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歷史與遺產

安妮弗蘭克，6歲，194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學校。

信用：公共領域

安妮弗蘭克是一個十幾歲的猶太女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的家人躲避納粹時，她一直記著日記。兩年來，她和另外七人一起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祕密附樓”，然後被發現並送往集中營。安妮於1945年在卑爾根 - 貝爾森營地去世。

弗蘭克的父親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倖存者。他決定出版日記，詳細介紹了安妮在躲藏時的想法，感受和經歷。它幾十年來一直是國際暢銷書，也是大屠殺教育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人道主義組織致力於她的遺產。

“安妮是一個活潑而有才華的女孩，在她的日記中表達了她的觀察，感受，自我反思，恐懼，希望和夢想，” 阿姆斯特丹安妮弗蘭克之家的安娜瑪麗貝克說 。“她的話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共鳴。”

早期生活

根據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說法，安妮·弗蘭克於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Annelies Marie Frank，以及奧托和伊迪絲·弗蘭克 。奧托弗蘭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德國軍隊的中尉，然後成為一名商人。安妮的妹妹瑪戈特年長三歲。

弗蘭克斯是進步的猶太人，他們生活在法蘭克福的宗教多樣化的郊區，直到1933年秋天。反猶太主義在德國崛起了好幾年。當阿道夫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於1933年1月控制政府時，法蘭克人搬遷到阿姆斯特丹。安妮在她的日記中描述了這一舉動：“因為我們是猶太人，我父親於1933年移民到荷蘭，在那裡他成為荷蘭Opekta公司的總經理，該公司生產用於製作果醬的產品。”

弗蘭克斯享受著他們在阿姆斯特丹找到的自由和接納。根據梅麗莎·穆勒的“ 安妮·弗蘭克：傳記 ”（Picador，2014），安妮參加了阿姆斯特丹第六屆蒙特梭利學校，在那裡她是一位聰明而好奇的學生，有許多不同背景和信仰的朋友。Otto Frank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一家食品配料批發公司。

1940年5月，納粹入侵阿姆斯特丹，法蘭克人再次獲得優勢。猶太人不得不穿著黃色的大衛之星，遵守嚴格的宵禁。他們被禁止擁有業務。奧托弗蘭克將他公司的所有權轉讓給基督徒同夥，但在幕後進行。根據穆勒的說法，安妮和瑪戈特不得不轉學到一所隔離的猶太學校。安妮寫道，“1940年5月之後，美好時光寥寥無幾;首先是戰爭，然後是投降，然後是德國人的到來，這是猶太人遇到麻煩的時候。”

1942年6月12日，安妮13歲生日，奧托給了她一張紅白相間的筆記本，她以前在當地一家商店挑選過。安妮決定用它作為日記。她的第一篇文章寫道：“我希望我能夠向你傾訴一切，因為我從來沒有能夠向任何人傾訴，我希望你能成為一個舒適和支持的重要來源。”

1942年7月，德國人開始將荷蘭猶太人送到集中營。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弗蘭克斯試圖移民到美國，但被拒絕簽證 。這個家庭開始計劃隱藏起來。

根據安妮·弗蘭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說法，奧托在他的公司後方附件中設立了一個隱藏處，在他的猶太商業夥伴赫爾曼·範佩爾斯及其同事約翰內斯·克萊曼和維克多·庫格勒的幫助下 。藏身處位於Prinnngracht 263號，這裡有許多小公司和倉庫。

1942年7月5日，瑪戈特收到傳票，向集中營報到。第二天，弗蘭克家族躲藏起來，比計劃提前幾周。一週後，範佩爾斯家族加入了弗蘭克斯家族所謂的祕密附件。

躲藏的生活

根據穆勒的說法，兩年來，有八個人住在祕密附樓。Hermann和Auguste van Pels以及他們16歲的兒子彼得加入了四位弗蘭克斯。1942年11月，弗蘭克家族的牙醫和朋友Fritz Pfeffer搬進來.Pfeffer在安妮日記的許多版本中被稱為Albert Dussel，因為她有時使用假名。

根據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報道，Kleiman和Kugler，以及包括Jan Gies和Miep Gies在內的其他朋友和同事繼續幫助法蘭克人。這些人幫助管理了繼續在建築物前面運行的業務，並將外面的食物，其他必需品和新聞帶給了猶太人。

公司倉庫經理Johann Voskuijl建造了一個可移動的書櫃，隱藏了祕密附樓的入口。安妮寫道：“現在我們的祕密附件真的變得祕密了......庫格勒先生認為最好在我們藏身處的入口前面放一個書櫃。它在鉸鏈上擺動，像門一樣打開。 Voskuijl完成了木工工作。（Voskuijl先生被告知，我們七個人都在躲藏，他最有幫助。）“

在她的日記中，安妮描述了祕密附件，說它有幾個小房間和狹窄的大廳。根據 安妮弗蘭克指南，安妮與弗裡茨普費弗共用一個房間; Otto，Edith和Margot分享了另一個。彼得有自己的小房間，Hermann和Auguste van Pels睡在公共起居室和廚房區。還有一個浴室，一個小閣樓和一個前臺辦公室。前臺和閣樓有窗戶，安妮在晚上窺視。從閣樓上，她可以看到一棵慄樹，這激發了她在日記中反思自然。

根據安妮·弗蘭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說法，祕密附樓的居民做了大量的閱讀和學習以打發時間，包括學習英語和以幫助者的名義參加函授課程。居民遵循嚴格的時間表，要求他們在某些時候保持沉默，以便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聽不到。白天，他們儘可能少地衝洗馬桶，擔心工人會聽到。

安妮的主要逍遙時光之一是在她的日記中寫作。她還撰寫了短篇小說和一本她最喜歡的引文。

日記

安妮長大後想成為一名專業記者。躲藏時，她保留了幾本筆記本。根據安妮·弗蘭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說法，她的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是那款紅色筆記本的筆記本，當它用完了空間時，她轉向其他人。安妮在祕密附件中完成了詳細的錄入。她寫道，“最好的部分是能夠寫下我所有的想法和感受。否則，我絕對會窒息。”

Anne的許多作品都是針對“Kitty”的。凱蒂是西茜·範·馬克思維爾特（Cissy van Marxveldt）的一系列女孩冒險家書中的角色。Bekker說，安妮喜歡這個性格開朗，有趣和精明的人物。

雖然安妮確實描述了祕密附件中的生活，但她也廣泛地寫了她與大屠殺或弗蘭克斯的情況無關的思想，情感，關係和個人經歷。我們從她的日記中知道，安妮有時不同意瑪戈特，覺得她的母親不理解她，並迷戀彼得。和一箇中年男子Fritz Pfeffer共用一個房間，安妮和弗裡茨都很尷尬，安妮有時會寫下她的掙扎。猶太婦女檔案館的項目經理拉麗莎·克萊伯 說，她寫作的這一個人特徵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

“對於一個13歲的女孩來說，她非常體貼，聰明，說得很好。她寫下了她與母親的複雜關係，她的身體經歷了變化，因為她隱藏了青春期，她對彼得的感情，” Klebe告訴Live Science。

“儘管圍繞著她的世界發生了一切，但她作為一個發展中的青少年所經歷的事情在日記的許多部分都佔優勢。它在她的思想中處於最前沿，並且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會發表聲明，這些都很重要。“

1944年3月28日，祕密附屬的居民聽到了收音機的特別新聞報道。荷蘭內閣部長格里特·博爾克斯坦宣佈，戰爭結束時將收集日記和其他文件，以便記錄後代發生的事情。克萊恩說，安妮決定將她提交日記，並開始為未來的讀者修改日記。她認為它有一本關於祕密附件的小說。

安妮的日記揭示了一位富有洞察力，自信而直接的年輕女性。希望成為一名著名的作家，她寫道，“我無法想象必須像母親，範佩爾斯夫人和所有去工作的女人一樣生活，然後被遺忘。我需要除了丈夫和孩子之外還有其他東西全身心投入！我不想像大多數人那樣徒勞無功。“

克萊貝說，這種觀點有助於使安妮成為女孩的榜樣。“她的寫作非常誠實。她正在為更廣泛的觀眾寫作，她所提出的形象往往是對自己有把握的。她是如何在寫作和寫作變革方面表現良好的良好典範。

“她非常非常地談論十幾歲女孩的事情，我認為這也很重要。這是一個非常激進的行為。這是女性不願做的事情。她強調這些事情很重要。”

安妮還寫過關於失蹤的性質，猶太人的道德觀和她對人性的看法。她最著名的一段是這樣的反思。安妮寫道，“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人們真的很善良。”

安妮的最後日記是1944年8月1日錄製的。

逮捕，捕獲和死亡

1944年8月4日，德國警察襲擊了祕密附件。躲藏的每個人都被捕了。目前尚不清楚警察是如何發現附件的。理論包括背叛，也許是倉庫工作人員或幫助者Bep Voskuijl的妹妹Nelly。2016年12月，安妮·弗蘭克之家根據該組織的調查發表了一項 新理論。這個想法認為，在269 Prinsengracht也發生了非法欺詐與配給券，警方正在調查它時發現了祕密附件。

祕密附件的居民首先被送往Westerbork臨時營地，在那裡他們被置於懲罰區。1944年9月3日，他們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男人和女人分開了。這是安妮最後一次見到她的父親。安妮，瑪戈和伊迪絲一直在努力工作，直到1944年11月1日，當時瑪戈和安妮被轉移到德國的卑爾根 - 貝爾森。

卑爾根 - 貝爾森人滿為患，傳染病猖獗。三個月後，安妮和瑪戈特患上了斑疹傷寒。瑪戈於1945年2月去世。安妮幾天後去世了。根據Bekker的說法，他們死亡的確切日期是未知的。

奧托弗蘭克是附件居民中唯一的倖存者。

出版日記

Miep Gies在被捕後發現了Anne的日記。聽到安妮去世後，吉斯把日記交給了奧托，後者又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根據安妮·弗蘭克之家的說法，奧托讀了她的日記，他說這是“一個啟示。在那裡，我發現了一個與我失去的孩子完全不同的安妮。我不知道她的思想和感情的深度。”

奧托知道安妮想要出版她的日記並最終決定實現她的願望。根據Bekker的說法，他將原始日記和編輯日記的選擇結合在一起，因為她原來的日記部分丟失了，編輯的日記也不完整。最終，它於1947年出版，其中有關於安妮的性慾和對伊迪絲的負面情緒被刪除的一些編輯修改和段落。

已發佈不同版本，包括未刪節版本和修訂後的關鍵版本，並刪除了Otto的編輯。已經制作了日記的屏幕和舞臺改編。Bekker說：“安妮弗蘭克的日記”已被翻譯成70種語言。

遺產

“安妮對隱藏在祕密附件中的時間的描述;她的觀察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她的恐懼，希望和夢想仍然給全世界的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ekker告訴Live Science。“通過安妮的日記，人們開始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他們讀到了如何被排斥和迫害。經過這麼多年，安妮的日記仍具有當代意義。”

克萊恩說，安妮弗蘭克非常有名，已成為一個神聖的人物。有幾個組織代表她開展人道主義工作。

克萊貝說，人們往往只關注安妮日記的人道主義主題，但忽略其他部分是錯誤的。“她是積極的，並試圖看到事情的好處，但在很多方面，她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試圖處理成為一個十幾歲的女孩，但在極端，”克萊貝說。“我認為這對她的故事來說真的是如此強大和有趣。它與許多人所體驗的相交。”

根據Bekker的說法，日記相當容易閱讀，這使得它成為全世界小學教室的一個受歡迎的特徵。它提供了對大屠殺的不同觀點，因為它不是關於集中營，而是關於一個孩子。其原始的誠實也使其與其他歷史書籍區別開來。

但克萊伯警告說，教育工作者只使用安妮·弗蘭克的日記來教導大屠殺。“這是談論大屠殺和兒童經歷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克萊貝說。“我們有她的日記，但我們必須考慮有多少其他小女孩，我們沒有他們的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