色中間相互轉換，從而達到外部關係以及自我內心的平衡。

我們就來看看，上面案例中的小白，是怎麼從“受害者”轉化為“迫害者”的？

因為老公的出軌，對小白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她覺得委屈、無助、受傷；這時她是“受害者”。為了緩解痛苦與無助，她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開始是出於自保，後來特別是當她發現老公二次出軌後，自保轉化為攻擊行為，她的做法已偏離了最初的軌道--挽救婚姻，而是向天下人公佈：丈夫是個人渣。

在一連串的攻擊行為中，小白恢復了掌控力和力量感，她不再感覺到無助，心裡也得到了些許平衡。只是她沒有意識到，這時自己的角色已開始轉化為“迫害者”，與此同時，老公的角色則變成了“受害者”。這一變化引發的直接後果是：生意上的夥伴、他的家人、以及朋友們，都一邊倒地站在了他的那邊。

屁股決定腦袋。角色上的錯亂，導致了思維和做法的混亂。其實小白最初想的是要挽回家庭，結果卻把丈夫及家人擠到了對立面。雖然在財產和氣勢上佔盡優勢，可她依然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

03

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象小白一樣有氣勢，有的人已經在生活磨礪中，喪失了改變的勇氣。

一位年輕的女孩私信我，講了她的故事。她說自己長期生活在壓抑和痛苦中，婆婆重男輕女，把著孫子不給她，現在孩子已經不認媽了。因為第二胎是個女兒，婆婆沒再給過好臉色，月子裡不管她，也不看孩子，發生矛盾時就讓她滾。自己的老公是個媽寶男，掙的錢還不夠自己花，所以什麼都聽媽的。現在女兒1歲多，她沒法上班，所以只能靠孃家微薄的救濟過日子。想離婚，又怕養不好一雙兒女；不離婚，長期壓抑的生活讓她想到死。

聽著她的故事，我開始有了畫面感：覺得到她似乎被困在一個狹小黑暗的小房間，孤立無援。老公指望不上，孃家人指望不上，婆婆是敵對的，自己又沒有能力去改變現狀。左右上下都被堵死了，似乎只能在這樣一個悲慘世界裡將就著渡過餘生。她說這就是她的現狀。

我問她有試過改變嗎？比如和婆婆調整一下相處的方式？她說沒用，他媽軟硬不吃。我問有嘗試一些辦法讓經濟獨立嗎？她說孩子太小，沒法工作。我問有試著和老公聊一聊，請他分擔一下家庭的責任嗎？她說沒用，每次都是信誓旦旦的保證，每次都落空。我問有考慮過分開嗎？她說父母是農村人，離婚就在村裡抬不起頭了。

在交流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嘗試，希望能為她打開一扇窗，讓光照進來，可每次那揭開的一角都被她重新關上。我分明地聽到了【受害者】的內心語言，大聲地說著“我不行”。突然意識到，或許她需要的只是同情的目光和安慰的語言，她其實並不想走出來。或者說，沒有勇氣走出來。

這位年輕的母親，是典型的受害者心理。她放棄了自己的能量，將主導權完全交到了別人手上，認為只有別人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才會好起來。如果別人不改變，自己就是死路一條。

04

有一種“受害者”是隱性的，因為他們常常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現。

比如鄭秀文與許志安。鄭秀文在剛出道就愛上了許志安，早年的履歷裡“偶像”一欄寫的就是許志安，在她心中，許志安就是“天”。出軌事件後，鄭秀文的天塌了。思考良久後，她發了一篇長文：“婚姻中除了彼此給予的幸福溫暖，當中也深深包含了彼此的錯誤和彼此的原諒。人誰無過是老生常談，但事實確是如此啊。深信經歷和教訓一定會幫助重回正軌，生命更會更生。”表達的雖是原諒，可字裡行間卻都是無奈和傷痛。於是，鄭秀文以一番大度的表態，掩蓋了自己的傷，成了兩人關係中的“拯救者”。然而許志安真的需要被拯救嗎？我不確定。

無獨有偶。小S在婚姻中也是名勇敢的“拯救者”，兩人結婚以來，丈夫許雅鈞負面不斷。每次傳出家暴、出軌的消息後，小S總是在第一時間站出來，維護老公的形象，許雅鈞則是三緘其口。而號稱“老公黑粉”的朱丹，也是如此。週一圍因吸管事件被質疑好老公形象，，朱丹第一時間站出來力挺老公；最近上節目時談到的“臺階門”事件，更是讓週一圍受到普遍質疑，可朱丹依舊是一張迷妹臉，覺得周先生做得很對。

鄭秀文，小S，朱丹，有個共同特點，都有“拯救者”情懷。當發生危機時，她們會跳在老公前面，為他們擋子彈。一般來說，缺什麼就是維護什麼，這也許和每個人的童年經歷有關。

朱丹曾提到，她對父親是沒有印象的，只見過照片。因為她生下來父親就病了。之後便一直生活在姥姥家。直到7歲那年，父親去世，家裡還欠了很多債，之後的生活一直很艱難。也許正是這些經歷，才讓她更加渴望一段穩定的關係。看朱丹主持節目，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她很顧及別人的感受，她很收斂。不管是最早“我愛記歌詞”、還是後來“大城曉說”、以及她和周先生的關係，都看得出她其實不太敢放開。

每個“拯救者”背後，都包含著犧牲和妥協，而犧牲與妥協的背後，是害怕失去與失控，它關乎人最深層的恐懼---安全感。

05

心理專家說，那些離不了又好不了的婚姻，大多是陷入了“受害者”陷阱。按照卡普曼的“受害者”理論， 我們的人生就象陀螺，一旦遇到創傷事件，就會身不由已地在“受害者”“加害者”“拯救者”三種角色之間轉換，直至將關係徹底破壞。

在“卡普曼戲劇三角”中，角色的心理語言，要麼是“我不好”，要麼就是“你不好”。而這種“不好”的意念，會滋生出無力感和攻擊性，結果是，拉遠了與愛人之間的距離。那麼，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受害者”命運，從戲劇三角中跳出來呢？

卡普曼給出的答案是：對真實的人和事完全地接納。也就是說，當你覺得自己、愛人以及與之相關的第三方都是好的，都是行的，就打破了遊戲規則，從而從三角遊戲中脫離了出來。

怎麼理解這段話？

舉個例子。文章出軌事件，在當年掀起軒然大波。作為受害者的馬伊琍，似乎並沒有沉浸在“受害者”角色裡去訴說委屈；也沒有變成“迫害者”去聲討和指責；更沒有做個偉大的“拯救者”去粉飾太平。她只說了一句話，且行且珍惜。這話最大的力量，在於它沒有沉溺於此，它指向未來。

一個出了問題，不把責任推給任何一方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強大。後面的五年，馬伊琍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如何讓自己的男人變得更好。即使最終無法繼續，也依然是“然無對錯，各生歡喜“。

能從“受害者三角”中跳脫出來的人，才真正具備了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

好的親密關係，是一種不依賴，不抱怨，不剝奪，不妥協的關係；是相互成就，讓彼此都能得到滋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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