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因其作品“在追求故鄉憂鬱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徵”而獲得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而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紅》確定了他在國際文壇上的地位，它獲得2003年歐洲三大文學獎項——都柏林文學獎、法國文藝獎和意大利格力扎納·卡佛文學獎。

“我是誰”？個體身份認同的困

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

《我的名字叫紅》這部小說，主題豐富，內涵廣闊，可以從多角度對它進行分析，得出它獨特的文化魅力。陶家俊在《身份認同導論》中將身份認同分為四類，即“個體認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社會認同。”根據《我的名字叫紅》中關於身份認同的視點，我們歸結為兩點：1.個人身份認同的困惑；2.集體文化的困惑。而這兩者在小說裡是屬於文化主體思想的遞進和深化的表現，通過主體自我和主流文化兩方面的交匯發展的分析，來達到解讀小說的內涵要求。現在我們從身份認同之個體身份認同的困惑的角度出發，分析小說中人物在特定文化下追尋個人身份時面臨的困惑。

“我是誰”？個體身份認同的困

個體身份認同的困惑

含義闡述

該困惑主要表現為人物個體和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個體身份認同是指“個體與特定文化的認同”，而自我身份認同則“強調自我的心理和身體的體驗，以自我為核心”。兩者在關於身份認同同時都是涉及到有生命的人，一個強調文化環境，一個強調個人心理，因此結合兩者才是全面的統一的關於“個體的身份認同”。

土耳其前首都伊斯坦布爾

小說的“特定文化”

而個體身份認同中提出的“特定文化”的設定，在小說裡則是所描述的奧斯曼土耳其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哈里發和蘇丹哈里發制度文化。伊斯蘭哈里發制度是伊斯蘭政教合一的直接產物，它的宗教功能大於國家功能。而蘇丹哈里發制度是伊斯蘭哈里發制度的非宗教性轉變，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宗教功能，但是它是國家功能大於宗教功能。因此，蘇丹繼承人只要表面信仰伊斯蘭教則可很容易控制信仰伊斯蘭教文化的地區和人民，而這些居民則只要求蘇丹或者哈里發承認信仰伊斯蘭教，那誰來統治就無所謂，所以這些居民是重宗教功能輕政權功能、種族功能。

關於“個體”則是指小說中描述的整個大環境中對個體身份認同存在困惑的人和物。小說目錄中出現的人物有世俗主義也有伊斯蘭的穆斯林，他們對待這種文化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小說故事發生年代則是奧斯曼蘇丹制度強盛時期的帝國時代。但是國家政權內部已經開始出現衰退，正所謂“物極必衰”。面對國家是多民族、不同信仰卻共同聚集在一起，每個人對自我個體身份都會產生新的看法，不知道自己這個生命個體到底是怎樣，對個體身份認同產生困惑，到底自己是誰？因此在面對這樣一個特定的國度文化時，作為奧斯曼蘇丹陛下畫坊裡的一名細密畫家們自然會有很多關於個體“我是誰”的追問。像一生都只在伊斯坦布爾的人終其一生也只是把自己當做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伊斯坦布爾人。而像“黑”則到過很多地方，去過西方到過東方，對個體的身份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自己既是東方人又是西方人，既是一個純粹的奧斯曼帝國的公民又是一個無信仰的切爾卡西的世俗主義者。由於土耳其處在東西方交匯處，受到文化的碰撞是激烈的，因此，人們對個體生命的認同時模糊的，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是誰”？個體身份認同的困

追尋“我是誰”

泰勒認為“自我認同就是‘我是誰’的問題，而‘如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意味著一種對我們來說是最為重要的東西的理解’。”他的這種說法與“身份認同”的內涵差不多。而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自我認同是“個體依據個人的經歷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他又把個體囊括在自我當中，是個體的內化。然而個體生命具有思想、思考、學習能力，他們都具有主體意識覺醒的能力，所以個體的自我認同時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從主觀條件來看，自我認同需要自我意識的覺醒；從客觀條件來看，自我認同則需要有差異文化語境。而語境是指詞語的意應該在詞語使用的具體語言環境中構成，在各詞語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中確立，它強調的是一個詞語在某一特定的使用語言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語言學之外的意義，這個可以用來確定詞語意義的語言環境。小說中的從“人們將稱我為凶手”到“橄欖”到“星期三”到“威利江”，這就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敘述語境中對主體身份的認同稱呼。而關於“橄欖”這個細密畫家他的主體意識很強，從內心分裂出第二個“橄欖”，採用自我雙重對話和交流來實現對自我身份的解構與確認。從頭到尾，他一直未將“人們將稱我為凶手”是名字冠在“橄欖”頭上，可“橄欖”也從未承認自己是凶手，看到結局才知道兩者是同一個人。因此，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差異對於讀者而言完全是人物關於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與追尋。在適應我是凶手時，“橄欖”在“人們將稱我為凶手”裡表明“儘管如此，要習慣一個殺人凶手的身份的確很難”“任何一個人，如果眼中閃爍出一絲智慧，臉上籠罩這一抹靈魂的陰影，那麼他就是一個隱藏的刺客”。他在自我意識清醒的狀態下用分裂自我的形式來對話來淡化自己是凶手的事實，給自我造成對凶手身份認同的困惑。

西洋焦點透視法

寫意山水——散點透視

畫技中追尋自我

在小說中關於個體身份認同更多是偏向於自我的身份認同。歷史表明中國傳統畫——山水、花鳥、人物、寫意、工筆、水墨……經由蒙古和波斯，到達土耳其，並且強烈影響了土耳其繪畫藝術。小說中的那些細密畫家是以崇尚波斯、蒙古傳來的傳統畫技，崇尚前輩們的畫技，比如薩德等。當他們在面對法蘭克透視法畫技和意大利肖像畫“陰影技巧”時心裡產生了懷疑與恐懼，不敢去挑戰傳統畫和以嘗試的眼光去接受新事物。而奧斯曼的傳統畫是受波斯、蒙古傳來的傳統畫技影響，也就是中國的傳統畫技——散點透視法，它符合人物心理的真實，是種內在的真實。而法蘭克的透視法和意大利肖像畫“陰影技巧”則是屬於焦點透視法，它符合人物視覺的真實，是種外在的真實。這兩種繪畫結構的差異，從文化積澱角度來看，也許正透露出前者更重視內心（主體），後者更重視環境（客觀）的東西文化差異的消息。所以這些細密畫畫家在看到這些畫技時，看到的不僅是畫技上的差異更是一種觀看事物方式的改變和一種畫技裡文化的差異。這一點細密畫畫家“高雅”表現的最為明顯，他知道“姨父大人”祕密繪畫的技巧後，他認為他們是褻瀆了真主安拉，所以他內心的恐懼讓他走向死亡。在這樣一個大的複雜的環境中，他們對自己個體所屬產生了困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派的畫家，表面上行動上敬崇以奧斯曼大師為代表的傳統畫技巧，可心裡也開始懷疑傳統並向外新的繪畫技巧。因此就同意“姨父大人”的要求，用法蘭克式繪畫來畫他所需要的畫。所以他們在畫派所屬時追問的個體“我是誰”的答案很不明確，是蘇丹陛下畫坊裡的細密畫家，是對新繪畫技巧的嚮往者，是為金錢而出來賣藝術的低賤畫家，是為利益而互相爭鬥的利益慾望者，是一群沒有信仰卻高喊“真主安拉”的世俗主義者。他們內心焦慮、恐懼、懷疑，似乎往日的平等地位發生了變化，生活中失去了可以新來的精神支柱。因為散點和焦點透視兩種畫技反映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一、焦點透視法反映“西方崇尚形式，崇尚理性，重在寫實，重在重現，”這種方法看起來謙虛，其實卻是把自己割裂在自然以外的一種做法，很容易陷入到狂妄的境地；散點透視法反映“東方文化重寫意、重直覺，求神韻的表現，”表面上好像很自大但是卻是把自己也算作自然的一份子融入自然的做法。

二、西方焦點透視是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與冒險性、開拓性、科學性等文化心態相通的；而散點透視是封建的小農經濟文化的產物，與保守性、封閉性、非科學性等文化心態是相通的。

三、西方焦點透視和傳統散點透視各有自己的視覺系統，前者建立在中心透視之上，在畫中試圖創造出一個向某一焦點聚集的射線系統；後者建立在等角透視法之上，在畫中試圖創作出一個平行線系統。

所以“高雅”先生在接受新舊畫技時心理對文化差異覺察的異常明顯，文化上的差異使他對自我內心信仰的宗教文化產生懷疑，似乎新的畫技裡包含的文化是一種比自我信仰的文化更加優越。這些差異帶來的恐懼使他內心更加矛盾、困惑，而當時異教徒的言論和行動促使他堅信“姨父大人”給他們帶回來的是一場文化和信仰上的災難。

“我是誰”？個體身份認同的困

因此，我們通過對小說人物在這種畫技文化從屬困惑產生的分析，我們能清楚的把握到人物關於個體、自我在身份上的矛盾和分裂是有一定原因的，因為個人不僅從屬與個體生命又從屬於本地文化圈更從屬主體內心意識。

參考文獻

1.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趙旭東、方文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

2. 奧爾罕·帕慕克.身份認同與文化融合[J].穆紅豔著，周敏譯.渤海大學學報，2008.

3. 奧爾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M].沈志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J].外國文學，2004

5. 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M].韓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6. 王慶生.繪畫：東西方文化的衝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