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寫於1946年年底，這是最能代表巴金後期創作風格與水平的一部長篇力作。巴金先生常說 《寒夜》是一本悲觀而又絕望的小說，因為《寒夜》裡有許多“憂鬱感傷的調子”。這個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書中所寫的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見的凡人小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揭露了病態社會的黑暗腐敗，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
我想說一下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樹生，這是小說中刻畫的最有深度的角色，她的性格具有複雜的多維性。曾樹生是一個深受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女性，她曾經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卻逐漸走向了“沉淪”， 將以前的理想完全拋棄。曾樹生是一個出走的女性形象，但與其他講述出走女性的文學作品相比，曾樹生的“出走”卻更加複雜。
《寒夜》寫於1946年年底，這是最能代表巴金後期創作風格與水平的一部長篇力作。巴金先生常說 《寒夜》是一本悲觀而又絕望的小說，因為《寒夜》裡有許多“憂鬱感傷的調子”。這個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書中所寫的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見的凡人小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揭露了病態社會的黑暗腐敗，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
我想說一下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樹生，這是小說中刻畫的最有深度的角色，她的性格具有複雜的多維性。曾樹生是一個深受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女性，她曾經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卻逐漸走向了“沉淪”， 將以前的理想完全拋棄。曾樹生是一個出走的女性形象，但與其他講述出走女性的文學作品相比，曾樹生的“出走”卻更加複雜。
一、被現實打敗的新式知識分子
曾樹生可以說代表著舊社會的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她與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妻，他們曾受過西方現代新思潮的薰陶，在個性解放的思想下結合，又共同追求過“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曾樹生是一個極具新思想的女性，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挑戰，跟汪文宣沒有結婚儀式就與之同居結婚在她身上體現著“五四”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禮教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曾樹生與《傷逝》中的子君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渴望得到獨立、毅然邁出家門、勇敢追求自由與愛情。巴金賦予曾樹生很多美好的詞，在曾樹生的身上，彷彿總是充滿著青春與活力。
但在汪母的眼中，曾樹生是一個不符合傳統標準的女性，她認為媳婦只是一個“姘頭”、一個“花瓶”、一個新派女人，是一個不能跟汪文宣過苦日子的人。頑固自私的婆婆，沒有溫暖的家、善良懦弱的患病的丈夫、爭吵和仇視，寂寞和貧窮、在戰爭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當理想破滅，當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時候，曾樹生內心越發孤獨與苦悶。在這戰火籠罩的年代，她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寒夜》寫於1946年年底，這是最能代表巴金後期創作風格與水平的一部長篇力作。巴金先生常說 《寒夜》是一本悲觀而又絕望的小說，因為《寒夜》裡有許多“憂鬱感傷的調子”。這個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書中所寫的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見的凡人小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揭露了病態社會的黑暗腐敗，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
我想說一下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樹生，這是小說中刻畫的最有深度的角色，她的性格具有複雜的多維性。曾樹生是一個深受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女性，她曾經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卻逐漸走向了“沉淪”， 將以前的理想完全拋棄。曾樹生是一個出走的女性形象，但與其他講述出走女性的文學作品相比，曾樹生的“出走”卻更加複雜。
一、被現實打敗的新式知識分子
曾樹生可以說代表著舊社會的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她與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妻，他們曾受過西方現代新思潮的薰陶，在個性解放的思想下結合，又共同追求過“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曾樹生是一個極具新思想的女性，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挑戰，跟汪文宣沒有結婚儀式就與之同居結婚在她身上體現著“五四”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禮教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曾樹生與《傷逝》中的子君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渴望得到獨立、毅然邁出家門、勇敢追求自由與愛情。巴金賦予曾樹生很多美好的詞，在曾樹生的身上，彷彿總是充滿著青春與活力。
但在汪母的眼中，曾樹生是一個不符合傳統標準的女性，她認為媳婦只是一個“姘頭”、一個“花瓶”、一個新派女人，是一個不能跟汪文宣過苦日子的人。頑固自私的婆婆，沒有溫暖的家、善良懦弱的患病的丈夫、爭吵和仇視，寂寞和貧窮、在戰爭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當理想破滅，當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時候，曾樹生內心越發孤獨與苦悶。在這戰火籠罩的年代，她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二、光鮮亮麗又充滿矛盾的“花瓶”
曾樹生的內心飽受摧殘與苦悶，她曾想過擺脫當前的生活，但始終不忍心拋棄自己的丈夫，在她的內心深處仍未喪失對丈夫的愛，這是一種東方傳統女性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在這種情況下，曾樹生成為了一個在工作中作擺設用的人，一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典型，一個“精緻的花瓶”，“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
在小說中，曾樹生看似風光，依然像以前那樣充滿青春與活力，但究其本質不過是金玉其外。她努力拼搏的方式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是去奮鬥，而是把心思花在如何運用自己的美貌，通過打扮自己和各種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供兒子讀書，補貼家用。看似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讓自己“活得痛快”，其實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享樂，而且追求的也都是空虛的有限度的享樂，並無“痛快”可言。書裡面有不少曾樹生為自己辯解的話，讓她盡情地原諒自己和美化自己，可是美好的言詞仍然掩蓋不了靈魂上的瘡疤，我只看到她在當“花瓶”過程中的某些剋制和感情上的一些內疚，卻看不到她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厭惡。
曾樹生就以這種“花瓶”的姿態與自己的丈夫過著日子，每天滿足於不同的應酬，在舞廳內醉生夢死，沒有勇氣打破現狀，也不會站起來與命運抗爭。作者用大量筆墨描述她的“花瓶”式生活，嘆惋的同時也是對曾樹生這個形象的批判：不能改變生活，就會被生活改變；不站起抗爭，就只能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
《寒夜》寫於1946年年底，這是最能代表巴金後期創作風格與水平的一部長篇力作。巴金先生常說 《寒夜》是一本悲觀而又絕望的小說，因為《寒夜》裡有許多“憂鬱感傷的調子”。這個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書中所寫的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見的凡人小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揭露了病態社會的黑暗腐敗，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
我想說一下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樹生，這是小說中刻畫的最有深度的角色，她的性格具有複雜的多維性。曾樹生是一個深受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女性，她曾經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卻逐漸走向了“沉淪”， 將以前的理想完全拋棄。曾樹生是一個出走的女性形象，但與其他講述出走女性的文學作品相比，曾樹生的“出走”卻更加複雜。
一、被現實打敗的新式知識分子
曾樹生可以說代表著舊社會的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她與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妻，他們曾受過西方現代新思潮的薰陶，在個性解放的思想下結合，又共同追求過“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曾樹生是一個極具新思想的女性，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挑戰，跟汪文宣沒有結婚儀式就與之同居結婚在她身上體現著“五四”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禮教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曾樹生與《傷逝》中的子君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渴望得到獨立、毅然邁出家門、勇敢追求自由與愛情。巴金賦予曾樹生很多美好的詞，在曾樹生的身上，彷彿總是充滿著青春與活力。
但在汪母的眼中，曾樹生是一個不符合傳統標準的女性，她認為媳婦只是一個“姘頭”、一個“花瓶”、一個新派女人，是一個不能跟汪文宣過苦日子的人。頑固自私的婆婆，沒有溫暖的家、善良懦弱的患病的丈夫、爭吵和仇視，寂寞和貧窮、在戰爭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當理想破滅，當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時候，曾樹生內心越發孤獨與苦悶。在這戰火籠罩的年代，她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二、光鮮亮麗又充滿矛盾的“花瓶”
曾樹生的內心飽受摧殘與苦悶，她曾想過擺脫當前的生活，但始終不忍心拋棄自己的丈夫，在她的內心深處仍未喪失對丈夫的愛，這是一種東方傳統女性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在這種情況下，曾樹生成為了一個在工作中作擺設用的人，一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典型，一個“精緻的花瓶”，“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
在小說中，曾樹生看似風光，依然像以前那樣充滿青春與活力，但究其本質不過是金玉其外。她努力拼搏的方式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是去奮鬥，而是把心思花在如何運用自己的美貌，通過打扮自己和各種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供兒子讀書，補貼家用。看似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讓自己“活得痛快”，其實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享樂，而且追求的也都是空虛的有限度的享樂，並無“痛快”可言。書裡面有不少曾樹生為自己辯解的話，讓她盡情地原諒自己和美化自己，可是美好的言詞仍然掩蓋不了靈魂上的瘡疤，我只看到她在當“花瓶”過程中的某些剋制和感情上的一些內疚，卻看不到她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厭惡。
曾樹生就以這種“花瓶”的姿態與自己的丈夫過著日子，每天滿足於不同的應酬，在舞廳內醉生夢死，沒有勇氣打破現狀，也不會站起來與命運抗爭。作者用大量筆墨描述她的“花瓶”式生活，嘆惋的同時也是對曾樹生這個形象的批判：不能改變生活，就會被生活改變；不站起抗爭，就只能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
三、“娜拉式”出走的女性形象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曾深深地影響了“五四”時期及其以後的女性，一些具有理想和追求的時代新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會，尋求女性自 身解放與獨立，併為她們的夢想奔走呼告。娜拉形象已經成為20 世紀中國文學中追求獨立解放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繼娜拉之後，魯迅《傷逝》中的子君，也是女性意識覺醒的一個範例。同樣作為“出走”的女性形象，曾樹生的出走卻又與娜拉和子君不同。
當年輕、富有而又健壯的陳主任出現在自己面前，引誘自己脫離當前的生活時，曾樹生的內心產生了動搖。陳主任的出現彷彿在她平靜又毫無希望的生活中投入一塊巨石，激起一陣陣波瀾。在經過強烈的思想鬥爭和內心掙扎之後，曾樹生終於答應了陳主任的要求，離開了自己患病的丈夫和看不到一點希望的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殘存的愛情與金錢之間，她選擇了金錢，繼續自己享樂的生活。
她與娜拉不同，娜拉不願做丈夫的“小鳥兒”、“泥娃娃”，出走後再也沒有回來。她也不是子君，子君曾在《傷逝》宣告自己女性意識的覺醒，敢於走出家庭，勇敢地與涓生自由戀愛甚至同居，這是她追求自己獨立人格的一面，同時也表現出她敢於衝出家庭的牢籠，衝破封建禮教桎梏的一面。但曾樹生既不是一個為追求自由而甘當自由的殉道者，也沒有永遠離開去逃離禁錮的決絕姿態，她只是一個為了一己私利逃避現實的人，一個動搖、自私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她的這種反抗不僅沒有一絲一毫指向黑暗社會的含意，而且相反地，還包含著同惡勢力妥協的內涵。因此從本質上看，她是把同舊勢力妥協說成反抗，把自私說成是出路，把醜陋譽為美好，這便是曾樹生的思維方式。
用巴金先生的話說就是，她“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一直坐在花瓶上是不會有出路的，“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對不會走向北方”，作者巴金在給予曾樹生這樣的人以同情之時，也表達了對這個人物形象的批判並以此引起他人的反思，指向更深層面的原因。
《寒夜》寫於1946年年底，這是最能代表巴金後期創作風格與水平的一部長篇力作。巴金先生常說 《寒夜》是一本悲觀而又絕望的小說，因為《寒夜》裡有許多“憂鬱感傷的調子”。這個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書中所寫的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見的凡人小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揭露了病態社會的黑暗腐敗，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
我想說一下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樹生，這是小說中刻畫的最有深度的角色，她的性格具有複雜的多維性。曾樹生是一個深受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女性，她曾經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卻逐漸走向了“沉淪”， 將以前的理想完全拋棄。曾樹生是一個出走的女性形象，但與其他講述出走女性的文學作品相比，曾樹生的“出走”卻更加複雜。
一、被現實打敗的新式知識分子
曾樹生可以說代表著舊社會的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她與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妻，他們曾受過西方現代新思潮的薰陶，在個性解放的思想下結合，又共同追求過“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曾樹生是一個極具新思想的女性，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挑戰，跟汪文宣沒有結婚儀式就與之同居結婚在她身上體現著“五四”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禮教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曾樹生與《傷逝》中的子君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渴望得到獨立、毅然邁出家門、勇敢追求自由與愛情。巴金賦予曾樹生很多美好的詞，在曾樹生的身上，彷彿總是充滿著青春與活力。
但在汪母的眼中，曾樹生是一個不符合傳統標準的女性，她認為媳婦只是一個“姘頭”、一個“花瓶”、一個新派女人，是一個不能跟汪文宣過苦日子的人。頑固自私的婆婆，沒有溫暖的家、善良懦弱的患病的丈夫、爭吵和仇視，寂寞和貧窮、在戰爭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當理想破滅，當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時候，曾樹生內心越發孤獨與苦悶。在這戰火籠罩的年代，她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二、光鮮亮麗又充滿矛盾的“花瓶”
曾樹生的內心飽受摧殘與苦悶，她曾想過擺脫當前的生活，但始終不忍心拋棄自己的丈夫，在她的內心深處仍未喪失對丈夫的愛，這是一種東方傳統女性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在這種情況下，曾樹生成為了一個在工作中作擺設用的人，一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典型，一個“精緻的花瓶”，“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
在小說中，曾樹生看似風光，依然像以前那樣充滿青春與活力，但究其本質不過是金玉其外。她努力拼搏的方式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是去奮鬥，而是把心思花在如何運用自己的美貌，通過打扮自己和各種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供兒子讀書，補貼家用。看似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讓自己“活得痛快”，其實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享樂，而且追求的也都是空虛的有限度的享樂，並無“痛快”可言。書裡面有不少曾樹生為自己辯解的話，讓她盡情地原諒自己和美化自己，可是美好的言詞仍然掩蓋不了靈魂上的瘡疤，我只看到她在當“花瓶”過程中的某些剋制和感情上的一些內疚，卻看不到她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厭惡。
曾樹生就以這種“花瓶”的姿態與自己的丈夫過著日子，每天滿足於不同的應酬，在舞廳內醉生夢死，沒有勇氣打破現狀，也不會站起來與命運抗爭。作者用大量筆墨描述她的“花瓶”式生活，嘆惋的同時也是對曾樹生這個形象的批判：不能改變生活，就會被生活改變；不站起抗爭，就只能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
三、“娜拉式”出走的女性形象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曾深深地影響了“五四”時期及其以後的女性，一些具有理想和追求的時代新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會，尋求女性自 身解放與獨立，併為她們的夢想奔走呼告。娜拉形象已經成為20 世紀中國文學中追求獨立解放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繼娜拉之後，魯迅《傷逝》中的子君，也是女性意識覺醒的一個範例。同樣作為“出走”的女性形象，曾樹生的出走卻又與娜拉和子君不同。
當年輕、富有而又健壯的陳主任出現在自己面前，引誘自己脫離當前的生活時，曾樹生的內心產生了動搖。陳主任的出現彷彿在她平靜又毫無希望的生活中投入一塊巨石，激起一陣陣波瀾。在經過強烈的思想鬥爭和內心掙扎之後，曾樹生終於答應了陳主任的要求，離開了自己患病的丈夫和看不到一點希望的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殘存的愛情與金錢之間，她選擇了金錢，繼續自己享樂的生活。
她與娜拉不同，娜拉不願做丈夫的“小鳥兒”、“泥娃娃”，出走後再也沒有回來。她也不是子君，子君曾在《傷逝》宣告自己女性意識的覺醒，敢於走出家庭，勇敢地與涓生自由戀愛甚至同居，這是她追求自己獨立人格的一面，同時也表現出她敢於衝出家庭的牢籠，衝破封建禮教桎梏的一面。但曾樹生既不是一個為追求自由而甘當自由的殉道者，也沒有永遠離開去逃離禁錮的決絕姿態，她只是一個為了一己私利逃避現實的人，一個動搖、自私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她的這種反抗不僅沒有一絲一毫指向黑暗社會的含意，而且相反地，還包含著同惡勢力妥協的內涵。因此從本質上看，她是把同舊勢力妥協說成反抗，把自私說成是出路，把醜陋譽為美好，這便是曾樹生的思維方式。
用巴金先生的話說就是，她“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一直坐在花瓶上是不會有出路的，“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對不會走向北方”，作者巴金在給予曾樹生這樣的人以同情之時，也表達了對這個人物形象的批判並以此引起他人的反思，指向更深層面的原因。
四、黑暗時代下的沉睡者
魯迅先生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作了一篇名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對於《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之後將會如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如果當前女性依然沒有掌握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娜拉”的出走，人們的同情隨之減少，逐漸變成厭惡，還不如自己掌握經濟權可靠。
曾樹生離開家兩個月後，她從蘭州回到重慶探家，發現熟悉的舊居已經換了新主人，這時她才知道文宣已經不在人間了，母親和小宣不知所往。她痛苦的感到明天她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座墳墓，今後她該怎麼辦呢？作者在小說中沒有具體交代，但巴金先生也說，“她很可能答應陳經理的要求同他結婚”，但“即使結了婚她仍然是個“花瓶”。與娜拉一樣，即使已經夢醒，但如果依然看不到可走的路，那還不如繼續沉睡。
曾樹生是那個黑暗時代下的必然悲劇，她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於本心，而是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在後面指揮她。時代洪流推著她往下走，她選擇不反抗，所以成了犧牲者，看似在追求幸福，卻反而是在努力走向滅亡，無法擺脫被毀滅的命運。
《寒夜》不只是一個悲劇，更是在用冷靜的筆鋒發出對舊社會深深的詛咒，是作者為像汪文宣和曾樹生以及其他這樣的小人物吶喊叫屈。命運的齒輪不停轉動，“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曾樹生不是悲劇的源頭，她的背後是那個黑暗並即將滅亡的社會，在這樣相同的環境下，即使出走一百個、一萬個“娜拉”或者曾樹生，依然是同樣的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徒增悲劇罷了。
《寒夜》寫於1946年年底，這是最能代表巴金後期創作風格與水平的一部長篇力作。巴金先生常說 《寒夜》是一本悲觀而又絕望的小說，因為《寒夜》裡有許多“憂鬱感傷的調子”。這個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書中所寫的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見的凡人小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揭露了病態社會的黑暗腐敗，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
我想說一下小說的女主人公曾樹生，這是小說中刻畫的最有深度的角色，她的性格具有複雜的多維性。曾樹生是一個深受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女性，她曾經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卻逐漸走向了“沉淪”， 將以前的理想完全拋棄。曾樹生是一個出走的女性形象，但與其他講述出走女性的文學作品相比，曾樹生的“出走”卻更加複雜。
一、被現實打敗的新式知識分子
曾樹生可以說代表著舊社會的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她與主人公汪文宣是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妻，他們曾受過西方現代新思潮的薰陶，在個性解放的思想下結合，又共同追求過“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曾樹生是一個極具新思想的女性，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挑戰，跟汪文宣沒有結婚儀式就與之同居結婚在她身上體現著“五四”追求自由、反對封建禮教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曾樹生與《傷逝》中的子君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渴望得到獨立、毅然邁出家門、勇敢追求自由與愛情。巴金賦予曾樹生很多美好的詞，在曾樹生的身上，彷彿總是充滿著青春與活力。
但在汪母的眼中，曾樹生是一個不符合傳統標準的女性，她認為媳婦只是一個“姘頭”、一個“花瓶”、一個新派女人，是一個不能跟汪文宣過苦日子的人。頑固自私的婆婆，沒有溫暖的家、善良懦弱的患病的丈夫、爭吵和仇視，寂寞和貧窮、在戰爭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當理想破滅，當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時候，曾樹生內心越發孤獨與苦悶。在這戰火籠罩的年代，她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二、光鮮亮麗又充滿矛盾的“花瓶”
曾樹生的內心飽受摧殘與苦悶，她曾想過擺脫當前的生活，但始終不忍心拋棄自己的丈夫，在她的內心深處仍未喪失對丈夫的愛，這是一種東方傳統女性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在這種情況下，曾樹生成為了一個在工作中作擺設用的人，一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典型，一個“精緻的花瓶”，“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
在小說中，曾樹生看似風光，依然像以前那樣充滿青春與活力，但究其本質不過是金玉其外。她努力拼搏的方式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是去奮鬥，而是把心思花在如何運用自己的美貌，通過打扮自己和各種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供兒子讀書，補貼家用。看似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讓自己“活得痛快”，其實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享樂，而且追求的也都是空虛的有限度的享樂，並無“痛快”可言。書裡面有不少曾樹生為自己辯解的話，讓她盡情地原諒自己和美化自己，可是美好的言詞仍然掩蓋不了靈魂上的瘡疤，我只看到她在當“花瓶”過程中的某些剋制和感情上的一些內疚，卻看不到她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厭惡。
曾樹生就以這種“花瓶”的姿態與自己的丈夫過著日子，每天滿足於不同的應酬，在舞廳內醉生夢死，沒有勇氣打破現狀，也不會站起來與命運抗爭。作者用大量筆墨描述她的“花瓶”式生活，嘆惋的同時也是對曾樹生這個形象的批判：不能改變生活，就會被生活改變；不站起抗爭，就只能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
三、“娜拉式”出走的女性形象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曾深深地影響了“五四”時期及其以後的女性，一些具有理想和追求的時代新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會，尋求女性自 身解放與獨立，併為她們的夢想奔走呼告。娜拉形象已經成為20 世紀中國文學中追求獨立解放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繼娜拉之後，魯迅《傷逝》中的子君，也是女性意識覺醒的一個範例。同樣作為“出走”的女性形象，曾樹生的出走卻又與娜拉和子君不同。
當年輕、富有而又健壯的陳主任出現在自己面前，引誘自己脫離當前的生活時，曾樹生的內心產生了動搖。陳主任的出現彷彿在她平靜又毫無希望的生活中投入一塊巨石，激起一陣陣波瀾。在經過強烈的思想鬥爭和內心掙扎之後，曾樹生終於答應了陳主任的要求，離開了自己患病的丈夫和看不到一點希望的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殘存的愛情與金錢之間，她選擇了金錢，繼續自己享樂的生活。
她與娜拉不同，娜拉不願做丈夫的“小鳥兒”、“泥娃娃”，出走後再也沒有回來。她也不是子君，子君曾在《傷逝》宣告自己女性意識的覺醒，敢於走出家庭，勇敢地與涓生自由戀愛甚至同居，這是她追求自己獨立人格的一面，同時也表現出她敢於衝出家庭的牢籠，衝破封建禮教桎梏的一面。但曾樹生既不是一個為追求自由而甘當自由的殉道者，也沒有永遠離開去逃離禁錮的決絕姿態，她只是一個為了一己私利逃避現實的人，一個動搖、自私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她的這種反抗不僅沒有一絲一毫指向黑暗社會的含意，而且相反地，還包含著同惡勢力妥協的內涵。因此從本質上看，她是把同舊勢力妥協說成反抗，把自私說成是出路，把醜陋譽為美好，這便是曾樹生的思維方式。
用巴金先生的話說就是，她“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一直坐在花瓶上是不會有出路的，“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對不會走向北方”，作者巴金在給予曾樹生這樣的人以同情之時，也表達了對這個人物形象的批判並以此引起他人的反思，指向更深層面的原因。
四、黑暗時代下的沉睡者
魯迅先生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作了一篇名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對於《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之後將會如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如果當前女性依然沒有掌握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娜拉”的出走，人們的同情隨之減少，逐漸變成厭惡，還不如自己掌握經濟權可靠。
曾樹生離開家兩個月後，她從蘭州回到重慶探家，發現熟悉的舊居已經換了新主人，這時她才知道文宣已經不在人間了，母親和小宣不知所往。她痛苦的感到明天她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座墳墓，今後她該怎麼辦呢？作者在小說中沒有具體交代，但巴金先生也說，“她很可能答應陳經理的要求同他結婚”，但“即使結了婚她仍然是個“花瓶”。與娜拉一樣，即使已經夢醒，但如果依然看不到可走的路，那還不如繼續沉睡。
曾樹生是那個黑暗時代下的必然悲劇，她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於本心，而是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在後面指揮她。時代洪流推著她往下走，她選擇不反抗，所以成了犧牲者，看似在追求幸福，卻反而是在努力走向滅亡，無法擺脫被毀滅的命運。
《寒夜》不只是一個悲劇，更是在用冷靜的筆鋒發出對舊社會深深的詛咒，是作者為像汪文宣和曾樹生以及其他這樣的小人物吶喊叫屈。命運的齒輪不停轉動，“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曾樹生不是悲劇的源頭，她的背後是那個黑暗並即將滅亡的社會，在這樣相同的環境下，即使出走一百個、一萬個“娜拉”或者曾樹生，依然是同樣的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徒增悲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