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變法，為什麼商鞅成功了而王安石卻失敗了？

變法必須和國情適應。

商鞅變法成功了，商鞅死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王安石活著；

主要是一個為帝王牟利，一個是為平民牟利，戊戌變法變法,就是一種從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國的歷史上變法大多以失敗告終,鮮有成功的例子,而且歷朝歷代都一樣,無論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當權,也無論國家是否完整,當權者是否英明!最終結果都驚人的相似,而且變法者的命運大多很悽慘,不是慘死在政敵的手中,就是鬱鬱寡歡的度過殘生!歷史上唯一一次比較成功的變法,商鞅變法的主導者,最後依然難以逃脫被車裂的結局.

此外在商鞅變法其後的數次變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而且越到後期,變法的幅度越小,失敗的越慘重,這很耐人尋味!下面,我就從幾個方面來簡單的分析一下,歷次變法失敗的原因!

第一,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我覺得這個方面是所有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因為一切體制的腐化和落伍,必會造就一班從體制的漏洞中獲取利益的群體,而正是這個群體不斷的擴大自己的利益,使得國家逐步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具體來說,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兼併,土地兼併是貫穿於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始終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是所有朝代竭力想要解決而又無法解決的大難題!而從中獲益的正是我們一直要打倒的地主階級.封建社會中的變法觸及到的就是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就必然會引起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的激烈反抗,使得變法難以為繼.正是由於他們的阻撓和反抗,使得大多數的變法的成果都被付之一炬,國家的形勢繼續惡化.

第二,官僚機構的腐敗.在國家體制瀕臨崩潰的之前,它的官僚機構尤其是下級機構一定先一步腐化,並且由於腐化的程度的加深導致國家加速走向滅亡,如果這個時候不加以整頓,國家必然滅亡.然而,我們很多的變法者,他們雖然是走在時代的前面,卻都不約而同把精力都集中到了如何改變體制方面,而忽視了這個問題,或者說他們都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最後導致變法不能有效的執行下去,使變法取得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歷史上,之所以在王朝之初,王朝的創立者們,可以根據前朝的得失,來制定新的制度,而且是王朝逐步走向鼎盛,而在王朝的中後期則無法有效的改變體制,來挽救日漸衰亡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大多數王朝初期,官僚和地主都在農民起義中被清洗一空,所以他們在改革制度時,幾乎遇不到什麼阻力,而到了中期,由於上述兩者的阻撓,使得改革寸步難行! 以上兩點都是表面現象,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個問題!

而產生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正是那些變法者竭力維護的大一統的政治模式!歷代的變法者之所以要變法,就是為了維護統一的王朝不至於覆滅,然後,正是這種大一統的模式造就了前兩種阻力(具體原因不做詳述,那有點跑題了).而從思想上來看,變法者變法的目的就是要維護這個大一統的模式,而不是去推翻它,因此在很多問題上,變法者就陷入了一個死衚衕.

所以後世的變法沒有一次像商鞅變法那樣徹底.也就是說那些變法者在進行不徹底的變法的同時也為自己埋下了無法解決的隱患,他們的變革最終還是會走向失敗,變法從實質上來說只是延緩了帝國衰弱的時間,卻從根本上無法挽救整個王朝的覆滅!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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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否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堅決支持。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國最高統治者秦孝公長期堅定的支持，因此能持續變法長達二十一年；反觀王安石變法，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宋神宗始終在表達問題上搖擺不定，沒有給予變法最堅定的支持，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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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商鞅變法在當時的秦國遇到的阻力比王安石變法在北宋遇到的阻力小的多。因為當時的秦國遠在西邊，受中原文化的保守性影響較小，故秦國民風淳樸，具備變法的先天條件。而王安石變法在北宋中期，當時的社會階層已經固化，保守勢力極其龐大，導致王安石變法遇到的阻力太過巨大，難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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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與當時的社會矛盾是否極其突出有關。商鞅變法發生在戰國爭雄時期，當時秦國面臨亡國危險，國內社會矛盾異常突出，這就為秦孝公堅定支持變法提供了客觀依據；而王安石變法發生於北宋中期當時儘管也存在著社會矛盾，但並不突出，故變法缺乏強有力的客觀依據。

以上就是商鞅變法與王安石變法一成一敗的原因。

商鞅變法成功，王安石變法失敗。但兩者不可比。

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確存在不合理的現象，而且其他國家有思路，秦國變法有空間。

王安石變法思路雖然很多，但侷限在於，宋朝已經是全天下了，歐洲的事情是不知道的。所以王安石變法，沒有參照物。空想居多。

但實際上秦國的變法是失敗的。秦國短時期的確強大了，但積累了大面積的民怨。我們不妨說，秦國的強大與百姓的憤怒是一體的，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可惜很多人看不到。積累起來的民怨在極短暫的時間裡就摧毀了秦朝。秦朝的持續時間僅僅只有14年，這種一眨眼的強大有什麼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的不滿不是商鞅變法的副產品，讓老百姓不滿是商鞅變法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

與民為敵的思想在《商君書》裡比比皆是，“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

就是說，商鞅認為，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國家，國家肯定會亂。如果用奸滑的人治理國家，國家就強大了。如果用“詩書禮樂孝弟善”等當時通行的道德準則治理，敵人打來國家會失敗，敵人不來國家也會貧窮。

你會懷疑商鞅是否正常吧。

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商鞅才39歲。血氣方剛的他通過打倒一切道德的號召來聳人聽聞。

他還說：“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就是說要折騰，讓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即使你手中的錢，也不一定是你的，國家可以隨時拿走，你的富裕永遠要感謝國家。辛苦致富之後以為自己的富裕天經地義，這種思想要不得。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彊。”就是說國家窮，老百姓怨恨不要緊。打仗！將這種怨恨發洩到敵國，國家必強。

國家政策一定要與老百姓對著幹，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因此，出臺政策讓老百姓不高興，國家就強了。如果政策老百姓高興，國家就衰弱了。

對比一下匈奴，蘇武率領部下與匈奴發生爭鬥，被抓住。匈奴人都說要殺死蘇武所有人。左伊秩訾說:“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意思是，他們現在只是反抗，如果他們要殺死單于，那怎麼加重刑法？

連沒啥文化的匈奴人都知道，法律不是一味加重。刑法應該有等級，最重的刑罰一定是謀殺單于，其他等而下之。這種對司法的理解，要高於所謂的法家。

商鞅的種種措施，其實與後世的希特勒等人有相似性。為了短期效益，不顧長遠，雖然短期達到目的，但滅亡就在眼前。

公元1067年，一個名為趙頊的年輕人走向歷史的前臺，成為北宋的第六任皇帝，是為宋神宗。

當時，趙頊只有20歲，卻從父親手中接下了一副沉重的治國擔子。說其沉重，是因為當時的北宋已早現疲態，更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公元1065年(北宋治平二年)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

年輕的趙頊不得不重新思考老祖宗定下的治國方針，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年輕人有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所以，上任後，趙頊就想甩開膀子大幹一場。《宋史·神宗紀贊》:"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覽，勵圖治，將大有為。"

他深信，只有變法才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在趙頊的主導下，另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也被推到北宋的最好權力中心。這個人就是名列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選擇回答這個問題，是因為最近寫了一本書即將出版，書名就是“改革家們”（暫定）。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成一敗的兩個典型案例，為什麼結果截然相反？不少人都探討過原因。在下看來，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一條是3個字——“執行力”，這是“變法之結”

先來看商鞅的執行力有都強。

大夥兒都知道，商鞅變法展開之前有一場著名的辯論，充分發揚民主，反對的聲音可以隨便說敞開說放開說。商鞅“舌戰群腐”，取得勝利，秦王採納了他的意見。一旦變法的決策定下來，就不允許有任何聲音。

太子師傅反對變法被商鞅割鼻子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但還有一件事兒大家未必知道——孟西白部族700多人集體反對變法，竟然全部被商鞅下令斬殺。為了省事，直接在渭水邊行刑，砍下來的腦袋丟進河裡，不用打掃刑場。大家一看反對變法的人下場這麼慘，紛紛改口說改革好改革棒。不料，這些人也遭到懲罰，儘管懲罰沒有那麼重——發配邊疆。

不管是詆譭改革還是歌頌改革，商鞅都不需要。他的目的很簡單，不要一切聒噪，只有“幹”就行了。他這幾個大動作下來，效果極好，史載：“明日，秦人皆趨令。”（司馬遷：《史記》（卷68·商君列傳第8），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766頁）

再來看王安石變法的執行力有多弱。

王安石最大的軟肋，是不能對反對派進行物理消滅。宋太祖留下遺訓“不殺士大夫”，王安石不敢犯戒。當變法遭到強烈反對搞不下去的時候，變法派曾開會討論對策，不少人提出從反對者中拉出幾個人咔擦，就沒人敢阻撓變法了：“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然而，王安石動用了“一票否決權”：“太祖遺訓，不殺士人，若開此例，則朝堂成刑場矣！”您想想，再怎麼反對變法也不用擔心被殺頭，反對派的口水能不匯河成江嗎？

為了對付反對派，減小變法阻力，王安石採取了變通的辦法——把反對派調出中央政府。這樣做，朝堂上是清淨了不少，殊不知，不僅沒能減小變法阻力，反而加大了變法阻力。為什麼？反對派被趕出中央政府到地方任職，而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恰恰需要地方落地生根。這下好了，反對派到地方以後，就不用口水而是用行動來反對變法……這甚至造成了王安石與恩師歐陽修反目。

執行力、執行力、執行力，重要的事說3遍。

王安石變法緣何以失敗告終

文丨姜衛華

王安石，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宋神宗時宰相，創新法，改革舊政，是一個進步的政治家。他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深刻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他喜愛讀書，記憶力強，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心懷大志，博學好思，隨父宦遊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唯物主義立場，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對後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同時也為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王安石自22歲考中進士，踏入仕途，近三十年地方領導生涯，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點評：為官一方，造福百姓。輿論先行，統一思想。改革發展，循序漸進。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地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好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擺在首要位置。王安石雖然強調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徵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點評：穩定大局，改革開放。因地制宜，減輕負擔。發展經濟，關注民生。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得社會所需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變法難以順利實施，最後以失敗告終。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卻沒有得到更多得支持，根本不能把改革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7076）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統統被廢除，王安石知道後，鬱悶極了，不久便病逝。點評：富國強兵，任人唯賢。改革艱難，失敗告終。體制不改，難以為繼。

皇帝個人支持是沒用的，主要還是中央權利架構的構成。商鞅這一點做得很好，王安石不行。

變法是一種信號，對上層來說，下層多點吃的自己少點吃的並不一定十分在意，執行到不到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態度，立場，官位和權力。變法這種信號說明一部分人要垮臺，一部分人要上位。而變法只是區分誰上位誰下臺的手段。當然最後結果是國家可能富強了，也有可能更糟糕，比如王莽改革。

當然這話誰都不會說出來，只會利用變法某一點事件攻擊政敵，建立屬於自己的權力架構。商鞅這一點做得很好，利用一次群體鬥毆和太子殺人事件大量殘殺政敵，一次七百餘人，一次460人，這還是統治階級的人數，一個小小的秦國能用多少官？估計商鞅是把秦國的儲備人才都殺光了，當然都是反對變法的人，扶植支持變法的新派人士，這才把秦國的權力架構徹底扭轉過來。商鞅不愧是法家集大成者，借勢弄權依法把那幫人殺了。

但王安石不行，不說他是不是個敢殺人的人吧，首先宋朝立國就明文不殺世大夫，其次神宗深得皇帝心得，平衡新舊兩派勢力，不肯依王安石心意徹底清除舊黨，第三王安石才華有餘，權術不佳，不會利用反腐敗打壓政敵，反而被政敵利用變法矛盾和私生活反覆打壓。王安石大部分精力沒有用在變法的實施上，反而耗在無謂官場鬥爭中。為啥王安石那麼固執，對變法的錯誤視而不見，他深知自己一旦承認，反對派會更加猖狂，會對新法以點帶面攻擊。

譚嗣同說過，變法是要流血的。但是要流別人的血，而不是自己人的血。另外皇帝支持只是個空頭支票，沒證據表明秦孝公徹底支持商鞅，反而有個讓位的對話，說明秦孝公對商鞅也心存芥蒂，但已經沒辦法了，整個政堂都是商鞅一派的人。

我最佩服的是改革家，覺得他們是站在時代的巔峰，以明銳的眼光構思未來。他們洞悉當時的弊病和優點，對革除弊病有方法，方法是基於當時的存在卻不明顯的優點。

分析如下：

1、君臣合作。衛鞅因為秦孝公的求賢令而決意入秦，因為他看出了，秦公改變秦國的決心。兩人在改變秦國的合作中，君明臣賢，孝公始終相信衛鞅，給他最堅定的支持。 對於王安石，神宗改革初期對他也是給予堅定信任，但是改革下了反而民不聊生，神宗心就慢慢變了。

2、基層考察。衛鞅在見秦公之前，在秦地各處都有考察。他對秦公說：佔富饒之地而國窮，擁強悍之民而兵弱，據山川之險而國危。總結就是：秦國不是沒有霸主之資，而是沒有將各種力量混一來壯大國力。看準後，衛鞅就為秦國制定了強兵 強民 強國的政策與法律。 王安石也許是受時局的限制，他不可能像衛鞅一樣從平民竄升為改革大臣，他要一步步來，而這些步子只是來為官路，當他掙贏守舊派後，年紀也是多大了，他時間等不及了，改革要幾十年看成果，以中國人的心思，他不想等太久，他要死前看到他改革藍圖的實現，功成名就。

3、政策實施。秦國相比宋朝，肯定是地小人少，衛鞅制定的政策法律實施的執行力度是非常標準的，一有風春草動，改革人員馬上知道，並即使做出應對。 王安石就悲催了，打敗守舊派後，守舊派系的官員被貶為基層幹部，而改革又是從基層實施，上下完全對著幹。而王安石改革團體的核心成員也存在坑爹的，在下面動手腳，王安石都不知道。國家龐大，下面人民人財兩失時，傳到上面，都是猴年馬月了。

4、最重要一點：扶持利益團體支持改革成果。改革，必然要使人民受益，人民就代表多數，多數人支持，改革就會成功。衛鞅的改革扶持了新興地主階級和武士階級，完全發展 耕戰 兩個團體，這兩個團體不斷壯大，令老牌的孟西白三族也不得不遵循新政。秦國百年，就是吸納三晉子民為其耕種，老秦人就負責征戰。 王安石卻沒有扶持起受益的團體，反而損害的一些團體的利益，唯一受益的可能就是皇帝官僚階級，不過這相當於壓榨人民。 改革，只要多數人受益，就不會人亡政熄。所以，衛鞅死，秦法存。王安石雖活，政死。

我也來說一下子吧！兩個變法都得到最高統治者支持，秦為孝公，執行者商鞅；宋為神宗，執行者王安石！其變法都是為了國家強大，人民富強；秦可以對抗列國，宋可對抗大遼與西夏；然而，一個成功，一個失敗，為何？一言之：成本高低不同吖！既然是變法創新，也就猶如蓋新高樓大廈，那麼以此為例，說一下：

若你蓋高樓大廈，你有兩個選擇，要麼選擇老城區；要麼選擇新城區。

一，老城區。若在老城區建高樓，你首先要做的不是蓋樓，而是拆遷。本來老城區，有二層小樓，有三層小樓，大家住的挺安逸矣！你突然要來拆遷重蓋高樓！那麼，很多人會不同意的，甚至有釘子戶跟你拼命。好，就算大夥同意，很多人都會跟你要幾倍的價格，結果，你一算，拆遷費太高；等樓蓋好，賠本了，若你是開發商，你會幹麼？同理，宋朝亦如此，本來宋朝就是吸收唐之蕃鎮割據而建立完備的政治體系，經濟體系，若你要改革，首先要拆遷宋太祖留下的眾多體系。那麼，這大大小小的釘子戶，讓宋神宗王安石這兩位開發商最後一算，孃的，等大樓蓋好了，賠死了！於是，宋朝變法的大廈沒建成，失敗了，也是正常的！

二，郊區建成高樓大廈。想想，開發商都願到效區建高樓，為啥，因為郊區建高樓成本小，不需要或用很小的成本就可以開發。那麼，秦孝公時的秦國，名符其實的郊區，地處中原之邊，猶如城市的郊區，不需要拆遷，或拆遷的很少，故變法成本小。所以，在秦國，當時之邊緣之地，變法阻力最小，一邊荒野，合適建高樓大廈，最後完成了變法。

總而言之，秦孝公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蓋好可賺錢；而宋神宗王安石變法，蓋好了虧大了。而賺錢誰不幹，賠錢傻子才幹！如此而已！

這個話題太廣了，單說其中一點吧。商鞅變法我看《大秦帝國之裂變》的時候。商鞅曾經用很長的一段時間，走訪，探尋了秦國各個地方。王安石變法，我不知道他是否深入各個地方調查。當然這也和秦國和宋朝的領土面積有關。所以王安石變法就面臨著一個窘境，在一個地方合適，但在另一個地方就不合適了。曾經看過一個帖子，內容記不得了。變法總是要犧牲現有的階級利益，看變法的人有沒有決心，有沒有魄力。顯然商君是有這個決心的，併為之付出了生命。變法的人變法的時候是否有私心自己是否就已經站在了變法的對立面。中國自古以來的變法有商鞅變法，李悝申不害，王安石，張居正，戊戌變法等等。 唯有商鞅變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