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裡面的內容真實嗎？
這個不能一概而論。下面我們就展開來說一下吧。
首先說《竹書紀年》是怎麼出來的吧。
這是在古墓中發現的，那是在晉朝晉武帝時候，大約２８１年，在汲縣古墓裡發現的，這是一些竹簡。根據竹簡的內容和一些出土的器物斷定是一座戰國的墓葬。出土後經過荀朂和嶠等人整理，共分七十五卷，紀年佔十二卷，後朝歷代學者對《竹書紀年》做了很多的研究，就都認為這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在時間上一直寫到了公元前２９９年。
我們再說他的價值何在。
這本書對研究戰國史很有價值。清代以來，很多的人用他來校訂《史記》中戰國史部分的內容，取得了很大成績。已經沒有人再墨守《史記六國年表》的內容了。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紀年》本來是地下出土的戰國原本，以戰國人敘述戰國的事，尤其是與魏國有關的事，當然是比較翔實可靠的了。
那麼對於戰國以前的事呢？那不需要我們進行一下具體分析了。
我們首先說到春秋時期的歷史，那當然有《春秋》了，記事最豐富的是《左傳》，雖然有人質疑，但是它的真實可靠程度近年已得到進一步的證明。而《竹書紀年》的春秋部分寫的不多，但是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對於晉國的事情寫得很詳細，而其他文獻沒有這些材料。如晉文侯殺攜王，晉武公滅荀等事。有的記載和《春秋》不一樣，如晉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而《左傳》寫的是桓公四年則雲此役圍魏的是王師秦師。二是不少內容與《春秋》相同，或者大同小異。如《竹書紀年》寫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大王狩於河陽。
其實《竹書紀年》還是有一定的思想傾向的。
曾經親見《竹書紀年》原本的杜預說過，《紀年》文章大似《春秋》經，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由於“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這樣雖然《紀年》所依據的是晉史《乘》，但是從多用諡法來看，已不是《乘》的原文了。總是也是受到了儒家的影響。可以說這是《竹書紀年》一書的一個思想傾向。
其實還有一個傾向，那就是紀異。春秋也有災異之事，但是和《竹書紀年》比起來，那就少多了。如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周穆王伐楚，“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黿鼉以為樑”“魏王南征，君子為鶴，小人為飛鴞。”總之，很多的災異之事， 這反映了作者相信天人感應，注重蒐集神話傳說，而書中的傳說也多帶有戰國時期的色彩。
《穆天子傳》和《竹書紀年》是同一墓發現的，人們還說，《穆天子傳》被包括在《竹書紀年》裡面，講的是周穆王巡遊之事。但是有更多成份的傳說，而《竹書紀年》則是史籍。不過，它們兩個還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如《紀年》裡說，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而《穆天子傳》中綠耳是穆王八駿之一。再如《竹書紀年》中說，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穆王西征，至於青鳥之所解。而這與《穆天子傳》相合，“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
第三個傾向，那就是傳說性質，尤其是夏朝的歷史。如夏後開舞九招。這與《楚辭》《山海經》相呼應。在《紀年》中王亥的故事中說到了“河伯”，也可能有神話傳說的成份。胤甲時，“天有妖孽，十日並出”這也是神話。可以說戰國時期諸子的作品，很多古史的內容，都受到了作者的觀點影響，甚至是為了適應這一觀點而加以改編，我們在看如夏代這些較古的部分時，是應該注意的。
說到了夏朝，我們進而說下《竹書紀年》說到了夏朝哪些內容吧。
首先是夏朝的世系。這個在《史記夏本紀》中有詳細記載，而在戰國末年趙國也作了《世本》，兩者大體相同。在《紀年》中，雖然內容不多，但除個別的以外，也比較齊備。另外，它還提供了夏王的一些別名，如帝發又名後敬等，所以說《紀年》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夏朝的世系，至少戰國中葉人們是這麼認為的。
其次是夏代的歷史。《紀年》中記載了夏王朝與諸夷的故事。《紀年》記載，少康時，方夷來賓。杼征伐東海，至於王壽。芬時，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等九夷來御。至發（桀的上一任）時，仍有諸夷賓於王門的記事。這裡可以看出，對諸夷的統治仍然是一件大事。
第三，《紀年》還記載了夏代各王的都邑，這也是其他文獻裡沒有記載的。禹都陽城之說，就首先見於《紀年》，這與《世本》相合。而至於太康，羿、相、杼、胤甲、桀在哪裡，《紀年》也有記載。
最後我們說下，《竹書紀年》非常有價值的一點，那就是它的紀年，他的關於年代的說法，是很科學可信的。這是由於《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自己的一套年代學系統。
如果你讀過《史記》，如果你對“正史”記載有所瞭解，那麼《竹書紀年》將是一本能夠讓你懷疑人生的書。
我們曾經稱頌的上古君主“禪讓制”，在《竹書紀年》裡全部成為血腥的廝殺篡位，舜殺了堯，禹又反了舜。這本與《史記》完全唱反調的古書是真實的歷史，還是純屬虛構？下面就和大家聊聊這本爭議最大的古書——《竹書紀年》。
看完《竹書紀年》的第一感覺就是：人是有這麼個人，事不是這麼個事。
很多人聊起《竹書紀年》就會興致勃勃地說：“我告訴你啊，其實那段歷史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主要還是這些人看的是《竹書紀年》的“今本”。
竹書紀年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於公元279年被發現，並整理成書。但後來隨便著朝代的更迭，這些竹簡和書籍都散失，宋朝的時候又重新整理了這部書，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
但是宋朝傳下來的“今本”卻不被人看好，清朝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一本偽書！
隨後，清朝大學者朱右又重新整理了《竹書紀年》，並且對裡面的史料進行了考證，最終編寫出《古本竹書紀年》。這部“古本”與如今的正史是非常接近的。
那麼清朝的“古本”和宋朝的“今本”誰才是更真實的呢？我個人認為“古本”才是真實的。
《竹書紀年》真假識別人——孔子
要想鑑別《竹書紀年》的古今本，我認為最有話語權的就是孔子。
“今本”記載的史事與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馳，但是《竹書紀年》是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而孔子就是春秋時期的人！如果當時的史官認為上古五帝的禪讓是假的，是靠屠殺謀反得來的皇位，那孔子為何還會有“復周禮”的想法？
孔子對上古賢君是非常崇拜的，而且孔子用自己的禮法幫助魯國實現了強國夢。如果按《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上古君主都是壞人，那個時候就已經“禮崩樂壞”，那麼孔子根本不可能推廣自己的儒家思想！
因此，我認為宋朝編寫的《今本竹書紀年》不符合邏輯，確實是偽書！而《古本竹書紀年》與如今的正史出入不大，真實度比較高。
雖然現代大部分“歷史愛好者”們喜歡拿《竹書紀年》來否定《史記》進而抨擊儒家，但我仍然要“算是得罪你們一次”，說一個事實：“你們都被網文騙了，《竹書紀年》的可靠性根本沒那麼高”。
先說一下《竹書紀年》撲朔迷離的發現過程，據《晉書·束皙傳》記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隨後晉朝又把這些竹書拉到洛陽去校對註釋，但後面又出事了，八王之亂、主要的校對人紛紛遇難，永嘉南渡這部竹書又“亡佚”了。故現在所見到的《竹書紀年》只是後人的各種輯本。
《竹書紀年》開篇也是講的軒轅黃帝的傳說，但“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完全是《史記》之後神祕主義者的口氣。
這個類似南派三叔的詭異故事竟然見於正史《晉書》。《晉書》成於唐初，據晉武帝已經有三百年，而這三百年又是歷史上空前混亂的大變局。故史料來源不避小說家言，很多內容只是反映當時的時代精神，而並不能肯定的說就是實錄。
所以《竹書紀年》的發現過程就充滿了謎團就是自然而然了。首先發現地點就有兩個，魏襄王墓和魏安釐王墓，祖孫兩人是最有名的魏王，前者因為被孟子吐槽批判而名垂於史；後者則在《史記●魏公子列傳》裡給弟弟當配角而被人所熟知。而這部書“發現”的時間也從咸寧五年到太康八年五個不同的說法。
時間地點不確定，加之存本亡佚。所以《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已經不可考。至於期中的內容也說不上顛覆性或毀三觀，因為其最具有爭議的幾點在其他先秦文獻中也都有論述。
比如堯舜篡奪之說也見於《韓非子●說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墨子》卻記載：“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後漢武樑祠石刻堯、舜、禹
再比較《墨子》的觀點和《孟子》中關於堯舜之際的論斷，《孟子·萬章上》：“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天與之。”
是不是差不多？
如果認為《孟子》是儒家典籍，在民科眼中屬於“原罪”，所以“禪讓”是“公知”造謠，故而認定法家著作《韓非子》是“信史”，那同樣與儒家對立的墨家怎麼也支持“禪讓”說？法家和墨家可都是為秦朝的“大一統”做出了卓越貢獻的學派。
再比如《竹書紀年》記載伊尹篡位，最終為太甲所誅，而出土的甲骨文則證明伊尹於有商一代地位一直崇高，地位不亞於周公之於宗周。這又該信誰？
又與《竹書紀年》同時出土的還又《穆天子傳》等古籍，期中記載也不盡相同，那後人又該如何判斷？
其實作為古之文獻，類似《竹書紀年》、《逸周書》這類資料自有其價值，但如果僅憑一管之窺或一家之言就說某某顛覆了史觀或者是某某洗腦了中國人多少多少年或是我們都被某某騙了，這就是傳銷式的譁眾取寵了。
應該更接近真實歷史。古代官修史書都是經過了一遍又一遍地篡改，在符合統治集團各方利益地基礎上，才流傳了下來。而真實地歷史，由於過度揭露史實，衝擊利益集團，而被當時地統治集團所封禁。因此，這些史書是在官方明檔裡看不到地。
但是:這類真實史書會出現在各大利益集團地私人檔案庫裡。原因是:其可以瞭解真實地利益集團之間地利益或衝突環境，從而便於自身操控，並降低風險提高對自身利益地安全性。
於是，會在墳墓裡發現真實地史料，而不是公開版本。至於私人臆想地偽作，由於都附帶特殊政治目的，一般都不會帶到墳墓裡，而是作為統治當局或利益集團藉此敲打敵對派系地武器。——其多會出現在官檔庫或當時地流行書館這類信息中心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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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看回答的內容，部分人還是把這書“神話”了，《竹書紀年》實分兩版，謂之古本和今本，在盜墓賊“不準”將原版（古本）偷盜出來時，整部典籍就被晉朝的官員全部拉走進行“翻譯”，隨著歷史變遷，原本也毀於戰火，但幸得看過官方翻譯的人不少，將一些典故用於自己的書裡，於是經後人整理，才有了“今本”。很多人都說了，“史書是勝利者所寫”，那這本典籍不也是勝利者翻譯的麼？怎麼確保此典籍不是當時的人為了利益而有所刪改？現在流傳下來最有爭議的內容是“禪讓”一事，《竹書紀年》裡的記載是赤裸裸的奪位而非仁義，顛覆了堯舜禹的歷代形象，但請看官們想想晉朝如何而來？三馬食槽，況且當時自命清高的文人大夫有一定忠於曹氏的心理。就和當時荀彧雖為曹操謀士但是心底認同自己是漢臣一樣。那剛好有一本少有人看懂的古籍，又在官方手裡，怎樣呢？翻譯？銷燬？
翻譯，必須翻譯，而且要微微“調整”，你們說晉朝來的不合理，我就讓你知道古人也不合理，所以堯舜禹極可能就由“禪讓”變成了“奪位”，最難辨的事物是什麼，三分假七分真，改我自己需要的，所以該書上有不合理的也有很合理的，有關天文現象的還精確無比，這就讓後人難辨真偽，又有人說這更符合人性啊。
人性？不如說是觀念，真正的人性是什麼？追求獨立、自由、平等。而觀念才是一個時代的反應，在鄙人看來，以今人之眼光冒斷古人之思是危險的，以通俗的例子來說，當今的我們大部分人都理解不了抗戰中英勇犧牲，捨己救人又不求回報的品德，甚至有所懷疑，而事實就在那，再通俗一些，以遊戲為例，80、90年代大部分成長起來的人，兒童時的遊戲是彈彈珠、踢毽子，“打寶”，而現在部分孩子很多沉迷於“王者農藥”類的手遊抑或lol一類的網遊，和他們說起舊時遊戲有多有趣估計也是一臉茫然，這就是時代所限制了，就如我們也不能理解古人某些行為一樣。認為這樣或那樣更符合“人性”，寥寥數言僅為猜測推斷，關於此書有王國維先生《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看官有意，可一讀。
一本史書，必然不可能完全真實，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虛假。畢竟任何史書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真實和虛假只是一個相對性。具體到《竹書紀年》這本書，其實這本書有個非常顯著的特徵，就是越接近著作時可信度越高，而越接近上古則可信度越低。可惜更多人都更關注上古部分，很多作者比如柏楊甚至認為《竹書紀年》的上古史就是“歷史事實”。其實這完全沒有使用好《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
顧頡剛先生就說過：“這部書的依據有三：一是傳說。西周以前的事，其實全部是傳說，因為沒有歷史的文字材料。這個部分，價值不太大。二是春秋時代的部分，因為有了《春秋》這部書，所以價值也不算大。三是戰國部分，由於是當時的紀年，所以價值之大，如同《春秋》一個樣。這部書，仍可以糾正司馬遷所著《史記》中關於戰國史事的錯誤。”這正是非常精闢的總結。
具體的說，在楊寬先生《戰國史》《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就大量運用《竹書紀年》的史實和年代去校正《史記》。因為《竹書紀年》是戰國作品，所以對於戰國史料和年代的可信度自然是最高的，而《史記》的史料和年代則顯得特別雜亂。而對於春秋歷史，歷史學家則一般以記載春秋史最翔實的《左傳》優先依據。那麼，對於大家認為最“毀三觀”的上古史呢？
對於上古史，儘管《竹書紀年》寫得似乎更“符合人性”，但研究歷史應當放在時代之中。原始社會具有一定的民主要素，這也是禪讓說存在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因為商以前沒有文字記載，而戰國史料又多訛傳和寓言，所以嚴謹的歷史學家，一般都不會把《竹書紀年》的記載作為上古史實，而是作為一種戰國法家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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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除編年記錄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作者將善惡喜好寓褒貶之意包含於其中。所以，後世只能將《春秋》歸之於“經”，而不是作“史”。《竹書紀年》裡面的史實和《春秋》孔子記錄完全不同。如果竹書紀年記錄的歷史是真的，那孔子春秋記錄的就是假的，孔子宣傳的“禪讓”等等幹年禮義仁德好人好事就都是憑空捏造的，那本善論就喪失了歷史理論基礎。真是假的那怎麼還能宣傳的下去？
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竹書紀年》傳由戰國時魏國史官所作，記載自夏商周至戰國時期的歷史，是最可珍貴的史料。上古時代根本不是儒家說的那麼淳樸，而是與後世宮廷政治一樣的血腥，但是孔子為宣傳自己本善論見解，為引證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與今世的“禮崩樂壞”相比較，不惜篡改古史，以什麼“一字褒貶”、“為尊者諱”等等宣傳手法編注春秋，為後世史學家所效法。春秋筆法誤人，一至於斯，這一點可以禪讓為例來說明。禪讓在儒家倫理道德治國體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禮以仁治國的典範。《竹書紀年》上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還說“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舜，顯然是舜監禁了堯，流放了堯的兒子才登上王位的，哪裡有什麼禪讓？《韓非子·說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儒學作為國學，《竹書紀年》衝破了儒家古代歷史道德體系，《竹書》在宋代的被亡佚絕非偶然。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學居於正統。與儒家史學體系衝突極大的《竹書》理所當然地被宋儒視為異端邪說，必欲除之而後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紀年存真》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學者錮於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復亡。
孔子仁義道德史學觀給後世傳統史學帶來惡果，真相往往在史學家橡皮泥式的筆法中變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後世的史學家費大力氣去推理考證。歷史上的盜墓行為，有時也可以導致重要的文化發現。考古不斷有新發現，竹書、帛書等等古簡不斷問世，象銀雀山、睡虎地等等，通過史學家開放的心態，一定可以還給歷史一個真面目。
首先，真正的竹書記紀年，已經失傳。現在所看到的竹書紀年，不過是後人搜索散逸的竹書紀年加以編撰而成。因此，不可避免的，後人會將一些沒有證據的事情加入其中。
竹書紀年是否真實，就像尚書，道德經一樣。出土的尚書和道德經和現在的尚書 道德經內容有很大差別。
因此針對這竹書紀年中很多存疑的事實，王國維等以考證方式編輯出具有相互文獻考證的主竹書紀年，即古本。
因此，如果要問竹書紀年內容的真實性，答案只能是有真有家，有可文獻驗證的，有無資料佐證的。如同現在的尚書，道德經和出土的不一樣是一個道理。偽造是儒家的悠久歷史傳統
這個不好說
首先，《竹書紀年》並不是考古發掘出來的，而是西晉時期被盜墓賊挖出來的，具體是從誰的墓裡挖出來的還有爭議。但一般認為是魏國史書。
其次，記載的內容和我們所認可的史籍有出入。在太康失國等很多問題上都有不同，史學家也在吵，哪個可信。
第三，來路說不清。宋代官修的《崇文總目》都不把《竹書紀年》放進去。說明倆問題，要麼宋代這套書就已經失傳了，或者當時人認為它是偽書。無論是哪種情況，對《竹書紀年》來說都不是利好消息。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信。
首先，文字上就很對的上。竹書紀年的文字記載和很多青銅銘文，能對的上。
第二，我們夏代史料太匱乏了，而《竹書紀年》有能填補一下空白，而且記載的與我們傳說的的差別並不是非常大