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次仁羅布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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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第22個世界讀書日，孟德斯鳩說：“喜愛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大享受的時刻。”
一本好書往往能改變人的一生，一個人的精神成長，與他的閱讀息息相關；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全民族的閱讀水平。本期《文化雪域》將以閱讀一本好書展開。
4月15日，西藏圖書館2017年首期“西圖講壇”以“我的文學·我的夢”為主題展開，當天特別邀請了我區著名作家次仁羅布講述中篇小說《界》的創作歷程。
“有時，你經過某個地方，某個景，會給你觸景生情的靈感，它會變成小說的素材；有時，一次交流，一場經歷，也會成為你故事的來源。你的經歷與故事，會構製成另外一個版本的小說。於是，最初的小說素材便產生了。”講座開場，次仁羅布如是說。
歷史與經歷，是小說產生的最初來源
2005年盛夏的一天，次仁羅布來到拉薩堆龍德慶區柳梧桑達村桑普寺，獨特的自然景觀與人文底蘊深深地吸引了他。在桑普寺河溝裡有座白塔，一位當地的老先生向他講述了白塔背後流傳的故事：一個在桑普寺學經的小僧人，由於把精力都投入到佛學知識的學習上，很多年都沒有回家去看望母親。母親也常託人給小僧帶口信，讓他回來看看年邁的母親。小僧人沒能實現母親的願望，於是含怨的母親投毒將其害死。
他說：“這個故事，以及桑普寺的其他傳說、悠久的歷史，使我感到了其文化底蘊的豐厚。這個故事在我頭腦裡紮根，並有了故事的雛形。但是，母親弒兒只是一條單一的傳說故事，並不能構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小說。”
於是，次仁羅布把自己閱讀的很多相關歷史書籍，聽到的一些故事，自己積累的人生閱歷等交融、捏合在一起，讓小說逐漸豐滿了起來。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定在了19世紀上半葉的舊西藏，那段紛亂的歷史作為時代背景，呈現在這種歷史的動盪中，底層人民艱難的生活狀態。
“通過構建一箇舊西藏的莊園，將農奴主與農奴、僧人與俗人、底層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描寫下來，表現當時的一個社會現狀。這個莊園從鼎盛到衰落的過程，呈現舊制度的僵化與腐朽。同時，通過莊園的衰敗寓意了舊西藏地方政府的墨守成規和走向衰敗的一個必然態勢。這是小說《界》從單一的母親弒毒兒子的故事，慢慢呈現出來的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也是我希望在這部小說裡所要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他接著說。
小說創作的意義，在於對人類命運的關注
在小說《界》的創作過程中，次仁羅布努力復原當時的場景，表現不同階層、不同人物的心態、語言以及服飾。通過這種還原使讀者真切地感受到當時人們的所思所想，感受他們內心的煎熬與掙扎，希望與迷惘。
畢業於西藏大學藏文系的次仁羅布，通讀過很多部漢藏史書，這對愛好文學、寫作的他來說是一筆可貴的財富。
他說，小說的意義，在於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及通過敘寫他們的命運，對自身的文化與歷史進行一次深刻的反思。
他說：“小說必須是個立體的呈現，看完一部小說就能讀懂一段歷史，讓讀者感知當事人的一種情感糾結，他們的生活經歷，就是小說創作的意義。”
在他看來，小說要有歷史的底蘊，要有人文的關懷，要指出人生存的社會當下，他的尷尬、他的艱難、他的掙扎，這就是小說文本的意義。小說不同於其他文體的意義也就在這裡。
次仁羅布表示，廣泛閱讀關於歷史、文化、哲學、自然科學、民俗等書籍，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講是個必修課。“只有多閱讀，你的筆尖才會有所分寸，才不至於脫離現實生活。”
世事無常，承續著藏族傳統文學的基調
“事事無常，我珍視一切得來的東西。”次仁羅布說道： “我的小說一直保持著藏族傳統文學最根本的基調。”
次仁羅布說，藏族傳統文學最根本的基調始終保持在審視人的生命尊嚴，人活著的意義。“也許，正因為如此，當代藏族文學對於中國文壇來說，是一股新的力量，是不同的聲音，是不斷對生命的拷問。”
小說《界》獲得第五屆西藏新世紀文學獎、第七屆全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創作新秀獎。它真實地展現了19世紀上半葉舊西藏的社會生活，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以及滄桑的民族歷史。更展現了西藏舊社會各階層的生存狀況。次仁羅布說：“和書名一樣，小說《界》那些無處不在的界線，那些不可逾越的等級，正是人們苦難生活的根源。透過這部小說，我希望大家審視本民族的文化優勢與劣勢，喚起人們的平等友愛、反思與批判精神。”
著名評論家施戰軍曾經這樣說過：“在內陸文學的先鋒寫作已經餘緒飄散的時候，藏區這個先鋒文學的淵藪，依然強勁地活躍著從小說敘述本體出發來探照人的心靈世界的‘先鋒派’作家群，目前，次仁羅布就是其中最為醒目的代表性作家。”有人接著說，作為這句論斷的最重要的實證，就體現在次仁羅布的小說《殺手》與《界》中。
對此，次仁羅布說，與其他小說創作時一樣，在寫作《界》時，自己儘量用零度情感來進行寫作。“我始終認為文學應該教人向善，給人帶來希望。就藏族文學而言，我們應該立足本民族文化，提出另一種生存與價值觀念。要利用本民族的人文情懷豐富中國文壇。”
次仁羅布在講座現場。 本報記者 曉勇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