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樹上結檳榔，誰先爬上誰先嚐，誰先爬上我替誰先裝……”20世紀30年代，湖南湘潭人黎錦光創作的歌曲《採檳榔》，大家耳熟能詳。如今，湖南的檳榔產業總產值已超過300億元，幾乎佔全國檳榔總產值的四分之三。
“檳榔文化”還將列為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張新發檳榔製作工藝”等6個項目被列入《湘潭市第三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皇爺食品董事長張剛強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後的又一重要進展。
採檳榔。資料圖片
湖南並不種植檳榔，可這枚小小的青果，為何頗受湖南人寵愛？
人類嚼檳榔的歷史大約可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在古印度詩人馬可的作品裡，記載了印度訖哩史那王所率領的士兵嚼食檳榔的情景，當時印度人稱檳榔為Gouvka，嚼檳榔的習俗很快普及到亞洲熱帶地區。
我國也是較早嚼食檳榔的國度之一，南方嚼檳榔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東漢楊孚《異物志》有記載；西晉嵇含在《南方草木狀》中又作了詳細介紹。到了宋代，嶺南人嚼檳榔之風達到了鼎盛時期，宋人羅大經在其客居嶺南時寫道：“餘始至（嶺南），不能食（檳榔）；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羅大經還在《鶴林玉露》一書中對嚼檳榔的作用作過如下概括：“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薰然頰赤若飲酒然；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酒醉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利飲食消化，不至（飲食）停滯。”
作為我國四大南藥之一的檳榔（其他三種為益智、砂仁、巴戟），具有殺蟲消積、降氣、行水、截瘧等多種功效，一直作為我國常用中藥。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檳榔治瀉痢後重，心腹諸痛，大小便氣祕、痰氣喘急，療諸瘧，御瘴癘”。《名醫別錄》《中國藥典》《中華本草》等多種文獻也有錄，檳榔“可殺肚蟲，醫腳氣”，直至今日，我國民間仍有不少應用檳榔治肚中蟲病的驗方。
在中國，當下似乎只有湖南、海南、臺灣有吃檳榔的風氣。今天是這樣，以前卻不是。
據司馬相如《上林賦》雲，西漢時將檳榔這種來自遙遠南方的異物稱為“仁頻”。而檳榔最早成為中國學者研究對象的記載，見於漢和帝時期楊孚的《異物志》。
物以稀為貴。及至南北朝時期，南方司空見慣的食物，到了北方，竟成為非貴族不得親近的奢侈品。朝廷用來賞賜（樑王僧孺《謝賜於陀利所獻檳榔啟》），宴會設為佳薦（沈約《竹檳榔盤》），戚友相互饋遺，喪葬引為供品。士人們的日常生活，滿是檳榔渣的味道。
梁武帝時有一個囂張的大臣任昉，曾對武帝笑稱“我若登三事（稱帝），當以卿為騎兵”。他與他爸都酷嗜檳榔，他爸臨終還要吃口好檳榔才願上路，可是剖了一百多個殼子，竟沒一顆好的，死不瞑目。任昉因此抱憾，發誓終身不嘗檳榔。
南朝劉穆之官至左僕射，然出身寒門，曾去舅老爺家吃傍飯，一日，“食畢求檳榔”，舅老爺調戲他：“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不愧是將來要發達的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穆之嚼著檳榔，一笑置之，不以為忤。倒是老婆看不下去，自此停了夫妻生活。不過，後來穆之發跡，還是小小報復了一把，他請舅老爺來家吃飯，飯後的檳榔竟是用金盤盛上來的，富貴之氣逼人。李白詩“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就用了這一典故。
如今，檳榔是我國臺灣與海南的標誌性小食品與文化食品、特產。海南黎族和臺灣先住民很早就有食用檳榔的習慣。由於檳榔深深融入瓊臺當地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它是迎賓敬客、款待親朋的佳果，因古時敬稱貴客為“賓”、為“郎”，所以就有“檳榔”的美譽。浪漫唯美的愛情生活裡，檳榔也是不可或缺的。檳榔不僅象徵著幸福美滿的姻緣，同時也含有祝福新人多子多孫之意。臺灣少數民族和黎族在婚戀中，都以檳榔為媒介，以檳榔為聘禮，以檳榔作應答，以檳榔為愛情忠貞不渝的信物。
湖南算得上是檳榔的第二故鄉。湖南人不僅寫出了膾炙人口的歌曲《採檳榔》，也喜好嚼食檳榔。湖南人的這一愛好，據說與瘟疫有關。
傳說在清朝順治年間，湖南瘟疫流行，很多人身染疾患，吐瀉而亡，而當時在湖南的一些海南商人卻安然無恙。人們注意觀察，發現這些海南人平素愛吃檳榔，關於檳榔可以祛邪抗病的傳說由此便傳開了。於是紛紛從海南引進檳榔，作為一種治病的良藥。久而久之，吃檳榔在湖南便成了一種習俗。
而1905年開始掛牌經營的“張新發”門店檳榔，因取料上乘，果形勻稱飽滿，加上祖傳的祕製配方，使得其肉質鮮嫩、口感醇厚、勁道十足，且嚼後溶渣，口齒留香，回味無窮，受到幾代湘潭人的喜愛，成為湘潭檳榔文化的一份中堅力量。
在湖南很多地方，檳榔被稱為“天然口香糖”。嚼檳榔成了當地人獨特的嗜好，也是迎賓待客必不可少的食品。逢年過節，各種喜慶，家家必備。銷售檳榔已達到“五步一攤、十步一鋪”的程度。檳榔文化已經深深地融入了湖南人的生活。（唐湘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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