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一. 我是“社青”
1968年年末，黑龍江“勞改系統”的農場，所有的刑滿留場就業農工及其家屬、子弟，一律疏散，此時的理由是“戰備需要”。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就是為大規模“上山下鄉”和接收“知識青年”作準備呢！
我作為一個刑滿留場就業農工的子弟，當然沒有理由再可留下去。按照規定要求，我象徵性地打了一張申請“退場”報告，場部立即就批准了。1969年1月9日，我回到蘇州故鄉這塊土地。
那個年代，有人把沒有上學、又沒有工作的青年人，叫作“社會青年”。而在當時，“社會青年”是個被社會上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一個人群。有人稱他們為“社皮”。而“社皮”的諧音，就是“蛇皮”。
沒有工作、就業無門，是造成“社會青年”大量湧現的直接原因。
他們中間，有往屆畢業或輟讀而從未參加工作的初、高中生。因為家庭經濟還承受得起，家長又希望他們繼續復讀求學深造。是“文革”打斷了他們的計劃，從而遊蕩在社會上，成為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社會青年”。
另一種情況，家長本來就是窮苦人出身，認為“不識字，同樣可以參加工作去掙錢”，於是就有了不少沒有上學讀書的“社會青年”。
還有，在歷次政治或其他運動中，家庭遭受各式各樣的變故，經濟上實在沒有能力讓子女上學，使這些子女喪失了讀書求學的機會，從而產生出來的“社會青年”。
從北大荒回來以後，在沒有其他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我也加入了這樣的“社會青年”隊伍。我還要為生存、生活找出路，眼下來看，也只有“上山下鄉”一條路可走。
針對“社會青年”的種種情況，在以後的“上山下鄉”中，他們肯吃苦耐勞的品質、堅韌不拔的性格表現突出。他們也是一群講情義、敢擔當的青年。
因此，我真的想說：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回顧“知識青年”這一段歷史時，千萬不要忘記了那一群識字少或不識字的“社會青年”。
二. 居委會動員
上山下鄉的動員，日緊一日。居委會對青年們的學習，基本也是以動員下鄉為主要目的。從北大荒回來之後，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和思想準備。
此時，我們一家賴以生存的經濟方面，只有媽媽在金屬絲布廠每個月二十元的工資。依靠這點工資，她是養不起一家四口的。再說，我們兄弟都長大了，已經不再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一、二歲，六、七歲的孩童了。
大石頭巷居委會，統計在冊的社會青年有十九人。除了一名叫張仲淑的女生比我歲數稍大些，其他極個別與我同歲，剩下的都比我小。因為我待人真誠，一直是以親和、懇切的態度與他們說話，我在他們眼裡，就像位“大哥哥”。
用了沒幾天的功夫，我已經與他們打成一片。甚至有許多心裡話，他們也願意與我來講。這對於我開展下鄉動員，是個極有利的因素。我的處事原則：就是決不勉強，要自己願意。用了沒有幾天的時間，我就把所有人的想法完全摸清了。
在我們居委會的這些青年們，有學不能上、無書可以讀、沒工能夠做，在社會上游蕩的時間太久了，在“文革”中，又耳濡目染的鬥、批、打、砸等不良現象，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的思想、思考與思索能力。對於這些認識，都是我在以後“反省”的歲月中才想到的。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三年半時間裡，他們從少年成長為青年。其中有相當一批人，他們的家庭經濟條件並不富裕。有些人的家，甚至處於貧困線下。他們渴望工作、渴望掙錢、渴望自立的心情和願望，此時比任何時候、任何人都要強烈！
因此，在我們居委會，上山下鄉的動員，是有著這樣現實基礎的。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對青年個人的動員,幾乎並沒有花費我很多的精力。尤其是我的態度，也決定著他們的態度。
我是堅決下鄉的擁護者，他們是決定跟我一起走的志願人。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持著這樣的態度。他們的思想可以做通，並不等於他們家長的思想能夠做通。
家住大石頭巷的20歲女青年蔣仁安，就是一個例子。蔣仁安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她上面還有個哥哥，早年因為“支內”，去了四川。現在她要下鄉，她母親無論如何也是不答應的。
蔣媽媽在一爿“煙紙”店上班。為了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我在金昭媛、初志明這兩個同樣要下鄉的青年陪同下，連續多日做著蔣媽媽的思想動員和說服工作。
有時候，這樣的說服要持續到深夜十點多鐘，直到蔣媽媽家務事做完、表示要休息時，我們才告辭離開她家。接觸得多了，蔣媽媽對我們也有了基本的瞭解。雙方由激烈的爭辯，變成相互的談心。蔣媽媽同意女兒下鄉的事，才算“敲定磚腳”。
在上山下鄉的運動中，對金昭媛母親的動員，也讓我頗動了一番心思。早在1964年的時候，金昭媛的姐姐就去了新疆。金昭媛是唯一陪伴在她身邊的孩子。她依靠替人家幫傭，維持著兩人最基本的生計。金昭媛是堅決要下鄉的人，但要說服母親，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金昭媛的指引下，我們來到了她母親居住的觀前街承德里。對於我們的到來，金阿姨的態度是相當牴觸的。知道來意後，甚至連話都不肯與我們說一聲。有時還會藉故溜走，讓我們坐冷板凳。
去的次數多了，她也覺得不好意思了，才與我們講起她艱難困苦的經歷和母女相依為命的感情。我也是在困苦中長大的孩子，對於她的人生經歷，我是能夠理解並感同身受的。這樣一來，我們反而有了談話的鍥合點。這樣的動員工作，因而順利了許多。
在我所有的動員工作中，失敗的只有一例，那就是對張仲淑的動員。無論是她本人，還是她的家人，話說不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所以，在以後的上山下鄉批准書中，兩次都沒有她的名字。
當時下鄉的動員是很嚴苛的。如果“動員”你去，而你不去，單位會讓你父母停工，不讓上班。不上班了，意味著領不到工資。那時的勞動人民，誰家不是依靠勞動的工資維繫生活的呢！
因此，在有青年需被動員下鄉的人家，除了真有後臺或靠山，敢做“頂牛戶”的人家，是極少數。這些情形，大家都是看在眼裡，觸在心中，而決不可能講出來的。因為，這是一個“言可惹禍”的年代。
在養育巷的“耶穌堂”的動員會開過，青年們還得寫申請書、決心書，表示是自己主動積極要求下鄉去的。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也是屬於“三忠於”、“四無限”的政治範圍。
“知識青年”範圍,被無限擴大了。除了在校學生被納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範圍，連未曾讀書的“社會青年”也納入了需要動員的下鄉範疇。在這個時候，決不會有人來甄別你這位青年是否識字、真有“知識”。
1969年1月23日，關於我們上山下鄉的“批准通知書”,終於發到了每一個人的手中，要我們街道青年去的農村地點是：太倉縣王秀公社。我準備再一次告別蘇州的家，奔赴“廣闊的天地”去了。
正當大家緊鑼密鼓準備出發的時候，緊跟著另一個通知也到來了。太倉王秀緩行，至於原因暫不清楚。那就等吧，反正離過年也近了。在這個時候離家，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事。我已經有六年時間，沒在蘇州過年了。
但對於準備或批准下鄉的青年來講，那就不是小事一件了。因為這些十七八歲、甚至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蘇州，離開過家和家人。更別提在新年到來之前，讓他們離開家、到外地的農村過年了。
緩行等待，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在這樣的等待中，陰曆年總算過去了。我記得：這一年春節的2月17日，是正月大年初一。在這樣的一種氣氛中，誰家的年都沒有過好。無論家長和青年，心情都是在忐忑不安之中渡過的。
我的心情與大家是不一樣的。我從母親緊鎖的眉頭中，感到了她撫養“連身四口”的壓力。幸虧我從北大荒時帶回了一些錢，那是我在北大荒平日的攢積和退場離職金。回來將錢交給媽媽的時侯，媽媽對我說：“我替你存著。可以將來準備給你結婚、成家時用的。”但到了這個時候，還能考慮到、顧得上這些麼？
我希望能夠早點決定、早點成行，到農村去。這樣，可以減輕媽媽肩頭的壓力和負擔。在我們居委會一大部份“社會青年”中，也有這樣的思想和願望。我的情況與他們的心情、實際也聯繫在一起了。大家感到：現在的上山下鄉，就是“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事。既然如此，還不如痛痛快快地走。無論命運把我們拋向何方，“老天爺是餓不死瞎眼家雀”的。在社會上呆得久了，也就形成了“社會青年”自己的一種性格和思想。
進入二月初的時候，社會上流傳的說法多了起來。關於蘇州的知識青年的去向，有人說要去雲南，有人說要去東北，還有人說要去西藏、新疆。聽到這些消息的家長就著急了起來，紛紛跑來找我詢問情況。他們說：與以上地方相比，還是太倉好些，離蘇州近些。想念的時候，至少還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苦的時候，也可以讓孩子回來待上一段時間。現在太倉不去了，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實在是不放心、也難以下決心的。家長的思想，出現了反覆。
對於家長們提出的各種問題，我是一句也答不上來。因為我知道的情況，並不比他們更多一些。我只能表示：您家的孩子去那裡，我也一定會到那裡，大家只能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了。
三. 批准去黃海
這樣的狀態大約經歷了十幾天吧，情況突然明朗了。聽說：蘇北黃海農場來接收知識青年的帶隊人員，已經來到了蘇州，並且住進了當時相當高檔、用於接待外事活動的“樂鄉”飯店。
這個消息，首先是由街道“革委會”傳出來的。緊接著，街道“革委會”在養育巷的“耶穌堂”二樓大廳裡，又一次召開了隆重的動員大會，上山下鄉的動員重新開始。
區“革委會”的領導和農場的帶隊人員都坐在主席臺上，也出席了動員大會。街道的陳志平書記，是位解放“南下”的女幹部。她用她那依然還很濃重的山東口音，向大家作了熱情漾溢的動員報告。農場的帶隊人員，也向大家詳細介紹了黃海農場的情況。
尤其讓青年們感到激動的是：據說農場即將改編為“生產建設兵團”，未來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的領導。也就是在暗示說，到農場去的人，會有一個與軍人相關的身份。這對於許多參不了軍的人，確實是有一種莫大的誘惑。
當動員大會結束以後，人們步出會場時發現：被批准下鄉的名單已經張貼在牆上了。我們“遵義路”街道被批准下鄉的青年共有137人。其中：女生是63人，男生是74人，基本就是上次被批准去“太倉縣王秀公社”的人員。緊接著，一份大紅的喜報，也貼到了每一家的房門上。這份喜報的落款日期是：1969年3月11日。
我們大石頭巷居委會被批准的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女生有六名，她們是：方琪偉、李和娣、沈愛珍、蘇青、金昭媛、蔣仁安；男生有十二名，他們是：萬汝藩、衛虎根、方明華、許水根、齊穎、初志明、陸桂良、陳福根、袁守祥、袁守高、顧偉民、高蘇寶。男女生共計是：十八個人。
雖然太倉不能去、只能到蘇北去了，總算比雲南、東北、西藏、新疆要近些、好些。至少黃海農場就在蘇北的鹽城，還是在本省以內。這樣一來，即使有些心有牴觸的家長，此時也無話可說了。
但到黃海在何時出發？依然是不太清楚，要求依然是“聽候通知”。不過，憑那份明確地點、蓋了章的“批准通知書”，還可以配發一些票證。例如買棉絮，回紡布，柳條箱，搪瓷杯，鋁製飯盒……當時，這些都是緊張憑票才可購買的商品。這也算是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對知識青年的一份關懷、愛護和照顧吧！
媽媽可忙碌了起來，她要同時為兩個兒子整理出發的行裝。我剛從東北迴來，媽媽為我添置個柳條箱。二弟另置了回紡布的被褥，用包裝箱為他改制了個可以盛放衣物的木箱。為我們兩兄弟各做了件列寧裝的藍卡其短棉襖。因為布票不夠，夾裡只好用回紡布了。
正在此時，在北大荒留場就業的父親也被遣散回到了蘇州。這是自1955年9月13日後，十四年來我們全家在蘇州的第一次團圓。剛剛團圓，又要分離。大概在我與二弟出發的前兩天，母親與父親鄭重商量決定後，我們到觀前的國際照相館拍下了第一張全家照。
去黃海農場的日期和交通工具已經確定。巷裡大衛弄的一位柏姓伯母，特意把我請到她家裡。請我吃了一頓菜肉大餛飩，算是給我送行。因為她在“衛前中學”讀書的女兒，也被批准到黃海農場去了。她再三地叮嚀我：等大家都到了黃海農場之後，要互相多關照，互相多照應。
這是1969年3月24日的清晨。爸媽與三弟，還有倉米巷28號裡的鄰居金珍姐、汪家阿姨、周家小弟和隔壁一些熟悉的鄰里等，把我們一齊送到了南門輪船碼頭的各條船舷旁。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僅在我們家住的倉米巷28號一個門裡面、有七、八戶人家，去黃海農場的青年就有四個人：我和二弟齊穎、蘇青與就讀“蘇高中”的在校老三屆學生沈蕾。作者：萬汝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