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僑領、英文雜誌《美華論壇》總編輯田長焯先生，是美國波音公司設計巨匠，美華航天工程師協會、西雅圖中國工程師協會發起人，華盛頓州長委員會委員與西雅圖抗戰史實維護會發起人。功成名就後，他不忘祖國，成為了促進中美科技交流的推動者。筆者因撰寫其六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的傳記《田長霖新傳》，與田公忘年之交數十載，為其傳奇的經歷和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所感佩。
戰亂求學 家道中落
1928年，田長焯出生於湖北黃陂的一個書香世家。祖父田慶芬是清末舉人。父親田永謙畢業於北大物理系，歷任漢口市財政局科長、湖北省財政廳公產管理處處長、漢口市稅捐稽徵處處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上海市銀行董事長、臺灣省政府主任祕書等職。其母李潤棣則是名師之後。
寧漢分裂後，白色恐怖在武漢甚囂塵上，田永謙受牽連離家避難。1928年初的一個深夜，寓住漢口福星裡的李潤棣分娩了一個男嬰，因身旁無人，她斷然自己接生，而後才叫醒母親。這個男嬰就是田長焯，在田家排行老三。
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作為漢口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處長，田永謙隨政府撤往重慶；其長子紹曾、長女蔭蘭隨武漢中學師生搬往廣西；李潤棣帶著年幼的長焯、次南、長輝、長霖、長昭、長煒6個兒女留在武漢，住在漢口法租界。因為那時法國是“中立國”，日軍沒有進入租界。南京大屠殺之後，人人都懼怕日軍獸行，田家的姑嫂們及幼兒園的二位女老師都逃往田家避難。
由於物價飛漲，物資匱乏，田永謙在重慶無法接濟漢口的一家七口。於是，田永謙帶著長子、長女經廣西、過越南、轉香港，前往上海法租界謀生。隨後，李潤棣經與日偽特務鬥智鬥勇，帶了6個幼兒，坐了幾天輪船統艙，沿長江東下，也輾轉來到上海法租界。
全家在上海團圓後，過著貧困生活。田氏夫婦即使自己再辛苦，也要讓子女們接受良好的教育。所幸，田永謙的同鄉好友甘助於先生得知後伸出援手，介紹他到上海金城銀行的附屬機構工作。這樣，田家的生活才漸趨穩定。當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府。汪偽政府的幾位高官曾是田氏武漢舊識，他們多次邀田入閣偽政府。田氏予以斷然拒絕：“無論在多麼糟糕的情況下，我是不可能答應的！”
田長焯不無感慨地說：“我常想：中國傳統為什麼崇敬父母及祖先？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影響後人一生。如果當年父親參加了偽政府，我們今天能挺胸直立嗎？”
田長焯就讀的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當時是上海著名的中學，課程設計科學而規範。1945年高中畢業後，他試圖去後方念大學。時年22歲的哥哥田紹曾，剛剛復旦大學畢業，也打算去重慶工作。只是時逢戰亂，沒有正規交通工具。偶聞汪偽政府運軍需的兩艘躉船將拖曳制服和食品，從南京沿長江去武漢。汪偽政府的陸軍部長是田家的舊識，通過這層關係，田長焯兄弟便前往南京登船西上。
那是一次驚險之旅。他們乘坐的拖船是一隻小火輪，沒有床鋪與洗浴設備，他們睡在船邊約18英寸寬的甲板行人道上。船隻只能晚上航行，因為在白天，為防止日軍暗度陳倉，中國和美國的飛機以及兩岸游擊隊，都會襲擊江上航船。這次航行花了十多天。“白天，我們會停在沿江城鎮，如蕪湖、安慶、九江、武穴等地。傍晚才起程上路。我們在夜間航行時，多次被兩岸的槍炮襲擊。我們到武漢不久，先聽到日本遭受原子彈，接著8月中旬日本就投降了。戰爭結束了，我們覺得還是應回到大都會上海去上學、發展。”
田長焯回到上海後，考入了著名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學校的書本和授課均用英文，這為他後來赴美打拼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解放戰爭爆發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去往臺灣似乎成了田家唯一的選擇。田永謙先去臺灣打前站。1949年4月下旬，大學尚未畢業的田長焯，隨母從上海飛臺。田長焯回憶：“留在上海的五人包括母親、我與五弟長輝、姐姐蔭蘭及其女兒王允明。我們離開上海時沒有正常飛機班次，所以我們坐的是運輸機。沒有座位，只是金屬靠邊的長凳。我可以聽到來自上海郊外的炮聲。在飛往臺灣途中，飛機出現故障，只得改降汕頭，經連夜修理，次晨飛臺。”
田長焯到臺灣的第一件事，便是報考臺灣大學的插班生。經過兩次嚴格考試，他考入了臺灣大學土木系四年級。他1950年的畢業證書上，蓋有校長傅斯年的大印。
田永謙雖然一度執掌上海的財政大權，但他以清廉重節為本，又家大口闊，所以沒有多少餘錢。這時，老友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因二人是長達20多年的搭檔，吳任漢口市長時，田是稅捐稽徵處處長；吳任上海市長時，田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任上海市銀行董事長；吳出任臺灣省主席後，田則出任了省政府主任祕書與臺灣銀行董事長。只是天不假年，田永謙於1952年猝然去世，享年54歲。田家因此在經濟上遇到了很大困難。
田長焯嘆稱：“當時新聞界登文推崇田永謙為人，呼籲社會捐款接濟田家，渡此難關。母親知悉此事後，便囑四妹田次南寫信給雜誌社謝絕。大意是‘謝謝雜誌社的關懷深情！田家子孫定會靠自己勤奮工作來繼續求學上進，誠請將捐贈之款送給社會上清寒無依人家。’雜誌社收信後便作如此處理。有母如此，我等能不發奮？”
田長焯大學畢業後，先在政府工程單位工作，後轉任臺灣大學土木系助教。當時，臺灣經濟狀況不好，很多學子都前往美國求學創業。1953年田長焯婚後，也踏上了赴美留學之路。
海外打拼 揚名波音
在家人和朋友資助下，田長焯懷揣夢想，於1954年來到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為了爭取早日回到臺灣，與母親和妻子女兒團聚，他廢寢忘食地刻苦攻讀，終於把通常為兩年左右的課程，兩學期便完成了。當時，美國政府允許外國學生有18個月的工作實習期。在普渡大學畢業後，他先在堪薩斯城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工程顧問公司設計橋樑。“1955年6月，我在美國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按小時2.2美元計酬，繳納稅款之後，節省吃住，我每個月寄100美元給臺灣的母親。”所以，時間不長便還清了出國時的債務。
這時，田長焯想去美國東部看看，便要求公司調他去紐約總公司。在獲准後，他在紐約工作了近一年。此時美國經濟蕭條，公司進行了大裁員。他雖留下，但辦公室的員工一大半不見了。他的英語很好，易於溝通，那段日子跟很多同事成為了好朋友，這歸功於在上海求學時的訓練。當年，美國人很不瞭解中國。一個美國工程師同事曾對他說：“我不知道中國有工程師。我以為他們都是苦力、廚師和洗衣工。”
由於常年在外漂泊，舉目無親的田長焯心中時常湧起鄉思之愁。於是，18個月的工作實習結束前夕，他便正式面告公司主管：“我必須離開，回臺灣，因為我的居留期即將屆滿。”由於他已能在公司獨當一面了，所以公司極力挽留他。他回答道：“我不能。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臺灣，我們經歷了近四年的分離之苦了。”公司負責人見他說得入情入理，當即表示：“等我們跟移民局聯繫後，再行決定可否？”
正巧，那時美國與蘇聯正在進行軍備競賽。1957年，蘇俄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後，美國感到十分恐慌。很快，美國國會通過了稱為“第一優先移民”的緊急法案。法案規定：具有高學位的外籍人士，都可以申請美國永久居留權。1958年，田長焯因此成為首批申請獲准的永久居留者。“公司贊助我，又有工作。我已經沒有離開的藉口，便留了下來。稍後，我的妻子陸麗華和女兒田安黎，也有了永久居留身份。”
由於田長焯的性格始終保持著黃陂人“敢為人先”的稟性，喜歡進取冒險。數年後，土木工程對他來說漸漸失去了挑戰性，正好此時波音商用飛機公司在紐約登報招聘工程師，他想：也許設計飛機更加符合我的願望。
其實，當時的田長焯對飛機一無所知，只是深感未來航空的重要性。“當時我33歲，有一女一子，對航空又是一竅不通。但決定從安穩的橋樑工作轉入西雅圖波音商用飛機公司。所以，我便以試試看的心態去申請，想不到波音公司接受了。”
既然波音接受他，他便欣然應聘。也正是這個決定，完全改變了他未來的人生。
波音公司求賢若渴，他們為田家四口提供了包括紐約去西雅圖的機票、搬運和住宿費用，田長焯於1961年9月來到西雅圖安家落戶。“到西雅圖時，田長霖的同學金文雄、張瑋玲夫婦來接機，並幫我們在華盛頓大學附近租了一個小屋。現在我有時還會去看看那小小的房子(每月80美元租金)，充滿了美好的回憶！”
雄心壯志誠可貴，但隔行如隔山，不少學科都要從頭學起。此時此刻，田長焯不禁想起了波音公司成立時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工程師—中國航空界前輩王助。
王助原是海軍學校學子，後來是興趣所在而半路出家學航空，1916年6月成為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第二期畢業生。稍後，他被聘為波音飛機公司第一任工程師。經過多次改進銷售不佳的B&W 水上飛機，王助設計出雙浮筒雙翼的 Model C 水上飛機，併成功地通過了試飛。該機作為波音公司製造成功的第一架飛機和開闢美國第一條航空郵政試驗航線的飛機而載入史冊。美國海軍部認為這種飛機兼具巡邏艇和教練機的雙重功能，一次就訂購了50架。所以，王助的貢獻為波音公司發展奠定了成功的基礎。而波音飛機公司的創辦人威廉·波音原來竟是一位木材商人，也是興趣使然轉行做飛機的。
田長焯覺得，波音之所以招聘自己這個“門外漢”，也許就源於其“善用人才”之成功要訣。所以，工餘時間，他就去華盛頓大學研究院補課，選修飛機設計課程。經過系統學習與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創新，他很快便進入角色，終於在飛機顫振設計方面異軍突起，成為首席工程師。“在我的技術領域中，我升到頂尖，評為公司中的第一。”
在波音公司工作期間，他先後參與過波音707、727、737、747、757、767和777等新型飛機的設計和實驗，逐步成長為飛機設計，特別是飛機顫振技術領域的權威專家。“我的專長技術是顫振—研討飛機振動相關的飛行安全，被公司評為‘顫振工程首席專家’。因顫振是一種既重要又難懂的項目，故常應邀向波音結構、氣動及重量等部門人員講解顫振理論及要訣。1987年，我還被波音派往印尼公司，審查新機設計和授課。”他因此享有波音公司的“活字典”和“設計巨匠”之譽。
為人和氣的田長焯成為技術權威後，公司曾有意讓他從事管理工作，主管徵求意見道：“你在技術上已經登頂了，又擅長中庸之道，可否轉去從事管理工作？”他卻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感謝公司給我這個選擇，但我不想去，我想繼續留在技術領域。”他認為自己的專長是技術，而且公司給了他在技術類別中的最高待遇，從未受到過不合理的評價。直到1995年，他在波音商用飛機公司工作了34年後，才宣告退休。
回饋祖國 知而後行
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自己的祖國。田長焯長期生活在美國，但他始終以自己是華人為傲。自1962年起，他相繼在美國參與發起成立了華美航天工程師學會、中國工程師協會、全球華人航空協會、美洲中國工程師協會等華人社團。1974年和1994年，他兩度擔任西雅圖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1974年，他領銜邀請臺灣皮影戲團到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工業博物館、中華會館進行表演，各界人士好評如潮。改革開放初期，他的府邸幾乎成為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接待站，為中美的技術交流與合作提供一切便利。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他多次應航空工業部和家鄉政府的邀請回國講學、考察，進行技術交流，全國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科技報國的足跡。
改革開放之初，田長焯就明確指出，中國不能滿足於買飛機，而應該製造飛機。1992年6月，在中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西安飛機公司與波音首次簽約，開始生產波音737後部機身。
1994年，田長焯在西雅圖主持了有350 人蔘加的全美工程師學會學術年會，其六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親臨主講。1996年，他發起成立了美國華州西雅圖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簡稱“史實會”），1998年又在西雅圖舉辦紀念“飛虎隊”的活動。次年10月，他與中外專家一道，親赴北京參加中美工程技術研討會。進入21世紀後，他於2001—2009年擔任美華航天工程師協會全美總會會長及理事長。此間，經他積極斡旋，促成大陸、臺灣及美華三個航空學會多次在海峽兩岸聯合舉行全球華人航空科技研討會。
2009年3月4日，81歲高齡的田長焯跨洋過海，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為大飛機高級人才培訓班做了關於飛機制造、飛機分析等方面的報告。他以在波音公司的工作經驗為依託，通過形象的飛機構造圖片和影視資料，向大家介紹了影響飛機安全的因素和對飛機性能進行試驗檢測的方法。同時，他還曾到上海大飛機公司，進行現場指導。
田長焯晚年還主編了一本名為《美華論壇》的英文雜誌，並分贈給美國聯邦參議員、眾議員和各州州長，讓他們傾聽華人與中國的聲音。
自1984年應邀訪問祖國大陸起，此後田長焯經常回國參會、講學，並受聘為5所國內知名大學的教授。多年來，他看到了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問題，更看到國家在不斷地改善和進步。他感慨道：“我極想看到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和平相處。如果兩國能有共識及瞭解，便能共同建立和諧世界。這是個崇高目標。我深信：只要雙方努力，便能成功！”
田長焯非常關心年輕一代的成長，他每次回國均會到大中小學參觀或演講。他希望孩子們有寬廣的視野，不能只想自己生活得好。前不久，他在中國講學時，曾告訴一批大學畢業生：“要把發財和成名當作追求的人生過程，若有了這些資源，最終的目的是用來造福社會。”這就是說，你可以追求取得財富和地位，但你也要關懷與幫助別人，這是中華文化的真諦。在美國社交場合，他經常引用80年前在武漢六小四年級唱的“禮記大同篇”歌來宣傳中華民族的大同思想。
田長焯夫婦共生育了三子一女。他常提及，最小的兒子田之京不到十歲時曾問他：“我有一個姐姐和兩個哥哥，你為什麼還要生我呢？”他若有所思地說：“如果有人只有一個孩子，而這孩子是危害社會的人，那樣的一個好嗎？如果我的四個孩子知道上進又反饋社會，使社會變得更好，那四個並不多。只要你努力，貢獻社會與國家，你就很重要！”他希望孩子一直記著這段話。
正如田長焯在《田長霖新傳》研討會上的演講詞中所說：“田家素以儒家‘寒士之風’傳家，父母的言傳身教和當年的小學教育，形成了我們終身的觀念及性格。那就是：重視知識與責任、知而後行！”
責任編輯 尹德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